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特征，而且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因”。应该从天人关系的高度分析它的成因、内涵和价值。精耕细作产生的基础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应对”既定的自然条件、广度和深度空前的农业实践。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支撑了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的发展，促进了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和基础。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仍然要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精耕细作的精神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精耕细作；天人关系；地主制经济；农业现代化

 

 

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探讨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离不开精耕细作这个话题。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主流，而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对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这个观点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许倬云先生在《汉代农业》等论著中对“精耕细作”多所论述，指出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之一。也有的学者称“精耕细作是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切有异于西欧特点的最终归宿”[1]。其实，它不但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我想强调的是，精耕细作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它比较正确地处理天（自然）与人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天人关系的高度来认识精耕细作的成因、内涵和价值。www.11665.cOm

 

 

一、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形成的原因

 

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产生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看法，最常见的是用地主制经济下的小农制或人多地少格局下的“人口压力”来解释。的确，在封建地主制下个体小农（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比之西欧中世纪的农奴，有较多的人身自由，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甚至可以私有土地，而经营规模狭小，经济力量薄弱，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不稳定，这就使得他们有必要、有可能、而且愿意通过多投放活劳动，精细耕作管理，争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解决一家数口的生计。精耕细作传统的形成发展无疑与此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精耕细作的产生，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人口为其必要的前提。最明显的是，精耕细作首先产生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由于地旷人稀，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制度，只是在东汉末年以来大量中原人口的南移以后，才启动了了江南地区新的大规模开发的长期过程，并最终导致唐宋时代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不过，上述两种因素对精耕细作的形成和发展虽然起过重要作用，但并不可能构成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尚未形成的时候，精耕细作已经出现了。

中国虞夏之际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传统农业大体经历以下发展阶段：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以黄河流域的沟洫农业为标识，虽然保留了它所由脱胎的原始农业的若干痕迹，但精耕细作农艺已经萌芽于其中。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精耕细作农艺的成型期，北方旱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臻于成熟，并获得系统的总结。隋、唐、宋、辽、金、元是精耕细作农艺扩展时期，我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并逐步臻于成熟。明、清是精耕细作农艺继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时期。宋以后出现的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人口激增导致原有耕地的紧缺，人们致力于增加复种指数和扩大耕地，土地利用率达到了传统农业的最高水平。

说精耕细作技术出现在战国以前而不是以后，根据是什么呢？在战国以前的沟洫农业中，有三项相互关联的重要技术，这就是垄作、条播和中耕。沟洫体系所形成的畎亩农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行垄作的农田，它为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我国中耕技术出现很早，商周时中耕就备受重视，当时出现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它们由于广泛使用甚至发展为最早的金属铸币。是否实行中耕是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中耕是以实行条播为前提的，而条播和中耕都是在垄作的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正是沟洫体系下所普遍形成的畎亩农田，为垄作、条播和中耕提供了基础。垄作、条播和中耕技术的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这套技术虽然是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才获得系统的总结，但它的产生却不晩于西周春秋时期[2]。此外，据《国语·周语上》所载，我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脉论”在西周末年即已出现。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比较科学的“天时”观念，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指时体系也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春秋时代的郑子产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农功是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的行为，它要求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这正是精耕细作精神的体现。

既然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即已出现，而这时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均未形成，它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是不可能逆时序的。

那么，精耕细作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从有关记载看，上面所说的这套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人民用建立沟洫体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形成了畎亩农田和垄作、条播、中耕配套的技术。因此，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因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其实，这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防旱保墒耕作体系，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唐宋以来成为全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精耕细作农业区，在《禹贡》所反映的时代是“厥土惟凃泥，厥田惟下下”的，劳动人民为了克服低洼易涝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危害，经过长期摸索，建立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的塘埔圩田系统，发展了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才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彻底改变的。我国农民改造利用盐碱地、干旱地、山区低产田等，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反映了我国人民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和智慧。我国自然条件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相当严峻的一面，精耕细作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中有利的一面，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

不仅如此，我国古代农业不是象其他文明古国那样发生在自然条件单一的一隅之地，而是发生在十分宽广的地域内，它跨越寒温热三带，在辽阔的平原盆地，连绵的高山丘陵，众多的河流湖泊，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形成大大小小有相对独立性的地理单元。活动于不同地理单元的各民族，基于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多样性而形成的相对异质的农业文化，这些文化在经常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构成多元交汇、博大恢宏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农业体系中，中国古代人民的农业实践，无论广度和深度，在古代世界都是无与伦比的。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丰富的农业实践，他们之间农业文化的交流和融汇，为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北方旱地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融汇的结果。也正是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融汇，使精耕细作体系不断扩充它的地盘，不断丰富它的内容，使之成为覆盖宽广、影响深远，延续不断的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精耕细作是多元交汇体系的产物。

