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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地券”习俗与地域风水信仰——福建的案例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福建地区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以及田野调查,分析了延续至今的“买地券”(阴契与阳契)习俗与风水信仰的密切关系。“买地券”习俗是古代祭祖、祀神和事鬼等祭祀传统的典型文化遗存,体现了人们建立阴阳两界的良性交流模式的一种理性尝试。唐宋以来,在“重巫尚鬼”的闽中,“买地券”习俗虽带有“超域性”,亦融入鲜明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带有“武夷王(君)”字号的阴阳两种券文及其当代表现形态,堪称是记录福建乡土社会文化变迁的一类活化石。它向我们展示了地域信仰形态的土著“底色”。

关键词:买地券   风水信仰   武夷王    福建

“买地券”(亦称冥契、幽契)源于西汉,盛于东汉,唐宋以降传布于大江南北。在考古发掘中,全国各地都出土了相当多的“买地券”文物。“买地券”最初只是作为死者领有阴间土地的凭据,通常附有道教的制鬼符箓,券文刻写或笔写于砖、铁、铅板、石板等硬化的物品上,以便于墓中久存。按早期葬俗,一般是在“斩草破土”时埋之。如北宋王洙等奉敕所撰《地理新书》卷十四“斩草建旄条”,详细地记录了北方入墓“斩草”时埋地券时相关的祭仪事项。[2]南宋江西《张君重四宜义地券》称:“青乌子曰:按鬼律,葬不斩草,买地,立券,谓之盗葬。”[3]明代福建择日家刘春沂《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卷四《丧葬篇》亦曰:“斩草破土,谓开车墓、掘金井、下砖等事。WWw.11665.CoM”[4] “买地券”关于四神(兽)或以天干表四至的记载,以及神祇(如武夷王、杨筠松、张坚固、李定度等)的表述,跟传统的风水观念、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5]这种信仰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其使用方式、象征内涵也发生不少“在地”改变。本文拟根据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及作者的田野调查,对福建至今尚在流传的“买地券”习俗的地域特色及其与风水信仰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 

据学者的研究,两晋至唐宋,中原、北方的汉民的移居入闽,较大规模有三次,并形成相应的地域文化积淀。一是东晋南朝中原汉人的入闽,促成闽北方言的形成;二是初唐陈元光集团的戍闽与屯垦,促成了闽南方言的定型;三是五代闽中王潮、王审知等的割据,促成了闽东方言的定型。[6]随着中原、北方汉民的不断移入闽中,与堪舆相关的符镇法术、丧葬习俗也被移殖进入。随着环境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无论是丧葬的行为还是其器物的层面上,都发生一些“在地化”的变异。特别是墓葬中常有相关的文化遗存,可谓与土著“闽俗机鬼”同声相和,真实地反映了闽人对阴阳两界界限的认知。隋唐以来,北方墓葬制度逐渐趋于规范化,特别是其明器神煞安排影响浙闽赣等南方地区甚深。五代至宋时期福建出土的墓葬明器,如“买地券” 等,既跟反映中原、北方地区丧葬制度的代表作《大汉原陵秘葬经》的相关记载有许多相近之处,[7]也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夹杂着信仰与理性之张力的墓葬明器制度,以有序的物化形式安镇于乡村僻野,堪称是闽中汉人在“在地化”进程中形成的地域意识的民俗反映。

至今发现的福建地区较早的“买地券”文物,系在漳浦县唐墓出土,砖制,其契文曰:“囗词世界南瞻部洲大唐国福建道管内漳浦县嘉岭乡囗囗里囗囗堡囗囗囗囗陈氏林囗囗囗囗囗月囗囗囗除向阳当归囗里,有冥钱万一千囗之囗地主张坚固,李亭度囗收买囗艮山刚(岗)地一片,东至王公,西至王母,南瞻部洲,北萦越单为界,亡人收领永为冢宅。何人书,星与月;何人见,竹与木;星月归于天,竹木归于土。急急如律令。” [8]该地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移居入闽的北方汉民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压力下,采取聚族而居(堡)的方式,而其墓葬已十分注意葬地的位置(向阳、岗地)及方位(艮山)的选择。

唐宋时期,由于受当地土著畲民(其先民为闽越族人)火葬焚尸取其骨殖的葬俗及西域佛教的影响,福建各地亦盛行火葬。[9]这尽管有违中原、北方儒家所宣扬的孝道观念和厚葬习俗,却并不意味着在闽汉人因此丧失了文化主位(emic)意识。考古发现,闽中各阶层的火葬墓地同样遵循明器神煞制度的安排,并未因此改变意识深层的鬼神观念和风水禁忌习俗。如宋代的火葬墓地同样盛行”买地券”。1973年南安县西峰寓舍埔发现一个宋代火葬墓,内置有宋淳熙十三年(1186)铁铸阳文地券一方,墓主系死后廿五年安葬,可能先寄厝后火葬,入葬前系“黾筮叶从,相地袭吉”。此地券系铁铸阳文,长39厘米,宽32厘米,厚1.3厘米。墓主系泉州赵宋南宗太宗派“皇叔祖少师和义郡王”赵土珸之待妾、“恭人”蔡氏。该墓还出土一则蔡氏生男赵不劬所书墓志铭文,谓“恭人于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以疾卒于崇寓舍,享年二十有八。卜以淳熙十三年闰七月十四日己未葬于南安县归化里西峰院后山之原”。[10]从考古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看,这类“买地券”样式及文字,基本与全国各地出土的“买地券”大同小异,亦反映了“买地券”习俗的“超域性”特征。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原明器神煞制度的影响之下,“买地券”所提到的一些神仙人物,如张坚固、李定度、蒿里老翁等,还不断地被“南人”制成神俑,置于墓室当中(图1),作为镇墓之神。这些神灵主要是早期北方堪舆家杜撰的一类冥间神人。如张坚固、李定度常联袂出现,作为墓地成交的地下的见证人或保人或地主。张坚固、李定度,即法度永久、交易有律、度量准确之意,是堪舆家重视方位抉择的物化象征。如闽侯县怀安南宋墓出土的二神石俑,李定度束发头顶小冠,身着直掇长袍,张坚固头戴方形帻巾,身穿团领长袍,均正面立像。[11]

另外《大汉原陵秘葬经》曾载天子至庶人墓西北角均置“蒿里老翁”。所谓蒿里,又称高里,《说文解字》作“死人里也”,又称鬼所。福建墓葬出土的五代蒿里老翁陶俑(图1),作扶杖、戴风帽老形象,南宋石雕作戴圆帽、菱形帽或巾帻帽老人形象,亦是闽中汉人死亡观念的一种物化体现。


