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上海宝贝》、《欲望的旗帜》等90年代上海作家的文学作品和上海的文化景观进行文本分析和精神分析，简要谈讨了90年代以来夜上海的空间构造和文学想像问题。夜晚复兴着上海居民的往日情怀，也在重构一座国际性大都市的生理界限和精神气质。夜晚无限增殖了距离，也无限扩张着欲望的半径，它依托于都市建筑的象征图式，与后者擦出的火花正在孕育出更为柔情，同时又更为张狂的地理格局。
　　研究夜上海中发生的捉摸不透的秘密也就是要更深入到惊慌的源头，追溯这一文化空间形成的话语机制、身份处境和心理惯性，为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写下一个旁敲侧击似的注脚。 
    关键词：夜晚、公共建筑、现代性、观光者、流浪者
    这时华灯初上，商店的霓虹灯像碎金一样闪烁。我走在坚硬而宽阔的马路上，与身边穿梭的成千上百万的人群车流相互融合，恍若人间爆炸的星河。城市最动人的时分降临了。1）
    这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畅销小说《上海宝贝》中一个貌不惊人的自然段。可以想像一下，黄昏时分，穿着入时的倪可小姐迈着略有些固执或者倨傲的脚步，从咖啡馆中婀娜走出；她的眼神被车水马龙的大都市风光所浸染了，带着她的凄切无助和自悦自喜，她在夜色裹挟的暖风中迷醉于一个城市一以贯之的优越感。
    倪可/卫慧小姐为之后将要降临尘世的一段光阴冠以“城市最动人的时分”有没有一语中的其实无关紧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温柔而又疯狂的夜晚在上海的文化构成中已成为了一档“收视率颇高”的固定节目。wwW.11665.COM城市中的居民们并没有多少闭门索居的理由，而是非常自愿地，有时候甚至是怀着一腔热忱地投入到夜晚的怀抱中去。
    在30、40年代的旧上海，夜晚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霓虹灯“射出火一样和青磷似的绿焰”，2）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它们发出的光刺痛了无产阶级的眼睛，使得若干年后伫立在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战士认可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称谓――“霓虹灯下的哨兵”，霓虹灯似乎才是他们专政的对象。在茅盾的小说中，霓虹灯不仅与汽车、洋房、沙发、香水、高跟鞋……一样是“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象征”，3）它与“子夜”这个时间名词有着更为亲密的因果关系。在照亮千家万户的电灯之后，霓虹灯的闪亮登场昭示着公共领域的夜晚也已脱去了束缚于其身上的时间枷锁，在经济大潮中显出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力。这意味着霓虹灯除了具有照明的本质性功能之外，更在功能之上镀上了一层优势地位的黄金。这些勾勒商业场所建筑轮廓的灯光线条是社会意识工程的一个视觉要素，所有的努力都在吸引外来的朝圣者成为这个城市意识形态上的奴隶。这种控制似乎远比其它制约性因素来得有力，它们粉碎了黯淡油灯的古老制度，在不断地挑逗着人们生出一种迅速融入其中的强烈欲望，既包括政治和经济的，也包括生理意义上的。
    霓虹灯如钢筋一样支撑起了夜晚的公共色情体系：夜总会和舞厅总是给人以“经济唱戏，小姐搭台”的印象，交际花和妓女在赋予她们合法性地位的夜晚土壤中四处绽放，这对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3、40时代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在前现代社会中，“八大胡同”之类的色情场所还被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固定区域之内。但在霓虹灯的推波助澜之下，早已没有安全地带可言。在遭受保守的观察家以道德“警棍”为武器加以唾骂的同时，霓虹灯却如一把内窥镜，将原本阴暗的一面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新时期的上海似乎又走到了时间的轮回点上，正在唤醒沉睡已久的亡灵。《上海宝贝》被归入渲染情色的禁书之列正好呼应着室外明目张胆的“花花公子”行径，宣示着欲盖弥彰似的写作方式正逐步被公开的“性爱霓虹灯”所取代。卫慧笔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性本论”主义者，她需要的家与传统意义大相径庭，“与血缘无关，但与爱情、灵魂、喜悦、第六感、诱惑法则、不明目的的飞行等诸如此类的东西紧密相连”。4）这位文化嬉皮士否决了家的固定模式，而倾向于不断地翻新花样，让它随着心情的变换而不断模仿“他处”的居住环境，充当起心灵上的“文化贩子”的角色。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观光者，一种则是流浪者。5）毫无疑问，在上海宝贝们的身上就存在着混合了观光者和流浪者双重形象的复合性人格。作为热衷于猎奇的观光者，她们总在寻找属于她们的传奇，看似平顺的行动却在将观光者诱拐入一个又一个光鲜亮丽的圈套，不论这些圈套是非理性的冒险，还是理性的获利行为，观光者都很难从中跳出。同时，视觉诱惑又在有效地破坏着观光者与辨知能力之间的美满婚姻，使他们震惊，继而让他们心如狂潮，油然而生一种晕眩之感，不自觉地做起“海上繁华梦”来。
