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人类前工业时代就已产生大都市,但因时代的局限性未能按历史的轨迹延伸下去。自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的一些都市在商业殖民主义的推动下,在彼此相互竞争、内外矛盾的交织中日益呈现现代的都市的“胚胎”，而现代大工业是使这些“胚胎”成型的最终的决定力量。正确地认识现代大都市发展的起源，有利于我国从历史宏观角度把握对国际大都市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以便为我国建立国际大都市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字】  国际大都市   前工业时代  商业殖民主义   现代大工业
 
国际大都市研究已成为学术界争相关注的焦点，已呈现方兴未艾、炙手可热之势。有关这方面的专著目前尚未多见，但论文却是汗流充栋、著述颇多。大多数是探讨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大都市的特征、性质、发展趋势，特别是信息化时代西方大都市发展的模板，然后对所构建现代大都市理论和政策进行能动地“复制”进而在中国特色的大都市发展的蓝图上粘贴一下，从而形成中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发展之路。借鉴西方大都市发展的经验固然要提倡，但学术界对国际大都市的滥觞的问题关注不多，没能从历史视野看待，实乃遗憾，本文试图探讨，对国际大都市产生于近代西方的历史原因的问题，其着力点在于论述自商业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大都市谁主沉浮的历程，并分析了这些大都市为何在商业殖民主义阶段向现代工业主义阶段转型经历中，产生不同命运的根源。
一
国际大都市的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大趋势。wWw.11665.COM“无论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还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大都市对全球社会转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因而世界各国把建立国际大都市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城市化的一个必备的举措。可对于大都市的标准和目标，存在诸多分歧、莫众一是。大多数认为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应该是“以第三产业和服务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格局模式，形成地区或全球经济、信息、金融、贸易、人才的枢纽的核心”（2），应该说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城市发展观，可是要完整地诠释大都市的理念，仅仅从当前大都市发展结构功能特征，一维的参照坐标进行理解是不够的，应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时空流动的多维的角度来追溯大都市发展的渊源，揭示大都市发展的规律。实际上大都市并不是二十世纪的“新宠儿”，在前工业时代，大都市的萌芽就已诞生。在人类的进化论指导下的轨迹流程中，特别是新航路开辟扩大了人类交往的空间后，大都市影响日益突显，而最终由大工业机器这个新上帝“鬼斧神工”地塑造出现代大都市这个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品。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特说“城市的本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的投影”（3）同样，社会经济结构极其运行方式每一次变迁也推动着城市的转型，从而在多样化的历史空间里呈现出多样化的性质、特征、功能。那么，集聚化功能张力更大的大都市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产业结构变迁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4），每个历史阶段的经济结构的内核特征决定大都市的功能的地壳式运行方式，现代国际大都市就是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活动方式的演进中螺旋式上升发展。
二
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小生产的经济结构基础上的，因两次社会的分工产生剩余产品和财富的增加，导致商品交换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因商品经济和军事防御、政治统治需要产生了古代的城市，当然也产生了具有很大规模的大都市，如唐朝的长安，元朝的大都，西方的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它们都是各个时代享有盛名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发挥政治、军事、文化、宗教中心的功能，而且也体现了对地区经济活动一定的集聚整合的功能。如罗马帝国“它的势力和规模使它控制了贸易、交通要道使整个地中海地区统一市场形成了”（5）。前工业文明兴起的这些大都市，可看作是各个王朝帝国繁荣昌盛的标志，它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堡垒，而且也发挥地区经济、贸易、商业的聚合的经济性功能。但是这些大都市的经济，所释放的能量是难以与现代意义上的大都市望其项背的。“在前工业社会，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不过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6）。因而扎根于农业生产和嫁接之上的手工业，所生产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含量以及商品活动波及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这样的大都市，其本身经济结构的落后性难以产生社会经济生产的中心，进而对聚合扩散地区社会经济贸易的范围是有限的，而运行这种经济活动的手段方式，大多数都体现着军事、政治行政性或自给自足性的非市场化的色彩比较浓。以东方大都市更为突出，“中国传统城市消费者的主体是自己自足的权力者和财富所有者，即生产者是靠自己参与农业生产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料，而所有者统治者是通过超经济关系以贡赋形式获得。”（7）这种在权力化下单向的进行经济运行方式，是中国古代城市商品经济落后的一面。