图1 神仙人物俑。

1、2张仙人俑,3李定度俑,4张坚固俑,5-7蒿里老翁俑。

1、3、4寿山石,闽侯怀安南宋墓出土。

2、6、7寿山石,福州东郊金鸡山南宋墓出土。

5陶,福州北郊五代刘华墓出土。

有趣的是,随着风水信仰在福建地域社会的深耕化以及风水知识、观念的传递,闽人除崇拜“买地券”格式中所书的神灵外,择墓的风水先生形象也被择葬者视为一种有效的镇墓之神。当风水仙同张坚固、李定度等神灵一样以神俑的形式出现在墓穴时,它事实上被视为一种可受操控的神圣力量,成为一种生人求福的信心保证。如闽侯怀安以及福州东郊金鸡山南宋墓出土的张仙人俑(图1),系寿山石雕俑,头戴贌头帽,身着团领长袍,手持罗盘(指南针),正面或侧面立像。无独有偶,江西临川县温泉乡宋墓也出土张仙人俑一式二件,此俑“眼观前方,炯炯有神,束发绾髻,身穿右衽长衫,左手抱一大罗盘,置于右胸前,右手紧执左袖口。座底墨书‘张仙人’”,俨然一位阴阳堪舆术家,即《大汉原陵秘葬经》所记的地理阴阳人张景文一类人物。[12]这种手拿堪舆旱罗盘的仙人俑形象,和“买地券”中提到的李定度俑,张坚固俑、蒿里老翁俑一样,都表明该地区的风水信仰习俗是随着移民南下的北方文化在地域因素作用下的“因土成俗”。

值得注意的是,在闽南等地“起厝”(阳宅)、“做墓”的仪式实践中,人们还用其他的方式祭拜原“买地券”中的神祇张坚固、李定度,以沟通此界与彼界、人与神关系网络,祈请获得好风水和好运气。

据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风水先生a氏介绍,[13]当地“起厝”进行动土之前,东家应事先准备两枝宽约十公分,长一米二的新杉木(用过的不行,木纹倒插的也不成),又称“分金木代(keih)”,其下部裁成尖角,分插于宅基地中轴线前后。在插“分金木代”之前,宅基地中央应安一个装满白米的盘子,风水先生神情肃穆,轻置罗经于上,观察来山去水,确定坐山朝向。两根“分金木代”各有特定的符号指称意义,前为张坚固(张状元),后为李定度(李状元),代表着由他们定夺方位朝向。插好“分金木代”后,泥水匠应在约后厅的位置插上“土地公神位”或“福德正神”牌位。时辰一到,东家在土地公神位前备好三牲(猪头、鱿鱼、鱼卷或熟鱼,敬献天公、土地公、分金仙)、酒礼(三杯酒、三枝香)、碗菜(十二碗熟食,素浑皆可,敬献地基主)等。竖造完成后辞土或谢神时,东家要请回两枝“分金木代”。拔出代表李定度的“分金木代”后,要填埋一个汤圆;拔出代表张坚固的“分金木代”后,要填埋一块发糕,以象征前圆后发。“分金木代”还被视为大厝风水效应的“彩市”(好运气的预兆),应置于后厅的“状元桌”(长条形,用于供奉祖先灵位或房头佛)下。家主尚未生男丁时,可将“分金木代”置于床上,据说可以保佑生丁。另外,原有的土地公神牌位应撤去,重新在厅堂左边的墙壁上安奉一个“福德正神”神位(设个神龛)。安好“分金木代”和“土地公神位”后,工匠要颂念“辞土文”或“送神辞”,辞谢这些神祇。至于择坟地时,孝男带孝服陪同先生确立穴地,破土之前,正规的话要颂念破土文式,“恭迎过往神明、本山土地、历代地理祖师、张李二分金师同临”。[14]而用来定葬位方向的二枝“分金木代”应用红线绑上五张“寿金”(金银纸),另在墓地前/后/中位置各烧“寿金”二千圆。

另外,在同安县马巷一带,在房屋上梁前,东家还应在厅堂外或门外摆好三牲、碗菜、香烛、金纸,拜请当地神灵,如天公、家神、当境神、行业神(九天玄女、鲁班、胡协)、土地神、堪舆当事神(张坚固、李定度)、四方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15]竖造完成时应颂“送神辞”,“奉送先师到仙山”,“奉送诸位神明,有府归府,有殿归殿,有车乘车,自行备轿马奉送”。

福建民间这种拜祭“买地券”中的神祇李定度、张坚固的习俗,其实并不意味着构成闽中风水信仰的核心观念已完全偏异于中原、北方的文化系统。相反,它生动地说明了中原、北方的风水观念经过闽中事生及事死的习俗的过滤、增删、移殖,已深深地根植于这一地区“在地化”汉人的文化意识中。

近世以来,闽中“买地券”的使用方式如具象的器物、仪式行为、使用范围等已发生了在地化的量变,但其观念层面上的原初象征意义并未因此被模糊化,反而是扩展出新的价值功能形态。“买地券”被分类为“做地”(阴宅)用的阴券和“做屋”(阳宅)用的阳券。阳券的格式与阴券相近,广泛地运用于阳宅的象征营造(不过,有些地方用于阳宅的券文也叫阴契)。“买地券”习俗至今仍然盛行于福建各地乡村。我们在各种家族族谱及通俗类书(如民间通书、丧葬礼俗之书)中常常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

据笔者在客家的田野调查,“买地券” 的物质载体,一般使用坚硬的器物(如铁、砖头等)。明刘春沂《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卷四《丧葬篇》(北京图书馆藏)曾提到“铁券仪式” :“铁券以铁为之,或梓木为之。今人多以瓦砖,长一尺,阔七寸,以朱书其文,顺写一行,倒写一行,须令满板,不空缺要。单行,不可双行。二块合文在内,以铁线扎腰,葬之日埋于墓所。”这些早期的规矩仍在民间有效地实行着。民间还广泛地采用纸券的形式,烧掉以告天地鬼神。写地券的纸张和文字颜色、字行数也颇有讲究。如长汀县濯田镇一带的阳券用红纸黑字,阴券用黄纸黑字;长汀县大同镇一带的阳券用黄纸黑字,阴券用黑纸白字。

