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道

（一）. 时到机来
（二）. 当代发达国家大本大源小考
（三）. 真儒精义及其可用性
（四）. 中华“心态文化”建设优选方案
（五）. “权力制衡”突破口

结束语

参考资料

（一）. 时到机来

毛泽东去世，文革写下句点，在党心民心强烈求变思治之际，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顺应大势，改弦更张，实行改革开放新政。新政的根本特点集中到一句话，就是大幅度“向私让步”。据此破除了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紧箍咒，公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从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始，模糊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鸿沟，解开计划经济的自缚绳结，放松生产资料私有制禁区，制订一系列鼓励、照顾和优惠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本国人民和外国投资人的私心积极性。

“向私让步”，本是中国历朝每逢大乱大难之后，日子过不去时的应急招数，总是屡试不爽，“一抓就灵”，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下子将中国带进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国改革开放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成就辉煌，举世惊艳。经济增长速度高居全球前列，国内生产总值（gdp）1979～1990年平均增长9.15%，1991～2001年，又在此基础上保持平均增长9.85%的速度，近三年的增长率仍高达8.3、9.1和9.5％。民生迅速改善，综合国力空前增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由1970年的第13位升至目前的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已达到了仅次于美国的第2位。wwW.11665.cOm

取得如此显耀成绩的原因，除了主观上的转变，还有世界政治形势和全球经济格局提供的非常机遇。邓小平认为“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他说，“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东西方冷战对峙趋于结束，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互惠合作体制成熟化，资金来源富裕渠道流畅，新科技革命带来了加速进入后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可能性……形成了一个空前有利于中国崛起的现代国际大环境。反之，如果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横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就根本不能想象中国会有这样如鱼得水的好运气。

主观积极因素和客观有利条件珠联璧合，催生了当代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这里仍然缺少了构成和谐社会两大基本要素――“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

中国历史上频繁的治乱循环中，不乏求变图治的有利时机，但一次次都因缺少一种韦伯所说的转辙器功能，亦即本文反复论证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推手调控作用，错过了走上和谐、发达登云路的机会，重复转圈不止。唯有西周“成康之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两个不同凡响的历史阶段，“激发时机”导致和谐、发达的上升趋势，可惜没有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一旦“心态文化”推手变质转向，这种趋势就顿失凭藉，难以为继了。

今日中国正处于空前有利的“激发时机”，已经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究应如何好自为之，告别那血泪斑斑回头路，从此跳出历史循环怪圈，乘胜进入和谐发达、前途无量的优化佳境呢？

中国本来没有自己的传统宗教。作为“政教合一”的准宗教型“儒教”信仰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借孔子令名以行之的伪学，一种抹煞人民自我意识的超级愚民工具。随着君主政权退出历史舞台而失去了法定思想统治地位。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批孔运动，蒙冤千古的孔子及其真版儒家学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轮番践踏，反复否定；本应遭到清算的伪儒，却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中幸存了下来。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执政党和全体人民的指导思想，但实际上异化成了一种伪儒型的假马克思主义。根深蒂固的伪儒传统，不仅没有因批孔而摧陷廓清，反在革命化名义下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至文革而登峰造极。随着文革被定性为一场浩劫，改革开放新政冲破了旧教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变天，神圣高洁的信条统统顿失凭藉，除了伪儒酿就的“国民劣根性”如胶如漆、挥之不去，十几亿中国人人集体失去了思想信仰，而且没有新的信仰替代，形成了人类文明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的极其危险的“信仰真空”状态。

因此，中国社会突然释放出来的私心原动力，缺乏必要的良性调谐因素，处于一种与中国特色伪公共舞的畸形矫情态势，具有假公济私、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虚而不实、极度贪婪等种种自私恶性特征，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也难；加之“权力制衡”机制缺位，绝对权力必然造成绝对腐化，制度性腐败日益严重，“以权谋利”、非法敛财之风空前飚涨，社会不公、道德沦丧之势不可抑制，假冒伪劣现象铺天盖地而起，但见贫富悬殊、官商勾结、骗局充斥、治安恶化、金融混乱、环境破坏、资源枯竭、黑社会势力泛滥……给持续发展、和平崛起的锦绣前程蒙上了浓重阴影，形形色色社会危机已经狰狞毕现。

最可怕的是假共产党员大量涌现，他们不是在党籍文件上造假，而是披着为人民服务和献身共产主义理想的高洁伪装，执掌生杀予夺和支配国家财富的大权，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窃国害民，包括圈地卖官牟取暴利，拖欠民工血汗工资，侵吞银行贷款和国有资产，数以千计高官挟亿万巨款外逃这样丧尽天良的勾当。年年反贪，年年打假，却越打越猖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腐败顽症已经渗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其规模和表现早已突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水准，直逼吉尼斯世界纪录之最。

今天中国表示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标准0.4，甚至有学者认为已接近不可接受的0.60。70年代以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未超过0.2。在百层高楼、豪华别墅、奢侈盛筵、耗资钜万的政绩工程大墙后面，暴戾之气四处弥漫，社会公正原则岌岌可危。

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不仅难于维持社会安定，更且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因此即便侥幸免于火山爆发般的大规模动乱，也无法获得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包括自我发展和消化推广先进科技）的终极优势，只能长期仰仗低成本的引进手段即所谓“拿来主义”亦步亦趋，在赶超口号中不断“填补空白”。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显示，依靠投入大量资金和廉价劳力驱动增长本身是一个有限的过程，经济持续发展进步的主要的可靠的支持因素是科技创新和改进管理，从而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水平。

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指每个生产者的单位时间产值），是反映效率，衡量生产力先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劳动生产率有了较快增长，但因缺乏自身强大创造力为支持，就产业整体看，其增长速度与gdp奇迹很不相称。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显示，2002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只有美国的2.7％。

一般认为，中国拥有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可以弥补效率低下的不足，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个优势是可以用单位劳动成本计算出来的。由于效率差距过大，即便维持工资水平（指每个生产者的单位时间工资）在美国的3％以下，单位劳动成本（单位产值需要的工资＝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其实比美国低不了多少。如果综合考虑资本成本、基础设施和法律制度等方面的不利因素，那么所谓廉价劳力这一竞争优势将进一步弱化。

因此，中国的廉价劳力优势，实际上只是局限在劳力密集型出口行业领域，藉此在全球工业生产链条的低级环节上为了微薄的利润而相互竞争。长此以往，只要产业竞争力不得不依赖于低工资，即使能够成为“工业大国”，也无法在产品规格、品牌和核心技术等具有高附加值领域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工业强国”，无论整体总量发展水平如何，就社会先进水平而言，仍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二、三流角色。

中国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发达大国，必须实行相关的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地使市场更加开放，或者吸引更多的投资，方能释放出一个全球有力竞争者的潜力。这种改革的前提及其成功的保证，就在于“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支持下的社会和谐化实践。换言之，没有社会和谐化，中国成为一个技术上自主创新的强国，以及现代化发达国家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

缺乏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不可能实现人和自然环境的调谐；既缺乏主观意愿、也没有科技能力和制衡力量维持“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每年产出的gdp
当中，据估计高达18% 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3月5日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的访谈中提出警告，他说：“中国的快速经济成长可能即将不保，而原因在其对环境造成了破坏。”

