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⑴。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一课题，而且开始注意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成果和理论方法。thomas j．barfield曾经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特征将现今世界划分为五个主要游牧文化区，分别是，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邻近高原。另外还有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两个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均与典型游牧社会有某种差别的变体地区⑵。笔者近来读到khazanov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大陆、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等地游牧业起源的研究情况，khazanov根据各地游牧业的不同起源背景和经济文化特征将历史上的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⑶。khazanov的文章发表于1983年，其后国外学者已经有了某些新认识，不过该文对于我们了解国外学者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背景材料还是很有帮助的。另外，p．t．robertshaw和d．p．collett的一篇关于从考古学材料中辨识畜牧人群的论文也谈到肯尼亚“非洲裂谷地带”游牧业的起源⑷。这里主要依据khazanov的文章，将国外学者关于近东、中东、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情况译介出来供参考。khazanov文章中有关欧亚草原、沙漠和半沙漠地区的部分笔者已有文章涉及⑸，有关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的材料和认识均不丰富，均从略。wwW.11665.com
 
一、近东地区
 
    thomas j．barfield认为“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文化区，主要饲养单峰驼作为驮畜并提供肉食，沙漠边缘同时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使用山羊毛织物制作的黑帐篷，也从绿洲上的阿拉伯农民手里获取枣椰和其他食物，用公驼与商队交易。khazanov划定的近东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体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游牧文化区”的阿拉伯沙漠部分。
    khazanov指出，曾经一个时期许多学者对西亚新石器时代畜牧专业化的程度估计过高，以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真正游牧民或半游牧民，提出公元前第七千纪扎格罗斯山地(zagros)的居民已经从事某种畜牧业，在永久性定居点以外的山区还有季节性营地。新近成果则说明扎格罗斯山地的畜牧业不会早于公元前第四千纪后半叶，现有材料显然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曾经通行的观点是认为近东在青铜时代(公元前第三至前第二千纪甚至前第四千纪)已经出现纯粹的游牧民，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已经出现游牧民与农民的冲突。虽然近东地区畜牧者与早期农业中心确实存在经济和政治联系，有可能是畜牧与基于灌溉支撑的农耕的分野刺激了经济专门化，但是没有理由以为喜克索斯人(hyksos)、古代犹太人、阿莫里特人(amorites)、苏塔亚人(su- taeans)和阿拉美亚人(arameans)等族群是真正的游牧民，认为古代闪米特人(semites)是原始游牧人的顽固观念在新近研究面前也不成立。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家长制”导致了划分吋段分别进行畜牧饲养和从事农耕的半游牧生活。西部闪米特人饲养绵羊、山羊和少量牛，挽畜主要是驴，单独饲养驴的部落却不一定存在。畜种构成暗示着当时畜牧者的活动范围不可能超出距离水源30英里以外，他们远离农业中心，兼营农业，生活在年降水量100～250毫米的地带，特别是在没有灌溉或者灌溉技术不发达但是仍然可以收获的地区。这时的畜牧者以部落规模缓慢而渐次地迁移，逐渐渗透至农耕区边界，向农业区的迁移经常导致定居。推测公元前第三、前第二千纪近东地区存在着畜牧饲养业和半游牧的畜牧业，但是并非真正的游牧业，纯粹游牧族群即便存在亦只是极端个例。
khazanov认为，近东地区的主要畜牧业中心是阿拉伯半岛。自公元前第三千纪结束时开始，在阿拉伯中部小牲畜最终取代了牛，不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时畜牧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年代还可以讨论。撒哈拉—阿拉伯地区最后的干旱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并沿续至今，这可能导致畜牧者移动到农耕区边界。但是阿拉伯游牧化的最终形成与骆驼成为骑乘动物有关。一般认为骆驼的驯养开始于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叶或者后半叶。有些学者认为近东各地骆驼驯养的发生情况不尽相同，年代亦早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有些学者以为甚至可以早至公元前第四千纪。有些学者则指出骆驼驯化与骆驼饲养专门化不同，其间当有巨大的时间差距。受半岛干燥化影响，骆驼饲养的专门化有可能出现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阿拉伯半岛的某一地区，这导致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内陆地区真正游牧民的散布。为了扩充草埸以增加牲畜、获取农产品以及与定居社会进行贸易，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入侵的游牧民席卷约旦至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开始阶段甚至更早，马匹出现在近东农业区，长期被视为珍稀动物。公元前第二千纪时轻便四轮战车颇为流行，马匹几乎从未成为骑乘动物，当时及稍后流动的畜牧者较少使用最初饲养于山区的马匹。阿拉伯半岛的马匹最初出现于一世纪初期，有的学者强调在阿拉伯半岛骆驼替代了马匹的作用。近东类型中的阿拉伯亚型最终形成的时间意见不一。有些学者提出公元前第一千纪末叶在阿拉伯北部出现一种新型骆驼鞍桥，有利于骑士解脱双手，这样就显著地提高了军事效率，此后才谈得上真正的阿拉伯游牧民。有的学者将游牧时期定在公元前三世纪，甚至晚到“公元”至“穆罕默德时代”之间。有的学者以为阿拉伯半岛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这个见解可以商榷，不过在古代期结束和中世纪开始阶段部分游牧民确实有可能来自定居者。
 
