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社会转型背景下，流动农民社会认同正由被动性向主动性转变。在回顾族群认同理论的基础上，作者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进行了操作化定义，认为它应包括分类意识、目前身份意识、未来归属意识三个层面，并从地位结构观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探讨了目前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现状，最后指出了下一步将采用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来分析其社会认同。

　　关键词：流动农民；社会认同；操作化；地位结构观；网络结构观

　　一、引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型。在这一社会结构大转型背景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导致城乡二元格局的社会制度也在发生着变革，这一变革对农民的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fication/identity）发生着重要影响。

　　1958年颁布施行的《户口登记条例》使个体从哇哇落地就烙上了与生俱来的标志：生在城市，就可以依靠一纸户口享受各种优厚的财政补贴，获得由国家统筹安排入学、就业、住房等各项权利；而一旦生在农村，一张农村户口就永远将个体隔离在封闭而贫瘠的黄土地，行动者主动选择自我身份道路基本上被堵死，除非通过升学、参军等有限的途径。社会认同是行动者自己确认、并为他人确认为具体群体的成员的现实和过程，如果持农业户口的行动者认为，拥有农业户口是地位低下的表现，而不予以承认，根本不会被他人所接受。此时，农民的身份是以国家权力为保障的制度性强加给予的身份，行动者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也只能是一种被动性认同。

　　1978年以后，不论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以户口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制度都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城市社会变得越来越宽容，越来越能容忍流动农民在其中生存与发展。wWw.11665.COM目前户口制度改革对流动农民的基本态势为：小城镇户口放开、大中城市施行流动人口准入条件制而不是以前的人口控制指标，其中准入条件可概括为“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这里暂且不论流动农民有几人可达此条件，但它所带来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自主选择制度性身份将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于经济收入比较高的流动农民来说更是如此，此时，社会认同将可能成为一种主动的自愿性选择而不再是被动的无奈的接受。

　　当然，对行动者来说，这一主动性选择还面临着种种限制，正如waters在研究美籍欧裔时指出的，社会认同越来越成为象征性的、间歇性的、自愿性的，而不是承继性的、实质性的选择，但这仅仅是在白人内部，在白人与黑人之间仍有难以横越的鸿沟。[1]中国户籍制度就犹似这白人与黑人间的鸿沟，solinger甚至认为这些没有城市户口的流动农民在自己国家的城市里成为事实上的外国人，他们蒙受着浓厚的制度歧视，以致于被阻止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完全意义上的公民。[2]

　　但不论怎么说，个体社会认同从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是一个社会走向开放的标志，是以社会制度和国家权力为支撑的社会场景发生变革的标志。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在户籍制度已开始走向弱化但还谈不上是本性变革的社会场景下，探讨流动农民这一界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边际人”或从农民到市民的“过渡人”的社会认同现状，就有其价值所在。同时，而社会认同也正是米尔顿？戈登在其《美国生活中的同化》中提出衡量个体融合进主体社会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其余六个维度是文化适应、结构同化、族际通婚、消除歧视、消除偏见、世俗生活同化[3].

　　二、何为“社会认同”

　　最初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认同”与“自我”（self）是紧密相联的，通常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而与其他人区分的自我意识，理论大家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艾里克森（erik erikson ）、米德（george mead ）。目前它的使用范围日益扩大，如成为民族政治领域中核心词汇，但同时也是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科学领域中最起纠纷的概念之一。因它来源于心理学，而心理学多注重的是个体层次，因此一个个体对某一个体接纳是其本义，但由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采纳，转为着重揭示个人与群体，甚至群体与群体的归属问题。应该说，这一自我意识是产生于群体间接触之后并感觉到彼此间存在差异或利益冲突，如果不与其他群体交往互动，或最起码的通过传播媒介而非形体式的信息接触，那这一意识必然不会产生，没有“他群”意识也就没有“我群”意识的产生。

　　同时，必须对“认同”与“角色”（role）两个概念予以区分。后者是由社会组织与制度所架构的规范来界定的，它影响个体行为的程度还取决于个体与这些制度或组织的协调与安排。而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是个体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特质的基础上经由个别化而建构意义的过程，意义是个体为其行动的目的所做的象征性确认。对特定个人或群体而言，认同可能有多重的，因而是个体压力与群体冲突的重要来源。虽然认同可来自支配性制度，但只有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其行动意义环绕着这一内化过程而建构时，它才成为认同。或者说，认同建立的是意义，而角色建立的是功能。[4]

　　近年来学术界对阶层认同、性别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等具体认同类型都有所关注，但研究比较深入或形成较系统理论的还是族群/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 ）领域。何为族群/民族认同？它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5]，是“人们的个体与自己所属群体之间建立相互认可的一种主观性态度”[6]，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7].可见，它是行动者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主观性意识。

