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十世纪初的那场改天换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启蒙”、“个性解放”等字眼就广为流传，后来又经历了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新启蒙阶段，整个社会经历着努力离开过去奔向未来的探索。女性启蒙的问题也是始终贯穿其中，多年来大大改变了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地位，最显著的莫过于婚姻自由、职业能力、以及必不可少的社会、家庭中的经济权利等等。但在所有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否隐藏了更为本质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几乎决定性的影响着现代女性的人生，它根深蒂固地属于这个沉重的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果就使看上去理直气壮的所有选择最终都是虚妄。

    一、问题的提出：你选择了吗？ 
　　从一个普遍知晓的例子说起。著名绘画大师徐悲鸿一生执著于绘画事业，天资加勤奋，当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央视专门制作了节目介绍这为伟大的民族画家的人生历程，刚巧不久前在一份著名的读书文化报纸上也刊载了介绍徐悲鸿第一任妻子蒋碧薇的回忆录片段，所以引出疑问。当年徐悲鸿和蒋碧薇的结合可以称得上是震惊一时的新闻，蒋碧薇爱上当时除了才华一无所有的徐悲鸿，未得到家庭首肯而毅然与他私奔去往巴黎。若不是爱之执著、思想之解放、意志之独立，恐怕她这位才女断然不会有如此勇气决意要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以为这该算做女性解放的先驱典范了，真不愧用鲁迅《伤逝》中一句著名的宣言形容：子君坚决分明地说“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巴黎的时光他们是如何度过的呢？和《伤逝》中娟生悔恨自己“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的状况完全不同，蒋碧薇和徐悲鸿可谓共同投身到巴黎这座绘画艺术的圣殿中，过着贫寒却充实幸福的生活。wWW.11665.CoM他们每天只有很少的面包做食物，在博物馆一天一天的临摹，分担求学的艰辛，体验进步的喜悦，最终成就了徐悲鸿事业的颠峰。这里没有通常分析《伤逝》爱情悲剧性时所归咎的各种原因，比如认为他们没有理想的附丽而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又比如子君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人格。可是蒋碧薇和徐悲鸿的故事结局却同样是婚姻破裂，徐悲鸿爱上了自己的一位女学生，最后她成为其第二任妻子。一切是如何转变的呢？我不知道真实的细节，于是下面所言含有某种猜度，但是这猜度却引出问题。读了蒋碧薇的回忆录片段，其中似乎没有太多的对徐悲鸿的怨恨，更多是无奈和泪水，隐忍和让步。走到这一全世界妇女都不会陌生的境域时，哪里还有当年美丽、聪慧、果敢的那个青年蒋碧薇的身影？由于自身良好的教养和人格的高洁，十几年，几十年的夫妻相伴，蒋碧薇应该说风韵犹存，依然气质非凡，婚姻却走入绝境。虽然之后她也再次成立家庭，但是无法一劳永逸的婚姻对她来说永远是悲剧，否则也难有这样一本回忆录的孕育诞生吧。
　　然而在央视的节目中出场了许多人。有徐悲鸿的第二任妻子，她现在是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有徐悲鸿和两任妻子分别所生的几位儿女；有徐悲鸿的同事和学生等等。在无法回避的光辉人物一生的感情经历的处理上，是解释为，后来蒋碧薇和徐悲鸿的志趣越来越不相投，最终感情破裂，由郭沫若等人主持了他们的离婚和徐悲鸿后来的新婚。到此徐悲鸿的人生迎来了新的春天，而蒋碧薇呢？没人过问，该如何发问？设想当年才华横逸，志趣相投，互相吸引，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如何在共经风雨后突然貌合神离了？这样的注解是不是令人信服呢？看见所有活着且在场的人，在电视上大加赞扬徐悲鸿的伟大艺术成就和完美人格时，是否意味着生生扼住了一个女性的喉咙，她该是怎样的悲哀呢？蒋碧薇的缺场，有些类似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分析《简爱》时激烈的观点，认为整个《简爱》故事都是建立在男主人公罗切斯特的叙述中的，他把自己扮演成了阁楼上疯女人的受害者，而那个疯女人却是缺场的，她不能为自己的痛苦和难以告人的经历申辩，她的罪魁地位是罗先生强加于上的。