    此外，夜晚“置换了风景和观光者”。6）在日光的照耀下，身体运动的矢量是明确的，是纯粹的通往，但在夜晚，一切都变得模棱两可起来，目的地淹没在梦境般的远方，仿佛秘密通道，仿佛挥之不去的幻视与幻听。行走在夜晚的观光者是一个与风景杂交的混血儿，他们在明灭闪烁的灯火中走上了一条变身之路。《绿茶》中赵薇所饰演的角色在白天是一位淑女型知识分子，在夜晚就摇身一变为放荡不羁的“夜总会女郎”，这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都得拜夜晚所赐。公共建筑和人一样，在争取最大限度上的“自毁形象”。夜晚的外滩脱胎换骨，在我们的记忆幽谷中呈现一派曼妙多姿的风景。光线的部分缺席使夜晚有能力无限增值距离，黄浦江对岸的高楼变得遥不可及，江面宛如天然的屏障，让观光者们“望洋兴叹”。对一个城市的崇敬之情再次推向了高潮，因为场所的震撼性与人们与它“去神秘化”程度成反比。同时，外滩的观光客都坚信自己像广场鸽一样点缀在人群聚集之处，起飞、滑行、降落，集体行动伴随着动物性的冲动，以一种个体的理性之姿汇聚成整个城市的狂潮。
    观光者的自作多情是梦幻城市的有力武器。而作为流浪者，她们被城市的碎片所分割，街道宛如一把把锯刀，将暴露在室内的公共建筑和行人形塑成不同类别、不同物态的生命体。她们频繁现身于各种通宵营业的酒吧、舞厅、餐馆和沙龙，以上海特有的轻佻，或刻意、或即兴地，以主体的勇毅气概担当起夜晚的歌赞者角色。这些公共场所是一个巨大的连锁工厂中的每一架车床，倪她们感受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焦虑，飞翔后坠落于地的粉身碎骨感。无论是急切的呻吟，还是轻快的狎昵，都仿佛处女初夜般的让她刻骨铭心。公共场所的下半身被黑夜的遮羞布所蒙蔽了，卫慧毫不忌讳地将笔下的棉花餐馆称之为“杨梅大疮”，而在怪异风格的随笔《地址素描或戏仿》中，诗人陈东东用隐喻的方法刻划了一个手淫场景：“她的方法总是有效的，她充分地打开了花园的每一个色情的毛孔，出汗、又出汗、吐故纳新”。7）从随笔的指向可以清晰的看出，花园是城市的别名，在某种刺激性力量的激励下，色情的毛孔在度量着现代制度下的个人责任。与护士帮助下的手淫相对应的是性爱的自娱自乐，它进一步将两个人才能完成的游戏简化为个人的“销魂时刻”。与观光者的集体行为不同，流浪者往往缺乏可以成伴的同行者，他们孤独的身影和隐匿于黑暗中的自渎者只是象棋棋局般的不同布局罢了。
    流浪者置身于――但又不属于他的――花花世界中，面对无度的激情和能量的无用消耗，既渴望融入其中，又在外部世界的空间语境中迷失，内心中充满了害怕或恐惧的心理反应。流浪者常常有一种临空蹈虚之感，他们不是居无定所，就是在文学上是个怀疑论者。波德莱尔超然地、疏离地注视着包围着他的这个世界，所有的景象都那么不真实，仿佛是魔鬼布下的骗局。似乎只有摒弃它们才能获得黑暗中的洁白之躯，换言之，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是个悖论：他不用自己的手来摧毁它，就不能获得使自己存在的正当理由；然而这个世界又宿命般地成为了他写作的履历。正如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所指出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中的散文诗既实现了一位都市现代性诗人的纲领，也实现了一种邪恶而神圣的美的最普遍方案，这种美是对立面统一的悖谬之地”。8）同样的，上海宝贝们动荡不宁的个人经历在文本中得到了最忠实的体现，相对于性爱想像的大而无当，这种在选择伫留地和生活方式上的触痛感却要切实的多。普通人所遵从的道德洁癖在她们身上是看不到的，她们不停地在城市的角落中游走，仿佛发生着某种化学反应，一种情调空间就预示着一种感官刺激：咖啡馆是味觉的，电影院是视觉的，舞厅是肢体的狂欢，卡拉ok则是嗓子的表演，她们生活在经济情感的暴风雨中，生活在争夺抚恤和放纵的混乱之中，这种斗争和抗议在唤起她们的美好情感的同时，也激发了非常阴暗的生理本能，正是这种“痛并快乐着”的矛盾状态使她们既愤世嫉俗，又乐此不疲。
    夜景已成了整个城市的怪癖。甚至以象牙塔相标榜的大学校园也不能免俗。格非的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开篇就是一段夜晚中的悬疑一幕：
