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個黃土農業的邊緣地區，就是內蒙古陰山以南，到陝西北部的鄂爾多斯附近，也經歷了與河湼地區類似的人類生態變遷。由於這兒在地理位置上與晉陝龍山文化區更接近，使得在這兒發生的人類生態變遷，對南方龍山農業地區人群造成更直接的沖擊。而南方人群對此的反應，也進一步影響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人類生態變遷。
鄂爾多斯地區，是指內蒙古自治區西南部，包括內蒙古伊克昭盟和陝西省定邊、靖邊、橫山、榆林、神木、府谷等縣的長城以北地區。黃河在此繞一大圈，鄂爾多斯的北、西、東三面皆以黃河為界。我們所探討的地理範圍，還包括與鄂爾多斯隔黃河相望的地區’包括西面的賀蘭山、烏蘭布和沙漠，北面陰山以南的河套區，以及東北面的土默特平原，東面的內蒙古清水河縣至托克托一帶。WWW.11665.coM
鄂爾多斯東部、上默特平原以及大青山南的套北地區，都屬於溫暖半乾旱氣候。鄂爾多斯西部，則屬溫暖乾旱氣候區。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區，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體說來，這區域中乾旱的程度是由東南向西北遞增。降水量不平均且變化大是其特色（1）。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混合農業經濟人群
新石器時代晚期，這一地區較早的人類活動遺跡，主要分佈在北部的套北地區，鄂爾多斯高原東部，以及黃河彼岸的清水河至托克托一帶，與南部的無定河流域一帶(見圖四)。至於高原內部毛烏素沙地一帶，在當時是因沙地已形成以至於不適人居，或是曾有人群活動但其遺跡為後世形成的沙層掩沒，目前尚不清楚。無論如何，較早在此活動的人群，在文化與經濟生態上都與南方的仰韶與龍山文化人群非常相似。
仰韶農業文化的邊緣人群
在內蒙古的包頭阿善、呼和浩特美岱、和林格爾縣敖包山，以及清水河縣的白泥窯子、岔河口、台子梁，准格爾旗的窯子梁與壕賴梁，杭錦旗四十里梁等地，都曾發現帶有彩陶的文化遺存。考古學者稱之為「阿善一期文化」或「岔河口文化」，有時也稱之為仰韶文化。這種文化遺存分佈廣，遺址一般面積不大，文化層薄’遺物不豐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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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蘊宗：《内蒙古農業地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18、30-31。(2) 汪宇平，<清水河縣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遺址>，《文物》9(1961)：13-14：崔璇、斯琴，<內蒙古中南部新石器—青銅時代文化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174。
圖四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考古遺址
以白泥窯子出土的人類遺存來看，約在西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群在此以農業謀生。當時的人住在方形淺穴式的房子裡，房子由五根房柱支持，門口有石板鋪設的斜坡門道。室內近門處有石砌坑灶，室外也有灶。部分陶器帶有彩繪。他們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砂岩製作的敲砸器、刮削器、石球，及磨製的長方形單孔或雙孔刀，磨盤、磨棒等。這些石器的功能，似乎都與農業生產或穀類糧食處理過程有關。另外，也有屬細石器的刮削器’尖狀器，以及石鏃。考古學家認為，農業為當時人們的主要生產活動，並認為這是與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有密切關係的遺存(3)。
由清水河至托克托的黃河沿岸，仰韶文化人群大多在河邊台地上建立他們的聚落。這種村落遺址，面積一般約數萬平方米，較大的廣達l 5萬平方米，可見他們已有相當規模的社會生活。他們遺下的生產工具有石刀、石鏟、石斧、及其它刮削器、砍砸器、與砍伐器等，顯示他們的經濟生活與農業有密切關聯。以岔河口遺址為代表的陶器，與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陶器相似，略晚以海生不浪東遺址為代表者受馬家窯文化的影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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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汪宇平，<清水河縣台子梁的仰韶文化遺址>，10-13。
(4)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內蒙古中南部黃河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0（1965）：487-91。
在河套以北地區，相當仰韶晚期的人類遺存是．阿善二期文化：迅’時代約當西元前3700-3000年之間。這時期人類的遺存較豐富，以農業為主兼營狩獵採集的經濟生活特徵更明顯。房子仍為半地穴式，室中心有平底坑灶，坑灶後往往又有一方形地面灶，均已燒烤得十分堅硬。房子四角及火塘附近都有柱洞遺跡，還有直徑較小的柱洞分佈在牆壁四周。房子附近有窖穴，作為儲藏及拋棄廢物之用。所有的證據都顯示，他們是相當定居的人群。在農業生產上，他們使用大型石器如斧、鎊、鏟、穿孔石刀、磨棒、磨盤等。他們並以堅硬石材打造銳利細石器，如石鏃、右葉、石片及括削器等，用於狩獵以及切割動物的皮肉。另外，在鄂爾多斯南部的陝北地區，也發現許多仰韶文化遺存。同樣的，在這兒與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陶片一同出土的，除了石刀、石斧、石鏟之外，還有豐富的細石器。
大量的細石器出現在鄂爾多斯附近的仰韶文化遺存中，這是在山西南部，關中地區與河南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少見的現象。兩種石器(細石器與大型砂岩石器)併存於這個仰韶農業的邊緣地區，可能代表著當地特有的人類經濟生態。磨製石器以長方形石刀、斧、鎊、鏟等為主，而這些石器被認為是主要用於整地、翻土、收割等與農業有關的活動之中(5)。細石器則以大量的刮削器為主。這種刮削器的刀部質硬而脆，利於以巧勁切開動物的皮肉，而不適於用力割斷植物纖維。因此，它所代表的人類生業活動應是畜牧或狩獵(6)。這些考古發現都顯示，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晚期居民’在經濟生態上與中原仰韶文化的農人非常接近，不同的是、比起後者他們較依賴動物。這是一種混合農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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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hang kwang-chih，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112．
(6) 江上波夫, 《アジア民族と文化の形成》(東京：平凡社，1985)，46。
鄂爾多斯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人類生態變遷
到了西元前3000年左右，上述的混合農業生活，在套北與鄂爾多斯東部地區都有相當的發展。這些人群留下的遺存，由於在文化特徵上與南方的龍山文化相當接近，因此被納入龍山文化之中。
鄂爾多斯東部地區 在這地區仰韶文化之後，普遍出現一種以籃紋陶器、白灰居住面遺跡、袋形灰坑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這考古文化特徵，也見於山西、陝西的龍山文化之中，因此有些學者稱之為「龍山文化」。另一些學者，注意到這些遺址所出的細小石器，則稱之為「細石器文化」（7）。細石器與角骨器增加，是本地由仰韶到龍山時期的一大轉變。這種有龍山文化特點的文化遺存，據調查者稱，多分佈在黃河河谷斷崖上。值得注意的是，比起當地仰韶遺址而言，龍山文化遺址分佈較為密集(8)。
譬如，以准格爾旗南部的大口遺址為例。這是一個考古發掘收穫豐碩的遺址。遺址座落在高出河床30米的台地上，其遺物被分為前後兩期。大口一期的遺物較少，主要是罐、瓮、學、鬲、豆、盆等陶器。大口二期文化層中，發現有房屋遺跡。房屋的地面及殘存的牆上，都均勻的抹上一層5釐米厚的白灰面。室內的柱洞底填．碎陶片，以穩定柱子及加強其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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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內蒙古清水河縣白泥窯子遺址複查>,《考古》3 (1966)：146：汪宇平，<清水河縣台予梁的仰韶文化遺址>,13.