除了经济活动能力的脆弱性这个“软伤”之外，这些大都市发展还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当时世界交通方式的落后和征服自然地理障碍的能力的不足，使大都市无法让彼此在相互隔离、各自分散的经济活动中整合起来，发挥巨大的聚集和辐射功能。因而前工业文明大都市经济结构的农业性、小生产型，经济运行方式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这种城市性质和功能使城市的空间布局呈现简单、粗糙，平面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前工业文明城市自然布局和社会结构与现代城市工业城市迥然不同，当时城市中心主要具有宗教职能。”（8）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并没有产生很大诱惑力的力量进而能整合大量人口，相反城市被认为是“最肮脏的地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前工业时代的这些大都市总体上处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且存在着对周围农村腹地经济严重依赖，自身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导致对农村拉力的作用不强的情况。与此同时，农村生产技术水平的低下对人口、资源、财富推力不够，经济集聚功能不强，这样的大都市在和平环境下随着帝国的扩张尚能维持一时的繁荣，但一旦面临自然灾害、对外战争受阻以及王朝兴衰带来的政治权力的变更时，它们所承受其破坏力就显得极其脆弱。罗马城由于蛮族的入侵而衰落不堪，君士坦丁堡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退而江河日下，中国历代古都，都因王朝变迁的权力失衡而衰落。

三
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基础是从近代工业文明开始的。而近代工业文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母体发育而来，而传统农业手工业小生产方式向机器大生产转型，必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所引起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的环境里进行。肇始于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欧洲的重商主义活动及其衍生的殖民主义活动对于大都市产生发展了巨大了历史性作用，因为商业殖民主义活动产生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联系的加强。“商业资本主义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是有限的，财富的积累方式是占领供应地和竞争对手的市场，而这种领土和物品的竞争成为西欧十五、十六世纪探险进行远洋航行的原动力”（9）。十五、十六世纪之交，西欧各国经过一系列航海探险活动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航路。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它使全球各国、各地区彼此孤立的活动逐渐连成一体，一个正直意义上的全球世界历史开始了，与此同时它也为欧洲的大都市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从此以后，欧洲对美洲非洲的殖民掠夺加速了大西洋沿岸的贸易网的形成“美洲的黄金冲车欧洲市场，它的玉米、甘薯、马铃薯，以及非洲的象牙，亚洲的香料既可在欧洲市场上买到”（10）。从而在大西洋沿岸一些地理位置比较好的港口，利用商贸发展机会逐渐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城市，如里斯本、安特卫普、伦敦等。同时欧洲贵族君主们为满足自身奢华的消费，需求和增强对外竞争力，纷纷成立了一些从事国际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公司，如英国的冒险商公司、东印度公司、法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这些公司兼有商业和殖民的双重性，从而能形成商业和殖民主义双向互动，这样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那么自然对于城市经济聚集能力提高，是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公司远洋贸易开展有助于殖民帝国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它高利润的贸易网使城市财富的增加和聚集成为可能。”（11）当时欧洲城市无论从规模上量化比较，还是从经济活动辐射能力的质量层次来说，都处于世界领先。世界最大的十个城市全在欧洲。我们可以从荷兰的安特卫普中的一斑，可窥见欧洲城市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十六世纪三十年代，按特为扑盛及一时，帆墙如林，万商云集，城市交易所的墙上赫然写着为了各个国家和操着各种语言的商人的利益”（12）。
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大都市已呈现出现代工业大都市的某些特征：发达的贸易网络，通过殖民掠夺征服，垄断贸易形成了财富的高度集中。在世界范围内，已依稀形成了西欧和亚非拉的“核心——边缘”等级模式，这样为国家地区枢纽中心，即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向现代大都市迈进奠定了前提。可以说，现代欧洲的许多国际性大都市都是源于那个时代发展起来的。然而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都市与现代国际大都市还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这一时期大都市虽然比前工业时代的古代大都市，在经济运行市场活动范围上已扩大到全球，但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经济结构基础仍然没有根本上改变。一些欧洲大都市因未能成功地由传统手工业生产向现代大工业生产转型。相反在城市内外矛盾不断消耗中纷纷衰落下去，胎死于商业资本主义纽带的腹中。