这样看，故事可能就有另外的真相，疯女人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受害者，因为各种原因，她的话语权利被男权社会淹没了，她是个被排挤的异数，被压抑的异端，可是社会只认可强大的、有成就的男性，他们的得失才是得失，她们在无路可选的时候只有牺牲自我的幸福，而且得不到公正的评价。这难道不类似于在男性社会政治思想斗争中被窒息的种种自由叛逆的意识吗？男性受到的压抑是压抑，女性受到的压抑一样是压抑，即使对象和主体有所区别。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如徐悲鸿蒋碧薇这样的故事时，只能把中心偏向拼命地渲染徐悲鸿对事业的热爱，对学生的严格，对祖国的忠诚。因为这是现代社会观念中能够处理的关系，而两性关系的不平等的问题其实是无法处理的，至少是无法把一个人的成功一面和私人生活的另一面没有裂痕的客观结合。虽然不是每个男性都会有如此经历，但是社会成功人士中主要是男性，社会表面接纳的男性、人人（无论男女）心目中的成功男性和实际的男性之间是有距离的。在这样的材料面前整个男性社会的文化会有双重的标准，似乎这个两性关系不公正的问题不存在，由此所有顺理成章杜撰出的理由，比如志趣相投，理想事业等，最终就成为女性的陷阱。更简单地说，就如一直被批判的，过于公式化高大全的革命人物一样，在革命的背景下没法处理男女关系的材料，所以革命夫妻都形同革命同志，谈理想谈斗争，把男欢女爱含蓄起来，但是男欢女爱是客观存在的。如此一来，把一些婚姻悲剧中的男性的问题含蓄起来，（特别是对那些所谓成功的男人）社会观念就不再客观地面对女性的处境，对她们再做什么反封建意识的启蒙，再谈什么独立、解放等等都是虚假的，表面现象底下是被集体无意，或被某些人有意忽视的真相。女性启蒙的虚妄就被宏伟的启蒙成就遮遮掩掩。其实任何一个脱离天真稚气的成年人都是心知肚明：动人的爱情故事有多可疑。如果启蒙的结局不是幸福和价值，那启蒙就必然轻易地被瓦解。
　　回溯孔子的儒家传统中被启蒙批判为封建伦理的“始乱终弃”的故事，至今仍在上演，而且虽然主角在变，故事的进程和结局却始终如一。既然女性启蒙的开始定位于离家出走追随爱情的一度公认的大背景失效了，是否暗示了所谓大张旗鼓的女性启蒙，可能只是稍稍陪衬了整个人性人权启蒙的大局。萨特的现代性精神认为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这些女性选择了，结局却不一定是自由。选择之后发现是生命一个巨大的骗局，沦陷到男性社会的泥沼中无所适从而没有未来，正如安娜·卡列宁娜那样的故事，其实自古至今从未止息。经过百年启蒙，一切如故。

　二、启蒙的展开：幸福有多远？
　　 现代女性的社会存在角色在启蒙中重新确立了吗？虽然比起西方，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崛起的稍晚，但追求男女平等的观念，确立自我的价值，一直是女性觉醒后的一贯追求，最鲜明地表现在部分女性作家和女性评论家的创作和评论中。依照毕巧林在《新时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文中的分析和梳理，中国的女性主义在新时期短短二十余年内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首先是女作家站在妇女的性别立场，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表现妇女的特殊问题和心态的“女性文学”兴起。一方面“呼吁真正爱情的出现，申述不幸的婚姻，要求婚姻自由，包括正当的离婚权”，另一维度是“如何保证男女两性在发展各自事业的平等权利和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上的平等。”许多女作家在处理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时流露出的对女性“被占有、被抛开、被遗弃”的命运的不满乃至反抗情绪。第二个阶段则是对男权文化的挑战和抗议。尤其是1988年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被介绍过来后，中国的反男权主义背后有了更激烈的意识走向——蔑视男权、否弃男权而独尊女权。到九十年代时表现出两方面的极端，其一是解构男权文化模式，清除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歪曲亵渎的描写。其二是不同于传统文化秩序中女性以“寻找男性”作为生存目标，而走向逃离男性或放逐男性。甚至“号召每个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强调妇女间的姊妹情谊。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们使用‘同性恋’来描述这种姊妹情谊。”第三个阶段进入了感官化。最初对女性自身的解放与自由的呼声发展成躯体写作，也叫做私人化写作，肉身化写作。毕巧林的文中分析认为：这时中国的女性主义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除了西方女权的政治色彩不予吸收外，加上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冲击 和商业文化、享乐主义文化的勃兴，所以对于女性的社会成功已经不大关注，这些成了旧的宏大叙事，转而解放和自由的内涵变成了追求两性间的无拘无束的交欢，各种隐秘的性感受，包括同性恋能获得的广阔天地。