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单位产值的排污量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余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经济不稳定的系数为世界平均值的四倍以上。此外，中国能源消耗极大，每万美元产值消耗矿产资源是日本的7.1倍，美国的5.7倍，甚至是印度的 2.8倍。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水资源危机，同时严重性正在快速加剧。

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因应时势呼唤，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新蓝图。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2005年是中国落实和谐社会的第一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几乎言必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已成热门话题或“关键词”。人们纷纷谈论和谐社会应当达成的目标，诸如：“以人为本”、“和谐相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富裕”、 “社会公平”、“伸张正义”、“安定团结” 、“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民康物阜”、“安居乐业”、“家和万事兴”等等，其实这些不都是人们久已心向往之、早就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吗？

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2005年社会蓝皮书》，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和七大措施，均属“协调各阶层利益”等政策性考虑。党内外各界有心人士纷纷献计献策，论文专著铺天盖地，但迄今为止，多限于针对社会严重不和谐现象提出问题和建议，包括反贪倡廉、贫富差距、国资流失、金融风险、失业问题、三农问题、教育机会、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公共卫生、生态环境、贸易平衡、民族问题、台湾问题、周边安全，以及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等等方方面面，其实这都是任何政府任何时候本来应该面对和必须处理的问题。如果中共中央不提和谐社会这四个字，难道就看不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就可以听之任之不予理会了吗？头痛先医头、脚痛要医脚，对症下药果然必要，甚至十分紧迫，但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机制这样的根本要素，无助于基础工程建设。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和任务是容易的，调和一些迫在眉睫的社会矛盾也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难的是：寻根求源，找出千载悠悠，求和谐而不得的根本原因；解开世界各国构建和谐社会成败得失的奥秘；进而确认并聚焦到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要素上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月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为和谐社会概括了的二十八字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又指出：“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要通过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深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规律性认识，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要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究。

这个“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究”，最终必要达到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立足基础之上，亦即构建和谐社会必要的“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机制――和谐社会的abc。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古今中外人间沧桑严酷的事实表明，缺少了“心态文化”这个源头，没有“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太虚幻景。为了进一步认清这些要素的决定性作用，让我们在切入本题之前，继上文关于基本原理和过往例证的讨论，就最近世界各地特别是东亚社会发展成效实况作一番考察，作为更加直接更富说服力的明鉴。

许多官方和民间中文媒体上，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已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一些惯于歌功颂德的文人似乎完全无视历史的警示。不要说远了，在二次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最近经济起飞并唯一奇迹。世界上有许多后进国家都曾达到过类似的高速发展佳境，似乎很快就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一个个绚烂归于平淡，甚至打还原形，深陷恶性循环难以自拔。

二次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彻底灭亡而结束，战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相应退出历史舞台，开始了半世纪之久的东西方冷战对峙，客观上相当于两种不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对照试验。

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执行马歇尔《欧洲复兴计划》，援助日本重建，实施“第四点计划”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提供投资和技术援助，并建立了一系列合理化的关税与贸易协定，加速了广大饱受战争创伤的地区，包括曾经罪恶累累的战败国恢复和发展经济。此后西欧各国和日本取得了飞跃般的进步；上世纪70年代在亚洲、拉丁美洲又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等。

现在，人们习惯于把世界各国大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通常将比较富有、工业基础雄厚、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工业化国家，泛称为发达国家。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提出了较为严格的发达国家特征：一，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得到广泛应用，生产自动化和劳动生产率均达到先进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有一定比例要求。二，拥有现代化大农业。三，具有与现代科学技术相适应的国民经济结构。四，生产国际化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

在他们的年度报告中，全球约二百个国家级经济体中，除去单一经济主导的产油国以及一些微型国家外，人均gdp（按购买力计）达到二万美元左右，当前被列为发达国家（包括经济体，下同）的有二十多个，绝大部分为西欧、澳洲和北美基督教文化区国家，此外仅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以及西亚的以色列。

必须指出，二战以后，除去战前原已忝列发达行列的列强和一些西欧国家以及情况比较特殊的以色列，可说发达国家构成的唯一变化仅仅是增加了亚洲四小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近二十年来，发达国家组成情况保持稳定不变，天下之大，竟没有一名新成员跨进发达国家门坎，原来的发达国家则无一掉队。发达国家入门难度之大，值得一切有心人深究猛省。中国作为和平崛起、志在必得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尤其必须洞察其中原委。

对照本文关于和谐社会三大要素，不难发现，建设发达社会与和谐化存在高度一致性。若要跨越发达国家门坎，除了有利时机，包括环境因素外，“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条件缺一不可；反之，如果这些要素欠备，即便一时增长速度惊人，仍会功亏一篑，既实现不了和谐社会，也造就不成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把构建和谐社会和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亦此亦彼的统一命题进行讨论。

（二）. 当代发达国家大本大源小考

在目前被认为属于发达国家的成员当中，都有相当完备的“权力制衡”保障机制，但作为大本大源的“心态文化”，背景差异甚大，按其特征可大分为两种类型。

1. 西方型――宗教载体型

西欧、澳洲和北美基督教文化区国家，拥有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举世最为成熟的“权力制衡”机制，其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得以在战后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循正道顺畅发挥，造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谐化进程，科技经济持续发展进步不止，构成了发达国家的主体，现代进步文明的楷模。

基督教作为一种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载体，历经曲折，潜移默化，浴火重生，驱动西方社会发展进步，不同凡响，居功厥伟焉；但是随着后工业化和讯息化时代接踵而至，虔诚笃信神谕的黄金时代一去难再，以灵异奇迹为基石的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日益彰显，需要一种承前启后的理性观念体系提供重整信仰的基础。西方世界值此青黄不接之际，尽管今天宗教还是多数人的精神寄托，一场不可逆转的信仰危机早已悄然来临，社会不安、道德沦落、犯罪猖獗、创造力消退等种种攸关兴亡存续的不祥征兆狰狞毕现；如何不失和谐，平稳过渡，进阶不止，是为新千禧灵性意义上根本的决定性的天字第一号挑战。

2. 东方型――理性揉合型

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台湾、香港和韩国，都是效法西方的成功范例。它们之所以成功，除了建立现代先进政治体制，具备有效的“权力制衡”功能外，同时还形成了某种粗粗看去庞杂难解、不成系统，其实内涵“两心调谐”的揉合型“心态文化”。

这种“心态文化”当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无疑来自西方的“个人本位”观念，以及相应的强烈发奋进取精神。此时如果没有一种弘扬爱心或公心的利他因素发挥调控作用，以实现“两心调谐”化，这种“个人本位”观念很容易在“原罪”驱策下，走上自私犯罪的不归路，陷社会于腐化堕落，自我毁灭的危机。

东亚国家的传统宗教文化，不具备像基督教新教伦理那样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推手潜质，不足以起而因应西潮东渐之际调谐两心的历史使命。它们在效法西方的变革过程中，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经济管理……什么都能学，什么都能搬，唯独“心态文化”作为“软科学”（soft science）之最，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时代条件已变，不可能凭借复制移植外国宗教文化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是“全盘西化”最为尴尬的局限性。

幸运的是，日本和四小龙都处于所谓东方儒家文化圈。在那里，儒家学说同它的发源地中国一样，历来真伪杂陈，真孔蒙尘。这些国家也对儒家思想进行过反思，但没有遭受中国大陆发生的轮番践踏、清剿、全盘否定，较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尚有自身宝贵的 “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潜在本土资源可以利用。

