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今中外构建和谐社会例证选粹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二）.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启示录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一）. 西周前期“成康之治”
孔子誉为“郁郁乎文哉”，言必称道的西周，是上古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一大辉煌成功范例。
大约距今三千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跨越奴隶制的历史性巨变。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朝取代殷商，达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的小康之治。
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殷周制度论》）
毛泽东称这场“大革命”为“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这场大变革，通过“两心调谐”化作用，带来了社会面貌丕变，灵性创造能力活跃的新局面。
中国大约从四千一百年前建立夏朝起，进入奴隶社会初期，其後商朝为奴隶社会中、後期。到商末纣王统治时期，奴隶社会已经存在了大约一千年。
传说中商朝末代君主纣王是个登峰造极的绝对腐化奴隶制君主，造成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位於现今陕西的诸侯岐周领袖文王（姬昌）和他的儿子武王（姬发），领导自己基地和其他盟邦，发动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商王朝。WwW.11665.COM
在生产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征战胜利者抓回俘虏活口是无利可图的。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一个人的劳动成果除供自身活命的必要消费外，还能有相当剩馀，於是部族之间战争的胜利一方，在利己私心驱动下，除掳掠财物、占据地盘外，有意让失败一方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存活下来，纳为奴隶，迫令为自己从事无偿劳役，增殖财富。於是那比较“公平”却“杀无赦”的原始社会走到了历史的终点，出现了最早的阶级社会──奴隶主和奴隶阶级对立并存的奴隶制社会。原先被处死的被征服者得以活命，成为可供利用的劳动力，必然带来生产力跃升的新局面，催生了奴隶主专政国家及其财富和闲暇带来的光辉灿烂上古文明。
奴隶一无所有，遑论人身权利。从中外历史文献包括甲骨文和殷墟考古发掘资料可见，奴隶像牛马般被成群赶往田间，在鞭策监督下像牛马般劳动，不劳动时同样像牛马一样关在窖穴里。奴隶主可以任意买卖、杀害奴隶，不把他们当人。奴隶社会有了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分工，奴隶主会发现并利用奴隶中的人才，如能工巧匠甚至艺术大师等，以满足其乐生的需要，但这些人才仍是畜生般的奴隶。奴隶的私心动力遭阉割、扼杀，其灵性创造能力几无顺畅发挥的条件，因此不可能指望个性极度压抑的奴隶劳动保有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势头。
奴隶制国家经历了一段上升发展以後，国势尽可拓张，也居然留下了金字塔那样劳民伤财，令人遐思无限的旷世奇观，但囿於上述“两心失衡”的局限性，终要逐渐陷入了消极、滞进，难有进步，以至社会矛盾激化，恶性发散状态。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周胜商败，正是商朝奴隶制末期暴政肆虐惶惶乱世，人心思变之际顺应“激发时机”的发展结果。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证周朝隆兴是“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无形推手的非常杰作。
殷商信奉“崇天神学”，以王权世袭为“有命在天”，事无大小，都由卜巫问“上帝”决定。随著殷纣覆亡，这种无稽的自封 “天命”合法性破了产。《诗．大雅．文王》称“天命靡常”，《诗经》变风、变雅中有各种“恨天”、“怨天”、“骂天”的篇章。《尚书》直说“天不可信”，《尚书．泰誓》把天命的涵义讲得很明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说天命自有准则，天意来自民意，民意就是天意，把天命同民意直接等同起来了；因此要“若保赤子，惟民其康”、“欲至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著名政治改革家周公旦带头提倡“师保万民”，指明“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文王受命。”?
新兴的周王朝以统治者在人世间合乎民心的卓越表现为保有天命的根据，提出了“敬德保民”和“以德配天”的执政理念，体现了一种领悟天理，但不依赖天助，相信事在人为，由神灵的“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由“人本”而“民本”的理性的信天观。这种新观念构成了国家政治经济领域重大决策和处理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心态文化” 两心调谐化的卓越成就。
《召诰》中指出夏、殷所以灭亡，其原因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之所以能灭殷，原因在文王懿德。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弘扬爱心（公心），推己及人，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用在政治上，借过夏禹的话说，便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必要落实到“保惠庶民”，“怀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万民”这个民字之上。说得透彻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为证，德政就是为老百姓谋实惠，舍此无以赢得民心拥戴，以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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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隆兴，遵循这种天命同民意等同起来的民本思想为指导，贯彻以保民、惠民、享民、康民为内容的德治，解放了商朝奴隶主残酷占有的奴隶，改行封建领主所有制；实行公私兼顾的“井田制”，原来视同牲畜的奴隶转化成了具有一定自主人格的半自由农奴或自由农民，变“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为“同心同德”的和谐化新局面，极大地调动了整个社会谋求创造革新发展进步的积极性。
其时，事关民生的“百工之事”，被提到了“皆圣人之作也”的高度（《周书．冬官考工》），用现代语言来说，可见当时十分重视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冶金业的突破导致从青铜向铁器时期转型，乃有以“恶金”即铁作农具，“铸、夷、斤……，试诸壤土”（《周语．齐语》）。自此农民的生产工具越来越进步齐全，所谓：“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锥……，然後成为农也。”由于人的生产积极性与工具改进相辅相成，大大促进了生产技术飞跃发展。
周初近六十年间，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相传天下安定，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该期间政治有序，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经济繁荣，文物典盛，甚至出现了商业化和城市化势头，造就了後人津津乐道的西周前期“小康”好光景。
对照上文三大要素，可见西周初期和谐好景还得益于某种具有短暂时效的非体制性 “权力制衡”因素。
周本是陕西、甘肃地区的一个弱小民族，自称“小邦周”。周文王谦虚谨慎，忍辱负重，行善积德，树立典范，提高威望，努力团结周边其他邦族。武王大会孟津动员伐纣时，自称“小子”，宣告“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声言“夙夜祗惧”，但“敢只承上帝”，“恭天成命”，号召盟众“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信誓旦旦保证“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时“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
周人以西鄙小邦，成功地发动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克商后入主中原，周族人数不占优势，面对包括不同民族的大小各邦社会势力，深知必须恪守对天发誓的承诺，确保政治信誉，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
今日中国执政党一再严厉警告党人腐化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其实《尚书》早就记载着商汤对政权接班人发出非常相似的谆谆告诫：勿犯“巫风、淫风、乱风”等“三风十愆”错误，以致走上人民的对立面，否则，当官的“家必丧”，为君者“国必亡”。周初在建政分封的同时，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耳提面命”般要求幼主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尚书.无逸》），可谓“栗栗危惧，若将陨深渊”。
武王克商后二年即去世。小邦入主，天下初定，继承人成王少弱登位，贤相周公摄政，这样的特定起步背景，加之殷纣权力腐化终遭天谴的惨重教训还在眼前，西周虽然没有建立任何“权力制衡”体制，但初期三代在特定的内外压力和自我感悟下，强烈要求切记“弗克庸德，慢神虐民”，通过谨遵天命的道义名义制约王权，大体上起到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但类似“权力制衡” 的作用，成为周初社会和谐化的重要保障。
西周的天命观大有进步，“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可惜这种“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基本上局限于执政理念范畴，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上下呼应的社会性强固信仰体系，“头重脚轻根底浅”，只能在大乱大难之後、政权草创伊始、脚跟未稳的特定环境条件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产生短暂的“作善”效应，更不足以及时催生不可逆转的实质性“权力制衡”体制。一旦地位巩固，握有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及其既得利益统治集团出于强劲的自私“原罪”冲动，就会沿着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迅跑起来。
由于没有真性“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登场，在无制衡的统治者面前，信誓旦旦的自我监督，到头来难免只落得一块任凭涂抹弃舍的遮羞布罢了，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和谐小康好景不常，盛世头尾充其量不过六十一甲子，第三代康王时已达强弩之末，从其子昭王下数，“王道”每况愈下，几乎一代不如一代，到幽王时，政治腐败不堪，中亚蛮族攻击无已，烽火台特大丑闻後未久，首都镐城陷於犬戎，被迫向东迁都洛阳，中央王权急竭衰落，是为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民不堪命”的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政治家在无制衡条件下竭力克服权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无奈。他们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战战兢兢，跃然纸上，至今令人动容。後世历朝有见识的政治家们也为此大题目绞尽脑汁。可是他们从未触及“权力制衡”这个领域的边，总是自我陶醉地以为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目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绝对权力脚下，为药石网效的“吏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不得要领，一直不承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他们在历史的无情嘲笑面前，总是执迷不悟地指望一朝天降“圣人明君”；但是 “圣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绝对权力的腐化铁律永远不会失效，“人在”，尚不能保证“政在”，更何况“人亡政息”乎？
西周和谐社会实践的宝贵历史经验，幸而没有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上古文明那样失落无存，付诸东流。
生于春秋乱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宛若“天之木铎”，天机解密，从“两心调谐”这个大本大源出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法周公，不涉迷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将前人的敬德思想、礼治之道及其内涵的“允执其中”优化方法论，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建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济世大成宝典，提出了由“小康”而“大同”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孔子思想作为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了万物之灵的“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道”），是为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人间天堂，具有普世价值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金声玉振大全体系。
在上古中国，“学在官府”，媒体落后，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机会，更且缺少一种“好有好报”保障机制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理性观念，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深入人心，指引人生，谈何容易？
于是孔子采行上层路线，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君主带头，自上而下弘扬“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施行仁政德治，构建和谐化的“小康社会”，由点及面，推广天下。孔子学说既无草根群众基础形成强大支持力，又苦于缺乏足令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甘心牺牲既得特权利益、“克己复礼而归仁”的驱动机制。反复游说，到处碰壁，徒劳无功之余，终于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傳下來的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孔子以后约350年，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政教合一”、教为政用。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表面上看来，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
中国历代王朝尊奉的皆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因此，人云亦云的“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实事求是、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伪儒思想是一种反调谐的“两心失衡”型劣质“心态文化”，在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自命孔子传人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存天理，灭人欲”悖论，与消极无为的释道玄说相结合，尤将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造就了一种虚伪矫情的“国民劣根性”，阻绝了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进道路，彻底否定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人们多说“儒教”为中国传统信仰，实际上这是一种伪儒压顶下自欺欺人的伪信仰，一旦剥去斯文体面的画皮，剩下的就是虚火邪旺、可怜巴巴的阿q精神了。
近代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简明扼要的概括。