　　无论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中国的女性觉醒和解放果真如以上三阶段的进程那般，那么应该说是不仅没有成功，甚至说是一种耻辱。这种冠以女性解放大名的社会思潮走上了女性的一元绝对论的歧途，那么下面还有路吗？彻底的感官阶段恰恰显示了逻辑的混乱和悖论，如果不是有人故做姿态的话，就是太不诚实。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一生扮演的性别角色永远无法逃脱——母亲、妻子、女儿。这样一个彻底的感官解放，不仅没有对这三种女性自然要扮演的角色做出任何健康而有创建性的设想，而且几乎逃避了这三种角色赋予女性生命的正常责任。那些年轻女子似乎可以永远逃脱天性的施爱本能和母性角色；可以仅仅把男性作为性的需要工具而享用，一如他们曾经把女性放置的地位；似乎她们永远有享用不完的青春和金钱，足够挥霍，足够“自由”。这样的女性启蒙的道路岂不虚妄？她们似乎选择了一种不需要对任何男性负责的“平等”地位，同时她们也放弃了对自己负责的立场，这种状态在实质上属于什么，我想不需要再说。难怪提及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会引起一部分男性包括很多女性同胞的发难，至少这不是普遍可行的现代女性生活困境的出路，因为她们的社会角色定位不仅自己远离了幸福，而且旨在侵害、剥夺、否定了别人的幸福，自然会引起审美情感的排斥，其中的探索价值自然被削弱。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文提到的当代女性写作中如此激进的女性解放意识是不是真实的呢？在被誉为新新人类代表的美女作家卫慧的个人主页上，有一篇题为《卫慧说话了》的访谈。我和大多数读者一样不认识卫慧本人，从照片上看她也不是美到值得称做美女，她回答记者提问中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种种描述和态度也没有大众想象的离经叛道，比如她还是由母亲烧好饭叫她吃，还是和朋友聊天，需要安稳的幸福感和飞扬的幸福感，她也会去爱人，也会被人爱，她说她也会有丈夫和孩子。等等。读到这里卫慧还能归入上述第三阶段的女性主义吗？同样另一位同时被炒作起来的美女作家棉棉也有过类似的表白。前几年上海市作协，文学报，上海文艺出版社曾联合召开过“七十年代后”小说研讨会，当时面对各种评价，“已嫁给老外并即将做母亲的棉棉目前十分满足，她说：我还没有无聊到把自己的生活做卖点，但书里面的感情是真的。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失控？我一直要探讨的是毒品对青春的摧残，我所描写的对象同时也是我反对的对象，我的书不可能也不应该畅销。吸毒是件危险的事，不是酷，双性恋同性恋更不是酷，它们是一件麻烦的有问题的事。”（《文学报》1127期）我宁愿相信这个女性才是棉棉，即使她真的是高中二年级的学历，真的曾经几次进戒毒所戒毒。把所有的限制都尽量去除后，女性启蒙的底线和基石至少是——女性要做真正的人，然后才有资格说幸福。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样的女性写作没有给现实的女性生活提供更多的健康有效的新资源，而是一种变相的回避问题，她们自己最终也还是要回到一般的女性社会角色中间的，年轻时候的所有美艳的情感游戏和性的姿态都只是暂时的。也可以说这是一条可能南辕北辙的道路，比如卫慧曾经愤愤地否认公众评价她是“用身体写作，而不是用头脑写作”，她认为，“《上海宝贝》展现了女性文化的热点，即新一代女性要在思想上、事业上甚至身体上独立，从而引起了知识女性的共鸣，所以才会被大家 ，而绝不是性描写吸引了读者。”可是事实是，真正阅读作品的人未必是有和她思想上的共鸣，一部分人只是一种“性”猎奇的阅读心理，而认为知识女性会喜欢她的作品的判断，恐怕也过于一相情愿了。至于为什么会有如此严厉的对她们作品的批评？排除王朔骂的假正经的伪君子外，更多的倒不是因为批评者封建保守，或者恶意打击文坛新生事物，更不是因为男性批评家主观上拒绝女性的各种独立要求的合理性等等。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如曾经一位文学硕士师兄所言：“我不喜欢她们的作品，因为看不到美。”一部作品不能让读者产生审美感受，反而把美好的性直接描述得让人恶心、倒胃口，于是产生任何评价也就不奇怪了。时间将证明她们短暂的生命历程。
　　如此看来，百年来女性启蒙的道路不是进入歧途，就是绕回到零点。那么女性启蒙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又不得不回到对《伤逝》进行理性的分析。