东方儒家文化圈普遍深受中国朱子伪儒文化的负面影响，阻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进步。伪儒的邪恶本质在于“崇公抑私”，直至“存天理，灭人欲”，压抑、取消民众的利己进取原动力，把活生生的灵性人类变成打着伪公旗号的专制统治者的驯服工具，以保特权统治“长治久安”、“永世其昌”。

伪儒肆虐，靠的是专制统治集团实行“政教合一”的精神禁锢政策。日本和四小龙先后改革政制，建立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现代先进政治体制，于是反人性的伪儒失去了法定的思想领域主导地位。在西方“个人本位”观念的强烈冲击下，因应时势呼唤，为了抵制自私原罪泛滥，政府和社会各界必然寄望儒家美德。真儒虽遭曲解、尘封，总是瑕不掩瑜。于是“历久弥坚、不可毁也”的真版孔子思想有了重放异彩的机会，宛若无形推手，在建设现代发达国家的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谐两心”的特赋功能。下一节中将对此继续深入探讨。

（三）. 真儒精义及其可用性

真儒精义何在？对日本、四小龙和当代世界构建和谐发达社会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儒学的核心是“仁学”。其实“仁”就是“两心调谐”；求仁，就是实践“两心调谐”。尽管千百年来，孔子思想被伪搅和成了一笔糊涂帐，我们还是不难借助经典原著关于“仁”的一系列关键词，直切要害，交待其中精义。

“仁者人也”。儒家以人为本。人民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因此儒家主张“君轻民贵”，以民为本。“与鸟兽不可言仁”也。

“仁者自爱”，“仁者爱己”。利己之心源自生物本能，是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儒家以“爱己”为天经地义、光明正大。

“唯人，万物之灵”。人类与鸟兽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应该懂得寻求超越生物本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高明的“爱己”之道。

这个最高明的“爱己”之道，就是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通过利己与利他之心优化调谐，经由“仁者爱人”，达到“仁者使人爱己”的化境。是为任何个人、集体、国家，以至全人类，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己效益的皆大欢喜、互惠互利、无比高明成功之道，亦即“两心调谐”化的唯一人间正道。

因此，儒家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人生处世必遵的黄金律，进而“己欲利而利人”，“”己欲立而立人、“达则兼济天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类最可宝贵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循正道顺畅发挥，发明创造，纷至沓来，改革体制，增进福祉，永无止境，可“与天地叁”也。“两心调谐”，其至矣乎！

显然，“行仁”、“爱人”，根本不是伪儒曲解的“无私”、“无我”、“无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是公私两心的优化调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获致最大效益之义。

“仁学”也是人与大自然优化相处的原则。“仁民而爱物”的生态伦理，是“两心调谐”原理的必然外延；“爱物”是“仁民”的需要，符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利益要求。重物节物，善加运用，寻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最高境界，使按自然规律再生循环或良性取代，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作为建设发达社会的物质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长远方针。

 “仁学”不仅阐明了“两心调谐”原理，还包括贯彻这个原理应循的科学方法论――被称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中庸之道”，以及由此导出的行为规范――“事之治也”的“礼法”。

“仁－中－礼” 三位一体，构成了“仁学”的全部内容――相当于一部指引人生“当行之路”的金声玉振大全宝典。。

“仁学” 是天赋人类存乎己心，人人得凭灵性感悟认知，并引为信仰、终身奉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优化选择。

孔子宣扬“仁学”，诲人不倦的目的，可归结为“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八个大字。循此正道，人类可由比较合理和富裕的“小康社会，升级进入高度和谐发达的“大同”境界，这就是儒家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儒家学说可被看作信“天”的有神论，但全然理性立论，不涉迷信奇迹，不语“怪力乱神”，不谈“死后世界”，反对“出世”，坚持“入世”，相信事在人为，把“命”视为可以抗争的客观制约条件，孔子本人甚至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超级奋斗精神垂范后世。真版儒家学说这种立足清新的“人本主义”的“模糊化信天观”，特具莫大包容性，可以跨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鸿沟，不陷 “唯物”“唯心” 争论，与古往今来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思想体系相融无碍，以利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致力构建和谐发达幸福理想社会共襄盛举。

以“仁学”为核心，上接“模糊化信天观”，下切“社会发展目的论”，是为贡献人类世界建立理性信仰，协调致和，持续发展进步，“与天地叁”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体论，构成了儒家学说逻辑严正的的完整思想体系。

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伪儒长期充当着禁锢灵性创造能力、阻碍社会进步的愚民统治工具，但一旦社会体制变革，进入开放状态，真儒有了出头机遇，就可能由隐转显，发挥某种程度建设性作用。

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可以说基督教济世教义的理性完整版，或者说基督教济世教义相当于儒家学说的神性版，其“两心调谐”内涵根本一致，可以兼容补充，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引导芸芸众生“当行之路”。

真儒作为西方神性“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理性完整版，不言而喻地为引进西方“个人本位” 、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自立自主观念和竞争精神，实行民主共和政治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体制，提供了最好不过的精神支持；并在高扬个人自由精神的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社会，通过发扬忠恕孝道、尊老爱幼、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生活伦理，注重素质修养、家庭价值和集体利益，确立道德准则，健全法律制度，克服个人与政府行为的任意性，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发达国家必须的东方特色“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源头。

日本和四小龙，因为西方体制在儒家传统文化的环境中安家落户，同儒家文化圈内其他没有同西方体制相结合的地区显出了区别，也同世界上其他引进西方体制但缺乏“两心调谐”型传统文化支持的地区显出了区别，成功地走上了和谐化和迅速发展的道路，成为东方世界唯有的发达国家（经济体）。

必须说明的是，日本和四小龙出现的东方型――理性揉合型的“心态文化”，只是一种不期而然的幸运组合。在那里儒家思想仍然真伪难辨，真真假假，甚至“假作真时真亦假”。伪儒和其他反调谐的意识形态，在一些相当强大的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支持下，继续顽强地发挥着它们的负面影响力。真儒理论体系至今还面目不清，支离破碎，犹待重新整理、解说、完善，与时俱进，同现代世界的发展水平接轨。所以当下真儒在那些地区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那里经由“两心调谐”化而焕发的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及其成果水平，较之西方型――宗教载体型国家，还有数量级上的落差。换言之，即便同列发达国家（经济体），但有层次上的差距。

因为存在这样的差距，它们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外部有利因素，通过“拿来主义”引进西方先进成果，自身的发明创造能力和业绩尚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也比较容易发生决策差错甚至走上歧途。

以日本为例，战后经过“脱亚入美”改造，已晋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西欧、北美以外发展最为成功的发达国家；但上世纪八十年代後期开始，日本在先进科技领域显现力不从心疲态的同时，其缺乏足够科技实力支持的泡沫经济终於原形毕露，陷于持续经济衰退，至今难有起色。日本西化至今，其心态文化同西方的个人本位观念和爱心救赎精神相协和的“两心调谐”内涵仍多格格不入。日本国内企事业维持终身雇佣制度，盛行家族型效忠意识，经营管理方式不脱“崇公抑私”为特徵的“日本模式”。在国际经贸领域，日本长期奉行政府主导的非公平竞争的政商特权假性市场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商品只图赚钱，切忌提供实质性的技术合作，被邻国和世人视为背离公平互惠原则的嗜血性“经济动物”。近来日本力图建立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在心理上和行为上回归“皇国史观”，显现全盘否定罪恶侵略史实的倾向，对外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恋栈“社会达尔文主义”， “集团自私”恶性发作，出现种种逆和谐潮流而动的异常现象，正在产生事与愿违的反效果，其动向值得注意。

