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有其特定的文化系统或体系，它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城市文化系统或体系所表现出的不同层次，就是城市文化的结构。由于城市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讨论城市文化的结构，便也须从对一般人类文化的结构的理解开始。在这方面，怀特的理论无疑是最富有启发性的。
     怀特认为，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可以把各种文化也设想为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可以区分出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等亚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依靠技术系统使自身同那自然的生息之地紧密联系。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在该系统内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教会关系、职业关系、娱乐关系等。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智慧以及普通常识。怀特认为，上述三个亚系统从总体上构成人类文化系统。当然，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的，每一个亚系统影响着另外两个亚系统。不过，各个亚系统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技术系统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和居住问题才能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系统相对于技术系统而言是次要的和从属的。wWW.11665.cOM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技术是一个自变量，社会系统是一个应变量。社会系统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前者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替代石斧的铜斧并不仅仅是一件质地优良的工具，它还表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观念形态或哲学的系统是信念的体系，人类的经验通过这一体系而得到解释。但是，经验和解释由此而受到技术的强有力的制约。每种类型的技术都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哲学。畜牧技术、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工业技术或军事技术，无不可以在哲学中找到各自相应的表达。某种技术在图腾哲学中获得说明，而另一种技术则可以在占星术或量子力学中找到解释。因此，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但是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是另一回事。
     怀特对人类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城市文化系统或结构的理解。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广义上说，城市文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类成果的总和，也是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按照怀特的思路并略加修正，便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
     一　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物质现象之所以也被纳入城市文化的范围，不仅是由于它们典型地体现了“人化自然”（广义文化概念）的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城市文化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呈现。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 
     一个阿拉伯城市的物质现象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一个欧洲城市或东亚城市的物质现象则可能体现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城市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化韵味。比如，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但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和历史文化内涵。
     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呈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 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并鲜明地打上了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烙印。它是正式的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商店以及供法庭和政府机构使用的会议厅，并有敞廊将它们连在一起。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空间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文化精神，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古罗马的广场更具有政治色彩，著名的共和广场是市民欢聚的公共活动场所，但其后兴建的帝国广场却成了皇帝们展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纪念性殿堂，广场中央竖有皇帝的雕像，广场空间遂由开敞转为封闭，形式也由自由随意转为严格规整。在中世纪，神权文化一统欧洲，与此相应，欧洲城市逐步形成了教堂广场、市政广场和商贸广场等最基本的广场类型。广场是市民进行政治、宗教、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已经基本成形。
     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广场形态所反映的，则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构成形态上呈现出一种“边界原型”，它强调边界的实体性和连续性，也就是空间的内外分割性和内向性。对边界实体性和连续性的强调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科指出，城墙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我们想到中国，便是横陈在永恒天空下面一种沟渠堤坝的文明，我们看见它展开在整整一片大陆的表面，宽广而凝固，四周都是城墙”。 这种对平面化展开的空间的封闭性的强调和西方城市空间的“地标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得西方式的广场实际上无从产生。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所以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城市广场都得到了改造，营造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广场文化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这种城市广场空间布局象征着旧王朝的覆亡以及一个新生国家人民的自信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此后，在极左意识形态泛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广场空间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印记，城市广场不仅竖起了语录牌、标语牌等“左”文化的形象标识，而且也成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场所以及极左意识形态的宣传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此情势下，中国城市广场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城市广场的边缘建起了商店、宾馆以及游乐场所，并用草地、花坛、树木等把开阔的广场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而给市民创造了一个游戏、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广场的休闲化意味着广场隐含政治现象的消失，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凸显。

    二　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于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在城市的制度文化的诸设施中，最主要的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城市的家庭制度。在现代城市中，家庭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迁轨迹。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中，家庭可以说具有相当“普化”的社会功能，据威廉.奥伯格的归纳，乡村社会家庭组织除了生育子女的功能外，还有以下一些功能：经济功能；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不需要银行、商店和工厂；给其成员以威望和地位，家庭比个人重要，家庭成员多，而且个人很少有独立性；教育功能，不仅对婴儿和孩子是如此，就是对于青年也是如此，包括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身体训练、家庭生活、学识教授和其它方面教育；为其成员提供了保护性功能，父亲要保护全家，而且也为孩子提供社会和经济保障，相应的家庭也满足老年人在经济和心理上的需求；家庭履行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对那些农耕家庭来说，不可能有家庭之外的娱乐中心；情感功能，它产生了亲子之情。但是，随着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换，家庭的功能也逐渐相应地转移到了其他的社会领域，如经济的功能被城市中的公司等经济组织取代，教育的功能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承担，家庭的功能因而逐渐减少，现代城市家庭的功能更为专门化了。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现代城市家庭只承担社会化、情感支持和彼此陪伴、性规则等少数几项功能。与家庭功能的这种变化趋势相适应，全世界的城市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三代或更多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