二、中东地区
 
    khazanov划定的中东地区包括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的游牧文化区。在现代民族志材料中，这里主要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根据地势依海拔高度迁徙，畜群种类颇有差异，包括绵羊、山羊、马、双峰驼和驴，牧民在农庄里饲养对牧埸和水源要求更高的牛，用畜肉和毛、奶、皮革制品与农民交易谷物和其它制品，谷物在饮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牧民用黑山羊毛织物制作的帐篷设立营地。以下是khazanov对中东地区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评述。
    畜牧甚至半游牧人群出现在伊朗山地和亚美尼亚高原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年代非常旱，但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游牧民。古提安人(cutians)和加喜特人(kassites)似非真正的游牧民，几乎没有文献提及公元前第一千纪和公元第一千纪前半叶的流动畜牧者，这与中世纪的景象迥然有别。在古典期的小亚细亚，虽然畜牧人群随季节变化将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却不是真正游牧民；在古典期的伊朗，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的六个部落中有四个是游牧民。史料中的畜牧者虽然普遍，真正的游牧民却较少，法尔斯地区(fars)有骆驼饲养者。其后第一批出现的游牧民是山地居民，他们给各种政治集团特别是希腊人带来冲击，被称为“流浪者”和“抢劫者”。马地亚人(mardeans)、卡都西亚人(cadusians)、科萨亚人(cossaeans)、攸克西亚人(uxians)、埃拉米亚人(elameans)、帕瑞塔卡人(paraetaceni)与后来的库尔德(kurds)人和鲁尔人(lurs)相似，与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也有些相似，均存在辅助性的定居和农业。在畜种构成方面，这些山地部落的小牲畜与大牲畜同样重要，但是几乎没有乘畜，几乎没有马匹，更几乎没有骆驼，文献中他们通常都是徒步的弓箭手。
    出现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游牧人来自欧亚草原，但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帕尼人(parni)、塞种人(sakas)、贵霜人(kushans)、阿兰人(alans)、乔尼特人(chionites)、*[口+厌]哒人(ephhthalites)等族群通常定居下来，因此并未对当地畜牧生产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洪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特别是农业城邦的崩溃和各种游牧势力的增长，导致游牧区扩大和游牧民增加。在中东地区中世纪的游牧化进程中阿拉伯人发挥的作用较之欧亚草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要小得多。游牧化以各种方式发生，最主要的方式是游牧民直接移民进入中东占有土地，这经常与驱逐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相伴随。游牧民力图保持其经济方式，但是生态环境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他们不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对单峰驼而言那里太过寒冷。在伊朗，他们局限在法尔斯地区(fars)的西南省份，并且部分占有库泽斯坦(khuzistan)，游牧民的主体在库拉珊地区(khurasan)逐渐定居下来并且伊朗化；但是突厥人带着更习惯于寒冷的双峰驼和马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塞尔柱突厥(saljuq)征服以后。然后通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扩展。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尤其是西部)的自然条件适宜农耕，而且中央政府往往鼓励定居，游牧业的发展颇受局限。游牧民涌人更为干旱的伊朗的浪潮持续了数百年，尤以十一、十二世纪的塞尔柱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为甚，十二至十四世纪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中央政府经常将游牧民重新组合和迁徙，因此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游牧民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导致当地孤立的农耕、半农耕族群游牧化。在阿富汗南部，十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一些孤立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在乌古斯人(oghuz)移民和和欧亚草原游牧民入侵之后游牧业才成为阿富汗的传统经济形式。
这种游牧化的连锁反应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发生在欧亚草原，在中东地区则完成于二千年之后，是一个拖延而断续的过程，至公元第二千纪时游牧民才真正占据了全部适宜生态环境带。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游牧或半游牧亚型，来自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畜牧移民古尔于人(gurgan)、穆格汗人(mughan)和库拉珊人(khurasan)的牲畜组合以绵羊和马为基础，受欧亚草原影响最为强烈。第二个亚型与骆驼饲养和枣椰种植有关，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玛克兰(makran)和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的畜牧者，受到近东类型的影响。第三个亚型分布在山区，包括鲁尔人(lurs)、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凯什盖人(qashghai)、库尔德人(kurds)等，小牲畜饲养更为发达，但是古代大牲畜的数量较今天更多。整体来说，欧亚草原游牧民对伊朗和阿富汗游牧业的影响较之阿拉伯游牧民要大得多，许多伊朗语词汇借自突厥语并非巧合，这种影响源自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不过中世纪时单峰驼更具优势，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双峰驼则几乎遍布伊朗。