日本能否循正道重振蓬勃持续发展进步的势头，四小龙能否突破种种瓶颈更上一层楼，涉及很多复杂因素，但就大本大源而言，要害当在“心态文化”建设，全面提升“两心调谐”优化水平。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了寻找新教伦理在非西方地区的“功能对等项”命题，将“儒家文化圈”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崇公抑私”的“美德”，特别是尊重群体而非个人权益的价值观，一时间“儒家伦理”成为交相赞扬的对象。当时的新加坡总统李光耀先生提出了有名的“亚洲价值观”说，以为儒家文化的精华（实为伪儒）胜过西方个人本位的优越性，使得长处落後状态的许多亚洲国家官民大长志气，特别是一些坚持绝对权力体制的政权，以及一些主张民族利益高於个人利益，不以个人的价值取向而以集体的价值取向来思考问题的“精英”们备受鼓舞。於是一种要靠“儒家伦理”救世的呼声时髦起来，有人急忙喊出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样豪迈的口号。只是人们不免质疑，既然“亚洲价值观”如此高明，如此美妙，为何潜伏千载，熬到如今方才步西方後尘一显神威？

九十年代初期，“日本模式”不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没有给比下去，反而加速进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泡沫经济神话破灭。李光耀不失为君子，作了检讨，亲自公开地诚恳地带头否定了这个曾经风靡一时的“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观”，是对儒家学说真伪不分，对西方文明内涵认识肤浅，根本不知“两心调谐”原理为何物的一场误会。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就，显示了真版儒家学说与西方现代文明互补的可用性，而非伪儒阴魂不散化妖为奇。如果要用“崇公”来校治西方民主社会的自私现象，也只能是“崇公”加上“卫私”或最好“扬私”，让大公和大私互相调谐，相得益彰，方为人间正道。

至于现在还屈居发展中国家名单的许多成员，二战后乘有利时机发展经营，曾经有过新星熠熠上升般的不凡表现，连年gdp增幅高达7－10％，直逼发达国家行列；可惜上述要素未备，后继乏力，荣华难再。

以南美的阿根廷为例，20世纪初期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5个国家之一，其人均gdp与美国大致相当。七十年代以后，阿根廷因大量外资流入、宏观形势好转和体制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拉美地区的火车头，被称为“阿根廷奇迹”。九十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短短的几年之内从繁荣变为破产。2002年，阿根廷经济竟然负增长11%。200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这些由绚烂归于平淡落寞的国家当中，不少成员曾经仿效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但是“权力制衡”徒有虚名，不久为政治强人或特权势力破坏，走上专制独裁、贪渎腐化的老路，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尖锐，和谐、发达皆成泡影。其中无制衡权力导致的腐化，无疑是社会危机的主要催化剂。拉美著名作家瓦尔加斯?略萨曾经这样形容拉美社会：“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整个拉美，那个词不是自由，而是腐败，腐败已成为拉美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

一些国家拥有历史悠久的神性信仰，往往在“政教合一”体制下，沦为反调谐的愚民政治工具；即便改为“政教分离”，仍然充斥因循守旧、出世轻世、寄望来世、原始迷信、深度默想、苦修解脱、或安于宿命等等消极内涵，礼仪繁琐而无所作为，苦于欠缺堪以矫治的思想体系进入角色，未能焕发足够创造力支持社会进步转型。

试观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缺乏自身创造性成果为后盾，主要依靠可计算的投入驱动，即大量投入资金，开发廉价资源，动员便宜劳力，而非经由创造性发展先进生产力以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便没有发生动乱、倒退或破坏，经济增长也会很快达到饱和极限，因泡沫化或滞涨而萎缩、停顿。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剧，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许多地区不断上演，不胜枚举。

随着现代科技文明加速发展进步，神性信仰（或准神性信仰）终要行近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关头，迎来面目狰狞吞噬一切的信仰危机；今日世界进步人类正在呼唤、寻求一种超越传统宗教（或准宗教），立足理性良知，承前启後继往开来的更新信仰力量，藉以维“心态文化”推手不失调谐，运行自如，驱策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不止。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次由来自几乎每一种宗教的六千五百人参加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探讨全球性的伦理与宗教的关系，并且发表了一份《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这是历来门户森严、各奔前程的宗教界因应信仰危机，决意走出传统神学和哲学界那种脱离现实的思辨哲学的漫天浓雾，回归大本大源，追求清新简明共识基础的破天荒历史性举措。

中国有关学界和国际“全球伦理”鼓吹者们，普遍注意和强调孔子学说早已包含了上述道德金律及其衍生原则，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不用说两千五百年前，就是21世纪的今天，孔子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体论，作为理性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建设参考基准体系，也许是最为完备，并经实践验证的优化选择。对于处于“信仰真空”状态的当代中国，若要结合自身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理性“两心调谐”社会性信仰体系，舍真版儒家学说尚有何可求？

讨论至此，可以想见今日中国构建和谐、发达社会的必由之道，当是标本兼治，以本为要；除了提出各种针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治理措施，怎么也不能忽略了根本要素三重奏。否则，正如历史实践证明，充其量只能是不成正果的一时之盛，或是制造舆论一律，自欺欺人的和谐表象罢了。对照上述三大要素，中国社会和谐化“激发时机”－－催活因素显已具备，国际上后冷战全球化大环境尤其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执政党倡导下，朝野各界，一呼百应，心气相共，只争朝夕，一旦登程，得道多助，合乎潮流，势不可挡。关键在于如何金抓住有利时机，结合中国国情实际，落实：一，“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建设；二，建立“权力制衡”保障机制。

（四）. 中华“心态文化”建设优选方案

基于上述讨论，关于神州中华――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建设方案，其实优选答案已经跃然眼前。

青年毛泽东曾痛感 “民智污塞，开通为难。”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之源”相信“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

他非常强调把握人心趋向的根本原因。“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他又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以上引言均见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现在莫非就是还孔圣人“天之木铎”，“与孔子同在”，天机解密，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千载一时？

显然，毛泽东没有达成他的宏愿；这个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了当代志士仁人肩上。

中国社会“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大本大源不必远求。孔子总结西周构建和谐社会的经验教训，悟通天机，传播天道，早在25个世纪以前，提供了再好不过、历久弥新的本土资源――真版儒家学说，只待今人拨乱反正，发扬光大，善加运用。

河东河西，风水轮转，今朝孔子成了特大热门。新一代儒学界人材辈出，官民组织、网站不计其数，会议、报告、书刊满天飞。崇仰宣扬孔子的社会活动，花俏风骚，声势浩大，文庙“祭孔”成风，小儿读经、重开私塾之类奇闻迭传，孔字招牌商业噱头铺天盖地。