     2 城市的经济制度。在城市的制度文化中，经济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一方面，经济制度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是城市经济制度的重要塑造力量。这是因为，每一个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的培育和熏陶并习得一定文化价值规范的过程。正因如此，社会文化因素必然会通过已经社会化的经济主体对无论是传统乡村还是现代城市的经济活动、经济制度产生作用。在现代城市中，市场制度无疑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而现代城市的这种制度也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孕育和发展的，只不过这种文化是与乡村文化不同的现代城市文化而已。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市场制度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现代城市文化塑造着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单元的理性行动者。按照凡勃伦的说法，现代城市市场制度就是由“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而这“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的形成无疑是与现代城市文化分不开的。关于这一方面有许多研究，如韦伯认为诞生于现代城市社会的理性会计方法与可计算的法律(这些都是文化性的要素)是现代市场制度的前提，等等。其二，现代城市文化给市场制度赋予了意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城市经济活动者往往通过一定的城市文化来理解市场制度与市场关系，并通过文化来适应这种制度与关系。其三，城市文化对经济交换起着规范调节作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受到文化、道德的约束才是健康的，因此，在经济交换中，现代城市文化对经济行为的规范调节就成为一个必需的前提。
     3 城市的政治制度。城市的政治制度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城市的政治文化是臣属型的，那么生活于这种城市文化背景中的人虽然也知道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但往往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他们盲从政治新闻的宣传，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自豪感和忠诚感。对他们来说，政治并不是一个好的话题。在这种城市中，组织团体的现象并不普遍。市民虽然参加选举，但无激情，较少相信他人。当一个城市的市民习惯于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参与者时，民主的政治制度显然难以在这些人所生活的城市中扎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市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对政治非常关心。他们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通常也愿意讨论它。他们相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自己所在城市、国家的政治，并认为可以组织一个团体来防止不公正的发生。因此，这些人显示出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对选举感到自豪，相信人们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他们活跃于各种共同体之中，常常是一个或多个志愿组织的成员，并易于相信别人。因此，一个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乃是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孕育和生长的最理想的土壤。
     不仅不同的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政治文化）会使不同的城市呈现不同的政治制度风格，而且城市文化的变迁也必然伴随着作为城市文化组成部分的城市政治制度的变迁。毋庸置疑，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文化的世俗化。按照阿尔蒙德的看法，所谓文化的世俗化 “是指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 换言之，世俗化意味着人们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以及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世界。“文化世俗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 。阿尔蒙德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一个首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套既定的风俗习惯行事的，他们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世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对某些宗教习俗的遵守，因而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具有宗教化和非理性化的色彩。而在现代城市中，文化的世俗化要求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理性化，当权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他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不仅要求人们用明确的而不是笼统的、理性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方式观察事物，而且要求人们以普遍性的标准作为行为的依据。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注重成就而不注重世袭地位。因此，世俗化的城市文化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城市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城市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法理和政府的实际作为的基础上，而且还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同时，城市文化世俗化的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城市政治制度或结构的分化，即城市中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变得更加专门化和自主化。

　三　城市的精神文化
     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就前者而言，又可以再细分为两种类型：城市公益性文化与城市经营性文化。城市公益性文化如学术性书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街头艺术雕塑、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其基本特征是创造性和公益性，以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城市的经营性文化则是城市文化产业如娱乐业、休闲业、传媒业等所提供的娱乐性、益智性、消遣性、休闲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思想观念形式存在的城市精神文化，如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精神追求、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则是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以及指导、影响、支配城市居民行为的规范、准则和城市居民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心理的总和。它往往通过一个城市的民俗民风以及居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表现出来，是人们判断城市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上述城市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相联系的，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浑然有机的整体。理解城市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无疑是我们理解整体性的城市文化的一个出发点。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的“外衣”。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诸如房屋、街道、交通、公共建筑等物质文化要素，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的“骨架”，它为城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证。而城市的精神文化则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和指导、影响、支配行为的一整套规范、准则、价值观念等既是城市社会的现实在他们的头脑中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影响和改造现实，影响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进步速度。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城市文化结构不仅可以从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层面加以理解，而且也可以从城市文化的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模式诸方面去理解。城市文化特质是组成城市文化的基本要素或最小单位。一个城市的文化内容就是各种文化特质的总和。城市文化特质可以表现为物质文化的形式，如语言文字，也可以表现为非物质文化的形式，如房屋。城市文化丛亦可以称为城市文化特质丛，指因功能上相互联系而组合成的一组城市文化特质。它往往与市民的某种特定活动有关，而且往往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特殊结合。如中国城市的春节活动是由吃年夜饭、看除夕夜电视晚会、走亲访友、互相拜年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组成的。城市文化模式是一个城市社会所有文化内容（包括文化特质、文化丛）组合在一起的特殊形式和结构。这种形式往往表现了一个城市文化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因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的差异，必然具有不同的城市文化模式或城市文化结构与文化内容。纽约市的文化模式与上海市的文化模式，东京市的文化模式与北京市的文化模式、巴黎市的文化模式与堪培拉市的文化模式，无疑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相当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