　　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在众多理论探讨中，大致有三大流派：原生论或根基论（primordialism）、想象论或建构论（constructionlism）、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m ）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8]

　　原生论的基本假设是：人们处于某一社会中，与其他成员生活在一起，与他们相互联系，共享宗教信仰，说同一种语言，遵循共同的生产生活习俗，从而产生一致感，并油然而生感情认同，而且这样的认同是可以跨越时空而维持的。这一观点尽管注意到社会认同并非先天遗传而来，而是在后天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但它并没有注意到社会认同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能动的、动态的随着场景与个人情感的变化、利益关系的亲疏，而萌生、明晰并不断强化、弱化乃至多次反复的。

　　建构论的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国家、社群、民族等都是通过具体象征物（如旗帜、民族服装、仪式）等而想象出来的；一个想象出的群体，其想象空间可以无限和至高无上。之所以说是想象，因为即使是很小的族群，其成员之间也不可能全部相互认识，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却觉得与其它成员有亲密的关系，而这一想象与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讯方式有很大关系。[9]应该说，这一认识承继了迪尔凯姆（durkheim）有关宗教集体表征产生社会凝聚感的论点。

　　提出“族群边界”概念的barth 认为，行动者为了互动的目的，使用族群认同将自己和他人分类，在有组织的意义上，他们构成了一个族群；这一分类所依据的族群边界并不是其他原因生成的、双方间存在的客观差异，是分类者自己内心思想所认为的，是人们怎样自认为是一个族群，是一种“社会边界”，族群的维系正是取决于这一社会性边界的衍生、演变，并且这一边界还会增生出更多差异来，而这些差异或区别族群的外在特征只不过是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维系的结果。[10]moerman 在研究泰国北部的卢人时，发现他们的文化、语言等与当地泰人没有什么差异，但他们自己却认为他们不是泰人而是卢人，因此并不能从文化上将卢人从泰人中区分出来，他们之间差异仅仅是观念的不同，是卢人自己认为自己不同于泰人。因此，族群认同是主观性（subjective）而不是客观性（objective ）的，不能以客观特征来界定族群，而应以族群的自我主观认同作为界定族群的标准，尽管他人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族群也是不可或缺的。

　　乔健指出，造成族群认同的主要原因不是文化的，而是社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对抗。[11]巴勃罗·比拉的研究表明，美籍墨西哥人为融入美国社会，比照了美国盎格鲁人以及边境对边的墨西哥人后确定了自己是谁，而当局巡逻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的行为客观上在做美籍墨西哥人自己主观上已做了的事：跟墨西哥同胞划清界限，另建构一个居美墨西哥人的社会认同，因而国家权力本身就参与了族群认同的建构。[12]keyes 认为“所谓两个族群的同化，并不是说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减少了，而是把这些差别重新给予一个界定，这是最根本的，当然也有一些差别是消失了。”[13]也就是说，一旦结构性对立消失，那么最明显的文化差异也将会随之消失，族群同化就会出现。这一点对于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与变迁有重要解释力。

　　情境论比建构论要走得更远，它不仅强调族群认同的社会性，更强调其情境性、不稳定性和群体成员的理性选择，认为经济、政治结构等族群面临的外部环境引起和决定了其认同的出现、维持与变迁，引起成员的共同立场、利益意识、制度创建和文化建构。它强调族群认同对情境的回应能力，认为族群认同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对特定场景及变迁的策略性反映，群体成员若认为改换认同符合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他就会从这个群体退出而加入另一个群体，如社会压迫会促使被压迫族群一致感的加强；在政治经济利益竞争中，族群领袖会利用族群认同来维持群体利益，因此也叫做工具论。

　三、如何操作化“社会认同”

　　根据上述有关族群认同理论尤其是建构论，笔者将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定义为：流动农民在与城乡居民交往互动中，基于城乡及城乡居民差异的认识，而产生的对自身身份的认知、自己感情归属或依附、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并且这一主观性态度是可以随自身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场景的变化而变化。这一定义也受到王春光研究的启发，他将流动农民社会认同分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七方面[14]，但从逻辑上来讲，这一分类并不存在一根主线。

　　因而笔者将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操作化为以下方面：（题项标号为问卷中的顺序）

　　（1）基于差异而产生的分类意识：

　　第1项：我经常意识到农村与城市的差别。

　　第7项：我经常意识到农村人与城市人的差别。

　　（2）目前身份认知：

　　第8项：从行为、考虑问题的方式来看，我是个典型的农村人。

　　第11项：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城里人了。

　　（3）群体情感归属意识：

　　第2项：我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来自农村。

　　第3项：我为我是个农村人而自豪。

　　第5项：自己的命运和其他同样来自农村的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第9项：从感情来说，我现在还留恋农村生活。

