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方法、内容、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计划和学术的关系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包括具体的项目计划到整体的长远规划，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计划往往距学术较远，而距政治或现实需要较近。官方所关切的，学术界不一定关切；学术界关切的，官方却不一定重视；而以官方为主体制定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计划或规划，虽然是学术界要“项目”的对象，却往往不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看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这种毛病一目了然）。学术界对计划有一种“非学术”的或“官方”的感觉，由此而导致了一种现象：许多计划和规划中的重大内容，学术界不觉其重大；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的研究课题，又与计划和规划无缘。WwW.11665.coM
计划之所以距学术较远，在于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官方的政策。在计划的制定中，虽然也有专家参与，但是，参与的专家往往是有选择的。坐“冷板凳”的专家一般都进入不了制定计划的圈子，即使他们有制定计划的建议权，其建议也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而学术上的创新，多数是“冷板凳”专家的事情。另外，参与制定计划的专家，一般都是“权威”级人物，而学术权威（即使是胸襟十分开阔的权威），由于长期的学科浸淫，会不自觉地畛域自封，对计划制定造成相应影响。各种学术计划和规划的偏差，往往与此有关。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管理的本质在于规范。创新往往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如果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它的学术意义就已经在消隐，而社会意义在凸显。计划和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对于创新往往不予支持，这是造成计划与学术脱节的一个内在因素。
计划的制定如何能够与学术进展合拍，值得探讨。在学术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十分多见。即使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这种现象亦非例外。美国自发形成的硅谷红红火火，而日本政府规划的筑波科技城则冷冷清清，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各级各类社科规划的制定，应该汲取这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项目和成果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存在着项目与成果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重视项目，而这种重视，也存在一定问题。正如一个学者所言：对项目的评价，就像一个对刚刚怀孕的妇女评判她是否能生出一个天才一样难。
项目往往是“官方”的，主旋律的，因而，项目的成果，在官方的支持下，部头大，印制好，加上足够的宣传，往往规模宏大，先声夺人。但问题在于，项目成果的本身，有许多只能根据“官方口径”，政策含量偏大，学术含量不足，外表的辉煌下面是思想的贫乏，学术界也对这种项目成果并不十分看重。
真正在学术上有影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成果，却往往进不了所谓的项目，从研究到出成果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功成名就”的学者，可以进入项目，也可以结合项目的完成，出一些高质量、有品位的成果。但是，那些开拓性极强、极富新意的课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要进入官方的项目则更为困难，只有已经获得了突破，取得了“圈内”的承认，才有可能立项。而一旦取得“圈内”的承认，其学术思想的最辉煌部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以后的项目，则属于“锦上添花”性质而非“雪中送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中的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项目。在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出一些平庸之作完成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则又为主持人争取新的项目奠定了基础，以后争取项目更为有利，形成项目成果学术质量锐降的恶性循环。
三、大和小的关系
受自然科学重大发现推动整个科学体系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强调重大课题的研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什么才算重大？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思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只不过是给一个妓女作传，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目，根本算不上“重大课题”；甚至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能否进入我们的所谓“重大课题”也有问题；考古学界推崇的夏鼐先生，用来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几块陶片，而这些陶片在出土时，丝毫也没有“重大发现”的迹象。类似于这种小课题做出了大文章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比比皆是。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研究方法往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小题目做出大文章。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取的年代，是一个毫不起眼、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年代；所取的史料，无非是一些宫廷和官场的琐事，鸡零狗碎。但是，作者却从这种“小”里面发掘出了“大”，写出了明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鲁迅的《一件小事》，写出了散文名篇，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阿q，写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典型的人物。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几乎都是零零散散的小事，却写出了学术阐释的新境界。就连马克思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也是从最简单、最一般的商品交换入手的。因此，对于“大”和“小”的关系，我们亦应重新审视。
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学术识见和功力。功力不够，识见不广，缺乏学术上的深邃和敏锐，“大课题”也做不出好文章，相反，“小课题”却能出大成果。从管理的角度言，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大小观”予以调整，不再过份强调“题目”的重大，而是注重“成果”的重大，使管理行为真正起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