(8)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内萤古中南部首河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491-95.
力。屋子正中有一圓形火塘，火塘周圍的填土經長期踩踏而變得很堅實。門前有一與門寬略等，長約2．5米的下坡路段，由於人們進出已被踩實為路土。窖穴中出有一些零散的獸骨、獸牙與牛角，底部有錐、針、鏃等骨器。由動物遺骨中，辨識出豬、羊、牛、鹿等動物。石器的種類有，斧、鏟、長方形穿孔石刀、鎔、臼形器，盤狀器及磨器等。出土骨器89件，有鑿、鏃、錐、針、匕等。考古學家認為，由於石鏟、石斧、石刀等農具的出土，顯示當時人的經濟生活是以農業為主。廣泛使用骨器，及大量動物骨角的出現，顯示家畜畜養及(或)狩獵也在當時的生產活動中佔有一定地位（9）。房屋的建築方式，經長久踏實的室內及門口的地面，以及大而厚重的陶器，都顯示當時的人過著相當定居的生活。
另外，當時住在准格爾旗西部石佛塔遺址的人群，他們的白灰面居住遺址，袋形灰坑、長方形帶孔石刀，及鬲、廟等三足器，都顯示與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有密切關係。他們遺留下大量的石斧、石鏟、石刀等農業生產工具，及石磨棒’石杵等穀類加工工具。顯然，鋤耕農業是當時人們的主要生業活動。由一些出土的石球及石片刮削器，考古學家認為狩獵是他們輔助經濟的一部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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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吉發勻、馬耀析，<内蒙古准格爾旗人口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4(1979)：311-19。
(10) 崔璇，<內蒙古中南部石佛塔等遺址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1981)：133-42。
套此地區 在套北的包頭地區，這種龍山文化被稱為「阿善三期文化」。阿善三期文化較早的階段，當地的人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築中。居住面由草拌泥鋪成，再略經燒烤。窖穴比前期多。生產工具有大型石器、細石器、陶製品、角骨器、器形、種類都與前期類似。到了阿善三期文化晚期，居住型態出現較大的變化，此時人們住在石築房屋中，外有石砌城牆保護。這種石牆，據稱是中國已發現最早的石築城牆。城牆隨地形起伏，有的地段牆基厚達一米以上，殘存牆基高近兩米。
在阿善二、三期文化人群的遺址中，都曾出土許多狗、豬、羊、牛的骨骼(11)。他們所使用的細石器中，又有大量的石鏃。因此，動物畜養或狩獵在當時人們的生業中應有相當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由仰韶時期到龍山時期，當地的人都過著兼營農業與畜牧，狩獵的混合農業生活。但是在這地區，人們對農業資源與對動物資源的倚童，在仰韶與龍山文化時期是有差別。有趣的是，這個差別並不是人們愈來愈依賴農業：相反的，龍山時期的人較前期的人更依賴動物性資源。這一點，表現在阿善二、三期文化中人們所使用的工具變化上。
由表三中可看出，陶製工具所佔的比例一直很穩定，但細石器、角骨器、大型石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則有變化。變化的規律是：細石器與角骨器同增同減，而它們與大型石器的增減則相反。由第二期至第三期早段的變化是，細石器及角骨器大量增加’而大型石器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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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崔璇，<內蒙古先秦時期畜牧遺存述論>，《內蒙古社會科學》1(1988)：69。
表三 阿善遺址二、三期各種生產工具比例
工具＼時期 二期 三期旱段 三期晚段
(仰韶晚期) (龍山時期) (龍山時期)
細石器 17％ 23％ 19％
大型石器 5l％ 29％ 38％
角骨器 10％ 28％ 22％
陶製品 22％ 20％ 21％
資料來源：(考古)2(1984)：99-104
大量減少：由第三期早段至第三期晚段，大型石器所佔的比例又昇高，而細石器及骨角器的所佔比例減少，但細石器及骨角器的所佔比例，仍高於第二期文化中同類器物所佔的比例。如果角骨器增加，表示當時動物的遺骨容易取得，則細石器與角骨器同增減的現象，也說明這些細石器的使用的確與狩獵或畜牧經濟有關。這個工具比例的變化，顯示在龍山文化時期(阿善三期文化)，畜牧或狩獵的重要性的確在套北地區人群的經濟生活中有增加的趨勢。這個變化，大約發生在西元前3500-2100年之間。
同樣的現象，也見於大青山下的包頭西園遺址。這兒的出土遺物分佈在東西兩個台地上。西臺地的文化遺存，被分為三期五段。西園二期與三期，無論是房子的形制、結構，生產工具以及陶器的器形與組合，都和阿善二期遺存面貌相當。在生產工具上，仍然是磨製石器與細石器並存，但二期的生產工具數量及種類皆少，以磨製石器為主，特別是兩側帶缺口的長方形石刀最為流行。第三期，生產工具的數量與種類都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三期細石器在生產工具中的比重增大，石器與骨器的製作皆較為精緻（12）。在東臺地上，發現有石砌圍牆及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形制與阿善三期晚段的房屋完全相同，遺物分別屬於阿善二期與三期文化（13）。因此，西園的考古遺存也顯示，在接近龍山或龍山早期，這一帶人群對動物性資源的依賴有加強的趨勢。
西元前2500一2100年左右，在阿善與西園遺址都出現有石築圍牆或城牆的防衛性聚落（14），顯示當地人群間的資源競爭趨於劇烈。事實上除此兩地外，有石彻圍牆的城堡還廣泛分佈在內蒙古中南部，如大青山下的佳木莎、黑麻板、威俊，蠻汗山下的老虎山、板城、大廟坡，清水河縣的馬路塔等遺址。這種石城堡大都建在背靠大山的山麓台地上，以石塊錯疊，縫隙間塞碎石以膠泥黏固。城址都選擇在地勢險要之處，周圍並不都設有城牆，而是有些地段利用懸崖為屏障。城牆厚度一般為0.7—0.8米，較厚的達1．2米。城牆高度由城內看一般並不太高，但建在陡坡的城牆，從牆外看牆體是很高的。城牆內及附近有石築房址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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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西園遺址發掘组，<內蒙古包頭市西園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4(1990)：306.