表面上儒学复兴轰轰烈烈，但迄今难有实效。愚以为实现“儒化”济世之想，关键在于把握做好以下三件大事：

1，平反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交出一部如假包换的现代意义的真版“孔子思想体系”。

伪儒毒害中国两千年，与各种消极意识形态相结合，铸成了鲁迅痛切名之的“国民劣根性”；近年又曾以革命化名义改头换面，变本加厉，卷土重来，造成空前危害和思想混乱。儒学界至今习惯于真伪不分，宋明理学还被许多人视为儒家道统的真传与发展。如果梳理不清这笔荒诞不经的糊涂帐，奢谈什么儒化不儒化，还不是“黑房子里捉黑猫”，“假作真时真亦假”，什么是非曲直也弄不明白；难怪有人竟把“儒化”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大方向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未来与现代世界进步文明对立起来；最常见的是反复拾取前儒牙慧，在道德教条abc里讨生活，混混噩噩，了无深意，何以救世济民，普渡众生？

唯有 “探本溯源”、“追本穷源”、“正本清源”，经过一场全民参与、鞭辟入里的大讨论，还历史本来面目，区分真假儒家，从根本上平反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才是重建中国“两心调谐”信仰体系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值此重整中华“心态文化”的历史性转折关头，一旦真伪大分，当务之急就是找回轮番赶尽杀绝之余“不可毁也”的真儒精髓，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大本大源开始，运用“两心调谐”原理，沿着儒家心路历程，理清孔子思想脉络，通过严谨的逻辑推证，与时俱进、重新解说，交待出一个“肯定人欲，引上正道”，自圆其说、理路清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百世可知”，贯通先秦－21世纪的完整版“孔子思想体系”。

对于儒家学说这个天字第一号国粹，当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 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 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如果不服气，却不能立足现代科学观念，建立一种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凭什么回驳黑格尔，凭什么证明孔学至今还有其生命力？凭什么提供真儒的充分说服力和可操作性，凭什么奢谈什么“儒化”救国？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绝非误尽苍生的“天下本位”、“社会本位” 型夸夸其谈，更非 “破私立公”、“大公无私”、“存天理，灭人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之类自欺欺人伪善说教。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定然以人为本，以民为本，顺乎人性，合乎 “天道”；肯定“人欲”（相当于现代语言中的“私心”），防范“贪欲”（相当于现代语言中的“自私”），倡“利他之心” 调谐“利己之心”，以驱动人类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的优化和谐社会效果，归根到底是符合每个人根本的长远的最大利益的极高明利己之道，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当行之路”，先进文化的源头，社会信仰之基石。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必要指明 “当行之路” 的前进方向，追求的近景和远景目标，以及相应的可操作政策纲领，提供一部经小康臻大同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一旦触类旁通，与时俱进，当然导向一个保障每个人自身权益，并且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权益的公正社会体系，建立自由民主共和政治，发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造就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以导布“天理”为己任，必要摆正天人关系，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无限敬畏、尊重那贯通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客观规律性总成）的“天”，不悖宗教情怀，又“不问鬼神”，排除奇迹迷信，确保理性清纯；唯其如此，利於“万物之灵”避开“有神”、“无神”（“唯心”、“唯物”）无谓争论，可与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包括传统主流宗教文化的真理内涵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得益彰，利于调动人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有了这样的“孔子思想体系”，仁、孝、忠、恕、敬、礼、中庸……一众德目才能找到确切的意义，弄通相互有机联系。不仅象牙塔里不再昏天黑地，最要紧让千千万万“下里巴人”听得进去，听出滋味，豁然开朗，心悦神服，感受震撼性灵的强大说服力，体认为人不可不遵，“汝意还与吾意同”的“人间正道”，始能自觉建立一种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不是伪儒糟粕）之上，常葆先进导向功能的理性信仰体系。至此，儒学返老还童，用于当代道德重整、普渡众生、指引人生、 振兴中华，跻身进步人类前列，就有了可行性，有了成功的希望。

如果真版“孔子思想体系”老是呼之不出，那么这场儒学复兴新潮，难免始乱终弃，怕是“毫无功德”可言的又一阵虚火潮热而已。

2. 催生一部适合现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先进 “心态文化”教程

开展“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建设，在社会性实际操作中，至少必须配备一套高水准的先进 “心态文化”教程。

儒家学说有朝一日去伪存真，返老回童，经世致用，其效能所在，应是藉以提供一种阐发“两心调谐”原理的共同价值观或“普遍伦理”的参考纲领，有助今人展开符合社会实际的理性思考，促进先进文化建设，循正道最大限度发挥天赋灵性的创造功能；而非食古不化，拘泥经句，机械重复，穿凿附会，纠缠枝节之辨；更不容再现凌驾一切之上的统一、终极型意识形态教条主义。

古典儒家立论符合“两心调谐”原理，但因历史条件决定的认识局限性，存在许多模糊、矛盾、失当，不合今日时宜的东西。暴秦焚书坑儒几乎尽毁儒家经书，後世所传，不乏讹传或伪作，特别是後儒作注太多曲解误释，绝不可以照单全收。即便信为孔孟原话，也不应一律当作真理，无原则地高抬贵手。孟轲的“性善说”和荀况的“性恶说”不是都有片面性吗？经书中关於古代礼仪远离现实、不胜繁琐的大量记述，包括“三年无改父之道”之类，恐怕只有民俗学或考古学的用途了。

邓小平说过：“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对於上千年的儒家学说无疑也是如此。只有立足“两心调谐”原理，坚持从实际出发，所贵者权，与时俱进，才能心明眼亮，有效把握和运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精义宗旨。

分清真伪，确立体系，绝不意味着可以孤芳自赏，排除异己，唯我独尊，“包打天下”。恰恰相反，应当虚心坦怀（open mind），发扬孔子“模糊信天观”的广大包容精神，结合无神论真版马克思主义，以及藉神性宗教为载体的基督教爱心救赎教义；兼收并蓄人类大家庭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多元思想营养，精华荟萃，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以编撰一部立足理性，兼容宗教情怀，具有时代先进意义，堪以支持今日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心态文化”教程。

这部教程，当非佶屈聱牙、高深莫测、五花八门、互相颠倒，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平头老百姓莫名其妙的繁琐哲学理论游戏，也不是停留在重申道德金律或传统德目的一些老生常谈而已，而是从庙堂重臣到下里巴人皆可一目了然、豁然贯通，浅显明白却有不可抗拒逻辑力量的理性思想信仰指导全书。为此须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世性基本公理常识出发，从各个不同角度透彻阐明“两心调谐”原理的全部根据，理顺中外古今历史发展来龙去脉，密切联系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实际，总结 “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至关紧要经验教训，并且不断充实更新内容以跟上时代快速行进的步伐，从而导向一种从树木到森林，从听命到自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茅塞顿开、大澈大悟境界。

马克思主义挽狂澜于既倒，拨正了人类历史的航向，也是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福音，却曾遭遇类似儒家学说那样被扭曲背反的命运。大半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被定义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指南，但实际上长处真假混杂难分的状态。冷战结束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退潮，并且几乎成了无数人间悲剧的替罪羊，这也是一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历史错觉和特大冤案。如果中国执政党和思想界相信马克思主义尚未完成在中国的历史任务，就必须严肃面对一个区分真假的问题。不容犹豫还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 就是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这个大目标的本来面目，从而悟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的真谛。