由于“做地券”意味着跟一类可能伤害生人的鬼神(包括“家神”,即主家的祖先)打钱财方面的交道,民间“文化人”往往视之为是一件危险的事。如笔者采访过上杭县南阳镇“灵应坛”道士b氏,他认为帮人写或烧地券是件没功德的事,一般是那些无后的人才肯去做的。[16]而“买地券”的物质载体和使用方式的变异情况,很可能也是观察阳界(生人)与阴界(祖先、鬼神)关系变量值的一个尺度。使用载体坚硬(铁/砖/陶/木),文字是烧刻的,不易损坏,可能意味着两界关系的牢固性、永久性;使用载体柔软(纸张),文字是书写的,易于清除,可能意味着两界关系的脆弱性、暂时性。而阳券和阴券的划分、纸色和字色的区分,也凸显了阴阳两分、生死两分、圣俗两分的界限意识。人们拜祭神祇并非仅出于某种价值上的终极关怀,也是服从于现世的利益追求。

据濯田镇东山村风水先生c氏的介绍,“做地券”是跟鬼神打交道,应该很慎重。东家应先到本宅灶君坛前或当地庙宇卜筶咨询,根据神示写下购买的钱数。当圣筶出现两信(即两圣筶一阳面、一阴面朝上)或两笑(两圣筶的阳面都朝上)时,表示神灵同意了。

(1)当地“做地”(阴宅)阴券的用法是:[17]阴宅破土之前,一般不使用阴券。若是坟地地形和择葬日子原本都不错(若是穴凶葬凶,则要改葬),但葬后出现不吉之兆,方才考虑烧阴券。选定日课后(日子要跟东家人丁年庚及坟墓的山头坐向相合),东家到墓前备好三牲、酒礼、香烛,风水先生在场“打花”去煞,即持剑杀公鸡,淋鸡冠血于阴券纸及五张草纸上。打过花的五张草纸分别置于坟前、坟后、墓碑顶、明堂外(两张)。放好草纸后,在墓前烧掉阴券、金银纸、花边(冥钱,献给鬼神和祖先)。烧完阴券后,风水先生接收东家的红包,钱数逢九,如19块,29块,99块等,表示天长地久。

(2)至于“做屋”(阳宅)阳券的用法是:凡宅基地属于新地,未有地坟,未经人破坏过,风水很好,不必使用阳券。若宅基曾是墓地,或为老屋,或有秽气(肮脏不干净),应在动土前焚烧阳券。落成后的房屋,或从别家或亲家买来的房屋,入住后倘有不吉之兆(如睡时阴魂作乱),或有秽气,也应烧阳券。焚券应择日课(禁忌同上,一般为午后),东家在祖先神龛前备好酒礼,烧香照烛,燃放鞭炮,由风水先生杀鸡“打花”去煞,打花过的五张草纸分别置于正厅中堂、屋后、屋前和门口烧金银纸之处(二份)。阳券和金银纸、花边烧完后,扫起烧灰,倒到流水的地方。

2004年5月25日,笔者在长汀县新桥镇调查罗祖教活动时,曾全程参与观察了罗祖教徒、礼生、风水先生d氏为某氏举行的做阴契仪式(图2-5,当地做屋用的契文也叫阴契)。该家主因购买另一堂亲的房子建房,入住后家中出现了不安之事,故请他来烧地契。仪式在午时(11-13点)左右举行,约半小时。风水先生先在东家房内誊写阴契文(竖写)、封条(竖写,写上冥主名字、金银花边数目、东家及风水先生名字),东家则将酒礼、金银、花边、蜡烛、香、鞭炮等摆放在门外。仪式开始时,风水先生和东家各自擎香,一起到房屋内各个角落祭拜,念念有辞。毕,东家和风水先生分别在阴契纸(红纸)上画押。毕,风水先生拿起阴契文,站在门口颂念,东家在两旁擎香聆听。毕,风水先生燃放鞭炮、焚阴契等。整个仪式完成后,东家按当地规矩,给风水先生一个红包(人民币三十-四十元左右,逢吉数,如九、六)。等金银纸烧完之后,东家再去清扫余灰,倒到流水之处。

(图2)                             (图3)


(图4)                             (图5)

图2-5烧契仪式(2004年5月25日中午,长汀县新桥镇新桥村)。

图2 契文、封条及供品,图3插香、点烛,图4画押,图5念契。

d氏提供了当地烧契缘由的笔述资料(照录,未妄改):“因阳人居住新旧屋的家庭中有部分人居住后突然会发生疾病、啾唧或破才、损丁,恳请神灵指示。有些房屋有一半或一部分是堂族兄弟或叔伯名下的,因我们现在虽然出钱,向族叔伯兄弟买来了,但是叔伯兄弟的父母已去世,即因未通知的大人,致使居住后不久就会影响家庭种种不安状态,人口不安、损丁、破才、疾病、啾唧等等种种因素。即此应做阴契文一纸,说明状态因由经过,后注○○敬备金艮花边○斤,求请先灵冥中领用,永远买断此基给○○人名下永远居住营业,阳间代笔人证明仟字画号,阳间做阴契人○○仟字画号,阴间本宅土地、冥京十地阎君证明功德。公元○年○月○日依口代笔字人○○。香烛炮备一份敬神用,三牲酒礼一份,另化金艮、花边,另各人名一对烛,三行香,一挂炮。” [18]                    

二 

今天闽赣粤等地流传的武夷君(王)信仰,堪称是汉代以来汉、越二族之鬼神观念、祭祀文化有机交融的产物,是土著的机鬼信仰与中原汉族的巫道观念的结合。它既是闽越人的原生文化因素在闽中汉文化系统中的积漃与遗存,也是中原强势的汉文化因素在闽越土著文化层上垒积、覆盖的后果。两汉以来,这种神灵信仰还被广泛地纳入中原“买地券”丧葬习俗当中。而在闽南及客家地区,这类融入武夷王信仰的“买地券”习俗,至今也应用于阴阳宅的象征营造。武夷神灵崇拜尽管可以被判定是闽越人祖先崇拜的原初象征,也应视为在地化的闽中汉人有效地设定阴阳边界界线的关键象征。探讨该地域神灵神格的变异经历以及被纳入“买地券”习俗的过程,有助于我们从中把握其原初的文化功能和象征意味,并审视土著声音的音频是如何在神灵形象上被入闽汉人重新编码、组合的。

武夷(君)的原型,很可能跟战国之前闽越先民的祖先或鬼神崇拜有关。《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时有人上书称:“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汉书·郊祀志》记此事,“武夷君”作“武夷”,无“君”字。南宋朱熹猜测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今建宁府崇安县南二十余里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峰峦岩壑,人迹所不到处,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间,以度舟船、棺柩之属。柩中遗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坏。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今山之群峰最高且正者,犹以大王为号,半顶有小丘焉,岂其君长所居耶?”[19]