(13) 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人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6(1986)：485-87。
(14) 阿善、西園、佳木莎、威俊的城牆及其它相關遺跡，都屬於阿善三期晚段。崔璇與崔樹華曾推測其年代約在西元前2755-2300年左右(崔璇、崔樹華1991：78).但由於老虎山石城堡遺存經碳十四測定(樹輪較正)所得的絕對年代為2301-2044 b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1：59)．因此前述阿善等石城堡的時代下限也可能接近西元前2100年。板城、大廟坡相關遺址遺物與老虎山遺存相似(崔璇、崔樹華1991：78)。馬路塔未經正式發掘，文化性質不詳，據稱其城堡及部分採集遺物屬於人口一期文化，它的年代據推測也约在西元前2100年左右(崔璇、崔樹華1991：79)。
跡：有些城內並有所謂祭壇的石堆遺跡(15)
總而言之，新石器時代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的人群，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受到南方仰韶及龍山文化農業因素影響而從事農業：另一方面，為了適應當地的乾旱氣候，他們也較前者依賴獵取或畜養動物，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以地區而言，鄂爾多斯的東部及南部地區，與晉陝中原的新石器時代原始農業文化關係最密切，細石器較少。西部地區的細石器最發達，農業遺跡最少。套北地區則介於兩者之間。也就是說，基本上農業的重要性由南往北，由東往西，逐漸減低：相反的，由細石器所代表的畜牧及狩獵，則由同方向逐漸增加。這與鄂爾多斯地區的乾旱程度由東南往西北漸增趨勢一致。
以人類生態的長期變化而言，無論是在東部的清水河地區或是北部的套北地區，由仰韶時期到龍山時期，都有當地人群對動物的依賴逐漸增加而農業活動減少的趨勢。因為在這樣的混合經濟中，農業與畜牧(或狩獵)原就是互補的：在某一方的挫折，會使得人們加重對另一方的依賴。這個變化較明顯的時期，約在西元前2500-2000年之間。也在這時期，清水河一帶的人群將他們的聚落建在較高的臺地或斷崖邊上。套北地區的人群，則紛紛築城堡，建石牆以自衛。這些考古學上的現象，似乎都顯示當地人群間的資源競爭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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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崔璇、崔樹華，《內蒙古中南部的原始城堡及相關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 3(1991) ：75-80。
氣候變遷與農業邊緣人群的適應
在西元前2000年以後，除陝北外，這地區所有的人類活動遺跡都逐漸消退或完全消失。目前發現自新石器時代延續最晚的遺址朱開溝，其最晚的一期約當西元前1600-1400年左右（16）。這一段在本地考古發現上幾近空白的時期，一直要延續到春秋晚期，才出現以「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隨葬的遊牧人群墓葬。這個考古上的缺環，大約是在西元前1500年到西元前600年之間；相當中國史上的商代到春秋中期。
在本地春秋至戰國時期墓葬的出土地點附近，往往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但卻沒有關於商、西周時期遺存的報導。這一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附近，也經常有戰國及以後的遺存，同樣的，有關商與西周時期遺存的報導則非常罕見。這個考古學上的現象似乎顯示，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南部邊緣的陝北地區除外)，許多新石器時代以來人類居住的聚落在龍山後期或商代之初都被放棄。一直到春秋晚及戰國時期，才又出現人類活動的遺跡。仰韶時期以來，長期在這兒活動的混合農業人群為何就此消失?到底在龍山後期發生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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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約當二里岡上層，而不晚於殷墟商文化一期，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朱開溝遺址》，《考古學報》3(1988)：33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申碳十四年代數據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60。
新石器時代晚期氣侯的乾旱化
由許多證據看來，氣候上的變化是造成這個人類生態變遷的重要因素。許多古氣象學者都曾指出，以全球整體來說，西元前2000-1000年是一個逐漸趨於乾阜的時期。這個趨勢，到了西元前1000年左右達到頂點（17）究中國古氣候的學者，也得到類似的結論。學者曾指出，西元前6000-1000年的華北地區，是較濕暖的時期（18）呼倫貝爾沙地由全新世早期以來形成的沙帶中，有三層埋藏黑沙土。植物孢粉分析顯示，這些黑沙土代表著半濕潤森林草原環境，最上層的黑沙土，屬於新石器時期到銅石並用時期，約當西元前3000-1000年（19）。也就是說，在約當西元前1000年左右，這兒最後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乾旱或半乾旱氣候再度形成。
在鄂爾多斯地區，這個發生在石器時代晚期到銅石並用時期的氣候變遷也相當明顯。受青藏高原抬升運動影響，全新世以來鄂爾多斯地區的乾阜與半乾旱氣候便逐漸形成並持續加強。根據鄂爾多斯毛烏素沙地東南緣地層的孢粉及碳十四分析，西元前9000-1000年左右，此處是較濕潤的環境。此後因氣候乾旱，砂炭堆積停止發育（20）。雖然中國學者所指的濕潤期結束，乾早期開始的關鍵年代，大致是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由於世界性的乾旱期發生在西元前2000-1000年之間，因此可能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乾燥化的趨勢已在逐漸進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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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 world(cambodge：cambridge univers1ty press，1983)，95．
(18)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竺可楨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19) 趙松喬,《中國沙漠、戈壁的形成和演變》，《中國乾旱地區自然地理》，趙松喬編(北京：科學出版杜，1985)，7。
(20) 朱士光，《評毛烏素沙地形成與變遷問題的學術討論》，《西北史地》 4(1986)：25。
植物孢粉分析所見的氣候變遷，反映的是變遷已在地表植被上造成改變的階段：而且，無論是碳十四或是其他考古斷代法，都可能有些時代誤差。相反的，人類生態卻常常立即的，鮮明的反應相當細微的環境變化。因此，在探索氣候變遷時，考古學上所見的人類生態變化可提供我們另一種線索.