历代掌握无制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总要自封天命所归、永世网替，相信依靠强大武装力量为後盾的生杀予夺大权，足以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想不到一朝社会矛盾发展到了极端不和谐的地步，无权无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弱者，终将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之势，展现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级威力，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事态终结了一个又一个封建政权，而且从此开始无休无止地循环重演起来。
周以后伪儒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虽有一些凤毛麟角的“盛世”片断（“文景”，“贞观－开元” ，“康乾”等），其延续时间可能长过“成康之治”，但无非“治乱循环”当中，统治者不得已有所“让步”、社会相对稳定的难得插曲而已，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这就是老百姓“暂时做稳了奴才的时期”罢了，总免不了“祸必随之”，大乱不止。由于缺乏“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为支持，这类插曲都不足以同西周初期短暂而逼真，具有上升型进步意义的和谐时期的历史地位相提并论。后世御用文人奉君之好歌功颂德，史家虚荣媚俗因循故事，这类“盛世”常被大肆夸耀，掩盖了其中深刻的悲剧性质；但无论如何文饰华丽，事实上没有留下多少堪以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正面的有益的启示。
中国的“儒家学说”，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等，先后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国家，以不同形态登临思想和政治舞台，形成所谓“儒家文化圈”，其中伪儒的负面影响和後果相伯仲也；但近年来时移势易，真儒思想终于有机会在那里发挥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推手作用，发生了奇迹般的积极效应，后文将就此专门讨论（见三之二、三）。
孔子和他的传人孟子等艰苦卓绝的实践显示，倘非适逢西周初年风云际会、圣贤当道的社会进步转折期，依靠理性上层路线捷径侥幸取胜的可行性极低。西汉名为“独尊儒术”，实则伪儒登龙以后，这种本来极低的可行性降到了零点。舍此而外，恐怕只有神性草根群众路线最为值得一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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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启示录
东方不亮西方亮。
如果我们发挥高度想象力，设想“造物主”从事着一场灵性人类社会发展实验，一方面将人间的事情交给人类自己管，一方面在关键时刻悄然宏观调控。东方中国进入“自作之孽” 的伪儒当道思想黑暗时期，也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丧失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社会发展从此趋于停滞；于是西方对照组浩浩荡荡展开了另一条路线的实验进程。
孔子以后约五百年，耶稣基督（jesus christ）诞生于巴勒斯坦的伯利恒（bethlehen）。耶稣自称上帝的独生子、代表上帝来到人间的弥撒亚（mashiah，救世主），与人类重新立约，执行救赎人类的任务。犹太教主流派不承认耶苏是救世主，把耶苏的信徒赶出犹太会堂，於是他们作为犹太教的一个革新派，建立自己的独立的聚会点，形成了早期的基督教。到公元一百三十五年，基督教完全从犹太教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新宗教。
基督教以神性宗教信仰为载体，传播“天启”救世之道，即所谓天道或天理。基督教以爱心为核心的救赎教义的哲理精神，内涵本质几与儒家以人为本，“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仁”学天然混成、完全吻合，又宛若逐一“接受”了儒家“路线错误”和五百年风风雨雨的前车之鉴，作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修正”。
基督教是一神教，相信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神，不承认（人死後灵魂作为）鬼魂存在和轮回转世，不容许崇拜偶像，从而把奇迹和信仰充分集中在上帝及其代表的身上，可将迷信因素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利排除不必要的思想混乱。
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就是犹太教圣经中的耶和华，本来只被尊为犹太民族的神，公元前587年国破家亡、民族离散之後，这种信仰有了根本改变，形成了宇宙万物和世界各族共有的“唯一真神”观念，但仍以犹太民族为耶和华的唯一选民。犹太人自认是上帝的选民，管罪孽深重，屡遭天谴，却有高人一等的民族优越感。圣殿里分内、外院子隔开，不外邦信徒入内，这隔墙就宛同仇恨性的鸿沟。直到耶稣降临，方才突破了旧日选民说的狭隘性，宣称“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隔断的墙。”(《以弗所书》2：14) “上帝仁慈地邀请每一位需要的人来到面前，得享平安。”（《马太福音》11：28）“对每一个相信的人而言，是完全的救主，能满足人一切需要。”（《约翰福音》3：16）从此不再分远人或近人、犹太人或外邦人、被接纳或被排拆的人。在上帝面前，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别统统消失不见了。
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都是“两心调谐”原理──人类循正道谋求发展进步不可违背的基本公理常识的引申和运用，前者多了神学语言，少了理性立论，但内涵几乎完全一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19-26）因此需要基督的救赎。克服原罪和解救罪孽的救赎之途，不是消极地宣传禁欲主义、“大公无私”或一切皆空以否定私心，而是通过皈依上帝，信仰基督，从而遵循教义，“先求他（上帝）的国和他的义“，得以弘扬爱心调节私心，防范和克服自私犯罪倾向，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方能去祸得福，得到“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参见《马太福音》6：31－32），进而荣登天国；唯其如此。吾人不妨理解基督教“原罪说”和由此引申而出的“救赎说”，正是前述“灵性－两心－调谐”原理的一种合乎逻辑的神性表述方式。
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在爱。诫命总纲一共只有两条：第一条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条是“爱人如爱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太福音》22:37－42）经耶稣重新解说，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一切、超越时空的至上神上帝，已一改旧约中好妒、暴戾的耶和华形象，定义圣父的伟大精神也集中到了一个爱字（god is love）。所以爱主就是要领受和感激上帝的爱心，并且“任何时候都该效法上帝，好象蒙着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
“爱人如爱己”的另一表述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7：12）这就是基督教教义的黄金律（golden rule），其内容和儒家提倡的“己所勿欲，勿施於人”完全一致，只是各用正负语句表述而已。
说爱人如爱己，不说爱己如爱人，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肯定爱己之心即利己的私心作为生存本能的第一性的正当性。首先知道爱己，才可能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弘扬爱人之心，以及延展至集体的为公之心。基督教和儒家这两种历史背景大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分别就神性和理性立论，结果都从个人本位出发，倡导仁爱济世，旨在调控私心，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殊途同归“两心调谐”人间正道。
基督教讲的爱，和儒家的仁爱一样，不仅是一种原始本能的感情而已，而是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出诸灵性人类感悟，以至高无上的上帝为表率的“高阶爱心”（参见本文一之一），“惟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人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具有公平、正义的真理内涵。
爱心或公心，就是道德观念的概括。提倡道德绝非以私心为敌。写基督教《神学大全》的着名神学家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说得明白“道德的净化并非要彻底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规。”这就是前面讨论儒家学说中归结出来的八字要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如此而已。基督教和儒家（不是伪儒家）学说一样，从不夸夸其谈“大公无私”、“破私立公”、“毫不利己”、“无我”或“忘我”之类过甚其辞，迷乱本性，误导失真，似是而非的自欺欺人高调。
耶稣提倡遍及全人类的“博爱”，同孔子“仁者爱人”、“泛爱众”的根本出发点一样，其宽容精神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社会地位尊卑的界限以及君子、罪人甚至敌我的界限。基督教相信仇恨不能消灭仇恨，仇恨只能增加仇恨；只有基督的爱，才能解开仇恨的死结。因此这种仇敌之爱决不是懦弱的表现，反而正是最富智慧的勇敢。耶稣在世时，那些敌对的人给起了一个绰号：“罪人的朋友”。这本来是轻蔑之词，但是在无意中正显露了督“博爱”精神的伟大。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歌罗西书》3：14）同孔子认为“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的“恕”道为伯仲乎。
儒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在基督内再无种族与身分之分（《歌罗西书》3：11），耶苏说过：“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50）因此基督的信徒互称“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神的子民，人人可以循正道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每个人用自己的行为向神交待，重在现在和今後的表现；只要信主，无论过去罪孽如何深重，一切人都可以获赦得救，都有改恶从善，获得光明前途的机会。
基督教从爱心救赎基本教义出发，提出了体现社会性两心调谐的中庸之“礼”，与儒家学说同样以和为贵，倡导恕道，与人为善，反对走极端；包括了以摩西《十诫》和耶稣《登山宝训》为主体的教规戒律，必要的伦理规、尊卑秩序和律法观念。
基督教神性信仰不同於儒家的治世之道，基督教的“礼”讲究做人的道理以及必要的宗教仪式，但不直接提出管理世俗国家的理论和意见。基督教不介入政治、经济领域，不涉帝王术，也没有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学说。基督教要求信众尊敬长辈、服从官吏、遵纪守法，尊重世俗国家体制；通过贯彻教义，潜移默化，和平渐进，改造人类世界。
耶稣本人出身贫寒，“狐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传播福音，针对社会不公，特别同情卑贱的穷人，抨击不义的富人。早期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但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宽容，同样欢迎和拥抱觉悟来归的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救世主的任务不仅仅是解救特定的某一选民群体，借用日後马克思式的格言来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基督教和儒家一样不鼓吹暴力，不发动造反。主要是通过弘扬爱心走和平演进的道路以改造社会。耶稣的信徒基本上不参与犹太教徒反抗罗马的暴力斗争，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们所不齿，却逐渐赢得了中上阶层的认同和加入，其影响进而跨越了被征服和被奴役的弱者界限，扩大和渗入了罗马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後来外来入侵的落後民族，终建立起了有史以来任何赫赫武功一世之雄无与伦比、望尘莫及的普世性“上帝之国”。据《大英百科》（1990年版）称基督教信徒约有35亿，占当今世界人口的半数以上；一般认为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耶稣及其门徒不仅以上帝的名义借助奇迹的影响力传播福音，而且善用犹太教的“天国说”，提出了一套简单明白，比较“完善”的赏罚分明因果说，以解决弘扬爱心所需的私心原动力难题，从而极大地调动起了信众虔诚皈依和遵行教义的私心积极性。
基督教的“天国说”宣称人人都要在上帝的法庭上接受末日公义审判，世上一切人生命死灭後将迎来一个最後审判日（the day of judgement）或称报应到来日（the day of reckoning）。那时耶稣将再度降临，一切死去的人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将复活（resurrection），每个人的全部记录──所有的好事和坏事都将呈堂，由上帝公正裁定每个人的报应。天国说相当于理想化大同社会的一种神性表述方式，并通过承诺终极的绝对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把弘扬爱心和人必为私两者，即调控灵性的两心互相调谐统一起来了，却巧妙地避免了俗世实践检验失实的任何风险与困扰，在现实生活中，亦即最後审判日到来之前，绝无失信失实之虞。
天国说不仅调动私心积极性引导和鼓励爱心向善，而且以“潜台词”方式，隐含和启发世人一系列合乎“两心调谐”原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受惠无穷的重要观念：
第一，天国说在天人立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交待上帝把人间的事交给了活着的人类自己处理，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单独、直接向上帝负责，否定了预设命运的宿命论。
第二，上帝对每个人的评判，奖惩和最後处置即上天堂或下地狱，全凭本人实际表现。在上帝面前，无分出身贵贱、地位高低，无论君王或乞丐──人类一律平等。
第三，神在审判之先，给人机会悔改。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不免有罪，但不论罪孽如何深重，只要皈依上帝，忏悔改过，不分早晚，皆可获赦免、得救，进天堂，永不嫌迟，永远有机会。意味着容许犯错误的人们改正错误，再坏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赎，重获光明前途。这是一种“向前看”的非常有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明之道。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年代，基督教信仰，不是像儒家那样讲一大套理性原则纲领，而是藉着“独一真神创造”，“人类始祖堕落”，“神人之间立约”，“耶稣基督救赎”，“推己及人爱心黄金律”，“世界末日审判”等神性特色观念，成功地诠释和灌输作为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由点及面，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影响广大信众在个人本位基础上，弘扬爱心，赎罪从善，生成个性自由、众生平等、爱己及人、入世务实、权力制衡等与伪儒当道东方中国大不相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称“心态文化”，作为无形的推手，发挥了驱动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作用。
较之儒家学说，新生的基督教起步更为艰难，一开始就被犹太教视为异端而非难排斥，更因否定罗马神，以耶稣“吾主尊荣”冒犯和威胁罗马氏族神权、罗马皇帝的权威和帝国的统治，遭受罗马统治者打击镇压。
当时庞大的罗马帝国已经像中国的西周末期那样逐渐进入衰落阶段，社会生活的苦难、罪恶和堕落达到了极点，普遍的厌世和绝望心理，增强了人们超越凡尘，解救灵魂的要求。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国说深深扣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弦，成为令人信服和有吸引力的心灵庇护所。一切迫害都阻止不了基督教势力的成长，相反地，基督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二个多世纪中发展成了一支不可征服的强大社会力量。
公元二世纪初起，基督教松散的社团发展强化形成团结而有纪律的教会组织，并逐渐建立起了主教制以健全管理。到第四世纪初，基督教强盛到了如此地步，迫使罗马帝国必须就根除或接纳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戴克里先（dioclecian，公元243－313）皇帝作了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规模镇压，结果仍以失败告终。那时甚至戴克先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更为严重的情况可能是许多军人都成了基督徒。罗马当局由于镇压无效，并且认识到基督徒是不从事暴力对抗的顺民，基督教甚至可能成为对帝国有益无害的统治工具，应该与其他犹太人区别开来，因此不得不对它改行宽容与怀柔政策，变反对、迫害、镇压为保护、利用、控制。