到了战国时期,武夷(君)又衍化为南方地区(如楚地)掌管兵死者的神灵。[20]据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太一避兵图》,内有“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独行莫□”等字,而湖北江陵九店56号楚墓(下葬年代约为战国晚期早段)出土的竹简《日书》,内有“告武夷”篇目,简文称帝命“武 ” “司兵使者”。[21]而古代“夷”、“弟”形音皆近,“子”是尊称,疑简文的武 即图文的武弟子,都跟兵有关,是讲巫祝因为兵死鬼作祟而生病的病人,向管理兵死鬼之神武夷祝告,希望武夷能让病人之魂归来,饮食如故。从汉代武夷君与太一同祭来看,它跟图文的武弟子、简文的武,应该都指同一个神。[22]

到了汉魏时期,武夷君逐渐被符箓派天师道纳入三官解注之法,成为“地狱所典主者”之类的神祇,以使坟墓安稳,注讼消沈。如约成于南北朝《赤松子章历》卷六《又大冢讼章》提到:“公解冢讼墓注……臣谨为伏地拜章一通,……辄按《千二百官章仪》并正一真人所授南岳魏夫人治病制鬼之法,为某家……加符告下某家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苍林君、武夷君、左右冢侯、地中司徼、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诸是地狱所典主者,并严加断绝某家冢讼之气、覆注之鬼。”[23]在当时“买地券”即冥契中,武夷君也被称作武夷王,成为太上老君符勅的丘墓之神之一,列属“言功举迁”之列。武夷君(王)尽管神格不高,却也不断随着巫道信仰的传布而飞越南北,不再是纯粹的乡土神灵。[24]如广东始兴县都圹村出土的南朝刘宋元嘉十九年(442)“买地券”,[25]陕西出土的元嘉十年(433)“徐副地券”,以及湖北武昌出土的齐永明三年(485)“刘顗买地券”、江苏省镇江市出土的“武周延载伍松超地券”, [26]都提到担负丘丞责任的“武夷王”。从券文的记录看,太上老君符勅武夷君等地祇的目的是:“板到之日,丘墓之神,地下禁忌,不得禁呵志讶,坟墓宅兆,营域冢郭,閇(闭)系亡者魂魄,使道理开通,丘墓诸神,咸当奉板,开示亡人地道,安其尸形,沐浴冠带,亡者开通道理,使无忧患,利护生人。至三会吉日,当为丘丞诸神,言功举迁,各加其秩禄,如天曹科比,若有禁呵,不承天法,志讶冢宅,不安亡人,依玄都鬼律治罪。各慎天宪,明永奉行。”[27]南北地区的汉人崇拜武夷王的行为,显然是为了保护祖先的幽居并让祖先荫庇生人。通过闽越人的神灵崇拜与中原丧葬习俗的有机结合,中原汉人的传统孝道观念与灵魂观念,业已“因地成俗”,内化于其中。

唐宋以来,随着道教三官信仰在南方地区的扩张与升格,[28]福建的武夷君信仰日益演变为官方祀典的一部分,其神格力量得到有效的扩充,武夷信仰原初的功能形态和象征意义也更加隐而不显。按唐陆鸿渐《武夷山记》记载:“武夷君,地官也。”元赵道一编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称“武夷山有神人自称武夷君,曰吾居此山,因而为名焉”,并谓秦始皇二年(前212)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置酒会乡人于峰顶,令歌师唱《人间可哀》之曲。[29]延至宋代,武夷君更是受到敕封四次的礼遇,有显道真人(1095年)、显道真君(1098年)、显道普利真君(1234年)和显道普利冲元真君(1238年)等名号,武夷山亦被道教奉为三十六洞天的“真升化玄天”。[30]神话传说与国家正祀的交互作用,使得升格为“道教仙人”身份的武夷君的信仰空间得以继续扩大。

然而,在国家正祀走向衰弱之后,恰是民间祭祀维持了代表“丘墓地主”的武夷君(王)原生的信仰活力,继续保存着其早期的象征内涵和功能形态。越汉共通的鬼神观念及祭祀传统的历史记忆,也在民间的风水信仰习俗中得以反复再现。随着人们对风水吉凶观念的迷信,安放有“武夷王”字样的“买地券”明器一直是闽人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31]武夷王除是一位保护墓主的丘丞小神之外,有时还是负责阴宅(地下)土地归属的地主。如宋元以来福建出土的“买地券(阴券)”,大都有武夷王之功能形态的记录。[32]试择录数张地券略作说明:

例1  宋绍兴十九年(1149)“买地券” :“维绍兴十九年岁次己□十月二十三日戊寅,大宋国管内泉州府晋江县晋江乡临江里,故助教郭三郞、太孺聂十五娘,于本县本乡鸾歌里上得辛兖山,来龙乾亥入路,兖仙□穴□,甲卯向,发□水,折艮癸,归艮甲,长流甲,分九万九千九百九十贯,就地主封侯明王边买地一穴,当得张坚固、李庭度、地下武夷王同共给,与故亡人郭助教及本孺女葬永古为祖。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应地下诸神恶鬼,不得妄乱侵占。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阴阳事□□□(符箓,抄略)。” [33]

例2   宋淳佑三年(1243)“买地券” :“维淳佑三年岁次癸卯朔二十二日甲子辰时末,以符告:天一地二,孟仲四季,黄泉后土,工文武,土历土伯,土星土宿,土下二千石,神蒿里父老,武夷山王,玄武,鬼律,地女星,照今有大宋国福州怀安县人坐乡观凤里殁故黄氏五二孺人,元命丁亥四月二十五日午时受生,不幸于今年七月初十日酉时身亡,享年一十七岁。生居城郭,死居窀穸,音利吉方,于本县忠信里地名浮仓山,坤山坐丁向癸,利居安塉,用伸安厝此岗,更不迁移,不改村名,谨赍银钱壹万玖仟玖百玖拾玖贯文,分付地主张坚固、保人李定度卖得此山乙所,东至甲乙,南至丙丁,西望庚辛,北至壬癸,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内至陈分壁。今以牲羊酒食其为信契,或有无道思神,不得干犯亡灵,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直符使者自当其祸。保护亡魂安稳,荫佑生人平康。五帝使者奉太上勅,急急如律令。卖地主张坚固,保人李定度。”[34]