四、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大体上，管理部门往往比较强调集体攻关，主张集中力量进行重大项目的研究，而个人研究一般得不到必要的重视。问题在于，是不是集体攻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管理学家西蒙，把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中，一般都能排除价值因素，只关注事实因素，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难排除价值因素。即使如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官僚组织理论研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偏好。笔者认为，在能够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在不能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个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众所周知，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事实的认定上比较容易，而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价值的认定上则极为困难。人文社会科学的集体项目之所以难以组织，学术观点上之所以难以统一，除了学术以外的原因外，往往产生在价值判断的不同上。一个集中了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公文，但却肯定不能写出很漂亮的小说或散文，其原因就在这里。在价值因素远远超过事实因素的人文学科，提倡集体攻关，充其量只能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味道极浓，顶多只是教材一类的成果，而在以事实因素为主的部分社会科学（如采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则可以形成较为重大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门类、不同课题予以区别对待。
笔者以为，在文史类学科不宜片面强调集体攻关（除非是编写教材），而应当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有那种确实是因为学术见解、研究思路极为靠近，完全是出于学术原因走到一起的课题，才可适当组织集体研究。即使是在集体研究中，各人的思想脉络也应明确清晰。一般情况下，“拉郎配”式的集体项目，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在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部分社科类学科，则可适当提倡集体攻关，但由于其依然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其作用，仍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研究方式。根据不同的学科性质和课题类型，恰当鼓励个人研究，是人文社科管理工作改革的一个思路。
五、研究和宣传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评价依据什么，这也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主要盛行两种做法：一是看杂志或出版社等级，二是看书评、索引、摘引和转载。除此之外，报刊的宣传介绍以及获奖情况，也对评价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评价，主要适用于宣传，而不适用于研究。
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确实和论文著作的质量有关联，一般来说，高层次的杂志（如所谓权威杂志、核心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数质量较高，高水平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的著作，多为上乘之作。但是，普通杂志和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东西，也不乏学术上的创见。特别是因为高层次出版机构的规范性要求，一些非常活跃的创见，往往受到限制。例如，前些年的《读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可能不比《中国社会科学》差，但在杂志排名中，《读书》却上不了“档次”。科研管理中按杂志和出版社等级的排名，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与学术见解无关，对于推进学术思想的发展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
好的书评，确实是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依据。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如今的书评宣传因素过多，真正属于学术性的书评十分少见。摘引和转载，确实也能起到学术促进作用，但不可一概而论，如《新华文摘》的转载，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但是，无可否认，《新华文摘》的转载，其指导思想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学术只能屈居第二。我们不必要、也毋需要改变《新华文摘》的办刊方针，它本来就不是为学术评价而是为现实政治办的刊物。因此，参照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建立一个我国人文社科的学术性检索系统，有可能给我国人文社科评价提供较为客观的基础。
至于报刊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媒体炒作性质，学术评价不仅不能作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防止其对学术评价的误导。北京老山汉墓的报道，就是这种媒体炒作的明显一例。而社科成果的获奖则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比较规范的奖励，具有较重要的学术评价性质，有些评奖则五花八门，其目的往往不是学术性的。
从总体上看，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依据，目前的明显偏差是宣传性居多，学术性偏少。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管理，涉及到多种因素，较为复杂。但是，如果不解决一些基本的认识问题，就有可能导致管理的偏差乃至失误，甚至会使人文社科研究出现部头越大、水分越多，外表越精美、质量越低下，炒作越厉害、内容越贫乏的现象，产生出更多的"学术垃圾"。
当然，人文社科研究的管理，很难达到一个理想模式，从根本上消除上述弊端也不现实。不过，有关方面应当对上述问题有足够的认识，以调整管理思路，尽可能地消除过大的偏差。譬如，在计划的制定和项目的设计上，可以用宏观方向的确定取代具体课题的确定，在成果的评价上，少一点政治因素而多一点学术因素。西蒙在管理学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最优型决策和满意型决策的区分，认为最优型决策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实际上无法达到，而现实中的决策都是满意型的，即能够满足最低需求以上、可以接受或可以容忍的。人文社科研究管理，也应该尽可能达到西蒙所说的"满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