首先，它们自身经济生产能力较弱，大多数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受行会和包买商的双重剥削和压榨。生产规模小、技术含量低，这种经济水平使城市无法成为一个强大独立的经济实体。城市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前提主要是原料和粮食。当时它们基本上依附于封建主贵族的供给，否则都市经济活动就成为无本之末、无源之水。“贫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封建主贵族必然是城市商品的大买主，更何况他们一贯追求享受、奢移，若没他们的光顾，城市市场必然萎缩”（13）。对农村经济的严重依赖再加上自身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成为当时都市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在商业贸易繁荣的时候，这些都市多少还能维持外强中干的表面现象，可一旦贸易优势失去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如威尼斯、比萨、佛罗伦萨，在贸易航路转变过后逐渐衰落。
其次，早期殖民掠夺的原始性和野蛮性，给城市和贸易正常运转带来了潜伏性的危机。建立在殖民活动而兴盛的欧洲的一些大都市，其贸易活动具有短暂性和单向流动性这两个特征，这些欧洲大都市通过殖民扩张，促进国家地区间贸易的迅速发展，然而殖民者掠夺带有严重的急功近利性，缺乏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眼光，商业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欧城市对外殖民掠夺，只关注那些是否具有的地区，一旦发现就掠夺，没有建立起持久的贸易接替形式。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对被掠夺的地区实行贩卖黑奴、劫掠黄金、超经济地剥削土著居民，可“一旦财富资源被掠夺殆尽，便满载而归，对当地的经济带来毁灭性破坏的同时，也没有建立双方贸易的纽带”（14）。这种揭渔而泽的掠夺方式满足了一时贸易的高利润，可短时间的贪婪却无法培植起持久的贸易的基础，这就对那些依赖贸易为生的都市构成致命的打击。虽然后来殖民者也建立了长期的贸易据点，但是在军事手段的操作下，把殖民地的货物单向流动宗主国的都市，也是很难形成互动连贯的贸易网，这样所带来的潜伏性的危机也是巨大的。以地中海大都市尤为特出，这些大都市过分依赖外界商品，缺乏自主产业，所以“‘法兰西战争’（1494—1545）以后航线被切断，粮食供应发生恐慌，再加上英荷商业攻势导致陆路交通陷于瘫痪”（15）。
对于一些都市还有一个致命的“硬伤”，就是所经营的商品大多数属于贵族用品，普遍大众用品明显较少。“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迎合一般平民的大宗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投合少数富人奢侈品的贸易”（16）。这样，在从事经营贵族品贸易的城市里，一般的手工业的发展缺乏市场的拉力作用，再加上贵族把资金和财富进行大肆挥霍或用于对外战争，这样，一些都市一旦在其它竞争对手切断了贸易航线这个生命线，只能作茧自缚，束手待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贸易发展是大都市发挥地区经济活动中心枢纽作用的基本条件，但脱离了产生原创性增长力的雄厚实力的工商业经济，把发展命运单单寄托在风险的贸易之手，一旦地理位置优越性失去了以后，这些都市必然走向寿终正寝。这种现象在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也至少得到证明，许多城市因失去传统的交通优势之后，逐渐走向衰落，如中国东北的一些城市。相比之下，西欧的一些都市却呈现着迥然不同的现象，它们通过大力发展国内的工商业为市场扩大了空间，为大都市持续不断的发展提供了集聚力量。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日臻兴盛，发展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伦敦，它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的首都，又作为国内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所以能一直执英国经济发展之牛耳就在于，有着其他都市所难以比拟的工商业的长足发展。它的手工业技术不断更新，产品数量不断盘升，尤其伦敦的呢绒业闻名遐迩，对外出口额不断增长。“据统计，十六世纪伦敦平均输出呢绒1500-1502年为49214匹，1542-1544年为99362匹，1545-1547年为118647匹，1550年超过15万匹”（17），难怪英国人毫不谦虚的说，“用我们的呢绒把整个欧洲包裹起来了，由于穿了我们的制服全欧洲几乎成了英国的臣仆”（18）。不仅如此，英国出口的商品也包括毛织品、谷物、小麦等这些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品，同时国内也有工业发展需要的原材料如棉花、亚麻等。这显然有别于西班牙等国一向经营的高级贵族消费品和奢侈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伦敦持续不断的贸易增长在于有国内工业发展作为支撑所形成多方面互动的网络系统。“把自身置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当它以商业贸易中心的面貌出现时，发展速度超过了所有中世纪以来的西欧城市”（19）。
从新航路开辟以来商业主义盛行到工业革命前，欧洲的一些大都市星光璀璨，争奇斗艳，可因各自手工业水平、贸易的内容、方式差异致使一些大都市风光不再，销声匿迹，而是另一些大都市日益壮大兴起。但是尽管如此，中世纪商业主义大都市，其历史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们对于日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世界市场开辟为标志的，而世界市场不是乡村工业本身所能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开辟美洲和亚洲的航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就不可能初步形成世界市场，而城市在这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20）。然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历史性质的意义就是，这些大都市已经确立了世界经济贸易的中心-边缘，这个等级体系网络，西欧和非西欧地区不平衡的国际分工已初步形成。西欧国家出现一批特大型城市如伦敦、巴黎、布鲁日、里斯本的人口积聚增加、财富飞速增长，都市规模日益扩大。这些大都市与传统大都市存在本质的不同，它们在“吸引人才、资金开辟世界、征服异族的过程中发挥了综合作用”（21）。它们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的顶端，以拥有发达的贸易网和雄厚的工业实力，在后来的资本主义“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演进成现代大都市。