　三、启蒙角色的隐蔽性：谁在启蒙？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的著作中涉及妇女解放问题的篇章不多。1925年10月21日他倾注对当时在青年中很时髦的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潮流的思考，完成了小说——著名的《伤逝——娟生手记》。1933年10月21日鲁迅先生又写作了一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关于妇女解放》。其中稍稍提及了他一贯的观点，“我只以为不应该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 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战斗。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文章最后他写到“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正如上文所言，《伤逝》开出的那一点点药方，在现实面前的确是空话，但是可见鲁迅先生极为诚实的品质和严肃负责的人生态度，完全不象许多自以为是的“启蒙者”。
　　《伤逝》收入了小说集《彷徨》，《关于妇女解放》收入了杂文集《南腔北调集》。当我偶然发现它们在写作时间上惊人的对应关系，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是巧合，可是我知道鲁迅在《伤逝》中提出的问题未曾得到过真正的答案，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继承着《伤逝》中启蒙与被启蒙的思路，直到读完刊载于2002年第3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文章《娟生的思路——〈伤逝〉重读》，似乎真正的问题才开始显露。作者罗小茗从子君失声处境，娟生自我解释式叙述的可疑性出发，揭示出一个被想象出的“启蒙者”身份包围的，似乎属于“进步”“革命”的虚假而懦弱的小公务员娟生。而那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子君在娟生的虚构下，就如《简爱》中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命运一样，被迫经历了由“进步”到“落后”，由“革命”到“日常生活”的转变，这也成为娟生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他身处的棘手的伦理困境——所谓是否应该将爱情已逝告诉那个“早已不知道人生第一要著”的子君——的堂皇借口。正如罗小茗说言，娟生的抽象启蒙者和启蒙理想的思路有巨大的观念诱惑功能，陷入其中的不仅是娟生，也包括我们。如此一来，人们习惯倾注热情的对日常生活的抱怨和无奈的表情就不值得继续存在了，娟生所言的“不过三个星期，我已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到“我已经不再爱你了！”的过程，从本质上说不该由那个眷养叭而狗和小油鸡的日常子君负责。在小说中娟生面对子君的死，除了悔恨，未能反思出自己启蒙思路的虚妄性，如今我们男性中心的社会在两性爱情婚姻观念上同样未能越过迷障，所以才有众多如蒋碧薇般独自伤怀的女性吧。鲁迅说“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没有错，然而“单为现存为妇女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才更是女性启蒙的起点，哪怕是孤独的自我启蒙的起点，否则所有对于觉醒了的女性来说看似光明的道路最后都是黑暗。
　　女性启蒙的历程果真落入了虚妄的结局吗？有必要如此悲观吗？有必要夸大女性启蒙现状的困境吗？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毕巧林的《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后部分明确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存在着的致命问题——即人为地割去了女性话语的社会关注纬度。她的评论是针对当下女性写作钻入于女性唯意志论的墙角后的感官化倾向，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缺乏“科学的理念精神和自我反思精神”带来的认识论上的空洞问题。关注社会纬度，也就意味着贴近生存本体论，这的确是女性启蒙和解放的归宿。然而毕巧林还举出了些许例证，说明当下的女性不幸命运已经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男权文化统治时不同了，现在的权利话语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文中写到“男权文化逐渐解体，变成了残余。它虽然还在一些地域、一些家庭起作用，但也是强弩之末。