总之，应该从天人关系（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高度来理解精耕细作的产生。我们不能昧于“人”而不见“天”，也不能昧于“天”而不见“人”。从天人互动关系来考察，精耕细作形成的真正基础是中国人“应对”既定自然环境的实践。这里说的“应对”，是适应与改造的结合。“应对”观既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区别于无视自然环境的唯人类中心论，比较好地反映了正确的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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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2]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取材于《后稷》农书，它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战国时代、而是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的情况。参见拙著：《试论<吕氏春秋·上农>诸篇的时代性》，载《农史研究》第9辑，农业出版社，1989年。

二、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今试举其荦荦大者如下：
 
    （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精耕细作”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艺精华的一种概括，它指的是以土地的集约利用方式为基础的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指导思想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天”（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气候因素）、“地” （主要是农业环境中的土地因素）、“人”（农业的主体）、“稼”（农业生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在“三才”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不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因素之间（农业生物之间、农业环境之间、农业生物与农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物质循环，而且摆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并列，既不是以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这样，人和自然就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正确对待自然，才能正确处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遵循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是精耕细作的灵魂。“三才”理论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它是长期农业实践经验的升华。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地地道道的农业语言和农业智慧。我在《“天人合一”和“三才”理论》一文中，论述了从农业实践中产生的“三才”理论，如何反过来成为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并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渗透到各种学派的学说中，以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烂的色谱中的一种“原色”。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传统农业影响到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而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深层特点的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也打下了以精耕细作为重要特点的传统农业的深刻烙印。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这大概没有比在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中表现得更多典型的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塑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面貌。
 
（二）支撑了中华文明从未中断的发展
    由于精耕细作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天人关系，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巳故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农业尽管遇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但从来没有由于技术指导的错误引起重大的失败。我国传统农业犹如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砍断了一个大枝，很快又长出新的大枝来代替，不但依然绿荫满地，而且比以前更加繁茂了。这是非常正确的论断。事实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精耕细作传统始终没有中断过，而且，正是它成为农业生产和整个社会经济在困难中复苏的重要契机。北魏时，在长期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农业亟待恢复，这时出现了《齐民要术》；元统一后，又一次面临振兴因游牧人蹂躏而残破的农业经济的任务，这时出现了《农桑辑要》和王桢《农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一方面说明精耕细作传统延綿不断，另一方面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发扬精耕细作传统作为克服困难、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古代世界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具有的强大生命力的发达的传统农业，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根基。而中国传统农业强大生命力的来源之一，正是因为它具有一个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体系。
 
（三）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前面说过，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对象（“稼”）、农业环境（“天”和“地”）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联系的动的整体，它强调因时、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不但要求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及其变化来确定不同的种植制度和生产内容，而且把精细的管理贯彻到从耕种到收获、保藏全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与西欧中世纪比较呆板的种植制度和比较粗放的管理迥然不同。具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的劳动者，成为精耕细作农业的内在要求；精耕细作需要有一种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小农经济经营方式与之相适应。现在看来，正是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使西周以来实行的“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劳役制变得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走上了衰亡之路，最终导致了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瓦解和独立自耕农的普遍出现。战国时期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就是在井田制瓦解小农分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兴地主阶级也面临着使用奴隶、雇工，还是使用佃农来经营土地的选择，在战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奴隶制的成分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一度也比较普遍，但它们都没有发展为主导的生产关系。租佃制的实行开始时尽管并不显山露水，但却是扎扎实实地向前发展，到了西汉中期以后，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这是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使用奴隶和雇工都难以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在精耕细作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业上使用奴隶，生产效率低，监督费用高，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主人的皮鞭下劳动的奴隶是不可能精耕细作的。驱使雇工种地，监督也有困难，且不容易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采取分租的形式，使农业劳动者有独立经济，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才适应精耕细作农业的要求。精耕细作对劳动者耕作意愿和主动精神的要求，是租佃关系之所以为人们所接受，获得发展，并最终战胜其他方式取得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实行实物地租的租佃制，正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特点。中国封建地主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私属性的租佃制到契约性租佃制，从分成租制到定额租制，佃农的经济独立性逐步加强，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而这一切都是与精耕细作农业的逐步发展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战国以来长期实行封建地主制是中国传统经济政治制度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近代中国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欧的原因所在。精耕细作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莫过于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四）为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增长比西欧中世纪快得多，这也是与中国实行精耕细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第一，在主要利用人畜力耕作的条件下，精耕细作一般要求投入较多的劳动力，因此，在作为精耕细作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中，“人力”被放在突出的地位；这样，就产生了增殖人口的内在动力，历代统治者一般都注重人口的增殖。第二，精耕细作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使单位面积土地可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就为人口较快的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三个台阶，与精耕细作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时大致吻合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较快的时期是在精耕细作形成以后的战国秦汉时代，在籍人口最多时达五千多万。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水田精耕细作体系形成；到了宋代，我国人口进入又一个增长较快的、而且是长期趋势增长的时期，人口超过了一亿。清代，中国人口长期趋势的增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鸦片战争前夕人口巳突破四亿；这当然有赖于国家统一、社会长期稳定等条件，但其基础仍然是农业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以来精耕细作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展。今天，我们能够以世界上1/7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仍然是与实行精耕细作分不开的。