韦伯（max webber 1864－1920）关于基督新教伦理催生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学说，为“第二次浪潮”历史性转折中“心态文化”所起决定性推手作用提供了极好的说明。如果吾人不当鸵鸟，“知耻近乎勇”，就要老老实实承认明清以还“东方不亮西方亮”，以及西方成功主导世界进步潮流的历史事实，不仅热衷于取巧“拿来”西方经济科技成就，更要虚怀若谷地移樽就教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看不见的推手功能原委。其中特别值得重点探究美国社会“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破解非常富于创造力的所谓“美国精神”的深层奥秘，作为摆脱“劣根性”，改造“国民性”的无价宝鉴。

3, 先进文化建设至关紧要的“好有好报”配套工程

这部“心态文化”教程写好了，讲通了，可以作为基本伦理教育的重要参考教材，并演化衍生大量多彩多姿、雅俗共赏的文艺读物和视听产品，拜多媒体高科技之赐，可以通过网络论坛、短讯语言、舞台演出、脱口秀、电影、mtv、电视连续剧等现代大众传播方式扩大影响，凭借内在说服力逐步构建自觉的健康的社会性深层文化意识；但即便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深入人心的程度，如果没有经常的足够的私心积极性支持，其有效性仍在不明之天。千万不可忘记“两心调谐”原理确认私心在人性两心中的第一性地位，或者说，“肯定人欲”是“引上正道”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什麽令人“心醉神迷”的道理都将成为彻头彻尾的“假大空”。

基督教的“天国说”，作出了“末日审判”的神性承诺：每个人的全部记录──所有的好事和坏事都将呈堂，由上帝公正裁定每个人的报应，那时“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为信徒自觉救赎提供了强大的持续的私心驱动力。

如果人们已经不把天堂地狱认真当回事，那麽理性信仰能为信众提供什麽“好有好报”的保证呢？

从历史的社会的整体的长远的意义而言，道德金律一旦经世致用，广大社会成员终将普受其益，但现实生活中，当事人不一定有好报。特别在一个“信仰真空”、两心失衡的社会环境当中，好心善行、见义勇为，往往被讥为傻瓜，不仅得不到支持，甚至反遭打击，“流血又流泪”，使许多人视为畏途。

二千五百年前，儒家无法落实“赏罚分明”的良策，调动不起“天下归仁”的积极性；後世中国由“崇公抑私”而“破私立公”，实则南辕北辙，只落得私心匿迹，公心荡然，自私犯罪挟伪公虚火流毒四方。

开展现代先进文化建设，鼓励向善私心积极性，既不能指望遥不可及的因果报应神性奇迹，也不应停留理性道德说教上，以为理可以自行。国家和社会不仅要惩治犯罪，体现“恶有恶报”，还应该采取理性手段，为调动实现两心调谐化的强大私心驱动力，大力营建兑现实质性“好有好报”、贯彻善恶“赏罚分明”的配套工程。“为私正名”，“为公正名”，岂能有名无实？“以德治国”，“两心调谐”，无戏言也。

“好有好报”，作为先进文化建设至关紧要的配套工程，是在不断改进完善市场经济报酬机制基础上，进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项庞大、复杂、细的开拓性系统工程，成败得失关系人类社会命运前途，应为全社会每个人，一切组织机构，特别是拥有政治影响力和巨大财力的实体重视、支持和参与，其中政府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导责任。

除了通过市场经济价值规律“自动”为某些产生有形效益的贡献产生适当回报，国家和社会还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报偿机制，包括建立非常难为的公正的科学的推荐、评价体系，通过法律、政策、制度和办法，尽其所能确保各种各样“好人好事”，特别是道德表率、见义勇为、一时难见实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动等等不易用市场价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应有的精神鼓励和实质性报答；不仅不能让人们做了好事反而吃亏，更要让“好人”名利双收，率先进入“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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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件大事，须有朝野广泛共识，政府和有影响的社会团体大力支持，人文科学界协同努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积极参与，方能形成规模，落到实处，获得预期效果。

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这三件大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基础建设工程，欲求顺利开展，克臻全功，关键在于执政党的倡导和支持。

做好这三件大事，是孔子故乡近水楼台的得月先机，是今日中国稳定中谋发展，发展中求和谐，和谐中再发展，实现发达国家理想目标的必要。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突破发展瓶颈，建大功立伟业，舍此又何从他求，莫非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至此，人们不免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共产党党章（2002年11月14日通过）总纲明文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那么孔子儒家思想的地位在哪里？又如何处理其间的关系呢？

党纲要求自己的政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做好上述三件大事，探明和发挥真版孔子思想对于达成构建和谐发达社会要素的可用性，不仅同现行党纲没有矛盾，而且恰恰就是贯彻各项行动指南，保障实现宏大理想抱负的不二良策。

重振真儒，要在弘扬“两心调谐”型普遍伦理，作为一切主义可以共享的“心态文化”资源，也是维护各种具有“两心调谐”内涵的主义不至于被曲解误用，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通用“心态”指南，因此性质上并不存在与其他主义比高下地位的问题。

真儒的真理性质得到肯定后，果然要为之正名、立名、扬名，以利人们在心悦神服之余，运用自由意志作出信仰选择，发挥无形推手调谐两心的妙用；但一定不要官方强行定性追求观念统一、重蹈“政教合一”的历史覆辙。就像西方发达国家作为“道德孵化器”的基督教，隐然影响着千千万万人日常生活和重大决策，却没有来自权力机关的独尊律令，也用不着争一个什么法定“国教”或“指导思想”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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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在华传教的一些西方耶苏会教士，认为中国固有文明的精华无疑只在于早期儒学，孔子开创了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理性道德哲学，其精神与基督教教义一致。他们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批判否定后儒，通过对先儒精义的阐释与重建，最终达到“超儒”，以建立中国文明的新体系，走出一条能够长期发展的新路。今天我们运用传统真版儒家学说建设现代社会“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就是顺天应时，从新开始，义无反顾，向“超儒”境界迈进。

意味深长的是，一旦真版儒家学说浴火重生，建成强大“超儒”信仰体系，指引社会“心态文化”建设，不仅是中国未来锦绣前程希望所寄，又何尝不是西方和整个人类大家庭千呼万唤“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克服形形色色信仰危机殷切期待之至的成套理性解题软件（solution）？

当代中国为世界可能作出的重大贡献当中，推出“超儒”思想体系，并且以自己的社会实践证明其可用性和普世性，应是冠盖千古，造福亿众，功德无量，较之“四大发明”、易经、气功、廉价劳力、市场潜力、世界工厂之类不可同日而语的超越型奇功异勋。

（五）. “权力制衡”突破口

最后，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非常敏感的特级难题――如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不可或缺的保障体制――确凿有效的“权力制衡”？

“权力制衡”，在某种意义上是“共和政治”的代名词。由于最大的、根本的“权力制衡”力量来自人民，在民主潮流浩浩荡荡的今天，人们习惯于将“权力制衡”视为民主政治的当然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没有民主的共和是不健全的弱势共和，没有共和的民主是靠不住的形式民主，民主共和如同一体，不可分割。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跳出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民监督政府，这件大事一旦落到实处，“权力制衡”就是水到渠成了。可惜毛泽东毕生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他晚年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试验失败了，成了一场“暴民政治”浩劫。