随着女性平等参政权利、平等择业权利得到确实的保障，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家庭权利重心慢慢发生偏离。到现在多数家庭里男人成了‘气管炎’，女人成了主宰。这种权利结构还使女性娘家受益非浅，而男性父母反倒遭到更多的冷落。……更需要作一点社会调查的是，现在的年青夫妇，在一半以上的家庭里男人充当劳动的主角，女人养得浑身小姐气、贵族气……”。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经验，我不能否认列出的是确实存在的情况，但我也可以举出反例，以说明这样宏大而不加分析限制的表面视角没有看出易于变化的现象背后的相对稳定的实质——即女性在社会角色的选择上依然存在悖论。这些悖论不仅说明女性解放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证明即使看上去是女性主宰的社会现象也不足以撼动男性中心的整体社会深层结构。
　　比如，在高校开设的女性文论方面的课上，一般授课和听课的主角都是女性，男性老师和男同学的人数是极为稀少的。有的老师认为女性问题的学术研究无法产生了更多深度，因为缺乏哲学基础和理论根基。老师这样说并无恶意，只是表明事实的状况，女性启蒙的意识其实并没有象口号宣传的那样成为社会意识的自觉，女性没有意识到，男性不把其当作问题，那女性启蒙下的所谓男女平等，人格独立又从何谈起？这产生了一个有内在荒谬性的结果，在全社会普及的中小学教育中，众所周知，家长和老师们都会给男女同学以一样的学业要求和人生观价值观等教育，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女同学表现的甚至会比男同学更有锋芒。然而，当孩子们进入成年期，家长和老师们所代表的社会观念会显现完全不同的评价尺度和价值标准，除了希望比较好的工作前途的要求差不多以外，女同学会被希望选择更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在婚恋大事上则依然把生活寄希望于和具有某种才华和品质的男性对象身上，才华是事业上有前途，品质是对家庭有责任感。这不是个错误的想法，但这显示了在社会里女性的独立其实是有限的，对于女性来说，选择正确的丈夫要比自己学历多高工作多好要重要的多。这是存在于多数成年女性心底的几乎不证自明的公理，因为女性工作问题在这个社会是可以被接纳的，自己的努力可以起作用，但是在私人感情问题上女性则被动的多，这个被动的意义不是说依然是包办婚姻自己不能主动选择，而是说面对女性私人感情可能的失败，目前的男性社会是没有提供任何其他评价标准和公正的舆论或法制措施。比如如果一个有钱的男性发生了不忠于婚姻的事实，社会习俗对此是习以为常的，这样的问题自古到今都横在女性的婚姻生活面前，当事人的女性要么隐忍，要么吵闹，要么离异，但无论选择哪种，其中的不幸都只有她一人承担，而且甚至可以说女性在这种时候接受男性中心社会片面的“独立意识”教育越多，其更会有无助而受蒙蔽的绝望感，因为婚姻是你自己选择的，（比如蒋碧薇），这样的选择的保险系数只有寄希望于遇到“品德”比较可靠的男性来避免伤害。当这一底线也不能守住的时候，就产生了种种异化了的女性，比如有的恐惧婚姻，有的摆出不在乎的姿态，还有纯粹感性，有的表现出对丈夫的不信任，所谓旧式女人看住自己的男人的施展种种伎俩。记得有个电视剧中，一位太太给另一位疑心丈夫不忠的太太出谋划策，她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让男人立贞洁牌坊要比让她获诺贝尔奖还难。”某些丈夫是否值得信任是一回事，而妻子为了守住丈夫把自己变成市井的、失去自我的、终日生活在不安全感之中的女人，则显然不该是健康的现代女性的生活。尤其在这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到底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才是女性启蒙的真正体现？女性依然扮演着母亲、妻子、女儿的社会角色，但是如何将角色中赋予新的内涵，在不损害女性特质的基础上使平等、独立、自尊的现代女性成为可能，使两性关系达到新的和谐是个严肃的真问题。社会学上有种理解，一个人在社会分派角色发生显著变化时，会产生“认同身份”危机，一种无根感，如果不在一定时期完成自我身份综合、确定认同身份，就会陷入认同身份扩散状态，出现各种症状。所以面对当代社会各种现实，一些单位不愿聘用女性，另一些单位别有用心的录用女性员工，面对数量众多的年轻年老的三陪小姐，面对婚姻危机中无助的妻子们和同样无助的第三者们，中国女性的现代性启蒙必须被重视。
　　生活总是如此面目相似，当看见张爱玲小说中那些女性，世故的、处心积虑寻思“如何找个有钱的丈夫”，因为做“女结婚员”是她们比较实际的出路时，发觉和鲁迅批判的国民性一样，似乎离我们一点也不遥远。所以如果《伤逝》是女性启蒙的开端，子君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女性启蒙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