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农业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农作物的引进与改良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明清以来所反映的粮食种植及经济变化情况的考察，展示和剖析黔东南民族地区物质生产变化及其影响因子，探讨生态环境、 政府行为与民族文化三者在粮作变化和地区经济开发中的作用与适应关系。 


【关键词】 黔东南；粮食作物；民族生境；适应 


from glutinous rice to nonglutinous rice:a historic examination on crops’planting and 
people’s habitat adaptability in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abstract: the change was obvious about effect of crops’ planting and people’s habitat 
adaptability developing in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in historic period. the rice’s 
planting had one change in the place—— from glutinous rice to nonglutinous rice, and the 
received crops’ change being difficulty. with the increasing of food supplies and population 
glowing, nonglutinous rice’s planting had a great development in the later . this study focuses 
these changes, making a survey of agro-economic,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upon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through the changes of crops’ planting during the historic period. the study 
argues that powers of country and society how to affect the changes of crops’planting, and figures 
these powers had acclimated habitat’s need (include nature’s, human’s), and met food supplies and 
population glowing. 

keywords: the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crops’planting；habitat；adap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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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和粮食生产是维系传统农业经济与社会基本要素之一， 粮食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WwW.11665.Com从经济人类学意义上讲，稳定增长的粮食生产和农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能使人类具备成片改变生存环境的能力，从而为人类民族实现跨生态分布提供根本保证。 [1] 因此，考察区域内民族粮食种植、结构和生产等的变化状况，探讨其生态变化特征和由此衍生出的民族生境[1] 、经济生活形态等，将有助于获
取更多更新的人地关系认识。在我国以往相关研究中，有关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由来已久，其中不乏中微观视野下的精彩个案分析，但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开发、物质文化等实态分析上， 相对缺乏区域性时空演绎背景下民族经济与生存发展的环境与社会变迁的考察。 本文以维系民族文化不断发展的粮食等物质基础变迁为线索，考察明清民国时期贵州黔东南地区粮食作物及种植经济变化情况，讨论自然环境、政府与社会和民族文化等因素在粮种改良与社会变化中的作用问题。
 
一、明清经济开发与粮食作物种植
 
自然生态环境是经济生产的主要物质基础，地区经济开发、生产方式和民族文化习俗乃至人类种群， 均须依赖于一定的生态环境并接受自然环境的洗礼。 黔东南地处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西高东低。东部地貌为低山丘陵，夹有面积较大的河谷平坝，平均海拔低于 800 米；西部以高原岩溶地貌为主，海拔介于 800 至 1 100 米之间；全地区山地地貌明显。黔东南属中亚热带典型季分区，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年均温在 14℃到 18℃左右，多年平均降水量在 1 300 毫米以上，山地立体气候复杂，植物资源丰富。 [2] 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东部和北部的农业条件和开发条件要优于中南、南部地区。自古以来黔东南人民就依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实际，发展着物质经济。明清以前，黔东南及其附近地区居民属典型的山地经济民族范畴，“好入山壑，不乐平旷”，[3]卷86“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鱼蛇啖之”，[4]卷4旱粮种植和狩猎经济为主要的经济生产；“山川幽秀而鬱塞，雾露霖潦以为常，梯田磽确，刀耕火种。无菽泽之饶、桑麻之利，岁赋所入不敌内地一大县”，[5]社会经济还比较落后。明代外省移民的迁入和行省化， 使贵州内外交通有较大改善，移民开发和卫所屯田迅速兴盛起来，全省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黔东南地处贵州东部，是云贵联系中央王朝的主要通道，亦是中央王朝力量入主西南的主要通道之一，就区位而言理应成为外来移民开发的第一站。当然，由于山多地少， “八山一水一分田”，农业开发还比较集中地分布于交通沿线、卫所治地等平坝、低地，规模有限。根据卫所、交通等设置，黎平、古州（今榕江）、铜鼓（今锦屏）、清浪（今岑巩）、偏桥（今施秉）、清平（今凯里）等地卫所应是屯田主要区域。明代黔东南屯田分布总的讲来分布零散，与当地广大区域内的原生态经济形态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此期的移民开发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整体上看苗侗等少数民族因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和封建统治实行的军事封锁，在农业生产技术、粮食作物引种和改良等方面受限较多，加深了民族地区农业经济欠发展的程度。不过，由于部分地区受改土归流、移民开发和民族融合等影响，农业生产仍能取得较大发展。据现存明代通志记载，贵州粮食作物已经达到 20 多个品种，稻谷、麦类成为主产粮种。苗区粮食作物以糯稻最为主要，这与当地少数民族大多深居高寒山区的自然条件有关。 同时在土地利用层面上还反映出全省水田面积增长十分迅速，这主要是受屯军和移民开发的影响，仅以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来看，经明初开垦后，水田亩数占田地数比例就已近 42%。 [6] 粮食作物的多样化，耕地及水田面积的扩大，充分体现了贵州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移民开发、民族原生态等相互作用的复杂特征。粮种多样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为适应不同气候、土壤、地形等作出的技术选择；水田的增多亦是贵州复杂的高原地貌侵蚀后，因地表破碎，形成多样地貌，进而对农作物种植和土地利用方式产生影响的显著结果，突出表现于河谷平坝面积少，垦殖有限，移民涌入迫使人们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种水利而将部分丘陵、低山开发为水田。[7] 以上两大特点的出现正是原生居民和外来移民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外来移民在水田开垦方面的作用更为主要，成为诱发明清黔东南地区粮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的主因。