公元311年，罗马帝国西部地区领袖君士坦丁（constantin）大帝彻底转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92年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颁布命令，废除一切旧有宗教，关闭一切氏族神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的（the one and only）合法的宗教。於是，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罗马皇帝就像四个多世纪前中国汉武帝所做的那样，企图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基督教会逐渐成为帝国的政治工具；借用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信仰，改造成为得心应手的御用愚民手段，建立符合王权长治久安需要的“政教合一”体系，成就万世不堕的特权统治大业。
随着奴隶制度走向没落，罗马帝国渐失光芒。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向东迁都君士坦丁堡（拜庭），从此越来越像早年中国的东周，中央政权弱化，封建诸侯割据分治。罗马帝国就此分成了东、西两部分。
基督教会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势力范围和世俗经济利益加之教义上的分歧，也相应分成了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分别成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的中心。
由于绝对权力腐化不止、奴隶起义冲击、奴隶来源枯竭以及日耳曼等“蛮族”大举进攻，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歧异更加扩大，九世纪时双方主持人（东方主教和西方教皇）互相将对方开除教籍，到十一世纪终告彻底分裂。
我们把“独尊儒术”的中国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称为东、西方人类实验对照组；现在，後者又分出了由基督教东、西两派教会形成的对照组。
东、西教会彻底分裂後，加之伊斯兰扩张造成东西方隔绝，东部基督教後来自立成为东正教（orthodox），或称希腊正教（因自命正统，故称正教）。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处于停滞状态。
在东西方教会分裂後，西部基督教遂称天主教（roman catholic）。
罗马首都东迁後不久，西部地区即遭外族纷纷入侵，形成许多分散的邦国。西部基督教成功地吸收了外来入侵者者进教，并在语言和文化上同化之，逐渐成为中世纪西欧群雄并立（不是集中统一的君主政权）局面下，意识形态领域大一统的强大核心力量，走上了一条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的发展道路。
中古时期西部欧洲的罗马教会扩张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的和调和的社会整体。各个分散的基督教国家，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学都受到基督教伦理学的支配，这时教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了柏拉图在“共和国”提出的的那种理想，即由圣者和敬畏上帝的人们治理着的统一社会。经过十字军东征，教廷势力更见隆盛，并且建立了经院哲学研究体系，以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基督教的神学理论。
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us，354－430）撰写了大量宗教着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论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奥古斯丁在《论上帝之城》中提出了在西方教会看来如此重要的观点，以至成为教会贯穿整个中世纪恪守的正统原则。奥古斯丁以为世界上存在两种价值共同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上帝之城”由上帝的爱心构筑而成，是和平的永福之地。“世俗之城”则是人性败坏的产物。这两种城的说法，仅仅用来展示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秩序，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有形的分立。它的居民混居在一起，直到末日审判那一天才会实在的分开。
面对普通信众，奥古斯丁相当复杂的理论简化成了一个明白而实际的对比：“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就是罗马教会；“世俗之城”的体现就是罗马帝国或日后的王权邦国。这个“双城记”说法虽然在义理上有漏洞，但深为教会喜闻乐见，马上被教会紧紧抓住，作为神权高於王权，教权得自神授，教会代表最高和最後的权威，俗权不得僭越的理论依据。据此，世俗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当世俗法律的规定与上帝的永恒法相悖时，这些规定对基督徒便不具任何效力，并应被抛弃；世俗国家只有运用其权力来推广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其存在才是正当的。总之，作为创造主、至上神在尘世的代表，教皇及其领导的教会，为了确立意识形态领域最高权威的社会地位，确保这个最高权威地位强大不容挑战，实质上是教皇及其神职王国成员为了满足其人性的尊荣及物质欲望，必然要同封建专制国家世俗君王相抗衡，争夺主宰一切的最高权力。
罗马教廷牢牢掌握着神威和道德制高点，对下属教会系统实行集中领导，凭着长期独立发展壮大起来的强大群众基础，加上天高皇帝远、外族入侵和王权分散化，君主没有大一统威权，人民有转徙逃避馀地等等历史上罕见的得天独厚社会环境条件，得以在这场同世俗王权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抵挡得住大小君主一相情愿的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企图，坚持凡圣两立、政教分离，甚至在许多方面教权高於王权，从而形成了封建专制统治时期非常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权力制衡”格局。
这种不期而然形成的“权力制衡”关系，尽管充斥罪恶表演，但从历史演进的高度而论，幸而保留了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精神颠朴不破、焕发灵性奇葩的宽广馀地。政、教任一方都不可能“领导一切”、“决定一切”、“控制一切”，无法形成从人身到精神无所不包的“一元化”统治体制，不至於犯错误达到漫无止境、无可救药，竟致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走向沉沦、没落，以至自我消亡为代价的悲剧性结局。如此不仅捍卫了“上帝之城”拯救“世俗之城”的神圣功能，造就一种神性的大爱同世俗专制政治的大私在斗争中求调谐的格局，产生了容许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自由发展谋求进步的空间；而且，也使得那自命神圣永无谬误、权势灸热的教廷自身一旦变得专横跋扈、腐化堕落时，下层群众的改革愿望和造反行动有可能与“世俗之城”的强大制衡功能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匡正。
在整部中世纪世界史中，除了西部基督教文化圈，我们找不出同这种粗粗看去不伦不类、不登大雅之堂，但确凿有效的“权力制衡”格局差可比拟的例子。在没有哪怕一位政治哲学学家预见到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政教之间充斥自私贪欲罪恶表演，不期而然形成的“权力制衡”格局，几同不可思议地为人类世界带来了千真万确的“与天地叁”微妙契机。
历史上西部基督教教会势力同世俗王权之间互相合作和对抗的记载，常常被史学家联系教廷世俗化、权力争斗、腐化堕落、禁锢思想、反对科学、“黑暗时代”、以及终于爆发宗教革命……，视为历史的荒谬和悲哀。而十字军东征中的种种谬行，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战，对犹太人的政治迫害和屠杀，尤为背离基督精神的莫大耻辱和罪恶。尽管人所共知，近代科学、民主在西欧基督教国家中首先兴起，史学家们似乎很难称赏罗马教廷有何功德可言。恰恰相反，罗马教廷推动的对基督教的崇拜的整个过程，通常被认为意味着压制思想自由和阻挠科学技术发展。西欧民主启蒙大师们多为教会的激烈批评者，甚至不承认教会的合法性。几乎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把中世纪基督教（天主教）的存在解释为对现实物质世界中科学的召唤。
於是，权威历史学家们多称，近代民主和科学在欧洲兴起不是源自基督教，而与欧洲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因素有关，常常解释为来自希腊民主传统，亚里斯多德和欧几里德著作中所表述的理性主义。而且人所共知，近代民主与科学发轫，不是在教会权势鼎盛的年代，而是在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特别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以後的创造力旺盛时期，那时，欧洲出现了人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复活。
但是历史学家们仍然面对另一个更加摸不着头脑的难题：为什麽源自希腊的民主传统和理性主义不能在东正教环境中的母国发扬光大？却在压制思想自由的西欧基督教势力圈成正果？
再有甚者，为什麽在箝制思想自由的西欧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东正教地域和东方中国两千年间始终没有哪怕即便差可比拟的“人本主义文化传统的复活”？
为什麽在罗马教廷宗教异端裁判所的恐怖控制下，科学家大量涌现，一面受打击压制，一面创造发明不止；而东正教地域和东方中国显得一片静穆？
如果立足“两心调谐”原理，我们应不难穿透表象，循事物本质理清来龙去脉。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社会发展进步的大本大源，来自基督教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而凡圣两立、政教分离格局下史无前例地产生了的的“权力制衡”机制，相当於这种“两心调谐”文化内涵历劫不堕，发扬光大不可或缺的守护神。
殊不知那犯了许多反基督错误的罗马教廷的存在，体现了世界人类史上无可比拟、独一无二的有效“权力制衡”范例。如果没有这一貌似和一切凡俗争权夺利一样卑鄙肮脏、不堪称道的“权力制衡”，那基督教文化内涵和草根群众路线的成就，都会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化神奇为平淡而湮没，和其他所有政教合一或教为政用的专制统治国家一样，势难形成足以焕发灵性创造能力以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心调谐”持续化社会环境条件。
这种既不成文，又无章法的“权力制衡”，虽然从政治学观点看来粗糙不堪，甚至丑陋不堪，但毕竟使得王权难以走上绝对权力和绝对腐化的不归路，经常为大千世界留有“两心调谐”的馀地，亦即人类灵性发明创造能力得以发芽抽枝的馀地；也使得那拥有强大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教廷，利欲熏心、走火入魔、迷失本性之际，犹有挽回狂澜，重开新猷的强大动力和历史机会。
这里有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权力制衡”，无论那一方，教廷腐化堕落也好，王权腐化堕落也好，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基督教人本主义文化内涵和草根群众路线的成就，谁也挡不住一场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的到来。我们看到了灵性受抑的“黑暗时期”，但教廷毕竟无法制止薄卡丘在《十日谭》中痛揭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伪善和罪孽，以及随之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看到了被绑上火刑柱的科学家，但是教廷并不掌控世俗国家的专政工具，必须得到议会判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异教徒後方能下毒手，因此要惩罚更多的科学家也难，要彻底扼杀思想自由、取消灵性创造活动更难。
拜这种“权力制衡”之赐，西方基督教环境中生活着的灵性人类毕竟能够享有一个较具“两心调谐”内涵的生存环境。作为对照，神州中华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同样具有创造潜能的劳动人民，在由上而下的伪儒文化以及政教合一体制“天无可逃”的控制下，已然进入精神植物人状态。
於是，浩浩鹏程万里的现代化之旅，就从这开始。
今天我们值得以极大的热情来讴歌盛赞那“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权力制衡”不仅是一种监督作用，而且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否决权，一种可以说不，而且说了能够算数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再好的理想和制度也会被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所破坏、蹂躏，几无可能形成有利社会持续上升发展进步的大环境。
“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是“两心调谐”原理用之社会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铁律。
用东方儒家语言来说，“权力制衡”是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 原理应用於政治体制化的上限，是礼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分别共同经历过的封建专制统治时代，东方儒家路线未能解决的历史症结──“权力制衡”之谜，终于在西方人类实验场，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区的社会实践不期而然地渐次破解了。普天之下，这是有史以来形形色色政治文化当中，到那个时期为止唯一的一次破解成功。万物之灵，徼天有幸，信而有征乎。
浩浩鹏程万的现代化进步之旅，绝非从此开始一帆风顺了。如果说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王权已经无法置基督教於政教合一的窠臼之中，不能按其特权统治集团自私贪欲破坏基督教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那麽恰恰是身居“上帝之城”，戴着神圣光环，权势膨胀不已的教会神职人员自己， “打着红旗反红旗”，扮演起了以上帝代表身份扭曲背反上帝精神的罪人角色。
任何优秀的仁人君子，一旦处强权地位，在无所制衡的情况下，深藏基因无可豁免的原罪总要骚动不已，非常容易一发不可收拾，即所谓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必然性。当时欧洲政治权力分散於许多邦国，相比之下，集基督教领导权於一身的罗马教廷的威权超过了一般君主，其中产生了一个由教皇、主教、神父、神职人员组成的强势特权阶层，他们在以教会名义行使权力时，世俗王权其实难於置喙（制约）。在圣洁外衣掩护下，从自命“永无谬误”、“永远不受审判”的教皇到下属神职人员，其自私邪欲膨胀起来，争权夺利不择手段，贪渎堕落渐成大患。
随着教廷权力上升，为了维护与加强自己的特权地位，教廷一方面按照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给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恩光”，借此以权牟利；另一方面，同中国的汉武帝董仲舒炮制假儒学如出一辙，实行宗教的愚民政策，以修道院的出世神学教条取代“道成肉身”主义的健康积极因素，抹杀人性，剥夺思想自由，窒息创造能力，造成了一个灵性淤塞、万马齐暗的“黑暗时期”。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但丁被放逐，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先後被送进异端裁判所，甚至把坚持真理的优秀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绑上火刑柱，以抑阻怀疑奇迹、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
不少历史学家，把罗马教廷在中世纪的腐败和反动，当作基督教的一笔历史孽债，视为批判“宗教统治”，提倡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强力依据；一些人就此分不清婴儿和洗澡水，理不清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推手作用。殊不知罗马教廷的堕落，只因基督教关於人人都有原罪的警告的普遍性同样适用於教会神职人员本身，谁也逃不脱权力导致腐化的铁律，而非基督教文化本质内涵的过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值得庆幸的是，宗教改革前後欧洲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民主启蒙的主导人物，一方面抨击罗马教廷反人性、反进步和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仍然头脑清醒地将基督教教义以弘扬爱心为核心的理性内容奉为人类应循共性指导原则。