例3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买地券”:“五王夷买地券。武王夷今有大盘地龙一所,坐落莲阪保地名报恩后垄田上,其地东至甲乙,西至庚辛,南至丙丁,北至壬癸,中是其地,四至分明。地价□三贯三千文足,卖与本保亡人叶丰叔出手承买为坟安葬。其钱当日随契两相交付,去说并无领目,所卖其地,与上下神祇无预,亦无干涉争□。如有执占,一仰武王夷餐当,不涉买主之事。今仁里难信用,立契一本,与亡人收讫为用者。至正二十一年太岁辛丑十月日行契武王夷二契。牙人张坚固,内人李定度。何人书了天上鹤,何人书了水中鱼,白鹤读了上青天,鱼书读了入深海。”[35]

例4  万历二十三年(1)“买地券”: “皇明亚中大夫云南布政司左参政、谦山郑公讳岳字永翰,居大明国福建福州府长乐县二都异难乡崇丘里龙阳人,今寓闽县左二坊东街金鱼境住。生于嘉靖丙申年正月初二酉时,卒于万历壬辰年六月二十七日酉时,春秋五十有七。今则卜兹宅兆,安妥遗鬼,凭牙人张坚固等引到武夷山主当山土地处,自用冥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零九文,买得吉地一围,坐产侯官县三十九都莲花峰之原,坐壬向丙,上至青天,下至黄河;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中央吉地,开建墓堂,涓取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岁三月二十三日丑时安葬。墓内十二时辰,金鸡玉大,依时鸣吠;柏人铁牛,木奴瓦婢,胜光神后,功曹传送,各守阴阳。千年宅冢,万载吉祥,亡人安隐,风水利宜。天上七十二星,点点光辉,照出中天二十八宿,个个拱辰。葬后儿孙富贵,大发财产,文林茂盛,科甲流芳。山间魑魅魍魃,无道之神,不得侵占。如有此等,阡陌大将军施治。奉太上白鹤仙师急急如律令敕。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岁三月廿三日立契。牙人张坚固(福),保人李定度(寿),看墓人万年春(康),代书人许长义(宁),阴阳交泰。”[36]

诚如前节提到的,闽人目前还在广泛地使用“阳券”,其物质载体有硬质(砖)亦有软地(纸)的。阳券其实是阴券的一种变体,亦是确立阴阳界限,防止模棱两可,维护时空秩序的文化反映。契文也经常提到地主“武夷王”,但掌管的权限却发生了变化,从丘墓土地之神变成阳宅土地之神。在运用风水符镇法时,闽人充分融入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认知,带有鲜明的在地化特色。试举二例:

例5   长汀县“阳宅地券”:“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三皇和五帝,盖文生事,始终之至,全凭券卷评幽,明之通义也。今据中华国福建省汀州府长汀县○乡○村○号○姓○名,因居住房屋不够使用,今岁幸逢山向大利,请动杨公仙师后裔前来寻龙点穴,点到大地名座落○○地名,架造房屋杏堂,并托中间人张坚固、李定度问到开山地主武夷王,卖出吉地一块,东至甲乙木青龙,南至丙丁火位上,西至庚辛金白虎边,北至壬癸水上边,中至本宅真龙正穴,四至山冈来龙万里拱揖,上至天堂,下至地骨。即主文契当日出契银九万九仟九佰九十九万贯冥钱,即日交讫,开山地主武夷王差下九牛破土将军,执刀立斩不留情。今因房屋架造落成,谨择○年○月○日○时合天开地道之良辰吉日,造主○○○等全家有名人士迁居入宅,有本堂福德正神阴佑,沐恩弟子○○○等全家请吉,四时安禄,男增百福,女纳千祥,犬畜兴旺,富贵绵长。借问此书何人写,白鹤仙写了上天堂;若问此书何人读,龙王读了下长江。东王公作证见,西王母作证盟,说合人张坚固、李定度,用主契书一张,交本堂福德长生土地执存,永远为照。说合中人张坚固号,在见人张果老号,立契人武夷王号,东王公作证见示,西王母作证盟示,代笔人白鹤仙。”[37]

例6   同安县“阴阳契”:“立阴阳契字人武夷王有地基一所,坐落××兼××,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元武,上至苍天,下至黄泉土,四至明白,今因缺金银费用,托中人引就于阳间×××,尽卖出黄金一佰贰拾锭,即日仝中收托,地基付银主阳间人×××起盖屋宇,坐×向×,兼×分金,尾×××,咸告竣进入居住,永为己宅。其屋万年不朽,子孙富贵,科甲联登,丁财日进。恐口无凭,岁次××年××月××日设醮安谢土符,立契阪二砖为记。其地基系是武夷王掌管,于别神无干,埋在土符座下为照。立阴阳契人武夷王,中人土地公,作证人张坚固,见证人李定度,知见人车王公,代笔人兔毛笔。岁次年月日。”[38]

按:例5是长汀风水先生因地基不吉、有秽气或房子换主人时所用的阳券格式之一,写于黄纸上,要和金银纸等一起烧掉,纸灰要扫到流水的地方。使用此券时,还须在正厅安放一“土地尊神香座”,亦用黄纸。风水先生一烧完阳券,拿了红包,无论东家如何盛情款待,都得赶快走掉,不可停留,据说是担心东家“家神”在数冥钱时发生纠纷会找他的麻烦。例6是泉州同安马巷辖十三都洪厝及临近乡村乡民建阳宅使用的一种砖契(又叫“阴阳契”)(图6),砖面上方画后天八卦符图,砖面下写阴阳契文。二例的“武夷王”都是地主,但神格似乎有些差异。前者“开山地主武夷王差下九牛破土将军,执刀立斩不留情”,后者“因缺金银费用”贱卖厝地。


图6 同安县洪厝建厝砖契。

战国至当代的“武夷王”神格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风水的符镇法术也是一种为人们提供跟神祇进行有效交易的手段和工具。而风水法术的功效,一定程度上又是通过这些受控的神圣力量的作用去实现的。一定意义上说,地域社会中的风水观念、信仰,也一直带有民神杂糅的“连续性”特征。

大体来说,由于深受道教及传统方术的影响,汉人的丧葬活动特别注重祭祖(沟通祖先与子孙)、祀神(沟通天地神人)和事鬼(沟通祖先与鬼、人与鬼、神与鬼)等祭祀传统之结合,以期为死者及其家人回死注生,消灾度厄。闽中现存的“买地券”习俗正是这种神秘的宗教观念的典型文化遗存,其中带有“武夷王” 字号的阴阳券文及其当代表现形态,更堪称是记录福建乡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活化石,展示了福建地域信仰形态中“重巫尚鬼”的土著“底色”。