　　第10项：我对老家（农村）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

　　第4项：我喜欢与农村人来往。

　　第6项：我愿意参加农村人组织的活动和机构。

　　（4）未来身体归属意识

　　第12项：我今后会留在城市的。

　　第13项：我愿意成为城里人。

　　这一操作化的基本逻辑是：流动农民是基于对城乡差异、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差异的认识（第1、7项），有了他群与我群的区别，而产生对目前自身身份的认知（第8、11项）、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情感归属意识（第2、3、5、9、10、4、6项），最后在种种因素影响之下，行动者产生对未来自己身体归属何方的意识（第12、13项）。

　　为何将“分类意识”包含在该定义里？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上历史之研究》中认为，“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陈志明认为，研究族群认同最好先调查该族群的自我认同，即族群意识，而族群的自我意识离不了其他族群以及政府对他们的分类，离不了分析该族群与其他族群和国家的关系，这一分类影响着其族群意识。[15]巴勃罗·比拉也指出：“要想明白自己是谁，还需知道‘别人’在哪儿”。简单点说，没有“他者”作为参照，也就没有自我的意识。

　　将“群体情感归属意识”包括在内，是基于熊锡元的观点，他认为民族意识包括“第一，人民对于自己属于某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6]

　　在这里应指出的是，尽管已有研究指出，与阶层认同、城乡身份认同相比，地缘认同更为突出[17]，但笔者对社会认同的定义并没有将地缘认同包括在内，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本研究是将流动农民置身于从农民向市民转变这一过程中进行分析的。

　　每个题项的选项设置采用的是李科特式五点量表测量法（likert–type scale ）。之所以采用5点量表，是因为选项超过5点，一般个体难有足够的辨别力，而3点则限制了温和意见和强烈意见的表达，通常来说，5点正好可以表示温和意见与强烈意见之间的区别。

　　2002年暑期，笔者对南京市两个主要流动人口聚居区：玄武区红山街道曹后村集贸市场和雨花台区赛虹桥建材市场进行了访谈式问卷调查。调查对象的选择，是根据南京市暂住人口登记资料及已有研究，从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构成、就业类型构成四个方面，进行非概率抽样中的配额抽样。发放问卷410份，全部收回，其中有效问卷383份，有效回收率为93.4%.[18]

　　问卷回收后，将反向记分的题项转换为正向记分，即数值越大越偏向认为城乡差异大、农民身份、返回农村。然后对这些题项的区分度、效度和信度都进行了计算。[19]结果表明，这13个题项均有区分度，其kmo 值为0.678，bartlett‘s 球状检验的卡方值为182.786（自由度为21）达到显著，因而可进行因子分析。因子抽取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3个因子，同时用碎石图判断抽取因子数目的合适；采用正交转轴法中的最大变异同法，以使抽取的各因子更容易被解释。第一因子包含第6、4、5、3、2、10、8、9题项，第二因子包含第12、13、11题项，第三因子包含第7、1题项，认同量表的解释总方差（即结构效度）为45.429%.同时，该量表内在信度alpha 值为50.36%.与最初操作化基本相同，有所变化的是将原设想的第2、3个维度合并成一个维度。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对于行动者来说，是无法将目前身份认知与对所属群体的情感归属区分开来。

　　但这一初步分析表明原认同量表存在一个缺陷，即效度比较低。为提高量表的效度与信度，进行了多次统计计算比较各自的效度与信度。最后采纳如下结果（见表1）：剔除第2、3、8、9、10、11这6个题项后，kmo 值为0.611，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3个因子，第一因子包含第5、6、4题项，第二因子包含第12、13题项，第三因子包含第1、7题项，根据各因子所包含的题项，相应命名为目前身份意识、未来归属意识、分类意识。结构效度由45.429%提高到67.409%，内在信度alpha 值为44.82%，该值尽管不理想，但三个因子的信度分别为61.00%、66.26%、65.43%.\

　　四、“社会认同”现状初步分析

　　因子分析主要目的是减少题项数量，使之成为一组包含题项较少的因子，每个因子与原始题项间有某种线性关系存在，而以少数几个因子层面来代表多数、个别、独立的题项，因而具有简化数据功能。但由于整个量表中各因子层面所包含的题项数并不一致，因而难以用各层面的平均数比较研究对象在各层面的得分高低，因此在随后分析中，将各层面所包括的题项得分之和除以层面的题项数，求出该层面的得分，然后再对各层面进行分析，流动农民的认同得分是所包含的7个题项得分除以题项数7.