基督教奉行了一条大不同儒家的发展路线，一开始就直接贯彻到最底层民众植根奠基，沿着由下而上的途径发展起来。一旦教会上层腐化变质，广大信众不会长期上当受骗而无所醒觉，教廷的愚民政策很难肆无忌惮不受抵制。西部基督教在所处特定政治环境中赢得了“政教分离”，不期而然造就“权力制衡”机制，教会权势纵然灸手可热，却不可能直接掌控国家专政工具镇压造反信众；更有甚者，在许多情况下，不甘和不满教会强势压顶的王权、贵族势力和政界上层会站到腐化了的教会的对立面，即人民的一边，以争取民心归附自己，强化自身权力地位，为此同民间改革派结成正义的联合阵线。因此西部基督教存在一种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良性机制，得以免於重蹈中国真儒蒙尘二千载不得超生的覆辙。
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一批先驱俊点燃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圣火，借复古为名，对古典的希腊罗马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他们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回归基督教本义，提倡人本主义，以“个人重要”的概念向僵化的教会中心文化挑战，从而重新调谐两心，冲破借神性抑制人性的“伪公”，把长期受压的正当的私心积极性解放出来，极大地焕发灵性的创造能力，为欧洲主要基督教国家带来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促进了客观的科学探索，以及商贸、金融事业的发展。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兴起，商务、外贸发达，一些小手工业生产渐为较大的手工工场所取代，纺织、冶金、机械造等行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资产阶级的前身──新兴市民阶层已经成形，促使国家主义、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呼唤政府支持和建立健全的市场环境。此时一些国家的王权日渐隆盛，西班牙、法国、英国等都在该期间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家。
十六世纪初期，由文艺复兴带动，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商界以及民族主义者等新兴势力支持下，以反对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券敛财（宣称只要买了教廷发行的赎罪券，已往及以後的罪孽都可一笔勾销，死後就可直接进天堂；不仅诱迫活着的人买，还要求替已经死去了的人补买。）为导火线，欧洲兴起了一场由下而上的宗教改革运动，针对罗马教廷及其下属教会道德败坏、财务腐化和侵占世俗产权等现象，质疑教会权力体制，要求按基督教本义进行改革。
这场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德国神学博士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继承和发展了一个多世纪前波希米亚人胡斯等先驱者批判教会的思想，主张只有圣经和真理才能指引信众，破除罗马教廷的绝对权威地位，强调“因信称义”（因信得救），重振“道成肉身”原旨；主张基督徒凭信心和爱心就能获得自由，否定教会对信徒的种种束缚和沦为骗术的“善功得救论”，认为“圣礼”、“隐修”和“赎罪券”都毫无意义，强调入世和社会服务；提出把信仰（神学）从教会制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教会只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府，信徒经洗礼皆可为神父，神职人员和教徒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等级的差别，否定教会自封的信众与上帝之间沟通中介者的地位，以及垄断《圣经》解释权和召开宗教会议等种种特权，并要求改革简化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杂的教阶制度，赞成教会制度多样化；对教会的一系列信条提出批评，例如否定炼狱的存在，反对牧师不得结婚的规定；还鼓吹王权高於教权，主张建立国家教会，以及废除教会规定的苛繁刑罚等。这些主张体现了市民阶级长期以来割除宗教界封建特权势力反基督、反人性的毒瘤，解脱窒息灵性，限制发展的枷锁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深得人心，迅速席欧洲大部分地区，引发了绵延二十多年的宗教战争，历经艰难曲折，终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改革派成立了新教（protestant），与旧教即天主教并立，彻底打破了“上帝之城”地面代表在神圣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的腐蚀下走向反面，无所制衡、江河日下的危险格局。
至此，基督教（christianity）名下包括了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ent）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在华人中长期以来习惯於把新教称之为基督教；中国大陆的新教教会也从不自称新教，只称为基督教或耶苏教。本文为避免叙述中发生重混乱，仍以基督教为总称，不与新教混同。
基督教内部新、旧教并存，开始了非常有益的良性竞争，得以重整贯彻基督教教义“两心调谐”内涵必要的心态文化，形成另类特殊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造就一种利於个人自由思考和社会良性发展的环境条件，从而大大解放天赋灵性创造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破天荒地加速进步。
有中国历史学家沾沾自喜道：“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但人类史上“幸而”有了这次宗教战争，这是一次推动历史前进具有关键性转折意义的“必要的”战争。
旧教即天主教（catholic），在宗教改革大潮冲击下，为顺应形势，不得不得洗心革面，主要是消除教会弊端，重整道德信誉，得以与新教共存共荣，继续履行其未竟历史使命。
――二次大战后，罗马教廷表现出更多更真诚的爱心与宽容，大力鼓励和倡导教会改革。第二届梵蒂冈会议（1961）后，取消了种种令人憎恶的制度，如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禁书目录、诅咒和开除出教等，主张同新教徒和东正教徒，同伊斯兰教徒、佛教徒和犹太人对话，甚至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无神论者对话；承认科学成就，主张对社会问题采取灵活的态度，神学研究扬弃了传统谬论，以理性精神解构上帝和神学，摆脱愚昧和反智的桎梏，走上开放、自由、理性之路。
――刚去世的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john paul 2nd, 1920-2005）可能是罗马教会历史上最令人赞赏的典范。他身体力行地以真诚、博爱、无畏的基督精神传播福音，主持为教廷过去的亲纳粹反犹太错误方针忏悔，为四百年前遭受迫害的科学家伽里略等平反。在新时代的罗马教会中，《圣经》没有什么“绝对真理”不可辩驳，无论你是否承认耶稣为处女所生和复活，再也没有什么论点会被斥为“异端”。理性不再臣服于神学，而是后者的指南，科学再也不是“上帝的女仆”，而是朋友——“世界属于科学，精神归于上帝”。与此同时，大批人本主义信士成为教会新鲜血液和主干力量，黑人被授予红衣枢机主教，下任宗座的候选人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都为罗马教会在世界各地重新赢得声誉。
文艺复兴是一场英才的先驱运动，宗教改革则使千百万民众投入其中，把信仰从教廷的控制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了以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的平等社会观，为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伦理原则的形成和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克臻全功，不能不认为植根于西部基督教文化区（政教分离条件下酿成的）独特的“权力制衡”格局的神奇功能。
这种神奇功能保障了基督教文化经历黑暗时期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早期正统人本主义入世观念的“两心调谐”精华本质得以历劫不殆，终能浴火重生，正本清源，跟上时代的需要，发挥了当时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力所不逮的调谐两心、焕发灵性、柳暗花明、缔建现代文明的伟大显性积极历史作用。
在国家政治领域，宗教改革并没有对於世俗的不平等带来激进的冲击。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否定了教廷高於一切的特权，实际上维护了世俗王权，受到了王权的欢迎，这也是许多诸侯贵族与要求改革的人民站在一起的重要原因。宗教改革运动中，以路德为代表的改革主流派，本着基督教教义的一贯宗旨，强烈抵制在社会改革方面打出激进旗号的闵采尔派，反而颂扬维护世俗秩序的重要性，其後霍布斯更发挥提出国家至上说。宗教改革的结果，在欧洲封建势力衰落，民族国家成型，贸易主义（或城市主义，mercantilism）勃兴的历史关头，引领人生哲学主流，倡导爱心即公平原则，鼓励一切人等自强不息，沿着良性的积极向上的大方向发展，实际上非常有利於通过世俗国家体制内的和平渐进方式从封建社会朝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历史大趋势。
宗教改革启示了一个由平等和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新观念，他们的行动受自己的良知而非任何权威所驱策。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对确立近代的自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黑格尔等认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则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之间存在着一致性。但流血的暴力革命并非西欧进步变革的必要。由於宗教改革促成了一个凭藉“两心调谐”思想意识形态推动社会进步的环境条件，西欧发展民主与科学，实现资本主义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君主立宪共舞的和平演变过程，亦即损失较少，收效最着，富於中庸之道特色的历史性优化选择过程。
西部基督教地区（包括西欧和後来的北美），在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文化积极因素孕育下，造就了举世独步、无与伦比的“两心调谐”化社会大环境，带来一场人类史上破天荒的思想大解放，人类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催生了民主启蒙运动和政治民主化变革，肯定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自由贸易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规模化生产组织如火如荼发展起来；基於这样的需要和可能条件，红尘世界时来运转，作为灵性创造成效明证的近代科学技术，终於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科学的广泛领域出现了全面性突破，遂有石破天惊般的工业革命勃兴。
十八世纪西部基督教地区科技和生产领域面貌日新月异，因工业化形成高效能的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支持市场经济发展壮大，社会财富迅速扩增。一种体现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大趋势，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三者相结合的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了形形色色守旧势力，取代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成分。
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经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形成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深恶痛绝教廷特权地位和种种欺人之谈，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职业观相联系的新教教派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为人生的天职。
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还不脱安于既定职业围的传统观念，是新教加尔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到了一起。
新教中以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ohn galvin）为代表的一派，批判、继承，并巧妙地重新解释了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预选论”，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积极意义。
加尔文认为上帝不能以“个人修行”加以讨好或贿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运用上帝赋予的天分努力实践，绝对不能天天祈祷上帝而不做实事。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赐，例如科学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不然上帝给你那种能力干嘛？）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来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你必须活出上帝要你成为的形象来荣耀上帝。这种生气勃勃的新观念提倡勤奋地、理性地工作，同时又应节制自己的消费，避免沉湎於尘世的享受，即所谓“入世制欲主义”。
加尔文派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制欲主义”，提倡“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的信念，并且必须在世俗实践活动中得到明；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进取的人，荒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义。因此有人指出加尔文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准确地说，就是通过世俗的成就来树立对得救的坚定信念。於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後永生”的私心原动力，在基督新教中产生了“以宗教热忱认真投入现实生活”的态度。
加尔文派藉此发展出了更加明确的循正道积极进取的近代进步职业观。按其理解“上帝的赎罪恩典不但将世界上的世俗任务交给了人类，并且使世俗职业成为每个人训练那由恩典得来的精神的必要园地。”於是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并且是一种目的，人们在职业劳动中贯彻信仰，培养个人的含蓄、自制、勇敢进取和对行动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加尔文派相应强调发展独立人格，高度开创能力和行动的责任感，而且为了共同的、积极的、因神圣而不能失败的目的和价值，坚强地团结起来，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特质，而同时又有崇尚权威和律法的意识共同存在。
这样的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渡消费和奢华，鼓励获利回馈社会大众，尤其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可以认为，宗教改革以後的西方社会，新教，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从意识形态高度注入了符合“两心调谐”原理、具有中庸优化意义的进步积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催生了一场宗教促进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的意识形态革命。十七、十八世纪，经过宗教改革的西欧和不久以後跟进赶上的北美，在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理论科学、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发展，迎来了民主启蒙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黎明。
恩格斯指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有人说，“路德为加尔文开辟了道路，加尔文为伏尔泰（民主启蒙大师）开辟了道路。”一脉相承，此言非虚。
