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曾有研究者评论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妇女研究仍多属于‘妇女问题’为主的课题、项目研究，这类研究的关注点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解释或改变妇女的具体现实处境上，从而忽略了在各个学科领域内与传统知识结构进行对话和挑战这一更有战略意义的知识重构工作”（蔡一平，1999）。此话不无道理。近一两年来，这种情况出现了明显改观。一方面得益于海内外一批研究者持续不断的学科化努力，一方面与越来越多的受到比较良好的理论训练的学者加入到妇女与性别研究的领域有关。2000年，来自不同学科的妇女与性别研究者建立了“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项目组，从妇女与社会性别基础及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的纯学术的梳理和讨论，是妇女与性别研究学科化努力中最强劲的一支。
    ㈠几个概念
    ⒈学科的界定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国外传进的women’s studies被汉译作“妇女研究”，有人认为，要发展中国的妇女学，当务之急是把“妇女学”从作为问题和课题的“妇女研究”中相对分离出来。但有人认为“妇女”这个词政治色彩太强，建议用“女性学”，有人反驳使用“女性”易于将妇女“生物学化”，掉进本质主义的陷阱（蔡一平，1999）。
 
    国外有称作“妇女与社会性别学”（women & gender’s studies）的。wWW.11665.CoM有学者认为应突出社会性别这个新概念，不是光研究妇女，单纯讲女人是怎么一回事。而是研究人类社会中的社会性别关系。但为了文字简洁，主张用“社会性别学”（王政，1999：23；2001）。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更需要讨论的是，“女人”、“女性”、“妇女”，从传统到当前的中国，究竟被赋予它们什么涵义？因为在不同的环境下使用，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作用、策略和效果（周华山，1999：22）。
 
    ⒉源于西方的“feminism”究竟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
 
    “女权主义”在中国曾经是个正面的词，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变成贬义词，出于策略，近年很多译法作“女性主义”。但是有学者认为，国内很多“女性学”、“女性主义”为名的东西，完全是反女权主义的。所以还是主张用“女权主义”（王政，1999：26）。
周华山仍不同意将feminism对立为“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他同意在中国研究中用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式的男女对立，只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的独特立场。从80年代开始，西方feminism的论述已经远远超出剥夺男人权力的“男女二元对立”，把西方的feminism译成“女权主义”，把中国的feminism译作“女性主义”，是在建构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周华山，1999：27）。
 
    ⒊性别的劳动分工
 
    在梳理妇女的劳动问题研究时，佟新（2000）提出重新建立劳动的概念，而不是工作、职业或就业的概念。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认为，生产分为两种：物质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在劳动的分工中，性别分工是最基本的分工之一。
 
    从性别角度研究劳动分工最有意义的发现在于，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等级化的，即男性总是占据和统治着优势领域。比如对国内外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表明，那时女工所占比例非常大，但是工作却使这些女工背上不名誉的名声。当大多数男性进入工业领域，才形成私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并被赋予相对优势的地位和较高的报酬。
 
    另一个发现是，尽管大量的妇女参加社会有酬劳动，有的还成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是妇女的位置依然被定位于家庭。妇女参加有酬劳动被认为是被迫的。
 
    佟新认为要建立一个分析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的框架的基础是建立对社会中最基本制度的理解。在中国最基本的制度就是家庭。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强制性，人们通过婚姻获得社会身份，家庭被看作一个基本的生存单位。她认为如果“家庭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生存策略单位的话，它所形成的内部劳动分工就很难改变”，因为，这里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家庭获得的好处是隶属于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佟新，2000）。
劳动的性别分工是妇女与性别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题目。如果说最初的劳动分工是基于两性在生理差别基础上的自然分工的话，那么问题是，差异是否必然导致不平等还是可能导致多样性？这里有什么样的前提限制？（张宛丽，2000：79）怎样认识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以及文化的重要作用？再者，技术进步和经济重组是改变还是重构了等级化的劳动性别分工？为什么？ 
 

 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金一虹认为，目前我们使用的概念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公私划分：公领域指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物质生产，私领域指的是家庭领域。实际上，公领域还包涵公共参与、公共事务等非生产性活动。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由此家务劳动失去经济价值。这种划分使女性被划定在私人领域，对女性的发展有非常大的限制，因此引起女性主义的关注。

    对这种划分，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者用什么策略来解构的呢？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扩大公共领域，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公共领域的事务努力；同时，将法律保护延伸到私人领域。但问题是，这种努力仍然在公私二元划分的框架中，很多问题无法划定，如家庭暴力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而妇女更多进入公共领域并没有改变家庭的权力分层，也没有改变公共领域的权力分层，却带来妇女的角色紧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自由主义比较相似，即扩大妇女对公共领域参与，同时缩小私人领域，如认为家务劳动社会化可以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而吉登斯则努力发现私人领域中的创造性，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