四
早期商业主义和殖民主义确立的西欧城市发展结构模式，“随着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到来极其产生的十八世纪的政治经济体系推动这些城市高度集聚化和复合化”，工业革命影响下的大都市，开始冲破了传统城乡关系的束缚，同时也弱化了，以往单纯以贸易为主的城市经济功能，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大都市城市。“工业资本主义与商业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财富不是通过贸易而是通过生产来获得，大规模的生产通过有组织秩序的人进行标准化的生产”（22）。而大机器生产的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诱使大都市向大都市和超大都市发展，如伦敦、巴黎、芝加哥、东京成为世界生产的中心。“大都市的性质就是从农业文明的官府院变成工业文明集散地”（23）。城市的功能由消费性为主变成以生产性为主，第二产业比例迅速上升占据绝对优势，城市居民从传统的服务性转变为生产性工人。“为了与日益强大的生产能力相匹配。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便捷地进行货物交易和资源的配置交通运输业也日新月异地在城市间发展起来了”（24）。这种快速、高校、发达的全球通讯贸易网。让这些大都市经久不衰，焕发勃勃生机。这些现代的都市的崛起开创了一个真正的现代大都市化时代，“不仅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城乡关系，而且也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也产生了连锁反应”（25）。这些大都市为满足持续不断地原料和市场的需求，通过有组织的国际分工和大规模的生产把国内外一切经济活动，消费活动加以整合。始终把自己置全球体系核心地位。所以几百年来，虽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国际风云的不断变幻，但这些城市始终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论
当我们把握大都市发展的脉络后，从历史的长时段的视野中可发现，在前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大都市建立在小生产农业经济结构上，时代局限性只能是昙花一现，。生产能力小，交通范围能力有限、市场狭小、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基本处于隔离状态下，它们只有采取军事征服或政治权力的集权统治，来安排有限量的商品进行非市场运作，满足城市的生存，因此这样大都市，无法作为集聚经济功能实体，而难以持久存在的。
商业资本主义及其带来的殖民主义开阔了世界市场的波及面，并构建了全球核心——边缘贸易等级体系，这样为大都市城市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创造性历史条件。为大工业改造提升传统都市向现代大都市转变提供了平台。从大都市发展规律轨迹和西方近代城市发展的情况。我国要发展国际大都市，就必须把自己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去参与世界竞争，同时要大力发展工商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在信息化飞速发展时代里，一方面要跟上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节奏，同时我们也要完成西方国家早已完成而我们还一直在努力实现的工业化的任务。千万不要犯盲目追求信息化，而不顾历史事实的大跃进错误。

主要参考书目及论文
（1）周振华等主编《世界城市》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美）曼纽尔·卡斯特尔著《信息化城市》江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3）（4）转引自唐恢一《城市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第11页
（5）（8）康少邦、张宁等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53页，第54页
（6）（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0页，第486页
（7）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50页
（9）（11）（14）（22）david·clark《the urban world》 th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p64，p64，p65，p67
（10）（12）（13）王斯德《全球通史——前工业文明与地域性历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页，第373页
（15）张冠增《城市发展概论》中国铁道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16）（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17）（19）（21）李其荣《对立与统——城市历史发展的逻辑起点》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89页、第90页
（18）薛国中《国际贸易与资本主义成长的关系》世界历史1989年第5期
（20）王加丰《中世纪西欧大城市与资本主义起源的关系》世界历史1998年第2期
（23）（24）任平《时尚与冲突——城市文化结构与功能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