新石器晚期到銅石并用時期的氣候變遷,在全球許多地方的人類生態上都留下痕跡。而且，因地域性環境的差別，各地有不i司的變遷時程。相對而言，在原始農業邊緣地帶，這種氣候變化對人類生意的影響最深刻，也因此在考古上留下的痕跡較明顯。因為這兒的環境原來就不利農業，生活在農業邊緣地帶的原始農民，有如站在水中，水沒及鼻下的人；些微的水波動蕩都會讓他們溺斃。
在前面我們曾提及，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混合農業遺址被放棄前，曾經有農業衰退，畜牧業增長，以及人群間衝突擴張的現象。在套北地區，西元前3000年以後，代表畜牧或狩獵的細石器及角骨器，在所有工具中的比例大量昇高，顯示這時氣候已逐漸對農業活動不利：約當西元前2500-2100年左右，整個夫青山到蠻汗山南麓的人群都築石牆以自衛。在此之後，人類活動的遺跡幾乎消失了1500年。這似乎顯示氣候進一步惡化，先使得人群間的資源競爭劇烈，然後，終於使他們放棄在此聚居。
由清水河到托克托一帶，晚新石器時代的仰韶遺址多座落在河谷台地上，而龍山文化的遺址則大都分佈在河谷斷崖上(21)這也顯示，資源競爭使得人群間的衝突變得劇烈，因此聚落位置必須選擇在便於防衛的地點。同時，龍山文化遺存中出現的大量細石器，也表示當時環境愈來愈不利於農業，使得人們對動物性資源的依賴增加。最後，西元前2000年之後，這兒的聚落也都被放棄了。
朱開溝遺址所見人類生態變遷
當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絕大多數新石器晚期遺址的居民，在西元前2000年左右大都離開此地時，可能有少部分人群繼續在此地居留：目前只發現有朱開溝遺址，當地居民一直在此居住到西元前1400年左右。因此，這個遺址對於我們了解當時的變遷非常重要。
朱開溝遺址遺存，依時代先後被分為五段。一至五段遺存銜接發展，層位清礎，發展序列明確。因此我們能據此探討當地人群的長期經濟生態及社會變遷。
朱開溝第一段屬於龍山晚期的遺存。當時人過著相當定居的生活，農業是主要經濟生業。兒童瓮棺葬、白灰面建築、卜骨及陶器，都顯示與中原龍山文化的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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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內蒙古申南部黃河沿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488-91.
約在西元前2100-1900年左右，朱開溝第二段的居民住在半地穴式或地面建築中。大型房址多為圓形,圓形灶居中，周圍有墊土牆，牆上有柱洞，墊土牆內有大量的石塊及碎陶片。與第一段相同，此時墓葬中亦有隨葬豬下顎骨的習俗，並隨葬鬲、罐、豆、盃、壺等陶器，也有兒童瓮棺葬的習俗。但在生產工具上，無論是種類或是數量都此第一段豐富。石器有長方形穿孔石刀、石斧、石鐮、石鏟等農業生產工具，以及燧石剝製的刮削器、矛形器及石鏃等細石器，以及骨製的刀、匕首、針、錐等。
西元前1900-1700年左右是朱開溝第三段時期。這時人們在墓葬中殉牲的風氣更為盛行。少者隨葬豬下顎骨一對，多者十幾對，還有數量不等的羊下顎骨，及其它肉食類動物的下顎骨。同時也出現了殉人葬。墓葬中出土小型銅器，如耳環、指環、臂釧等。此期也有兒童瓮棺葬。生產工具有石斧、長方形穿孔石刀、骨柄石刀刀、骨鏟．及銅針、錐、臂釧、耳環等等。
第四段遺存的分佈範圍比較廣泛，文化層堆積薄：時間大約在西元前1700-1500年之間（22）。只有少數的墓有少量隨葬品，隨葬陶器遠不如第三段豐富。墓葬中的殉牲有豬和狗。房子以長方形淺穴式建築為主，房內地表以黃色黏土鋪墊，有的經多次鋪墊，因此有些房基連在一起不易區分。生產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鐮、石鏟’石刮削器，及骨製的錐、鏃、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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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這一階段遺存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經樹輪較正)所得三個數據為：1838-1632 bc，1668-1462 bc，1703-1497 bc，相當於夏代的晚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8：317-22)。另外，一個朱開溝二期(二至四段)木炭遺存的碳十四測定(經樹輪較正)所得年代為1731-1521 b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1：60)。
朱開溝第五段遺存，年代可能接近西元前1 400年。此時墓葬分散，如三’四段遺存中那樣集中的墓群消失。這時的居民仍有以豬骨隨葬及瓮棺葬的習俗。陶器有鬲、甗、盆、罐、簋、豆、罍等，並出現青銅容器如鼎、爵。生產工具有石斧、梯形石刀、石鐮、石鑽頭、骨製的鏃、針，以及銅戈、短劍、刀、鏃等武器。出上的銅刀、銅劍，是早期「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3）。
由以上朱開溝一至五段遺存中，我們可以看出以下現象。首先，以經濟生業而言，一王三段沒有太大的差別。出土的農作工具、大量的陶器、房屋的建築方式以及隨葬豬骨等，都顯示當時的人是生活在長期定居，並以農業為主要生業的生活中。其次，由一段到三段時期這種生活有穩定的發展。特別是到了第三段時(ca．1900 b.c)，這種農業定居生活發展到頂點。當地的社會發生階層化(stratification)現象，在墓葬中的反映便是出現人殉以及多寡懸殊的隨葬豬下顎骨。但是也在這時，一個重要的人類生態轉折開始萌芽。殉葬的家畜以及細石器都有顯著的增加，並出現骨柄石刀刀這樣精緻的切割工具：這些都表示狩獵與畜牧業在人類生態中的重要性增加。尤其有意義的是，由第三段開始，許多講究的墓中都隨葬數量相當多的羊下顎骨。這顯示「財富」不必在農業上累積(或難以在農業上發展)，擴大畜養草食動物以利用廣大的水草資源成為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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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朱開溝遺址>,301-332。