清代雍正朝后，黔东南改土归流，随着中央政府力量不断深入，使传统的自主自立苗族领主制衰落加快，新兴地主经济获得发展，推动着黔州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之一便是因废除相对封闭的土司制度，农奴人身自由空间拓宽，外来军户、客民也能比以往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苗区，农业垦殖活动、商品经济等活动频繁。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黔东南地区册载耕地面积达到 436 024 亩，[8] 道光初年黔东南客民人数为 8 万余口，占全省30 万总数的 27%左右，[2] 均比康雍时期增长许多。林业贸易活动在嘉道年间已十分活跃，现由锦屏县档案馆等单位在民间收集到的大量山林买卖契约文书可见一斑。[3] 值得注意的是，清前中期在黔州垦殖等农业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社会经济在中央与地方、阶级民族和土客冲突中不断遭到冲击破坏，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社会矛盾问题不少，全省亦然。[4] 清政府“为翦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赋税，以靖地方事”，[9] 曾大用武力，加之一些胥吏横行，迫使当地少数民族反抗不断，乾隆雍乾起义[10] 、苗区屯政之争[5] 等，对黔东南农业社会与经济损害严重。 以镇远府为例，其定额田地 91 535亩，但战乱造成的荒废田地面积就达 69435 亩，占到76%的比例；实际成熟田22 100亩，面积仅占定额田地的 24%；况且耕作粗放，农作品种老化，复种指数低，产量难以提高，直到乾隆后方恢复发展起来。[6] 道光六年朝廷令贵州巡抚嵩溥调查“汉奸”私入民族地区状况，显示出“汉人侵陵苗族之进度有加无减”，土民渐失土地，并在土司和官吏等的盘剥下，生活艰难，到咸同年间贵州各民族“亦因遭受剥削与压迫，感于生活之不安与不能，遂起反抗，失业之游民更从而附益之，演空前之惨剧，留痛深之创，不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为咸同年间苗民大起义的重要背景之一，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更加严重。[7]光绪初年在政府缓和社会矛盾、鼓励生产等措施下，黔东南粮食经济生产得到很大恢复，一些河谷平坝地区经济经过长期耕耘还成为著名的粮食主产区，如黎平、天柱、古州大坝等。 
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尽管起伏跌宕， 但其区域开发不断得到加强是不可否认的历史潮流，中央行政力量和汉族移民开发最终还是促使该地区不断得到发展。从技术层面上讲，清代是黔东南地区粮食品种增加和新型水田面积扩大的重要时期，这与以上两者力量的深入有着密切关系。在粮食种植作物方面最大的成效便是旱地高产作物的广泛引进，使区域粮食结构、产量和经济生活、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康熙《思州府志》、乾隆《镇远府志》等物产记述表明，玉米等作物已经广为种植。嘉道至清末玉米、甘薯、马铃薯等的种植在各地均有明显体现。至此，从明直至民国前夕，黔东南地区在各期经济开发过程中形成了以下粮食种植变迁模式：由原生态民族相对较少种类的糯稻、谷类、麦类种植发展到多民族共同耕植的、适应多样自然环境的粮食种植格局； 在土地利用和经济地理分布上又体现出“少水田、 多旱地——水田激增——水、旱田地共同普遍扩增且向山地大面积推进” 的态势。经济开发的社会环境、移民与人口、作物品种等明显地成为以上两种发展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在生境方面，民族生存发展能力和适应环境得到加强，确立了农业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 
需要注意的是清代黔东南水稻品种和种植分布仍保留有极大的传统成分。据《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1993）的统计，当时水稻已有糯、粘之分，各府州厅县记载的稻谷品种籼有24 个、糯有 18个。而糯稻、糯禾的种植主要分布于黎平、下江、永从、古州、雷山、台江、剑河、丹寨、施秉、黄平等地区，籼稻种植主要集中在镇远、天柱、锦屏、麻江一带，虽然具体种植面积难以查证，但黔东南中南部等比较多的种植糯稻是可以肯定的，在众多史籍中也有所反映，如《黔南识略》卷 12 载镇远等地“（苗）男勤耕作，种糯榖”，卷 13 称苗疆腹地的台江等地“苗人惟食糯米”；乾隆《贵州通志》卷 7《地理志》也称“（黑苗）食惟糯稻”。所以尽管明清黔东南粮食作物品种呈现出逐渐多样化的特点，但仍是著名的“糯禾之乡”，糯稻在民族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  生境（habitat），又译“栖息地” ，是生物生活的空间和其中全部生态因素的综合体。可概括为某一类群的生物经常生活的区域类型，也用于具体指一个体的生活场所，强调现实生态环境。
[2]  杨伟兵：《云贵高原环境与社会变迁（1644-1911）：以土地利用为中心》，第82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论文2002年。 30万客民人口数见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6卷《清 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3]  2003年7月笔者至黔东南考察，承蒙锦屏县档案馆王宗勋先生领见一二，该馆藏有近两千余件林业契约。
[4]  详可参见：（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6《黎平府》、卷1《安顺府》、卷2《兴义府》，《清宣宗实录》卷40，道光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条、七年九月十八日条等资料记述。
[5]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卷1《骆为香奏疏》；民国《八寨县志稿》卷28张广泗《汉覆苗疆善后事宜疏》。
[6]  据乾隆《镇远府志》、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州志·粮食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新志资料由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局资料等编纂而成，以下粮食志、农业志等数字资料性质同）。
[7] （民国）凌愓安：《咸同贵州军事史》第1编《总论·绪言》、第2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