对照前面讨论过的儒家有关天人关系的观念，孔子一方面继承传统神性信念，承认并尊重天的至上神地位，以及天道──人生必遵共性指导原则的存在；另一方面“敬鬼神而远之”，高扬人的作用与价值，以为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管，为政在人，事在人为。前者肯定和安慰人们的宗教情感，後者指导人们积极入世、敬业上进，循正道求利的现实行动，两者并存协调，互相支持，同时在情操方面提倡勤俭刻苦，要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孔子的天命观，以为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还要受到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的决定。这个命，不是宿命论者宣扬的不可改变的绝对必然性；这个命，当非事先所能知晓，只有尽了最大努力之後才能看出。知命，意味着做一个明白人，善於总结经验，去认识事物的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以利再接再厉，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不是行动的出发点。对照日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一系列神性进步主张，可见同中国真版儒家学说的信天观存在高度一致性。
欧洲宗教改革以後，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带来各方面所有一切发展变化当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当然是民主与科学，意味着从处理人际关系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的硬指标。没有科技进步内涵，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会发展变化都是“平面”性质，没有上升意义可言。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赫赫武功那样，从历史发展高度而论，了无正面价值痕迹可寻；而戎马倥偬、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後五百年间，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没有什麽两样；从大多日常活动看，甚至公元後一千五百年年时大部分人仍然过着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只有具有科技进步内涵的社会发展变化，才是体现天赋灵性功能，提升人类掌握运用事物规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现代化的登云之路。拜欧洲宗教改革以後，即十六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带来巨变之赐，我们今天的穿着、饮食、工作、传讯、交通、休闲、志趣、追求……与路德、加尔文那年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
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从百科全书所录近万人中，根据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选编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的4人，其後为现代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32人全部落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体不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
哈特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麽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什麽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或许，使欧洲人易於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为什麽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藉藉无名呢？
如何认识基督教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渊源关系？西方学术界有冲突论、无关论、互惠论、复杂论等多种典型观点。其中冲突论常为中国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们津津乐道，以为批判基督教的依据；其他观点说来道去，也无一梳理得清其中不胜矛盾错乱纠结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
上文已经运用灵性“两心调谐”论原理，不拘一格，另辟蹊径，从文化推手的起点出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破谜解惑，基本上回答了哈特博士不清楚的问题。也道破了英国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著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百思不得其解的中国进入明清时期後科技进步陷於停顿的原因之谜。如果也要起个名儿，不妨把其间渊源关简称为“推手论”。
但是，熟悉欧洲史的人们也许还在纳闷，与风云际会，引领风骚的英吉利对照，曾为海外殖民和贸易一流强国，同属西方基督教即天主教体系的西班牙，为什麽也看不见哪怕一位人士跻身凌霄阁光荣榜呢？
十五世纪中期，西班牙将天主教置於王室而非教皇的控制之下，造就了与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迥然不同的政教合一体制，完全否定了政、教之间的“权力制衡”功能，并且实行绝对禁锢思想的宗教审判制度，从而彻底屏蔽了风起云涌席卷欧洲大部的宗教改革和新教崛起的影响。
西班牙自外於宗教改革催生的欧洲民主与科学“跃进俱乐部”的结果，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落後於西欧主流。西班牙的政治文化和管理制度，也扩散到了西半球的殖民地；这些地区的发展，也落後於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区。西班牙腓力二世（1527－1598）统治後期，国势盛极而衰，以“无敌舰队”覆没为标志，失去了海上霸权，迅速走向没落，从此沦为西欧发达地带的弱势国家。
适成对照，英国由一个二流后进蕞尔岛国，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年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当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前进的演变过程。“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宫廷权力斗争，促成切断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选择新教为国教。经克伦威尔共和国，王权复辟，“光荣革命”以至迎来加尔文派新教徒，荷兰的奥列治亲王为英王（威廉三世），奠定了新教的主导地位，但无可能陷入政教合一、教为政用的僵死模式。这种结果使得宗教革命的进步成果在英国有了大放异彩的社会环境条件，扭转了欧洲专制王权主导下的反民主逆流，并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
英国在十七世纪末最早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政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分权制衡制度。即便在封建王权政治环境中，有了权力制衡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相结合，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难以逆转的良性发展进步大趋势，也为以後的美国和一些英联邦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民主进步植下了先天基因。
英国在1624年正式发布保护发明创造者权利的专利法令(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本国的技术发明人或外来的技术引进人有期限的技术垄断权，对於真正有创新意义的发明可酌情授予较长年限的垄断权，但禁止给予普通商品这种垄断权。美国则於1790年建立专利法。从“两心调谐”原理看来，专利法给予发明创造者合理期限的特权保障和鼓励，并促进发明创造成果尽快付诸实用和推广，是公私关系的优化组合，亦即“两心调谐”原理合乎中庸之道的实际运用的典范，无疑对科技加速进步起了不同凡响的推进作用。
新大陆美国更胜欧陆的不寻常人文和地理背景，尤为解放灵性创造能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空条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初期移民固以新教徒中追随加尔文教义的清教徒为主体，十八世纪初又兴起了一场以宣扬加尔文宗(calvinism)为特色，称为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四十年代达到高潮；美国独立革命成功後的九十年代又再次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运动，称为第二次大觉醒。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成为初期支配美国社会主流的上层群体。由此不难看出日後美国发展青出於蓝尤胜於蓝的深层社会文化基础渊源。韦伯的经典着作《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案例，就主要来自美国精神楷模班杰明．富兰克林的着述。集工匠、作家、发明者、开国元勋、外交家和勤劳致富者於一身的富兰克林，集中体现着美国清教传统向资本主义演进的众多特征。他的《自传》、《穷查理历书》、《致富之路》等劝业教诲之作，曾经广为流行，有上百种版本，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进一步观察西部基督教文化区各国，应能见及新教文化影响下社会发展进步的优势。同说德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相较，奥地利（极少新教徒，90％天主教徒）就不如早期新教加尔文宗重要基地瑞士（53％新教徒，46％天主教徒）以及新教的另一支派路德教的发源地德国（81新教徒，11％天主教徒）强盛。在说英语的英国（60％新教徒，9％天主教徒）、美国（51％新教徒，22％天主教徒）、澳大利亚（82％新教徒，9％天主教徒）、爱尔兰（5％新教徒，94％天主教徒）、与加拿大（45％新教徒，46％天主教徒）之间作一比较，也会有类似的发现。北欧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人民绝大多数（90％以上）都是路德宗（lutheran church）新教徒，它们的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居世界前列。
立足“两心调谐”原理，从基督教文化内涵，宗教革命沿革及其後续发展这条主线进行观察，就不难认识以上历史变迁的来龙去脉，理清其中逻辑性和因果关系。
同为基督教文化区，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各有千秋；同出一源的宗教文化，在不同环境条件下，能够发挥的推手作用也有异。马克思说得明白，“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都是以弘扬爱心为核心，寻求“两心调谐”的人生哲理，主要由于路线差异，酿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推手作用。东方华夏神州，由于伪儒当道，铸就了一种超稳定的停滞型局面，尽管内部时有造反起义、改朝换代，但因循重复，万变不离其宗，几无发展进步可言。如果没有外力激活，恐怕像“推背图”预言那样，端详不出跳出封建专制农业社会窠臼的徵兆，难有突破飞跃的出头之日，成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的“永恒”。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主要指西部基督教，即天主教和新教，特别是最富革新和进步性质的新教文化，穿越漫漫荆棘，冲破重重业障，曲折反覆之中，推动社会趋於“两心调谐”，总体而言积极向上、发展进步。人类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由专制政治萌生民主法治体制，基督教文化统率意识形态，潜移默化，拨乱反正，循循善诱，功莫大焉。
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出现过罗马帝国解体形势下徼天之幸不期而至的那种“权力制衡”局面，普遍徘徊恋栈农业社会，治乱循环无已，停滞落后，难有进步，其关联性就昭然若揭了。
西部基督教文化区资本主义脱颍而出，新兴列强国家掌握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手段，积聚了规模无比庞大的财富。人类从此有福了吗？其实不尽然。
良辰美境奈何天。诚如《易经》所言“福兮祸所伏。”
宗教革命以後，欧洲和北美社会迅速发展进步。十七世纪中期，以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为契机，启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各方面的发明创造纷至沓来，科技发达到了如此程度，人们敢喊出了“人定胜天”这样不可一世的口号。
科学发展和生活实践经验的结合，使得普通人都越来越容易明白，科技发达，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生活方式改进，靠的是理性的努力，宗教信仰赖为基础的奇迹观念其实是不切实际的迷信。人间多少不仁不义，也不见神的干预，好人常常不得好报，神甚至不会在天灾人祸中保护自己的祭坛和善良的朝圣信徒。奇迹如此虚无飘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之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或者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那种天神显现奇迹干预人世的神话也许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知识的丰富、积累和长进，只能导致天意者原是“人间的事由人类自己管”的结论。
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曾指出，人类知识增进的过程，可分为三阶段：即宗教的、玄学（形而上学）的和科学实证的。人类进步，就需要通过推理、假设和实验以穷究事物的规律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宗教赖为基石的奇迹观念，无法因应实证的挑战，人格化的神和天国地狱已不那麽可信，中世纪基督教黄金时代那种顶礼膜拜虔诚笃信难以为继，原来依靠神性信仰为载体的道德信条必然发生动摇，这就是神性宗教救世之道不可逾越的的历史局限性。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82）研究生物发展变化规律有成，於1839年发表《贝格尔号航行日志》，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提出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进化论（evolutionism）。
也许为达尔文本人始料不及，此後衍生了一种称做“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ism）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基督思潮，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价值观解体，成为时代的强者──资产阶级，特别是居於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新宠。
社会达尔文主义驱使西方列强弃和谐化如敝屣，倒退返祖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掀起了近代史上遍及全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狂澜，将人类世界迅速推向战争和人祸的深渊，一步步趋近自我毁灭的边缘。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原理同草根群众路线创意结合的无神论济世学说，应时而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化至弱为至强，在全体人类陷于空前生存危机关键时刻，以雷霆万钧般的革命压力，挽狂澜于既倒，导引芸芸众生不由自主有意无意地走上了一条令人充满惊奇、无穷意外的优化解题之道，迫使西方列强转进良性和平演变的轨道，逐渐回归社会性和谐化的大方向。在历时半世纪的冷战中，西欧（包括北欧）、北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大见成效，成功地建立了相对和谐的社会体制，成为高度繁荣发达、引领全球化大潮流的现代进步文明楷模。
後冷战时期被许多人讥为一无是处的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是扭转乾坤，重新拨正人类世界历史前进航向无可取代的历史杠杆，促成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历劫重生化险为夷大转折的第一元勋。
当代西欧、北美社会，基督教文化为仍是道德孵化器、和谐化的主要精神基础；但在高科技讯息时代，依靠超自然奇迹支持的神性宗教信仰，必然面临其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性。
随着加速现代化进程，旧有宗教神性信仰不可避免地走向弱化和消亡，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持续进步所赖的“两心调谐”机制渐失精神凭籍，但迄今为止尚无新的适当的理性信仰足以承续、发展或取代其引导作用──“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麽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着冷淡下去。”（英国，约翰．班扬《天路历程》），这就是所谓西方信仰危机的实质。在西方社会的一切危机当中，信仰危机无疑是最为根本的致命的重大危机。