一定意义上讲,埋藏或焚烧地券的仪式,既是一种有效驱鬼压邪的象征活动,也是跟掌管土地或鉴别佳壤的神祇以及祖先(家神)建立沟通管道,乞求合法获得阴阳宅使用权的象征活动。倘若未经斩草破土或未焚烧地券,不能赶走其它占地的凶神恶煞,或者“隐形的风水先生”——土地神祇没有应允,或者鉴别佳城的风水祖师(如杨公、分金仙、武夷王)不开法眼,再好的风水宝地可能被隐而不显、不发,而寓居于阴界的祖先或阳界中的生人都将不得安宁。这种习俗其实是人们建立阴阳两界的良性交流模式的理性尝试,代表着人神之间合法化的“交易”,是替阳界的生人或阴界的祖先同神祇的“立约”(非盗也)。无论生者还是死者,由此也消解了潜在的危胁,得到“龙神永凝”的保证。

 

[1] 关于武夷君信仰的部分内容,曾以《福建买地券与武夷君信仰》为题名刊于《台湾宗教研究通讯》总第3期,2002年。本文主要补充了考古文献和田野资料,并对武夷信仰部分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特此说明。

[2] 《地理新书》曰:“凡斩草日,必丹书铁券埋地心。凡斩草,取茅或秆草九茎,三三之数也。斩三下者断三殃害也。更有众子各加三茎,用五色线三道束之,置于黄帝位前。先王用誓板,长一尺,阔七寸。公侯以下用祭板,长一尺,阔七寸,位板十九,各方五寸,已上各书神位。公侯以下皆须铁券二,长阔如祭板,朱书其文,置于黄帝位前。其一埋于明堂位心,其一置于穴中柩前埋之……前斩草一日,于明堂上为坛……坛上设神位五行十二神,坛外设阡陌将军,埏道口设幽堂神座,祭官沐浴宿斋。有封国者遣国官祭,无官爵者孝子自祭。时至……祝生于坛内,西南东跪读祝……祝曰:‘维年月日,祭主某乙致告于五方五帝、山川百灵、后土阴官、丘丞墓伯、阡陌诸神,某亲以某年月日奄逝,伏惟永往,五内分割,礼制有期,龟筮袭吉,宜于某州某县某乡某山之原,宅兆于霜年月日迁坐幽室,用今吉辰斩草,谨用信币柔毛酒礼之仪,致告于山川百灵,主供奠于后土神,既葬之后,永无咎艰,尚飨。’再拜上酒,祭官入就黄帝位前跪读,两券背上书合同字,置于旧处,府伏而起……北向再拜,行酒上香。用铁为地券,文曰:‘某年月日,具官封姓名,以某年月日殁故,龟筮叶从,相地袭吉,宜于某州某县某乡某原安厝宅兆,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若干步,南北若干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分擘四域,丘丞墓伯、封部界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若则干犯呵禁者,将军亭长收付河伯。今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造,安厝已后,永保休吉。知见人、岁月、主保人,今日直符、故气邪精不得忏恡。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次至西南阡陌座,三酌祝曰:‘某人今于阡陌之内,安厝宅兆,谨以酒醴信币,仰劳降佑,使无后艰,尚飨。’以酒洒散再拜。次于黄帝座前取斩草者茅置于幽堂穴前,三酌祝曰:‘谨启幽堂亭长丘墓诸神,今以吉日造立幽堂,谨以酒醴信嫳,仰劳保佑,使幽堂清静,故气消除,来者安宁,尚飨。”再拜祭酒,祝生引孝子于幽堂茅束跪坐,祝生执剑祝曰:‘上启九天,下及十地,今日斩草,殃去福至。’祝讫,授刀于孝子,祝曰:‘一斩斩天殃,去天咎,除天重,去天伏,除百恶,来万福,下金刀斩之。二斩斩地殃,去地咎,除地重,去地伏,灭防破,来万福,下金刀斩之。’三斩讫,反向外掷刀于五步外吉,还来于坛复位。祭官入于黄帝座前,取酒出于坛南,向北向跪,祭酒祝曰:‘三爵之礼,周流已遍,所献虽微,保佑深重,惟诸明灵,各安本部,保佑后嗣,再拜,执事者取所斩之茅兼信币各一段,纸钱少许,肉一脚,酒一爵,果饼等,铁券一枚埋地心,余纸钱信币少许焚之。执事者引孝子于幽堂天井前立,授锹于孝子,发其壤,葬欲北首故南其壤,若贵人则斩草发土并执事者代之。其祭物等,祭官与祝生等分散之,其耒胥米□谷四方洒之,余食于西南上分散食之。其祭祀之余,主人勿以将归凶。其一券葬时进于墓中柩前。”《地理新书》系北京大学图书馆木犀轩李氏旧藏元复金本,转引自宿白:《白沙宋墓》,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6-47页。

[3] 陈定荣:《南宋张君重四宜义地券》,《文物》1987年第2期。

[4] 刘春沂《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北京图书馆藏)卷四《丧葬篇》“斩草破土论”条曰:“按《皇帝葬经》云:天子斩竹,谓凤凰食其竹,竹上有咎,咎下有鬼,用剑斩之,要斩十二节,应十二月,阳月节上,阴月节下,斩其竹,埋其死门之外一尺二寸。庶人斩草,用本音官鬼日斩草,草上有鬼,草下有魂,堂下有门,门之外有穴,用刀斩之三四节,阳辰节上,阴日节下,斩其草,埋其鬼门之外,深九寸九分。”

[5] 陈槃:《于历史与民俗之间看所谓“瘗钱”与“地券”:附论所谓“镇墓券”与“造墓告神文”》(“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中册,1981年10月“中央研究院”编印),台静农:《记四川江津县地券》(台湾《大陆杂志》第1卷第3期)对“买地券”所涉与风水相关的众神祇曾有所探讨,有兴趣者可参照。

[6] 参见李如龙:《福建方言》第1章《汉人入闽与福建诸方言的形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7] 原书载于《永乐大典》卷八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该书约成书于金元时期,参见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8] 王文径编:《漳浦历代碑刻》,漳浦县博物馆,1994年自印本,第271页。南瞻部洲,又称阎浮提洲(jambudvipa),系佛教四大洲(余是北俱卢洲、东胜神洲、西牛贺洲)之一,即我们这个世界。北萦越单,疑为北郁单越(uttara.kuru),即北卢俱洲,以国土最为殊胜而得名。在道教“天地五方六国”中,南方称阎浮提,北方称作郁单。王氏根据“大唐国福建道”等字推测该唐墓时间上限可能在唐肃宗以后,下限在唐僖宗以前(《福建画报》1998年第12期)。但有学者怀疑该地券可能非唐物,以为不当有“大唐国”说法。然而江西出土的《北宋崇宁四年李宣义地券》亦有“南赡部洲大宋国江南西路洪州武宁县年丰乡石门里知筠州上高县事李宣义……”云云(陈柏泉:《江西出土地券综述》,《考古》1987年第3期),则上说不足凭也。