最後，第四段房屋的結構，可能為多次、不連續佔居的結果（24），顯示當時的人已經無法在一地長久居住。到了最後的階段(約當早商的第五段)，先前集中的墓葬消失，一些墓中出現有銅兵器陪葬。銅器在此地最早出現在第三段，主要不是用在農業生產上，而是用來製造隨身裝飾品及小型工具，在此時又被用來製作武器。顯然，人群間的衝突因生存資源不足而擴大，使得應付戰爭成為一些人的主要社會機能。不久之後，朱開溝遺址也被放棄了。以上這些考古遺存清楚的顯示，這個遺址的全盛時期是在它考古分期的第三段。在此之後的整個變化趨勢是：墓葬由集中而分散，隨葬品由厚而薄，聚落由長期連續居住轉為不連續的重複佔居。最後，資源競爭導致人群間的衝突擴大，終於造成整個遺址被放棄。
這樣的資源競爭，是由於定居混合農業帶來的人口增長?或是由於氣候上的變化，導致農業上的挫折?定居的混合農業經濟的確能帶來人口的增長，但人口增長所造成的人群問資源競爭，應不會導致整個地區的人群活動跡象逐漸衰退甚至消失。因此，整個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考古遺存所呈現的人類生態變化，都印證了環境考古上所顯示的氣候變遷。
這個氣候上趨於乾冷的變化，在華北不同生態區中都造成相當影響，只是在程度與時間上有差異而已。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之外，青海河湟地區的晚新石器時期到銅石並用時期，雖無明顯的人類活動中斷跡象，但在西元前1700年之後以農業、畜豬為主的齊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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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同前，317。
經濟，被以畜羊、缺乏居址遺存為特色的辛店、卡約文化生態取代。在西遼河流域，以農業為主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兰態，對於這波乾冷化環境變遷的抵抗力較強，但到了商末周初時（西元前1000年左右），當地人群以農業為主的生態體系也不得不崩貴(見下章)。
總之，在鄂爾多斯及鄰近地區，西元前2500年以後氣候的乾旱化，使得原來收成就不好的農民生活更困難。這種不利農業的氣候變遷,使得這些農人只好少費點力氣在田作上，而多花點時間來養些家畜，或打些野獸。因此，在他們遺留的石器中，用於翻地收割的大型砂岩石器逐漸減少，而適於切開動物皮肉的鋒利小型石器大量增加。在另一方面，因為可利用的資源減少，為了翠耕地、爭草場、爭獵區，人群間的衝突愈來愈嚴重。為了防範掠奪，許多村落必須建在高崖邊以便防衛。在陰山之下，人們更以石頭疊築城堡與圍牆來自衛。
氣候持續乾旱下去，生存環境愈來愈差。但是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並沒有像中原地區那樣形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世界，也沒有像河湟地區那樣直接形成遊牧世界。實際的變化是：嚴酷约氣候徹底趕走了這一帶的居民。到了西元前1500年左右，大多數的人群(包括住在石城堡中的人)，早已放棄在此駐留。從這時起，幾乎延續了有一千年之久，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都是少有人居.
晋陕北方的武装化人群
在世界其它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乾旱期也與人群的生態變遷，尤其是遊牧化，有密切的關係。學者認為，西奈半島negev地區古人群由狩獵採集轉變為遊牧，氣候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25)。西元前2000年東非雨型的改變，也被認為是造成當地遊牧業發展的重要因素(26)。因此，西元前2000年後從鄂爾多斯附近「失蹤的人群」，是否因遊牧化而在考古上消失?事實上並非如此。原因是，中國北方真正的遊牧人群出現是在春秋中期以後。而且，西元前1400年左右，在晉陝北部山地出現了一些武裝化的混合經濟人群：他們的出現與他們的文化特質，也能解釋鄂爾多斯附近居民逐漸消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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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steven a．rosen．“notes on the origins of pastoral nomadism：a case study from the negev and sinai，”current anthropology29(1988)：503．
(26) fiona marshan，“origins of specialized pastoral production in east afric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2(1990)：885-87．
李家崖文化人群
與朱開溝晚期文化面貌類似的考古遺存，出現在陝北清澗縣李家崖古城遺址中。古城利用地形修築，南西北三面環水,東西築有城牆，南北利用懸崖峭壁為屏障。城牆由內、外牆構成：外牆是一層石塊、一層夯土築成，內牆則以夯土築成，外用石塊砌璧。城内遺跡有房屋、窖穴與墓葬等。出土的石骨器包括石斧、有孔石刀、石鑿、骨錐以及卜骨等，銅器有蛇首匕、直援戈、銅鏃、銅錐等(27)。時代大約在西元前1300-800年之間。
由考古遺存的分佈看來，當時有類似文化特徵的人群，分佈在陝北、晉西北的黃河兩岸邊，如陝北的綏德，吳堡、清澗、子洲、子長、延長、延川，山西省的石樓、永和、吉縣、保德、柳林、右玉等地。考古學者稱這種分佈於陝北與晉西北的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為「李家崖文化」，或「鬼方文化」(28)。李家崖文化青銅器的一個特色，是商代風格與本土風格器物雜陳。商式的銅禮器有鼎、簋、爵、觚、茸、瓿、甌、罍、盤、卣、壺斗等：獨具地方風格的器物有蛇首勺、羊首勺、馬首刀、鈴首劍、蛇首匕、管銎斧、雙環首削及金銅質弓形器等：又有混合商器風格與地方特點的器物如帶鈴豆、帶鈴觚、銎刀、銎戈等。在青銅器上發現有子、天、卯等金文和徽記。陶器上也發現且、鬼等字與卜卦符號，形體皆與商周文字近似（29）。