体现爱心或公心的共同意识形态衰落之际，美国和西方世界高度自由化的社会环境，恰好提供了自私恶性狂飙、大肆破坏民主政治体制“两心调谐”性质的大好机会，很容易导致社会性道德沦丧，表现为精神空虚、良知泯灭、无视公益，为求器官快感刺激而不择手段，加剧了行为上隐性或显性的犯罪倾向。而与高科技相结合的恶魔型犯罪模式，毫不奇怪地充当了信仰危机的前卫时尚。
信仰危机导致犯罪浪潮迭起，主要应付之道只能是加强警力，勤扫勤捕和严厉惩罚。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之首，面临的犯罪问题也最为严重。2003年中期以来的一年里，平均每周增加囚犯932名，2004年6月底全国在押犯达210万人（61％为有色人种和少数民族），相当于每138人中有一个生活在监狱里，比例之高，世界第一，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中国、法国、日本和尼日里亚。（据美联社2005年4月25日报导）
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仰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神性觉悟达到转型期，不期而至，无可逃脱的青黄不接的现象。信仰危机并不意味着传统宗教即将消亡，也不意味着无神论的胜利，传统宗教信徒因而转变为无神论者的只是极少数。信仰危机不是信仰真空，不是信仰断层，社会发展进步也不会嘎然而止。如果我们把西方信仰危机的危害作用大分为初、中、後三个阶段，那麽现在毕竟还只是初、中级阶段。宗教及其神性信仰的调谐两心功能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有些预言家相信传统宗教将在第三个千禧年内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千禧刚刚在起点上，如果没有足以取代的信仰形成，一个曾经具有强大传统和辉煌成就的传统宗教文化，可以指望还将陪伴羊群走一段长路。两百多年来建成的西方民主政治仍然旺盛有力，掌握着自身命运的主动权。
信仰危机牵动千头万绪，但人们往往只看到现象表层就事论事，找原因时最不容易想到的大约就是信仰危机本身了。如果朝野熟视无赌，无所作为，听之任之，“两心调谐”无所凭藉，其预後不良的发散性，势将陷人类社会于梦魇般返祖逆过程，危机非常可能加速发展，一朝进入噩梦般病入膏肓的後期，现代文明成就可能毁一旦，损失不可以道计了。信仰危机给灵性人类出了一道攸关人类社会能否维持健康、强劲的前进运动，或转向停滞、倒退、恶化的超级试题。
基督教内涵“两心调谐”精神教义，已然成为引领西方社会发展进步成功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不能随神性载体手段过时而抛弃。基督教能否如一些忧心忡忡的神学家们所设想，不过多依赖其宗教外衣，积极走向当代，面对现实，谋求与世俗的统一，与其他学说、主义和宗教从战略上以至实质上进行优化组合，形成新的有效的载体，继续在一个极大地变化了的世界上履行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使命。是为当代西方社会天字号大哉问。
2001年911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改变了，甚至可能深刻地、长久地改变了美国和发达国家社会的“心态文化”。冷酷的恐怖主义隐形敌人的暴行，为安逸中渐趋沉沦的现代发达社会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导致爆发一场爱心大觉醒，激起本来歧异纷纷的多元少数派达成抗暴共识，加强政治团结，珍视和捍卫民主自由体制；“两心调谐”化信仰再度成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因而唤起道德与法治力量，有助战胜犯罪泛滥逆潮，缓解信仰危机的负面社会效应，成为自觉解救信仰危机的重大历史契机。
事实不像美国右翼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意识型态演变终止，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成为普世的价值，成为人类政府最终的形式。” 当今人类意识形态不是终止演变，而是需要新一轮立足理性基础之上的“拯救”和演进。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領袖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充滿自信地發出了令人熱淚盈眶的豪言壯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是酝酿百年之余的“激发时机”成熟之际，因应求变图治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盼到了一个进入和谐社会的大转折机会。
中国经历了两千年封建专制和伪儒思想统治，故步自封、不进则退，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继以军阀混战，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入侵，以及不容喘息的国内革命战争，大乱不止，千疮百孔，苦难深重，民不聊生，人心如同久旱之望云霓，无比殷切期盼和谐社会。
对照上述构建和谐社会三大要素，试问中共建政之始，神州大地“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和“权力制衡”机制这两大要素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呢？
让我们先概略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社会“心态文化”的演变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需要适当的“心态文化”为指引。清王朝的卫道士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方针，希冀固守伪儒阵地，以为指靠“拿来主义”搬取西方科技，就能转弱为强。
甲午战败，坚持“中学为体”的洋务运动疲态毕现，而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绩效斐然，足为对照。
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有识志士辅佐光绪帝试行维新改革；康氏认为只有励行变法才能使中国脱离惶惶乱世，进入“升平世”（小康），奔向“太平世”（大同）。为此，“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的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着道德和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她从容地应付目前的需要。”主张“以道德和精神复兴带动智力复兴”。这样的见解，同“两心调谐”原理关於“心态文化”推手作用说灵犀相通，所见略同也。
康有为默察西人富强之术，看到了基督教文化的推手作用。梁启超曾谈到康氏对基督教独有所见，他说康以为耶教“言人世间之事，其精不如孔子。然其所长者，在直接在专纯，单标一义，深切著明曰人类同胞也，皆上源於真理，下切於实用，於救众生最有效焉。”他相信中国应有更好的选择，遂发愤倡“孔教”之议。
康有为在1891年发表的《新学伪经考》中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於伪造，非孔子之见也。他反对顽固派“恪守祖训”，於是对孔子学说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重新解说。他在《孔子改制考》中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派圣人。他把西方的进化论、民主、自由、人权、议会等观念引为孔子学说的内容。他主张变儒学为宗教，以凝聚民族精神，推动维新运动，进行政治改革，引导社会进步。由于过去所称儒教的内容实为伪儒，康氏正名儒教为孔教，以孔子为教主；按照基督教的凡圣两立，政教分途原则，发挥精神支持作用。他衷心赞美孔教不仅有正确的哲理，而且富於人道精神和包容性，具有不同於基督教等传统主流宗教的优越性，主张派人到国外传教，弘扬孔教於普天之下。
康氏以重新解说了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变儒学为孔教，意欲借重宗教信仰的力量，推行改革理想，其良苦用心令人感佩；但他没有能够从大本大源理顺重新解说的依据，而是随意改动经典原文，把西方观念牵强附会地硬塞给孔子，然後当作孔子的发明公出来；他倡导孔教，却没有一种像样的神学体系为支持。所以康氏拉孔子大旗借助神性发动改革的意图，显得非学术、非科学、非理性，非宗教，不神不人，不伦不类，庞杂矛盾，感觉怪异，不仅遭到顽固派强力反击，而且也不能为民众接受。他关於改用孔子纪年的主张，则被政敌戴上了“欲人不知有本朝（清朝）也”的政治大帽子。随着百日维新运动软弱的主导人光绪皇帝败於后党，迅速垮台，康有为的创意努力顿失凭藉，付诸东流了。
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尽管表面上政局鼎故革新，但中国社会的 “心态文化”领域却陷入了不知所从的困境。
伟大的先行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博采西方民主政治经验，结合中国背景条件，倡“三民主义”为建国指导方针，影响深远；但在“心态文化”领域少有建树。
时值帝国主义肆虐中华、争霸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 “丛林法则” 横行无忌，以孙先生为代表的反清革命家身处民族命运危急之秋，对西方列强高扬“个人本位” 的“观念文化”多持批判立场，似未警觉伪儒“崇公抑私”、“消灭自我”之谬误本质，依然沿袭“公而忘私”、“大公无私”传统高调，未能提出立足大本大源、堪以纠治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两心调谐”化更新观念。
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总统后，极力提倡尊孔。1913年起，他连续发佈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并提请国会初审通过设孔教为国教，意图重又推崇伪儒思想为中国共同信仰，随着他称帝短命丑剧破产，此举无疾而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堪再添屈辱，痛感前途迷茫之余，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这是一场进步知识分子主导的民主觉醒和思想启蒙运动，在政治抗争的同时，痛心儒教误国，奋起打倒“孔家店”（真假不分）；并试图从诸多西方世界社会科学学说，寻求拯救中国的良方。这场运动曾经提出两大主题：1，科学民主、个性解放；2，复兴民族，救亡图存。当时的形势特点正是国难当头，人心所向更加强烈诉求民族振兴，因此后者占了压倒性绝对上风，而非人性解放。所以无论科学主义、浪漫主义、革命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彩纷呈，还是苦于不得要领，始终不能确立个人本位和私有制的应有地位，民主共和、发达进步理想社会仍然遥不可及。
值此蹊跷时刻，前不久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遍世界。
五四运动加速了引进原先中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使得许多激进追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惊喜莫名，纷纷放弃罪孽深重的西方，拥抱新兴“至善”理想之邦苏联。马克思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实行公有制，似乎暗合中国思想界历来奉为圭臬其实从来没有探究清楚底细的“大公无私”、“天下为公”之类观念（直到今天，包括许多高举马克思旗帜的正宗共产党人，恐怕仍未认真解读马克思关于尊重个性和个性解放的重要观点及其“两心调谐”内涵。），是时西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风起云涌，许多追求正义的知识分子竞相景慕苏联，这是一个世界性共产主义热的年代。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应时应运而生。
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仍重视伪儒道统，尤倡王（阳明）学。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在社会上倡导"礼义廉耻"为生活标准，老生常谈，了无新意而已；同时在学校倡导尊孔读经，但因民国初期定下政教分离制度，读经终未能列入国民教育。
经过长期反复较量，天秤倒向了共产党一边。从挣扎在饥饿线上急于谋求活命出路的破产农民，到冥思苦索忧国忧民的善良知识分子，终于把希望寄托在闪发盖世义人光辉，许下神圣诺言，并且身体力行的志士仁人们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一边。
中共建政之前，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信仰混乱”或“信仰真空”状态。儒家学说真假不分，“孔家店”一片残砖断垣，宛然封建废墟陈迹；西方人生哲学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嘶咬不清，不足为训；宗教则被斥为“麻醉人民的鸦片”，非传统道会门皆在取缔之列。随着翻天覆地的革命成功，中共为新中国掀起了一场建设新社会所需的“心态文化”更新改造运动。
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要求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追求，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行为准则。
中共一贯确认基本观念和思想信仰亦即“心态文化”的无比重要性，不仅要求党员确保思想先进性，同时凭借政权的力量，组织发动全体人民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建立了一种举国统一、无远勿届、家喻户晓、统帅一切的“心态文化”。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两心调谐”型的济世学说。其人生观以个人为出发点和承担者，不仅不反对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而且以每一个人的解放为社会本身得到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面对十九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力图找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既要维持强大的私心原动力产生的“经济冲动”，又要充分贯彻公平原则，防止私心恶性膨胀，以保障生产关系经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上升发展，而且设想能不能找出一种办法，就此一劳永逸呢？
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大同社会，或耶稣的天国理想，但他们都说得如此简略、模糊、含蓄或神秘。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论，分阶段目标纲领以及实施方法步骤，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论。
类似孔子的由小康臻大同的两段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大目标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要达到的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後经过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政治文化巨大进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进入高度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按照兽性丛林法则进行生存竞争，是人类摆脱不了的生存状态。优胜劣汰必然产生阶级分化和压迫，是为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马克思主义者则以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正在沿着这种兽性丛林法则，将人类社会引入动物状态之中。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不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吗？
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并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其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其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视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斯大林也如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9页）