　　在我们所调查的383个有效样本中，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总层面得分均值为3.6，高于中位分值3分；在三个具体层面中，分类意识得分均值为4.1，目前身份意识为3.9，均高于中位分值3分并偏离较远，只有未来归属意识的2.7低于并接近于中位分值。这说明，这一群体的社会认同总的状态为：城乡差异大、目前仍为农民身份，至于将来更偏向于留在城市，但也基本处于举棋不定或趋于模糊状态。

　　从各层面的标准差来看，在流动农民这一群体内，他们在目前身份归属的判断上分化或差别最小（标准差为0.75），分化或差别最大的是未来归属意识（标准差为0.98），这说明他们对自己目前身份的认识比较一致，而对未来归属何处的认识分化比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农民的城乡分类意识越强，越认为自己仍为农民身份（相关系数为0.101，以下均为单尾检验），而将来越愿意留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相关系数为-0.120）；同时，他们如何判断自己目前身份对将来是否留城并没有影响（相关系数没有达到显著要求）。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如果流动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对城乡差别认识越深刻，越意识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在与城市居民进行某种比较时，则强化或再次确认了自己仍是“农民”的意识，同时也产生了较强的愿望：改变自己居住地，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

　　那么，不同个体特征和经济地位的流动农民在三个具体层面上存在差异吗？

　　王春光的研究表明，90年代后流入城市社会的新生代，因多数是从校门走出就直接进入城市而没有从事务农的经历，而在目前制度环境下，形成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既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到农村，容易形成“问题民工”。在本次调查资料中，发现的确流动农民的年龄越大，分类意识越强（相关系数为0.087），将来叶落归根意识越强（相关系数为0.090），这与李强的研究结论[20]相同。若按年龄（30岁）而不是年代来划分新生代与第一代，进行方差分析发现新生代更不认为自己的农民身份（3.8148<3.9465），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不是返回家乡（2.6082<2.8349）。就各层次的模糊程度而言，新生代在目前身份层面上的确比第一代要模糊，但在未来归属层面要比第一代更为明确和清晰。

　　在笔者对2000年成都市流动农民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中发现，对于在婚者来说，若其配偶与其在同一城市，则会促使其继续留在城市。在对本次调查资料进行方差分析时也有同样发现，与配偶“不在一起”的流动农民相比，配偶在同一城市的虽然更认可制度所赋予的农民身份（4.0218>3.7890），但更愿意扎地生根而不是落叶归根（返回家乡）（2.6963<3.0455），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尽管配偶在身边使流动农民更强烈的感受到自己家庭的处境与周围城市居民家庭之间的差异，但配偶在身边又可作为一种重要社会资本帮助其处理日常生活危机。同时与未婚者相比，在婚者的分类意识强（4.1643>3.9150），更认为自己是农民身份（3.9690>3.6633），将来也更倾向于返回家乡（2.7786>2.6050），这可能是由于，婚姻带来的是责任和义务，需要考虑家庭经济维持、不能与家人尤其是孩子团聚、子女上学等各种具体事务（未婚者可能不会考虑，或者即使考虑了，但也不会当即面对），而这些事务在目前情况下，难以顺利解决，会迫使他们返回家乡，因此才会产生其社会认同差异，而不是前面提到的分类意识强、留城意愿则也越强的关系。

　　作为个体经济地位衡量的重要指标：收入是不是也会影响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李静认为，经济成功虽然有助于流动农民同化于城市但同时降低了融入城市社会的渴望程度。[21]而本次调查发现，月收入这一客观指标只与目前身份意识相关（相关系数为-0.106），而与其他两个层面的相关并没有达到显著要求，即个体收入越高，越不认可制度性身份。当将月收入这一定比层次测量降到定序层次来处理，即将收入分为不同等级，也没有发现不同收入在未来归属意识上存在差异。因而她的观点暂时没有得到证实，随后需要进行回归分析以在控制住其他因素情况下来分析二者关系。

　　以上是从地位结构观出发来分析影响社会认同的因素。持这一结构观的研究多侧重从社会结构的层级关系出发，通过地位、身份、角色等概念来确定流动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并以此来推断流动农民在这一社会制度安排下受到的限制与能动作用。但流动农民不应简单地被视为拥有一定属性、技能和资源的个体，也应注意到行动者之间社会关系或社会互动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行动者会从该体系中摄取资源以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尽管同时也受制于该体系。也就是说，需要同时采用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来分析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因为就两种社会结构观而言，网络结构观并不能取代地位结构观成为解释行动者行动取向的唯一因素，二者结合或许才是正确的方向。这将是笔者下一步所要进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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