    时间已过了午夜两点。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呢？屋外下着大雨，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他听见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树枝上，落在花丛、遮阳布以及门房的屋顶上。一辆救护车冲开淤积的泥水，从楼下呼啸而过。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像是有几个人在雨中争吵，只是声音听上去不很真切。9）
    夜晚是许多推理小说的规定动作，黑暗被拭去的越多，它就越是呈现出其特殊的轮廓。出于相同的目的，格非将小说的开头布置在一个颇具神秘气氛的场景中，制造出悬而未决的惊恐效果，于是，“午夜凶铃”就那么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首选题材。
    在《欲望的旗帜》中，纯洁的最后一块领地也已分崩离析，人们各怀鬼胎，各自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贾兰坡和胡河清都死于细雨霏霏的夜晚。夜晚仿佛具有了一种审判的职能，似乎并不是内心的绝望让他们选择了一条投身于虚空的死亡之路，而是夜晚之手在背后推动着末日的车轮。夜晚对胡河清而言一直是一种秘密的隐痛，失眠让他不厌其烦，而不可遏制的梦境则使他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夜晚是胡河清的精神鸦片。上海的夜晚对于一个以古典生活为最高生活目标的学者来说难道不正意味着一场劫难？10）当然，这并不表示贾兰坡是以胡河清为蓝本的小说人物。就精神质地而言，两者可谓天差地别，在胡河清，跳楼可以看作是高蹈者最后的抗议之声；对面目可疑的贾兰坡，夜晚的神秘死亡却只能让人联想到一些不堪入目的丑闻上去。一个为古典的尊严做了王国维似的“以死相争”，一个却担当起为城市生活的通俗性辩护的“御用律师”。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似乎都掌握在理性个体的手中，但城市（特别是夜晚）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催情剂。
    贾兰坡的寓言透露出城市夜晚的双重性质：偷情与密谋。偷情一方所有的夜晚都向偷情的另一方开放，那是两个相爱而又不能公开的人之间 “厮混”的节日。偷情的后果往往会导致动机不明的谋杀，它是悲情密谋的必然结果。在30、40年代上海和19世纪的巴黎一样，小酒馆是地下党人天然的堡垒，他们紧张的神经在夜晚黯淡的灯光掩护下，肆无忌惮地策划出一次又一次暗杀或叛乱的图纸（娄烨的《紫蝴蝶》将情欲和恐怖主义混为一谈可谓一石二鸟之计）。80年代之后，夜晚则逐渐蜕变为犯罪高峰时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文学形象中的受害者，其戏剧性的一生在夜晚中落幕：“王琦瑶眼睑里最后的景象，是那盏摇曳不止的电灯”。11）一个被刺激得兴奋起来的城市夜晚堆积着各种可能性因素，它们经过密谋之后开始摧毁任何一个没有防备的肉体和灵魂。
    摧毁的极端莫过于死亡。贾兰坡俯卧于三楼的阳台上，而第六代导演娄烨的成名作《苏州河》则试图以影像的方法来解读这座城市的标志性河流，其结局也是悲剧性的幻灭。这条当时还是廉价的河流演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在影片的前半部分，朦胧的爱情以密谋绑架为桥梁，在暴力的胁迫中却变质为一种奇妙的黏性物质。“这是一种梦魇的感觉”，12）程青松这样来表达他的观感。恰似一场噩梦，《苏州河》记录的是一个城市的倾圮过程：未治理前的苏州河上满是垃圾，污秽不堪；它是一条悖谬的河流，河流所应该具有的光亮明净的质感在这里荡然无存，一切都是灰色的，仿佛一场苦役，或是暴风雨来袭前尘土飞扬的黑暗场景。
    第六代导演总在抵制着城市的商业氛围，将镜头对准底层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城市化进程的现代特征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小武》和《站台》是被现代性的推土机彻底摧毁的影像废墟，《十七岁的单车》更是以灰色伦理为叙事基调，踽踽独行的寂寥黯然者和他心爱的自行车全都成了现代城市的牺牲品。在王超的《安阳婴儿》中，一座筋疲力尽的小城和其中两位不走运的居民既是在演绎着一场奇异的旷世之恋，也在将矛头指向这座城市的工作伦理之上。在影片中，他们被城市的生产机制所抛弃，一个下岗失业，一个靠出卖肉体维持生计，这是城市发展的过程必然要发生的阵痛吗？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个城市风驰电掣般的进化速度，外观上的优雅气质隐藏着内部的阴鸷、卑微和贫乏。建筑的复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它们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鹦鹉学舌，在这个意义上，“镜子”作为一个城市中通用的隐喻而呈现出其价值来。