设想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了个人和社会的创造潜力，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资财富充分涌流，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从此消失，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不复存在，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生的生活第一需要。这种情况下，“个性的活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劳动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叫做“消灭劳动”。在那里，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或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一种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是个人再也不把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与否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前提的所有制。“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体现了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将要形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起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生存方式。於是，有个性的个人可以追求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如同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有拉斐尔（sanzio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的发展的可能。”人今天可以做农夫，明天可以作科学家，後天可以当作家等等，在生活和活动中充分展现个人生存的价值。社会终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充分调谐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美景了。
对付握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超级杀人手段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既不可能用孔夫子式的理性上层路线苦口婆心说服办法，也非基督教神性感召力量潜移默化所能奏效，那麽除了把“两心调谐”的救世理论通俗化，直接灌输给最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形成无比强大的革命实力以进行抗争，还有多少选择馀地呢？
马克思看到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一个个被资产阶级专政力量镇压下去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满怀悲愤地择引了大量梯也尔政府对起义工人血腥屠杀的报道。从残酷的政治现实中，特别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後，马克思引出了以实力对实力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
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表明，任何拥有超强武装实力的特权统治势力或集团从来不会不经生死斗争拱手退让出局。如果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赋予最弱者以扭转乾坤的擎天伟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会向俎上鱼肉让步，自动地乖乖地和平演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被期许为“一场最後的斗争”，相当於追求人类世界永久和平的万般无奈“必要之恶”。然而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排斥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过渡。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恩格斯晚年时认为，工人阶级政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有两大锐利武器，一是筑垒巷战式的武装起义；一是用好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认为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恩格斯也告诫工人政领袖，重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事实上，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压力，不会有和平过渡的现实意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非宗教的无神论理性救世理论，实行了一条不同於孔子上层路线，却堪以媲美和超越基督教深入扎根群众的创意救世路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动员对象并非君主诸侯或大资产阶级新贵，而是诉诸社会底层无助的劳苦大众；从翻身求解放、人人有饭吃，到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美满理想社会前景，把争取个人切身权益和改造社会大计有机地结合一起；一旦“理论掌握了群众”，弱势人群焕发出了沛然不可御的献身革命积极性。其（形式上）宗教式的甚至超越宗教的宣传魅力，动员起来的不只是某一民族或国家，而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全体人类中的大多数。表面上看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是七零八散、任凭宰割、无可奈何的弱势群体；但在马克思主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出现了一种化至柔为至刚、至弱为至强的奇迹，产生了拨正人类历史航向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相当於大同世界或上帝之国这样的终极性远大目标的一种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主义诠释尝试，但许多提法还只能是一些粗略的概念，无论马克思本人，或是今日最高明的社会学家，都无法勾勒和解释清楚。且不说共产主义，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样不是自然而然渐进演化产生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出於善愿的全新设想，一种济世宏图的参考框架结构，其中太多模糊，太多不切实际的假设，太多近乎乌托邦式的畅想，太多不免矫枉过正的策略。
马克思关於取消商品和货币後发放“劳动券”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至今社会学家们还无法想像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马克思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究应如何具体理解？其间又是一种怎麽样的协调一致关系，恐怕至今少有人融会贯通。马克思不可能弄透一切涉及的命题，也不可能回答所有自己和众人提出来的疑问。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学说一样，如果付诸实践，就要就像物理学家对待牛顿、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大师的学说那样，绝无教条主义包袱，因应客观实际情况，不断加深认识，揆情度理，灵活运用，修正丰富，与时俱进；否则难免事与违，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像孔子学说，基督教教义的遭遇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济世之道，可能被作出不同解释，扭曲篡改，甚至真假不分，在实践中产生形形色色的异化效果。其中成功关键，恐怕在于能否紧紧把握住它的“两心调谐”本质，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找到适合自身背景条件的优化应用方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非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国情和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环境，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
中国的路怎么走？早在1940年1月，中共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中国引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个阶级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中心任务为发展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物质条件。
“新民主主义”，也许是针对中国国情，恰当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两心调谐”内涵，从而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最优化可行方案。“新民主主义”造就了一种人心归附，“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势，在适当斗争策略的配合下，不仅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进而开启了建政后的社会性和谐化局面。
中共建政后，拥有宏伟信念，巨大威望，一流人材，民心期许，举国（除台湾地区）一统，令出必行，组织严密等非同寻常的强势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共政权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 、“万众一心”、欣欣向上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的性质大不同于历史上“治乱循环”中偶尔出现的所谓“盛世”；由于“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导引作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空前大转折，支持着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空前大转变，造就了一种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的社会性和谐化大气候。
中国出现了千载一时的社会公正、男女平等、秩序井然、治安良好新局面。黑道、毒品、娼妓、赌博、乞丐、难民、失业等社会阴暗面迅速荡涤一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非虚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新精神；经济建设讲究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尊重专家学者。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份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双百方针”；同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八大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决议。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还提出要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见一派高屋建瓴、开放豁达、充满智慧、揆情度理，指引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蒸蒸日上的美景良辰。
当时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大原则，确认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这样的和谐化上升发展趋势好景不常，稍纵即逝，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便嘎然而止了。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作为大本大源的 “心态文化”，经扭曲、异化，逐渐偏离“两心调谐”状态，失却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再者，缺乏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和谐化成果无所保障，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这些否定和谐的原因并非源自马克思主义。
大家知道，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共产党夺权成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旨预期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然后一起获得成功，由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穷国弱邦，不按正版马克思主义章法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新生的革命政权处于强势的资本主义敌对国家环伺之下，而国内还缺乏长足的工人阶级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倒是有著一片“小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以及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随时存在里应外合、“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巩固红色新政权，所有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一种有异于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改称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解释道专政只是针对极少数阶级敌对分子，而广大人民则将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民主首先要让人民按自由意志选举政府，马克思认为最好照巴黎公社的办法直接选举，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毋须经由自由选举，无限期一党专政、领导一切。马克思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类似美国的（参见《马、恩选集》i，390～391页，恩格斯在1885年版加的注）广泛地方自治，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或批准，更不得有高薪或特权以“防止公仆变为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应当经由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始终坚持民主主义信念，反对“国家迷信”或“对国家的崇拜”，反对由国家机器包办和管理社会事务，主张把人民群众的自治和参与管理放在首位，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最终导至“国家消亡”。
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可以突破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首先革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将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即“党领导一切”定为根本信条。后来的共产党革命家自然信同真理，奉为神圣经典圭臬了。