李家崖文化的人群主要賴農業與畜牧為生。生產工具中有銅、石、骨等材料製作的斧、鎊、刀、鏟等，証明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另一方面，在李家崖古城址中還發現大量的馬、牛、羊、豬、犬、鹿的骨骼（30）。屬於李家崖文化的陝西綏德薛家渠遺址，出土的獸骨則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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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1988)：47-48：呂智榮，<試論李家崖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4(1989)：75；呂智榮，<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考古與文物》6(1991)：47。
(28) 呂智榮，<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51-53。
(29) 呂智榮，<試論李家崖文化的幾個問題>，76。
(30) 同前，77。
羊骨最多(31)。在一般文化特性上，李家崖遺存與其北方酌朱開溝遺存有更密切的關係。呂智榮曾比較李家崖文化與朱開溝文化，他指出：(1)李家崖文化的器類、陶質陶色、紋飾雖與朱開溝第五段遺存有差異之處，但共性因素是清晰易見的：(2)李家崖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器，如鬲、甗、三足瓮、簋豆、罍等，與朱開溝遺址同類器有明顯的演進發展關係：(3)斷面呈逗號狀的石刀，在朱開溝第四段石刀中居主要地位，這種石刀在李家崖文化中也是常見的典型器：(4)李家崖文化的青銅器，在種類、數量卜比朱開溝的銅器都有增加，但兩者所見的同類器經常相同、相似，或在形制上有密切的關係；(5)李家崖古城址中發現的夯±圍牆房子，與朱開溝五段的房子在形制與結構上均類似：兩者所出的窖穴也相同或近似：(6)朱開溝五段的墓葬均為小型豎穴土坑墓，分佈零散，李家崖墓葬形制與之類似，也承襲前者零散分佈的習俗。因此，他認為李家崖文化遺存與朱開溝遺存是同一文化的不同發展階段（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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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京大学考古商周考古實習组、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陝西綏德薛家渠遺址的試掘>，《文物》6（1988）：37。
(32) 吕智榮，<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48-50。
李家崖文化居民流行在墓葬中陪葬武器。含有這些特殊青銅武器的考古文化，廣泛分佈在陝、晉、冀三省之北及遼寧地區：這就是學者所稱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或「北方青銅器文化」。李家崖文化中的銅武器，即代表了這種青銅器文化的早期器物。由普遍隨葬青銅武器看來，李家崖人群的武裝化相當明顯。日本學者江上波夫稱這些人是「戰士」不無道理。在商代甲骨文中有「邛方」,指北方一些經常入侵的、與殷人敵對的人群。日本學者島邦男認為邛方大約在陝西北部或河套附近。中國古文獻中，也稱北方一支敵人為「鬼方」；有學者認為鬼方即邛方。無論如何，先秦典籍與甲骨文中商人北方的敵人，正符合考古所見早期北方青銅器文化中以隨葬武器為俗的那些人群。
像李家崖古城居民這樣的武裝化人群，約從由西元前1400—1300年起，沿著今陝、晉、冀三省之北分佈。這種人群的出現及其性質，說明了氣候的乾旱化迫使農業邊緣地區的人群南移。在此山岳地帶，一方面這些人群更依賴畜養動物。為了讓動物有足夠的草食，他們無法在一地居留太久。另一方面為了生存資源，他們經常彼此，或向南方人群，爭奪適於農牧之地。他們因此成為善戰，好戰的武士，也因此成為南方人群心目中野蠻的敵人。
春秋戰國至漢初的遊牧人群
由考古資料看來，由商到西周時期，這些北方山岳地帶的人群都是農牧兼營的。中國先秦文獻中所稱的北方戎，狄，在春秋時代以前主要也是以徒步作戰，與後世草原遊牧人群的騎馬作戰大有不同。因此，無論考古或文獻資料都證明他們不是遊牧人群。但是，西元前1 300-600年之間一連串的自然與人文因素，終於使得晉陝冀三省之北的山岳地帶成為「華夏」的邊疆，而鄂爾多斯及其北方則成為遊牧世界。
遊牧化的過程
草原遊牧的產生與人類馴養草食動物的歷史有密切關聯。尤其是，馬的馴養與利用對於草原遊牧尤其關鍵。馬的機動性，能讓羊的牧養有效率，使遊牧人力得到適當的支配。馬也是作戰與防衛的工具，以保護本身資源並自外獲得資源。其次，遊牧也需要些必要的知識與技術。譬如，任何地區遊牧的產生都涉及人類由吃動物的肉，轉為飲食動物的乳及乳產品。若以動物的肉為王食，人們必須飼養遠超過家庭人力所能照顧的動物群，才能供應家庭的肉食消費。因此，遊牧的產生必然與取乳、製酪，在某些季節將母羊與小羊分離，以及控制動物的生育以配合季節移動等等技術與知識的發明與傳遞有關。
馬的馴養，至少在西元前4000-3500年之間就已經出現在南俄草原。西元前2000-1800年左右，高加索地區的古人群已知將馬作為乘騎。在葉尼塞河流域，屬於afanasjevo文化的幾個遺址中，也曾發現馬作為座騎的遺跡：這種考古文化遺有的年代，被估計在西元前2500-1700年問（33）。在更接近華北的阿爾泰一薩彥地區，最早馬作為乘騎的考古學證據被斷代在西元前1500年左右（34）。在華北地區’約在西元前1300年以後馬的馴養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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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eiden: e. j. brill, 1985), 6-20; simon j. davis, the archaeology of animal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64.
(34) s. b6konyi, "horse," in evolution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ed. by lan l. mason(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4), 168.