许多人以为，西方传统民主社会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多党竞争、普遍选举、双议会制、三权分立等制度，已成定例，除了照搬，别无他途。其实这是一种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固定观念。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共性的，建制模式则不可能只有一种选择。基於时代特徵变化、国情背景差异，本着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精神，中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应有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西方体制不便照搬的主要理由，首先在於中华大地千载而下缺乏一种立足个人本位以弘扬利他精神的深层社会性意识形态──体现私心与公心相得益彰的调谐功能的“心态文化”推手。这样的先天不足文化背景条件，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是谨慎的，缓进的，以便在改革进程中有足够时空容许先进文化建设相应跟上节拍；否则，任何急就章只会破坏稳定，却达不到目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反覆、挫折不已，至今成效乏善可陈，甚至事与愿违，多与思想信仰基础不配套密切关联。

其次，中国在组织上也不具备实行西方传统政党竞争的组织基础。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邓小平在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曾说：“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群众的党。”二十馀年後的中国大陆，除了共产党，仍然不存在另外一个政党，可以让全国人民寄托他们对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尽管这种“无可取代”的局面正是执政党严密政治控制所造成，但毕竟实际情况确乎如此。如果现在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或“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甚至再现“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这样的估计并非危言耸听。

再者，西方大体上成型於第一、二次浪潮之交（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的传统民主体制，固然居功厥伟，现时仍在有效运行，但其历史局限性和潜在弊病正在突显出来，终要从先进变落伍，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陈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西方世界非但遭遇信仰危机，同时传统民主政治决策体制正面临效率低下，弊病丛生，基础动摇，非改革不足以因应全球化讯息化时代新时势的严峻挑战。世界是多元多样的，民主政治的模式必然也是多元多样的。

因此，基於中国实情，反对套用西方传统的多党竞争制度，不应简单地看做执政党恋栈绝对权力，抵制民主化改革的藉口。

美著名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 八十年代初在《第三次浪潮》中，指陈现行沿袭二百年、属於工业化时代的决策体制正在过时，并提出了全球化讯息化时代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诌议。他的预言在凿凿应验之中。

托夫勒向开创美国基业的祖先们声称：“革命的前辈们，我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使我作为美国公民，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下生活了半个世纪。特别是那弥足珍贵的《人权法案》，使我有可能自由地思考，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无论我有时确实多麽可笑或错误，而在发表下述见解时，心中无所畏惧。

“……我现在必须写下的意见，很容易被我的同代人所误解。有些人无疑将认为它具有煽动性。然而这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我相信你们会一目了然。因为，你们设计的政府体制，包括你们所依据的一些原则本身，已经变得陈旧。因此，如果疏忽大意，它将变得越来越压制和危害人民的福利。这种情况必须根本改变，要创造出一种新的政府体制──二十一世纪的民主。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而不是怒气冲冲和固执己见，不是凭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通过广泛的协商，心平气和的共同参与，以重建美国的未来。”

他又说：“总之，凡是所谓代议制政府许多不灵活的和越来越不中用的机构……所有这些机构都必须改革，并非因为它们有着内在的邪恶，甚至不是因为被这个或那个阶级（或团体）所控制，而是因为它日益不中用了，不再适应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的需要了。

“这项任务要求亿万人民参加。如果这场彻底的整顿受到顽强抵制，那就可能引起流血。这一过程能在多大程度上和平地实现，将取决於很多因素。因此，要看现在的权力班子有多大的灵活性和原则性，要看这种变化是否受到经济崩溃的影响而加快，要看是否出现外部威胁和军事干涉。风险显然是巨大的。

“然而，如果不整顿我们的政治机构，风险甚至会更大。我们整顿开始得越早，我们大家将越安全。”

讯息革命造就的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特色，以及信仰危机深化等大不同於传统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正在催生新型的政治文化。事实上西方传统建制已成惰性十足的庞然大物，改革谈何容易，那么这项开创“二十一世纪的民主”的历史任务为什么不能由决意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来打开一个突破口呢？

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佳绩来之不易，“持盈保泰”之想，发乎情、合于理，但并不意味着动弹不得、无可作为了。

本文不打算在此全面探讨政治民主化改革方案这个大型课题，但有意从中国大陆政治现实出发，尝试在执政党坚持的“稳定压倒一切”这一饱受质疑的前提下，打破常规，另辟蹊径，探寻构建“权力制衡”体制的可能性。

为此提出一项通过“公投确认”以发挥“权力制衡”功能的改革建议于后，争取作为解放思想、创意尽出、启动转折、立竿见影的突破口。

“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前提，应包括三方面稳定要求：

1. 维持政局稳定。建立“权力制衡”体制，有利于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纯洁性和合法性，而非动摇现有政权架构。

2. 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建立“权力制衡”体制，“匆匆忙忙地搞绝对不行”，必须是谨慎，缓进，成熟一步，跨进一步；切防欲速不达，引发社会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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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建立“权力制衡”体制，意在制止滥用公权力违反经济规律的重大错误决策，但不能干预经济事业正常运行，严守“权力制衡”功能与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的分际。

“公投确认”完全符合上述稳定要求，切中政改目标，有立竿见影之效，且具震撼性正面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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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试点方法：选择一个有影响的中等以上城市试点，在该市政府第一把手──市长的法定任期中途，由全市选民投票“确认”（confirmation）其下半期任职资格；通过的继续干下去，通不过的下台让贤。如获成功，确证能够实现预期目的，扩大试行范围，认真总结经验，立法逐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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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三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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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投确认”和西方传统的普遍选举一样，都是选民一人一票运用自由意志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的是，普遍选举用来“事先产生”官员，“公投确认”则用于 “事后确认”已经任命了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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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是人民对政府主要官员执政水平的全面综合评价机会，人民将能依据有关官员任职期间确凿有据的政绩和操守作出判断和抉择；政府主要官员因此直接置于人民由下而上的监督和选择之下，其官位存在的理由，归根到底只能是人民的认可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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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意味着人民直接投票参政，运用人民的普遍意志，行使人民拥有的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制衡权，不容“坏人当道”，以求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权益，体现了民主共和政治的本来目的。

较之西方成本高昂，实则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直接普选制度，“公投确认” 不必经由化费浩繁的参选、竞选和辅选活动，有集中的目标，确切的凭据，简易的手续，可以节约大量费用、时间等社会成本，既发挥了人民直接参政的效能，却可避免许多消极的负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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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投确认”无损执政党的领导权威。原有选拔任免干部制度维持不变；现任政府官员如果通不过期中“确认”投票，仍由执政党主持对不称职官员调整职务，并遴选任命取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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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主要官员屡屡在“公投确认”中出局，势将损及主持干部选拔任命的执政党令名，因此“公投确认”对执政党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高标准的培养和遴选人才的要求，以及加强对干部监督、考核的任务，不仅可以淘汰不合格的官员，尤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和才能。

这种民意票决确认制度不仅不削弱执政党的实权和地位，恰恰相反，一旦执政党善于运用这种“安全稳妥”的民主架构以贯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初衷，必将极大地增强人民的信任感和凝聚力，非常有利于形成一个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社会局面；不搞多党竞争，却可能开创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化前途。