    城市中玻璃表皮的建筑已是屡见不鲜，它们以其对光线的敏感反应而著称于世――在日光和夜晚的灯光中显得晶莹剔透、风情万种。以其明净如水晶般的质地，玻璃多少平息了一些人们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鼓荡难平的焦虑情绪，但它们又是一种屡试不爽的美学添加剂。建筑师从来没有站在现代性的反面，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建筑变身为一种销魂夺魄的“尤物”。在上海的小资场所中，夜晚和午后一样带有浓浓的慵懒味道――我们在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中已经领教了它的杀伤力――仿佛在成群结队失眠的人群中施加了催眠的魔法，由于催眠曲的轻轻哼唱，才使得咖啡的兴奋效果被抑制到了一个不至于危险的界限上，而蹦迪更为躁动不安的灵魂制定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发泄掉剩余精力的夜生活场所。夜幕下的上海俘虏了众多脱去白昼面具的个体（他们很可能会像《绿茶》中的赵薇一样戴上另一副面具），他们在玻璃长廊、玻璃穹顶、玻璃住宅、玻璃浴室中看到自己的脸：贫血、阳痿、哮喘或者亢奋、颤栗、春光乍泄――都市颓废病的典型症状。
    作为运用光线的大师，安藤忠雄（ando tadao）无疑与那群城市夜生活的积极响应者划清了界限。他的作品，不论是“光的教堂”还是庭院牧师住宅，都充满了宗教般的澄明之光，它与世俗利益无涉，建筑的语调是清澈透明、平实、点到为止的，在现代主义的外观下，安藤忠雄将光线置于一种敞开心灵的场域之中，尽量用自然光给人宁静安祥之感。在这些外观绝不张狂的建筑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一种光的宗教般的震慑力，它与都市中的文化景观并没有太多的瓜葛，却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模式的可能性：人造的石头与自然界的石头不是诅咒与被诅咒的关系，它们相互爱着，和谐而富有力度。虽然安藤的建筑在对当下的社会发言时并不显示出多少优势，但却总能使奇迹降临。13）
    这样说并不是彻底否定都市建筑存在的社会学意义，确实，正如朱剑飞先生指出的，社会运作与建筑空间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对位关系。14）建筑空间不应由设计师单方面负全部的责任，它们不仅迎合着市民阶层的口味和需求，也是政治性活动和整个社会运作在建筑中的反映。神圣的宗教性仪典让位于市民阶层的婚丧嫁娶、居住和停留，它既是个人化的，又是社会共谋的结果。它具有双重性，写字楼式的建筑作为一个集合体而存在，它被分化、包裹、防御和颠覆，公共建筑的围合既构成了一个开展工作的空间，又阻碍着它与外界的交流。
    市民阶层一直是一种威胁性――而不是维系性――力量，它们反抗着压制，要求建筑的民主。公共建筑的激情在大众传媒的公共舆论中得到了文本或口头上的表述，后者作为一种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加强或者削弱着公共建筑的权力范围。经济并不是唯一凌驾于设计师之上的决定性因素，意识形态保持着建筑的连续性，在公共交往过程中，建筑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总在谱写着各种各样的office情话、政治空间的丑闻、旧城市保护的“投诉和反投诉”以及独立艺术工作者的愤怒与揶揄。
    现代建筑必然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当工人新村携带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余威粉墨登场时，它们象征着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在政治上的倾向性关怀。建筑总在不稳定的利益均衡中勉力维持着社会繁荣的假象，希求着赞同票和反对票之间达成某种意义上的妥协，而它们的背后往往是间歇性的叛乱和冲突。
    按照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说法，建筑就是一段“空间文本程序”。15）当年是工人阶级老大哥一枝独秀，“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一律要下放到牛棚之类的“违章建筑”中去；如今则是市井小民对夜晚的猎奇本能在迫使着建筑向夜生活倾斜。“内衣外穿”混淆了私密性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生理界限，而夜晚和白昼时间上的倒置又使公共空间的面目晦暗不明（在前现代社会中，夜晚是私密性空间的专利）。纯粹意义上的大众浴室以惊人的速度失去它的“观众群”（“洗澡”在杨绛先生的记忆中早已化身为一个政治学名词），另一类以洗浴为幌子，以人际交流为宗旨的桑拿浴室则大受欢迎，它们给人的印象总是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