才逐漸普遍。雖然殷墟小屯等遺址中已發現馬具及馬車，但在長城以北的中國北方地區’最早的馬具(馬銜、馬鏕)約出現於西周晚期。而且，這最早階段的馬具表現來自北方的文化因素。到了春秋時期，中國長城以北地區的馬具，仍接近南西伯利亞馬具的風格（35）。因此，在長城內外地區，馬被利用為座騎可能要晚到西元前800年左右，此後才逐漸流行。無論是由歐亞大陸馬的馴養與利用的發展序列，以及馬具的型態及其淵源，都證明馬的利用在中國出現較晚，而且深受南西伯利亞草原騎馬文化的影響。
馬的利用加快了文化的流通，最明顯的證據便是以器物上動物紋飾為特色的一種文化傳統，迅速沿歐亞草原及其鄰近地區傳播。在中國北方地區，這就是所謂的「北方青銅器文化」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化」。西元前13世紀時，殷墟文化早期遺存中某些器物，與南俄karasuk文化中的同類器物也有相似之處。因此，在動物紋飾流行的區域内，任何地域性的技術與觀念都很容易傳佈到這區域內的其它地方。
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已知最早的遊牧人群，是約當西元前1000年東歐及中亞的一些人群。南俄草原的一些人群，在西元前800年左右也開始過著遊牧生活(36)。西元前八世紀侵入南俄草原的斯基泰人(scythians)，更是以遊牧著稱。在阿爾泰地區，考古發掘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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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翟德芳，<北方地区出土之马銜與马鏕略论>,《内蒙古文物考古》3(1984) : 33-38 。
(36) mikhail p. gryaznov,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southern siberia (new york: cowles book co., 1969), 131.
至少在西元前六世紀時這兒已出現從事遊牧經濟的人群(37)。由於地理上的接近，以及這時有南俄草原特色的動物紋飾主題早已出現在中國的北方青銅器文化中，因此草原遊牧的技術與觀念，也可能在此時影響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產生。
在這些遊牧條件逐漸具備的情形下，一項華北地區人群關係的巨大轉變，造成北方人群全面的遊牧化。這個巨大的轉變，就是「華夏」認同的形成及強化。這個轉變過程是漸進的。大約是，由於氣候乾旱化，適於農牧的地帶南栘。北方山岳地帶的人群因此畜養更多的動物，並不斷的移動化、武裝化，向南方入侵以爭奪適於農牧之地。如此造成華北沿長城地帶人群間資源競爭關係緊張。為了維護南方資源，由西周到春秋時期，一個以「農業」與「定居」為標記的華夏認同逐漸形成，將住在黃河中下游平原上的人，無論是先來或後到者都凝聚在一起。相對的，北方那些畜養動物的、常遷徒的武裝化人群，則被視為野蠻的異族。商周時人對北方人群的稱謂有鬼方、混夷、犬戎、犬夷、獯鬻、獨狁、戎狄等。這些有「非人類」含意的稱號，也表現出在南方人群心目中他們是「非我族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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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a. azzaroli,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72.
春秋至戰國時期，在冀、晉、陝三省北部山岳地帶，人群間的資源競爭更趨激烈。不但北方人群南下與諸夏爭此山岳地帶，由於人口增長諸夏對於土地的需求也趨於強烈。華夏以「內諸夏、外夷狄」來強力衛護自身的資源。北方的燕、齊、晉(或趙、魏)、秦諸國紛紛吞併或驅逐戎狄，並建立實質的長城為邊界。被迫北撤的混合經濟人群，進入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這兒早已不適於農牧混合經濟。在長期的戰爭中，他們習於畜養及利用馬匹。而且，在因生活或戰爭的遷徒中，他們也學會了放棄定居、農業與養豬，過著完全依賴馬、牛、羊的遊牧生業。或者，他們由阿爾泰地區遊牧人群中習得這種遊牧的觀念與技術。春秋晚期，當部分長城地帶的人群仍與華夏爭奪生存空間時，早期遊牧人群已出現在鄂爾多斯。到了戰國時期，由於華夏強力保護南方的農業資源，愈來愈多的混合經濟人群加入遊牧這種生業模式中。
考古所見春秋至漢代的北方遊牧世界
到了春秋晚期，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又出現了人類活動的遺跡(圖五)。而且，只見墓葬，罕見居址。在這些墓葬遺存中，最引入注目的是以草食類動物馬、牛、羊為王的殉牲習俗，以動物紋飾為特色的隨葬青銅器，以及大量的隨葬青銅武器、車馬器及隨身裝飾品。
以殉葬動物的習俗而言，伊克昭盟杭錦旗桃紅巴拉的春秋晚期墓葬中，以動物殉葬之風盛行，其中一墓有羊頭骨42具，馬頭骨3具，牛頭骨4具，及牛蹄骨若干（38）。涼城毛慶溝墓地的79座約當戰國時期的墓中，有殉牲的佔半數以上。殉牲種類有山羊、牛、馬、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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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田廣全，<桃紅巴拉墓群>，《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田廣金、郭素新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18。
图五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春秋末至漢代重要考古遺址
單以羊殉葬的多為女性，單以馬殉葬的多為男性（39）。准格爾旗西溝畔約當戰國末至西漢初的墓地中，殉有馬、羊及狗骨。北部玉隆太的戰國墓中，有馬、羊骨殉葬的習俗（40）。烏拉特中后聯合旗的呼魯斯太戰國早期墓葬中，有一座墓共用了27個馬頭骨殉葬（41）。陝北神木縣納林高兔的戰國時期墓葬中，也隨葬有馬、牛、羊的頭骨（42）。
以上這些墓葬中隨葬動物遺骸的種屬或有不同，但大致不外是馬、牛、羊、狗。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帶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常發現的豬骨，此時幾乎消失在墓葬遺存中（43）。在這些墓葬中，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稱為農業生產工具如鏟、鐮、錛、杵、臼等物。隨葬陶器非常的少，通常只有一、兩件。隨葬的青銅器以隨身配帶的裝飾品為主，如耳墜、腰帶飾、銅扣、動物牌飾等。另外，武器與馬具也是相當普遍的隨葬品。武器包括短劍、刀、鏃，及可能為武器的鶴嘴斧：馬具有馬銜、馬鏕、節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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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内蒙占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37—38。
(40)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文物工作隊，<西溝畔戰國墓>，《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52：<西溝畔漢代匈奴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77；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玉隆太戰國墓>,《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70.