[9] 明清的地方志书猜测这种葬俗主要跟畲民的迁徙有关。兹据《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70-172页)所录的丧葬资料略作说明。如明万历《永春县志》卷三《习俗》载,本地畲民“人死刳木纳尸,乃焚木拾骨浮葬之,将徙,取以去远”。清卞宝弟《闽峤輶轩录》亦载闽东霞浦畲民“人葬刳木纳尸其中,少长群相击节。主丧者盘旋四舞,乃焚木拾骨,轩诸罐,浮葬林麓闽,将徙则取以去”。清同治江西《贵溪县志》卷一四《杂类轶文》载,是地畲民“遭亲丧,舁棺至山麓火化之,拾其骨,请于主人求隙地葬,不起坟。主人恐其久而诈,平地以为坟地,督之令高,今已隆然起三四尺矣”。畲民后来采用的一次棺木土葬、停棺拾骨土葬、“拣金”拾骨二次葬,反而是受汉民土葬习俗和风水观念的深刻影响。如乾隆《永春州志》卷七《风土志》载,当地畲民“近又与土民婚,并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福安县东山《雷氏族谱》内《家训》载:“父母临终衣衾棺椁在所必备者,孝子之情也。刻今多有火葬之说,竟敢斫官而焚之,不孝之罪莫甚于此。此后族内人等葬具称家之有无,断不可以鞠育顾复之恩而为斫棺焚尸之惨,违者鸣官究治。”

[10] 《泉州南安发现宋代火葬墓》,载《文物》1975年第3期。该铁券现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其契文录下:“维淳熙十三年岁次丙午,闰七月丙午朔,十四日己未,恭人蔡氏以辛巳年九月十二日殁故。黾筮叶从,相地袭吉,宜于泉州南安县归化里西峰龙安禅院之后山安厝宅兆,谨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兼五彩信币,买地一段,东西一百步,南北一百步,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分壁掌四域。丘丞墓伯封步累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千秋万岁永无殃咎。若辄干犯诃禁者,将军亭长,收付河佰。今以牲牢酒饭、百味香新,共为信契,财地相交分付。工匠修营安厝,以后永保休吉。知见人岁月主,保人直符,故气邪精不得忏怪。先有居者,永避万里。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

[11] 林忠干:《福建五代至宋代墓葬出土明器神煞考》,《福建文博》1990年第1期。图1及相关说明,录自是文。

[12] 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13] a氏,民国三十二年生,初中文化,风水先生,访谈时间:2003年11月5日(访谈地点:泉州市金星大酒店)、12月17日、18日(访谈地点: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

[14]  a氏的破土文式如下:“伏维日吉时良,天地开张,立地焚香,直达天庭,香烟阵阵,请神降灵,香烟袅袅,请神驾临,岁次○年○月○日○省○县○镇○村信男○○为安葬先人○○特请地师选此吉地佳壤,阡立○山○向分金○,择吉日兴造佳城,现虔备三牲满面酒礼果蔬香烛寿金等供品恭迎过往神明、本山土地、历代地理祖师、张李二分金师同临,保佑千祥云集,百杀消藏,施工顺利,○氏合家添丁进财,代代科甲连绵,世世兴隆不替,发福无穷,为祝为祷。”

[15] 同安马巷洪厝及周围村落的“拜请神帖”曰:“具请神帖人系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马巷辖十三都祥岚堡○村弟子○○○,兴建华屋乙座,坐落○○兼○○,今奉吴府王爷(该地境主——注)指示,备彩梁一栋,择于○年○月○日○时进梁、开彩梁卦、开光梁眼,令焚香请盘古帝王、复希神郞、郞文王周公、九天玄女、鲁班祖师、邱(或姜)氏夫人及秦二公、胡协先师、巫业先祖、阳光祖师、福德正神、张公坚固、李公定度以及本境其它神明,降纳庇佑,赐华堂添丁进财,弟子福寿康宁,万事胜意。”参见同安马巷洪厝《符咒簿》影印本,陈支平提供。

[16] b氏,民国十八年生,祖传道士、礼生,访谈时间:2004年5月1日;访谈地点:上杭县南阳镇b氏家中。

[17] c氏,民国二十六年生,初中文化,祖传风水先生,访谈时间:2003年2月12日;访谈地点:长汀县濯田镇东山村c氏家中。c氏的阴券格式如下:“天苍苍,地苍苍,天清日月照山岗。今有××(大清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道汀州府长汀县××里××亡者××人,前因南山采茶,北山采果,偶遇仙人赐酒三杯,南柯一梦,生者××人敬天为父,敬地为母,孝子思亲,无能报补,今请地师杨筠松寻点黄龙岗上大地一穴,坐落土名××处××向,东至青龙甲乙木,西至白虎庚辛金,南至朱雀丙丁火,北至玄武壬癸水,中至中央戊己土,四至分明为界,请到中人李定度,用钱九万九千九十贯,买到土主张坚固大地一穴,今岁××(大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择于××年××月××日××时,天地开通,日吉时良,请到杨公弟子前来安葬,虔备香烛茶酒三牲安葬××,自葬之后任凭亡者掌管,四边竹木为朋友,五更阳鸟报天光,常出人丁千万口,五湖四海置田庄,借问契金何人写,白鹤写了上天堂;借问契书何人读,鱼翁读了下长江,如有强神来争占,九牛破土不留藏,阴府契书付与亡人永远为照。××年××月××日××时立卖契人张坚固示,仝卖人张果老示,说合中人李定度押,东王公见钱示,西王母见证示,代笔人白鹤仙师号。天上何人来说了,扦葬地师杨筠松开示。”

[18] d氏,民国十五年生,礼生、风水先生、罗祖教徒(未上过学,但从小过目不忘,熟读许多古文),访谈时间:2004年5月25日;访谈地点:长汀县新桥镇新桥村张冬莲家中。