    还有人提出，从认识论层面解构二元划分牢笼，挑战公私两域的划分。认为所谓公私划分完全是文化的构建，可以在认识层面上予以否定。但是金一虹认为，目前，公私领域划分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仅仅是观念；而且解构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公私领域中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处于被支配地位。

    针对目前中国的情况，金一虹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的传统，目前与公私划分很容易合流。尽管实际生活中妇女已大规模进入社会生产体系，但社会观念系统中仍可以维持着“男外女内”模式，这种观念的传播已经和将要对公共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令人深感忧虑。比如，目前关于“妇女回家”、“阶段性就业”，还有，男女退休年龄不一等一系列社会政策，其观念取向就是建立在公私领域的划分上的。而且某种危机，如就业危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等又给予这种政策以合理性借口。这是研究中不能忽略的现实（金一虹，2000）。

    ㈡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或女性主义的研究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主流社会科学的挑战，在于提出了知识建构中性别等级制的权力关系。知识建构中的权力关系包括两种：一是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即精英主义的主流方法对“非主流”方法的排斥，显现出的是通过维护某种方法的权威来建立学术霸权；二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权力关系，如研究者以预设的理论和方法控制被研究者的答案，以及对边缘群体经验的排斥。现实中，妇女作为一个边缘群体，在性别等级制中处于次等的、被忽略的地位，其经历还没有系统地进入现有的知识范畴体系。“女性主义方法学针对主流学术体制的性别盲点，坚持让被研究者作为主体，以改善被研究者的生活素质为研究的终极目标”（周华山，2001）。

    实证主义和以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的定量研究的前提是以“普遍性”、“客观性”建立其科学性的，这一预设早已受到现象学、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解释学、符号学的批判。针对传统的实证主义的学科理念，周华山提出女性主义的田野研究方法学，其目标根本不是为了追求抽象的客观，而是要改变既有的权力关系。周华山以他对摩梭族群的调查经验指出，“知识生产其实是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s）的过程，即述说者以自身的世界观与阅读角度来建构和整理自身的经历，研究者只是进行第二层的诠释，也就是用学术语言去诠释述说者的第一层诠释”（周华山，2001）。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不同的分析架构、思维模式会建构出不同的“事实”与“阅读”，研究者也会因介入“被研究”的社会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对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就是非常必要的。

   熊秉纯从方法论层面，反思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认为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可以重新检视、整合社会学知识体系。针对到目前为止，社会学研究中定量方法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情况，她指出定量研究是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是不平等的关系。而质性研究是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了解他们的经验的，对于边缘群体来说，有了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经验的机会。质性研究采用归纳法，从资料出发，总结出概念，再推演理论。这样，总结出来的理论就可能颠覆既有理论，也可能将原来不在知识体系中的现象、经验等纳入进来。这样的研究过程，对于妇女等边缘群体特别有利。因此，大部分女性主义者是偏向质性研究的（熊秉纯，2000、2001）。

    王政在分析为什么社会性别理论难以进入中国知识界时尖锐地指出，许多有话语权的男性知识精英所选择的社会立场，决定了他们会排斥一种批判和解构社会性别等级制的理论。她认为，社会性别学作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是在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其基本概念对一切仍保存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都具有批判意义。研究者的使命在于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来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王政，2001）。

  参考文献：
蔡一平，1999，《视角转换和方法革新：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代序）》，蔡一平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内部本）。
金一虹，1999，《“男人生活”与“女人生活”——苏南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变化》，李小江主编，《主流与边缘》，三联书店。
——，2000，《专题：“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导读》，王金玲主编，《赋社会以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社会学”读书研讨班专辑》（内部本）。
佟新，2000，《专题：“差异性与多样性”导读》，王金玲主编，《赋社会以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社会学”读书研讨班专辑》（内部本）。
王政，1999，会议发言，蔡一平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内部本）。
——，2001，《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第5期。
熊秉纯，2000，《社会性别与社会学方法论》，王金玲主编，《赋社会以社会性别——“社会性别
与社会学”读书研讨班专辑》（内部本）。
——，2001，《质性研究方法刍议：来自社会性别视角的探索》，《社会学研究》第5期。
周华山，1999，会议发言，蔡一平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内部本）。
——，2001，《女性主义田野研究的方法学反思》，《社会学研究》第5期。
张宛丽，2000，会议发言，王金玲主编：《赋社会以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与社会学”读书研讨班专辑》（内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