(41) 塔拉、梁京明,<呼魯斯太青銅器墓葬>,《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23.
(42) 栽應新、孫嘉样，<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2(1983) ：24。
(43) 唯一有豬骨隨葬的是涼城飲牛溝，及同地的崞縣窯予遺址。飲牛溝墓葬中，豬骨只出現在15座墓葬中的一座，報告文中稱這座墓中有羊頭骨一、豬頭骨一具、狐狸頭骨四具，但在文後的墓葬登記表中，則記載著早頭骨一，狐狸骨五。崞縣窯予墓地在蠻汗山北麓，25座墓中的17座有殉牲．其冲兩座有豬頭骨隨葬。這兩個隨葬豬骨的例子，很可能表現了區域性的生態特色。涼城地區，事實上是在我們所探討的區域的東北角，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分佈的西遼河上游地區很接近。在西遼河上游地區，由夏家店下層到上層文化時期，豬的畜養都很盛行。見，内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内蒙古文物考古》3(1984)：27．32：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城崞縣窯子墓地>,《考古學報》1(1989)：79—80：靳楓毅,<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题>,《考古學報》2(1987)：182．86：劉觀民,<内蒙古未峰市大甸子墓地述要>，《考古》4(1992)：306。
除墓葬外，其它遺址非常罕見。毛慶溝出有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墓地附近，曾發現遺址。遺址中有建築遺跡一處，灰坑6個，以及窯址3處。建築遺跡為紅膠泥夯築而成的硬土面，硬土面上發現有許多被鋸過的鹿科骨料及半成品，沒有灶、陶器等生活設施及用品。與建築遺跡相鄰並在同一層位的灰坑中，也發現鋸過的動物骨料。在遺址高處發現窯址的地方，發現連接各窯的道路面，沒有發現居址遺跡（44）因此這個遺址，應是一個製作陶器及骨器的場所，而非長期佔居的居址。毫無疑問的，留下這些墓葬及其它遺跡的人群，必然某種形式的居住物，以及居留期間的種種活動。但顯然這種居住形式與居留期間的活動，不容易在考古上被發現。很可能是因為製作這種「住屋」的材料是可攜帶及轉移的，或容易腐蝕消失的，居留期間的主要生業活動，對環境所造成的改變非常輕微，而且是可迅速恢復的。這都證明當時人已在一種依賴動物畜養，而經常移動的生活中。
春秋時期盤據晉陝之北的人群，至少有部分是被諸夏稱為赤狄、白狄的人群。他們曾經往東南入侵，盤據在山西、河北太行山一帶，並進入河南，後來為晉所滅（45）。因此，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春秋時期的墓葬，被認為是狄人的遺存。至於清水河至涼城一帶的遊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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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内蒙古文物工作隊，<毛慶溝墓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287-90。
(45) 蒙文通，〈赤狄白狄東侵考〉,《禹貢半月刊》7．1-3(1937)。
人群，以及鄂爾多斯東部的人群，部分可能是史書上记載晉北的林胡、樓煩之戎。晉向北拓土後，與這些人群有了更密切的接觸。進入戰國後，趙繼承晉之北土。趙武靈王二十年(306 b c)，武靈王遣將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向他獻馬。榆中，即陝北及鄂爾多斯東北准格爾旗一帶。西元前297年，武靈王又「行新地，逐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46）：西河指黃河東岸的晉北之地。因此學者們多認為鄂爾多斯地區發現的戰國時遊牧人群遺存主要是林胡的遺存：而晉北至蠻汗山涼城附近的遺存，則為楼煩之物（47）。趙武靈王之父時，即傍陰山築長城，與樓煩、林胡為界，秦惠王曾拔義渠25城，秦昭襄王時(272 b c)滅義渠戎，開隴西、北地、上郡諸郡（48）。昭襄王時所築長城沿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固原、隴西一線。因此，這時所謂的混合經濟人群早巳被圈入長城之內，而長城外陝北及鄂爾多斯地區人群大都投入了專化遊牧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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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史記·趙世家》43／13。
(47) 田廣全、郭素新，《阿魯柴登發現的全銀器》，《鄂爾多斯式青銅器》，350；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城崞縣窯子墓地》，78。
（48） 《史记·匈奴列傳》110／50。
長城的建立，與長城外的全面遊牧化互為因果。這個過程可能是：當狄人的生業區被華夏北方諸國佔領時，他們有些往内地流竄，後來被消滅同化，另一部分，則進入農業資源缺乏的鄂爾多斯及其它地區。在因戰爭的流離遷移中，他們能夠移動的財產主要是牲畜，因此他們可能常被迫在一段時間內依賴動物的乳、肉，以及偶爾對其他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的掠奪為生。這些被掠奪的人群，原來就生活在農業的邊緣地帶，一點點經濟生業上的波動，對他們而言即可能是致命的打擊。因此，當農業獲利不多，而定居所冒的風險過大時，他們的選擇可能是投入南方能保護農業的華夏中，或放棄農業加入遊牧劫掠的人群裡。對南方的華夏而言，人口成長帶來對土地新的需求，他們也需要向北方爭奪邊緣農業地帶，將之納入本身的資源區加以保護。值得保護的，應是農業資源可以預期，而所付出的代價尚可忍受的地區。由於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此時已出現了捉摸不定的遊牧人群，因此即使某些地區或仍然有農業聚落，或其農業資源能支持華夏移民，但要保護這兒的定居聚落已變得非常困難。因此，長城的建立，可以說是北方華夏諸國對於擴張資源的需求，以及保護資源可能付出的代價，二者之中的折衷選擇。長城代表了這時華夏所願意積極保護的資源區的極限。華夏形成與長城建立之後，長城外的遊牧世界也相應的形成。由於遊牧是一種無法自足的經濟生態，因此沿著長城展開數千年的資源競爭與維護的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