执政的共产党，声称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地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自信党的决策具有永远正确的必然性。各国共产党政权没有例外地把“党领导一切” 或“为民作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划上了等号，不仅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并将全体人民，包括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先进阶级成员，一律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只能严格地按党的意图和决定办事，没有越雷池一步的自由权利。宪法上抄自苏联实则参照西方常规写上去的一些人民应享民主权利，其实徒具文字装饰形式。所谓选举都由党组织包办代替，必要按党确定的名单当选。党为自己确立了不容挑战、永远主政的特权地位，因此否定了任何真性“权力制衡”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就此轻易责备革命的共产党人权力欲膨胀离经叛道，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一种势在必然，自然而然，或者说不得不然的选择，共产党人因此理直气壮、无所顾忌，有志一同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建立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但从毛泽东为首的开国领袖人物为始，就深明权力腐化的历史教训，像《尚书》古籍中早期政治家那样，为此忧心忡忡、殚精竭虑，谆谆教诲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希望通过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相应建立种种自我监督的制度和机构，达到防范腐化变质，长保革命道德伦理于不堕的目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党专政以及“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必然性，正好与“打天下，坐江山”，谋取特权利益的利己愿望丝丝入扣。一旦实行，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君子”也好，“圣王”也好，“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好，谁也不能豁免“原罪”宿命般的操控作用，无可幸免于“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铁律；尽管一开始有其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终要在素质上腐化堕落，在治国决策上背离两心调谐原则，走向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断“犯错误”，一步步归于沉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执政党一面坚决镇压肃清残余敌对势力，一面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法宝的效用，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少存在过一个各方协商寻求共识的类似于共和政治的蜜月期。开国大典前夕，中共筹备和召开了有广泛代表性人士参加的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和许多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决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决定国旗、国歌、国都所在地以及采用世界公用的纪元等等。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一种政治上密切合作的关系，后来还归纳出了一项令人动容的十六字指导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宪法》中又加设了一种“最高国务会议”制度，作为执政党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议事形式。这种合作关系起先运行得很好，形成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
中共建政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进程顺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际声望日隆，很快建立起了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伟大、光荣、正确，应毋庸疑。于是，上述“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失却了动力基础，绝对权力的自我腐蚀作用终要顽强地彰显出来，上述政治蜜月期也就随风而去了。
事实上，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宁左勿右”的反调谐型政治心态文化阴影早就存在，其根源显然出于维护特权优越地位的自私原罪驱动。这种政治心态文化意味着，如果你为了巩固、捍卫、强化党的执政地位，不择手段，犯下错误，甚至构成严重罪行，仍会被视为党性坚强的好同志，受到信任、袒护或重用；反之，如果你批评、指责、损害了党的权威，即便是站在真理一边，做的是合情合理、于人民有益的好事，总是不可原谅、不堪容忍的异己分子。这种唯我主义倾向，完全背离了“两心调谐”原则，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社会性思想信仰完全听命于执政党的意图，相当于“政教合一”那样，马克思主义和汉以后的“儒教”，或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命运相似，可以被任意解释，使符合特权统治集团驾驭人民的需要。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或革命的名义下，形形色色贪欲罪恶得以大行其道，不但助长了唯上盲从、自命正确、弄虚作假，进而导向一种非理性的极左思潮，每项政治运动的斗争面无不扩大化；党的干部队伍因此日渐脱离群众，演变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兴特权攻守同盟，走向自己立志献身的革命大目标的反面。
50年代前期，有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等政治运动，都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但人们还可以解释为“推翻旧世界”难免发生的“矫枉过正”现象，至于批武训和反胡风运动，显然已偏离理智常规，但都局限于相对少数人群，不至于破坏了整体上的和谐化表现，或者说至少表面上如此。然而挨到了1957年中后期，一场“反右派斗争”阳谋，终于完全摧垮了来之不易，却非常短促的和谐化局面。
无制衡绝对权力的反调谐性质，同时表现在国家建设方针大转向，背弃了原先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承诺。
建国初到1952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仍然认为：三年经济恢复后，搞个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毛于1953年6月严肃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全党认识很快统一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的战略上来。中共因此提前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在反右派斗争消灭一切异议之后，无制衡绝对权力宛若“和尚打伞”、“天马行空”，作出了一个比一个荒唐，越来越与“两心调谐”原则背道而驰，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二十年后，落到了几将亡党亡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凡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无制衡绝对权力的恶性演变。用南斯拉夫共产党前二号人物聂古拉斯的话说：“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打著‘消灭阶级’的旗号，结果却产生了一个权力无边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有著特殊的性质和特殊的权力，它以一个统治者和剥削者的实质存在著。”这种逆向演变导致苏联、东欧、蒙古等国家的“社会主义体制”失去创造性活力，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激化，对照西方世界良性和平演变以来的突飞猛进，未免相形见拙；上世纪九十年代，终告人心丧尽，政权崩解，纷纷朝向“两心调谐”型民主政治转型，结束了历时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对峙。
中國大陸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下，發生的情形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既有共同性，又有極其與眾不同的獨特表現。
如果说其他“兄弟国家”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整体蜕化变质，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毛泽东，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早就警觉自己的党正在蜕化变质，不等它变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开出了一张金丹良方。那不是“两心调谐”的正道，而是沿着千年伪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曲解变造马克思主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思想领域消灭利己私心两者配起套来。推出一套登峰造极的“唯公一心论”，循此展开了一场举世无双的规模超大的“改造人性”社会实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高潮、为归宿，把中国引上了一条无与伦比的另类荆棘路。
对照描述“两心调谐”原理的十项联立方程式，这个过程就是由第八式：“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沿着极端方向“升级”为第九式：“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
在全世界所有一党专政体制国家当中，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是共性，领导一切、无所制衡的统治集团蜕变堕落是共性，领袖和自己的执政党有福同享，同流合污也是共性，像毛泽东那样坚信“大公无私”极端至善之理，为“斗”、“灭”党内以至全国人民罪恶之源的“私心”而不懈努力，不断升级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可谓中国共产党绝无仅有的“个性”。
大约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共急不及待地提出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的战略口号，大张旗鼓宣传私字（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划上了等号。
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多次讲话，谈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於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我们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等等。
“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使毛欣喜过望，他看到了平等，平均、公正、纯洁、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毛泽东、党中央令出必行，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间，只用了一、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孟轲在答滕文公问时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合作化变相收回了“土改”时分给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随行就市，自由买卖的权利；人民公社化则彻底取消了中国农民的恒产和恒心，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几乎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紧随大放“高产卫星”之后，神州大地一下子陷入了“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的旷古未有大饥荒。恶果大暴露后，执政党中枢一面“调整”应急，暂时“向私让步”，一面“奉君之好”，集体掩耳盗铃，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莫须有的自然灾害以至苏修背信弃义上去。
毛泽东没有醒觉否定私心之谬误，反而从截然对立的方向进一步“大彻大悟”起来。毛愤怒地否定了一切“向私让步”的观点和政策，认为仅仅实行制度上、物质上的公有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灵魂深处私心常在，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就不会有精神原子弹，就不能迎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反而成为不劳而获、少慢差费的温床，懒惰浪费、损公肥私的天堂。於是他不再急急乎追求生产建设上的高指标大跃进奇迹，无意再搞全国性的大生产运动。他转而以“仅次於上帝的人”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赶尽杀绝人性之私，实践“六亿神州尽舜尧”、“环球同此凉热”，造就红彤彤新天地的浪漫主义伟大畅想。
毛把人性私心顽固不化归咎於几千年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领域留下的罪恶遗产，他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认为“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并且把这项涉及大本大源、改造人性的战略任务，同现实政治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战略任务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
一九六二年底起，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学习雷锋运动，把一位以身殉职的青年战士描绘为紧遵毛主席指示，自我改造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可歌可泣“真人”典型，作为全党全国的学习榜样。从而要求人人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毛泽东的“唯公一心论”虽与宋明理学的反人性后儒伪学一脉相承，变本加厉，但其立场与伪儒根本不同。
伪儒愚民，反民众的人欲，逞帝王权贵的贪欲。
毛泽东以私字为万恶之源，主张“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但他不是为了私人、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他将矛头主要指向了自己的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的“贪欲”，最后明确定位斗争对象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行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支持群众“革命造反”，摧垮全国上下党政机构，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教育改造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
毛泽东选择的“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相对照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只是更富欺骗性而已；结果堵塞了一切“两心调谐”的进取正道，导致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伪善外衣包装下的犯罪横行，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狂乱的文革不仅造成不可胜计的直接破坏，而且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充斥“假、大、空”的大戏台。响彻云霄的“抓革命、促生产”豪迈口号与各行各业普遍“出工不出力”现象连袂共舞，物资严重匮乏到了快吃西北风的地步。“龙的传人”会不会“开除球籍”，已非耸人听闻。
1957年以后，中国社会脱离了和谐化的轨道，沿着“唯公一心”的极端歧路迅跑起来，损失了无数生命财产，蹉跎了一代人的光阴。直到毛泽东去世，文革告终，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改弦更张，顺应党心民心所向，抓住国际环境大好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新政，扭转了每况愈下的危险趋势，开创了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新局面。可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体制，空悬依然，姗姗来迟。
中国社会两千年“心态文化”歧变，“权力制衡”乌有，以及中共建政以来的曲折探索历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反“两心调谐”型改造人性超级社会实验的丰富历史经验，是中国人民用无比惨重的代价换来，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宝贵思想财富；可为指导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寻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球伦理”，重整现代人类信仰体系，提供重要借鉴。但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去理解，还有许多讳疾忌医、掩掩盖盖的难言之隐，好比《几何原本》起始公理（axiom）般的“人之所以为人”大本大源精义，犹在云雾迷漫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