当时所用的契文(有不通者照录——注)如下:“立阴契文字人张冬莲,女,现年四十二岁,癸卯年生于新桥村下街任屋处居住,因于2003年旧居折除,建新楼房一所,其中有向任承光叔购换地基壹块,交给承光现金壹仟元,瓦贰佰块(其中地基壹块,房间壹眼),今已购买换断清楚,今属张冬莲名下永远营业居住。现因承光父母未曾允许,今特备有每人名份下花边陆斤,金艮陆球,焚化于冥中承光父观音妹哥名下壹份,母邱唐妹子名下壹份,恳请贰位叔公、叔婆冥中领用,以慰先灵,从此永远买断此基业,敬请贰位叔公、叔婆永离此地,灵归山中灵厝居住,不得在冬莲新屋之中或前后左右逗留。此屋及基应属冬莲所营业,空口无凭,特阴契文乙纸为据,并祈保冬莲合家人等身体健康,合家平安,财丁兴旺,诸事如意,心想事成,不得违误,特此申明,以彰功德是耶。另则,任承领叔公、三嫂娓娓叔婆名下也有横屋壹处,约拾伍平方米左右,三嫂娓娓因往滑石落基居住(因往滑石探病时承遗嘱探病赠送之留言),今也不能忘记关心照顾之功德,也备花边金银各壹份,花边陆斤,金艮陆球,给于叔公、叔婆名下使用。显叔公府太公名下也有壹份,冥中使用,永远卖断地基,空口无凭,有要有凭,特立阴契文壹纸为据。本宅长生土地、冥京阎君大帝尊神证明功德。依口代笔字人×××(即d氏——笔者注)。具伸阴契文字人张冬莲。公元二零零四年四月初六日。”

[19] 《御纂朱子全书》卷五十,载《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250册,世界书局,1985年,第610页。

[20] 吴之邨称武夷之名非汉、梁、陈史志原璧,本名虎夷,唐人讳虎,多改为武。从出土竹简及券文看,此说不能成立。见氏文:《“武夷”名实考》,《安徽史学》1996年第3期。

[2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22] 李家浩:《论<太一避兵图>》,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李家浩:《九店楚简“告武夷”研究》,“第一届简帛讨论会”,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9年。

[23] 该书据东汉《千二百官章仪》及《三百大官章》等编成,约出于南北朝,参照《道藏》第11册,文物出版社(北京)、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24] 豫、陕等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文(镇墓文)就有与《赤松子章历》的鬼神名目相当的“百鬼名字”,其中“武夷君”题为“武夷王”。见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和天师道的起源》,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5] 廖晋雄:《广东始兴发现南朝买地券》,《考古》1989年第6期。

[26] 《江苏省武周延载伍松超地券》,《考古》1965年第8期。

[27] 徐副地券图文,见王育成:《徐副地券中天师道史料考释》,《考古》1993年第6期;刘顗买地券图文,见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文物》1965年第6期。

[28] 早期天师道祭祀的三官之法,至南朝衍成三元斋会。徐副地券提到的“三会吉日”(正月五日上会,七月七日中会,十月五日下会)亦与三元日(正月十五日天官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为下元)相关,即三官考校功过时,是先于三会日考核罪福,至三元日上奏金阙,以降祸福。唐宋时期,三元斋会被纳入官方祀典,并变为民俗节日。三官的神格也得到扩充。以地官为例,按《岁时广记》卷二十九《作大献》条:“七月十五日,地官校阅,搜选人间,分别善恶。诸天圣众,普诣宫中,简定劫数,人鬼薄录,饿鬼囚徒,一时俱集。以其日作元都大斋,献于玉京山,采诸花果异物,幡幢宝盖,精膳饮食,献诸圣众。道士于其日夜,讲诵《老子经》。十方大圣,高咏灵篇,囚徒饿鬼,免于众苦,悉还人中。”地官可谓是威仪万千,并非要“言功举迁”。另按:《周礼》称司徒为地官,掌管土地和人民。地官又称地祇,是土地社稷的大神。

[29] 《道藏》第5册,文物出版社(北京)、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30] 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四《敕封》。

[31] 学友林拓在分析福建文化的地理过程时指出,闽越信仰是“福建信仰形态的区域底色”,“不同地区移民的进入、不同文化层的覆盖、不同阶段的社会变迁使原有的底色发生不同程度的褪变,显得忽明忽暗、或浓或淡,有的可能仍然如故,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有的则在几重涂抹之后仍难以摆脱底色的作用。”但作者又称闽越信仰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一是部族信仰层面,如无诸、郢、余善等闽越诸王;二是氏族信仰层面,如太姥、武夷君等;三是种族信仰层面,如蛇、蛙图腾崇拜等。闽越种族→氏族→部族三个信仰层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次生成,但其影响力“却是随着部族→氏族→种族信仰依次淡化”。如武夷君信仰的“影响的地域范围并不广泛”,而蛇图腃是“闽越信仰中真正形成长期而深远的影响的”(参见氏著:《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92-197页)。从考古发掘和现存文献来看,种族的蛇图腾信仰的影响是否真正超过氏族的武夷君(王)信仰,却值得怀疑。从影响的地域范围看,武夷君其实是超过蛇图腾的。

[32] 厦门杏林双穴墓出土的清顺治四年“买地券” (吴诗池:《厦门考古与文物》,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36页)及漳州南靖县《高才社徐氏族谱》(手抄本)所抄存的“买地券”皆有“地主武夷王”字样,因篇幅关系,不录。

[33] 此“买地券”系1996年泉州城东建高速公路立交桥时出土,陶质,呈碑形,券文为阴刻,券文后有符箓,碑首刻有北斗七星图案和莲花图纹。现藏泉州闽台关系博物馆。券文见陈健鹰:《读碑三题》,《闽台民俗》创刊号(泉州),1997年。

[34] 此“买地券”系砖制,正面丹书16行,1975年福州北郊浮仓山出土。墓主黄升系宋室后裔赵师恕季孙赵与骏之妻。其墓志铭曰:“得此一穴,浮仓之阴。左蟠卧龙,右拥翠林。莲花一峰,对起千寻。为尔之宫,万古犹今。”文载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第7期。

[35] 此“买地券”出土于厦门莲阪。陶质板状,呈竖长方形,正面近边缘用阴刻线框边,现存于厦门博物馆。抄自吴诗池:《厦门考古与文物》,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36] 该”买地券”出土于福州效区一明代墓葬,正反文交替。录自徐心希:《试论福建民俗及其教化作用》,《闽台文化》(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编)1999年6月第3期,第94-95页。徐称,券文系林利本教授提供。

[37] 提供者:e氏,1964年生,初中文化,长汀县大同镇黄屋村人、风水先生、罗祖教徒。访谈时间:2004年1月20日;访谈地点:黄屋村e氏家中。

[38] 同安马巷洪厝《咒语簿》复印件,陈支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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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进国 [标签: 买地 福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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