    社会的公共化程度和权力机制密切相关，在前现代社会中，私密空间代表着王权政治，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关系在社会中影响着人与人的交往。公共空间的实质要求社会的平等和民主，要求社会向贵族之外的市民开放。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人物，哈贝马斯显然推崇这样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空间。16）在上海，空间的公共性正在迅速的变味之中，空间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不仅没有在经济上消除或减缓两极分化，反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变成权力和地位的表征，人们只能以发泄生理的渴求来减轻生计上的压力。在这里，高楼所象征的“节节高”的经济魔力和身体欲望的表达划上了等号，以至于人们近乎职业化地崇拜着高楼，同时又无限地憧憬着以夜色迷离为表征的刺激和新鲜：一夜情尽管还是大多数人黄粱一梦中的艳遇，却在文本中被想像成黑暗中的甘美之泉，是应该属于我们的游戏和财富。在一夜情开始成为公共话题之前，失眠已经是一种屡见不鲜的流行病。午夜热线的铃声在城市上空盘旋，一档名为《相伴到黎明》的广播节目为失眠者带来了些许的安慰，某位节目主持人的冷漠和尖刻，或者修辞上的诡辩术，也让他们激动莫名。17）
    建立一个社会福利国家的理想应该真正成为堆积公共建筑的话语砖石，只有它能领悟到公共性的民主含义，为社会的正义提供一个参照文本。对于以上海为代表的发展中城市来说，它所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在《欲望的旗帜》的后记中，格非这样来总结他写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出发点，这些话似乎也可以用来总结整个90年代夜上海的空间构造和文学想像：
    ……这部作品外表的讽喻特征也许掩盖了我写作时的基本动机，事实上，它只是一把刻度尺。我想用它来测量一下废墟的规模，看看它溃败到了什么程度……18）

  注  释：
1、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8。
2、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页1。
3、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5。
4、卫慧：《上海宝贝》，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21。
5、参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及其缺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6、陈东东：《词的变奏》，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页95。
7、同上，页113。
8、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页61。
9、格非：《欲望的旗帜》，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3。
10、胡河清：《灵地的缅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页5、7、19。另可参见拙文《梦在无梦的夜里》，载《外滩画报》，2004年4月21日，d10。
11、王安忆：《长恨歌》，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页384。
12、程青松、黄鸥编著：《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5月，页259。
13、参安藤忠雄：《安藤忠雄论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14、朱剑飞：《天朝沙场－－清故宫及北京的政治空间构成纲要》，载《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页284。
15、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101。
16、参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页264。
17、当年的叶沙是个非常独特的节目主持人，她那知识分子般的清高姿态却没有阻挡住听众的热情，即使他们千辛万苦打通这个电话只是为了遭受一顿冷嘲热讽，或是粗暴的拒绝，他们也要以卑微的受害者的口吻来倾诉他们情感上的冒险。
18、格非：《欲望的旗帜》，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页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