三、从天人关系看精耕细作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但在近世逐步落伍了。这是一个隐蔽发生的过程。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茶叶和生丝的出口受到严重的挫折，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二十世纪末，许多朝野有识之士发出必须振兴农业的痛切呼吁，纷纷介绍和引进西方的农业科学技术，从此开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步履维艰的过程。直到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继续完成农业现代化的任务。

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既有农业科技外部的原因（封建地主制下小农分散孤立经营，封建剥削的苛重等），也有农业科技内部的原因（重综合轻分析，重定性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意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和利用，而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缺乏精确的数据和精确的概念体系等）。由于不属于本文论题，于此从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无疑应该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但这并不等于要抛弃传统农业中的一切。我们要抛弃的是传统农业中落后的成分，但对其中合理的成分应当继承和发扬。从根本上说（而不是就所有的技术细节说），精耕细作是传统农业中合理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成分。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发扬精耕细作传统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上文谈到，精耕细作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应对”既定自然条件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了对我国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这些认识的正确性是不会由于社会制度的更替而过时的。比起古代，我国自然条件没有根本性变化，人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增无减，依靠精耕细作，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仍然是发展农业生产唯一正确的选择。扩大一点说，世界人口总是不断增加，而耕地却不可能无限的开垦，所以从总体看，世界农业必然是要走集约经营、精耕细作、提高单产的道路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上重新认识精耕细作的意义。我们知道，西方式的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甚至威胁人类未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而，实现经济与环境、资源、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今天，我们再也不能离开可持续发展来谈农业现代化。而农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协调天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继承和发扬以天人相参和天人相协为灵魂的精耕细作传统，就不单是如何协调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

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区别在于，传统农业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内循环，农产品的加工是很初步的；现代农业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一种外循环，农产品的加工非常深入。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农业有外源的能量（石油）的投入，传统农业则除太阳能利用以外，没有外源能投入。正是由于大量外源能的投入，现代农业才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使大量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去从事其他产业，支持了其他生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但现代农业和现代生活方式过分依赖外源能。有资料说，美国家庭每消耗1卡食物能，要消耗9.8卡石油能，约1比10，相应的熵值为6300千卡，无效耗散系数高达90%。美国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它的总能耗却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人夏季三个月消耗的空调电能，等于中国一年的总用电量。石油能是地球三十亿年以前的森林所固定的太阳能，经地质变化埋入地下而形成的储藏能，是不可再生的，好比没有后续的存款，用一点就少一点。如果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加改变地持续下去，就难免有能源枯竭、地球因超负载而崩溃的一天。由于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投入—产出比”下降等一系列弊端已日益暴露。这些情况，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纷纷寻找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因而再次显露出来了。

以“天人相参、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和综合利用，比较注意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比较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与现在提倡的可持续农业的原理是相通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生态农业、立体农业、可持续农业的试验和推广，在某种意义都可视为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但是，可持续农业并非完全排斥外源能的使用的封闭的系统。历史已经证明，没有外源能的投入，不改造传统农业的物质基础，农业要有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农业发展的现阶段，拒绝使用化肥、农药、机械是行不通的。现在应该在强调太阳能循环利用的同时，把石油能的投入和使用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尽量恢复使用有机肥料。同时，作为未雨绸缪的措施，应该积极开展开发利用太阳能的新途径和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实行精耕细作要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使之适应现代的生产条件，取得精确的表现形式。现代科学技术与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结合，应该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

现在，有些地方的农业现代化仍在照搬西方过时的模式，把我们传统中的好东西丢得差不多了，这是令人忧虑的事情。因此，强调精耕细作的传统仍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intensive cultivation,human-nature rel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bstract  intensive cultivation is not onl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griculture, but also the "gen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ause of formation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and its meaning and value should be analyzed by studying human-nature relation. intensive cultivation is based on the unparalleled agricultural practice, in which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dealed with the vested natural conditions. intensive cultivation represen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upporte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eudalist landownership, and therefore provided impetus and foundation for population growth in chinese history. the spirit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represent, to some exten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e, and should b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intensive cultivation,human-nature relation, landownership,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