3. 对“制度性腐败”来说，“公投确认”是一剂立竿见影的“良币逐劣币”特效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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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对官员任免有决定权，官员就会对谁负责，为谁服务，这是一个简单之至而且为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道理。

实行“公投确认”，要求政府主要官员向人民大众公开报告工作，接受检查，经由一人一票决定官运前途；其结果将是肯定和表彰好官的“授奖大典”、也不啻对尸位素餐无德无能庸碌之辈或以权牟利鱼肉百姓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的当头棒喝，并起到民愤出气筒和安全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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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坏官，恐难想象在这轮考验中侥幸过关。现任政府官员如果不能通过期中“确认”投票，将失去人民以为他不再称职的权位，这种情形无疑是当事人政治生涯的莫大败笔，其声誉、报酬、待遇和社会地位势将大幅贬值，种种丑行劣迹因此曝光，甚至引发调查追诉，较之西方社会一般竞选公职失利的影响和后果严重得多得多。可见“确认” 投票制度将为政府官员避邪归正提供一种出自利己私心的真实有效的驱动力，对政府官员反贪防腐、导正吏治产生一种强大无比的威慑、鼓励和保障作用。一旦实施，“制度性腐败” 势将立竿见影般“自动”朝向“制度性公正廉洁”转化，其功效与现行“自我监察”手段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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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这种办法，对中国朝野来说，原有一定社会基础，应非凭空生造。中共中央在2002年7月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把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近年来很多地区对政府机关和官员的业绩表现开展民意调查和群众评议；有的要求被评为最差单位的负责人引咎辞职，被评为最差的工作人员自动淘汰下岗。循此以行，民意投票“确认”以定去留的另类直选制度岂非成熟有日，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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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考察和党外考察、上级监督和民众监督应并行不悖；民意测评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应当成为法定程序的一部分。其中中介机构的深度民意调查评价，可以作为实施一人一票的“确认”制度的前期演习和准备，也是建立这种制度以后经常的必要的支持性补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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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的试点和推广过程，应当慎重、缓进，逐步完善化，而非急就章。可以从全国一个点，发展为每省一个点；从一种改革实验演进为具有立法依据的新制度；要容许一个较长的观察期，反复改进、调整，方可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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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配套，可以发展出一系列相辅相成的制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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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计一种较长的总任期与适中的“确认”周期相结合，并加上一定连任机会的官职制度，以利主要政府官员争取通过“确认”和连任，在较长的总任期中，为自己的施政纲领作出远景规划，产生比较稳定的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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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治绩卓著，历经“确认”和连任的优秀官员，任期结束后应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感谢和褒奖，享有令人珍视的优厚退休俸禄，包括获得某些共产主义式“按需分配”优惠。这种报酬不能破坏了中庸原则而走上极端，必须恰如其分，在整个国家的分配体制中起到表率作用。过分提高官员报酬，美其名曰“高薪养廉”，其实无异利用权力致富自肥。我们不必要以柏拉图主张的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来“施虐”人民公仆，但是柏拉图要求的那种“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满足”的“义人”品性应该视为政府高官的应有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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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投确认”制度除了用于地方政府第一把手外，经试点取得经验后可适当扩大到主要副手，但不必过于扩大范围。这还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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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确认”制度同样可用于执政党组织。与各级地方政府同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和主要副手，在任期中途接受全体有选举权的党员“公投确认”，也许是加强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最为切实有效的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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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憧憬“选贤举能”的“大同社会”，马克思畅想“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未来世界，柏拉图提倡“贤人政治”的“理想国”。其实一切合理化政治体制设计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如何保障最为合乎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贤能人士主持政事，有一套人民可以“说不”，并且说了算数的权力制衡制度，提防走上“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不归路。上述建议就是直接针对这一要旨提出，作为一种不落西方传统窝臼，稳步渐进，创新超越，独具一格的中国特色开拓性政治改革方略，以实实在在的切入动作投石问路，也可能为新世纪西方和整个世界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别开生面更胜一筹的另类选择。

这样的改革一旦启动，政府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国家不仅取得了经济改革的显赫成就，还将在政治改革方面开创民主化新纪元。即便没有开放党禁，政府（包括行政机关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方式维持现状，仍然不是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政府，但因有了以民意为后盾，具有”权力制衡”功能的一人一票“确认”制度试点，政治民主化改革就此正式迈步，其严肃性和必然性可信、可证。随之升起的是执政者最可宝贵的人民大众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持久政通人和、安定团结、发展进步的局面；相应迎来国际大家庭的信任、谅解和支持，所谓“妖魔化”之说必然不攻自破，利于同一切国家和人民成功合作，友好相处，排难解纷，互相提携，为人类大家庭和平、理性、共同缔建人间天堂，作出迟到的应有的贡献。

结束语

和谐诚可贵，发达固所求。这是一个已经实证大有可为的时代，而非孔子悲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道末世；但目下正当世局急剧变化，奇诡尽出、难上加难的关键时刻，需要决策者和一切可以出力的人们认清千载不遇的大转折机遇已经来临，以“仁人君子”为己任、作出历史性的选择、充分发挥天赋灵性智慧，不舍昼夜。

宗教境界虔诚氛围永恒至福涅槃神圣的管风琴协奏华丽温馨赞美乐章，曾经迎来西方和谐发达美景良辰。

今日神州中华，企盼七弦梧桐瑶琴，一曲现代版《文王操》，拨响雅意清新、兼收并蓄、穆然深思、邃博广大、启迪心智、丰富感人的主旋律，各聲部美妙渾然結合一體，催生一阕二十一世纪和谐社会三重奏鸣曲。

英国大文豪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有这样的卷首语：“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蠢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严冬；人们无所不有，人们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作为本文结尾，不妨作一置换：“我们空前强大，我们无比脆弱；我们形势极好，我们时机不多；我们危机四伏，我们胜利在望。”

参考资料

1. 重新解说人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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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民主启蒙突破口──为私正名
 
/htm/sxgc/sxsl/2003-4-26-13707.htm

3. “三个代表论”好在哪里？
 
/htm/sxgc/sxzz/2003-5-20-13931.htm

4. 迈向“二十一世纪民主”──试论中国政改优化创新超越之路

/htm/sxgc/sxhh/2003-7-19-14351.htm

5. “共和”首重权力制衡

/htm/sxgc/sxhh/2003-8-3-14459.htm

6. 文革浩劫寻根记（上）──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htm/sxgc/ddsc/2003-11-29-15514.htm

7. 文革浩劫寻根记（下）──晚年毛泽东“大本大源”迷失之旅

/htm/sxgc/ddsc/2003-11-29-15515.htm

8. 人类社会进步，仰仗科技创新
 
/htm/sxgc/ddsc/2003-12-17-15717.htm

9. 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5738) 

/htm/sxgc/ddsc/2004-02-03-15966.htm

10. 《尚书》启示录?

/htm/mzfz/gjzz/2004-05-17-16870.htm

11. 儒学的国际影响?

/htm/sxgc/sxsl/2004-08-08-17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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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菲佣－布什－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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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改何不由此迈步？──“亚历山大之剑”的启示

/htm/mzfz/gjzz/2004-12-13-17917.htm

14．“儒化”无限好，谨防伪劣货——兼与康晓光先生商榷

/htm/sxgc/ddsc/2005-02-07-18270.htm

/10%20lishi/zhenjia%20kongzi.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