三、北非地区
 
    非洲大陆的畜牧业有多种形式，但是相互间存在影响。khazanov虽然将非洲大陆的游牧业起源研究列为一个标题，实际上却是分为北非和东非分别加以讨论。在thomas j．barfield的划分体系中，北非属于“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游牧文化区”的一部分，本文首先介绍北非的情况。khazanov认为新证据可以说明非洲大陆的畜牧业源自本土的埃及和北非，但是尚不清楚各地的起源情况以及与外部刺激甚至亚洲移民间的关系。不过古代埃及的畜牧业一直与附属农业有关，北非广泛存在的畜牧业的中心则是撒哈拉。
    khazanov认为，驯养动物可能在公元前第七千纪出现在北非。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撒哈拉和萨赫尔(sahel)的畜牧者饲养牛、绵羊和山羊。不过根据岩画得出新石器时代饲养牛群的真正游牧民已经占据撒哈拉沙漠的判断则未必是事实。这时的畜牧者特别是其中的个体集团具有相当流动性。但是缺失马、骆驼这类骑乘动物，说明其流动有限，而且没有饲养驴的明确记载，而半游牧民较之纯粹游牧民更宜于饲养驴。随之，撒哈拉的干旱化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和后叶明显加强，气候更为干燥时，人群便向东、向南迁徙，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气候条件，经济生活中的畜牧成分增加了，畜牧人群的流动性亦增强。可以证明在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撒哈拉已经被真正的游牧人占据的材料太少，即便是存在完全放弃农业的人群，也谈不上真正的游牧社会。传统观点认为马匹在公元前1700年(或者稍后二、三百年)出现在埃及，然后在北非迅速传播。但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马匹主要用作挽畜，至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骑乘才取代车辆。撒哈拉开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当时马匹的作用不如后世的骆驼。因此北非公元前第三、第二千纪的畜牧者在本质上不同于后世的东非畜牧者，因为牛并不是最重要的畜种。
    khazanov谨慎地推测真正游牧者出现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开端，希腊文献中将此时北非东部的游牧者称为“肉食者”和“饮奶者”，西部的农民则被称为“谷物食用者”。随着骆驼被引入畜牧经济，北非的游牧化最终得以完成，这一进程持续了相当长时间。有些学者认为骆驼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出现于埃及(或者略早至亚述征服时期)，出现在其他北非国家的时间则晚得多，有学者将其与六世纪穆斯林的入侵联系，有些学者将年代定在一世纪。不过骆驼在《圣经》中的“家长”时期即已出现于埃及，而在罗马入侵之前的北非各地已经遍布从埃及和撒哈拉带入的骆驼。马匹与骆驼在北非短暂共存不及数百年，最终骆驼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世纪时北非的骆驼饲养者最终代替了牧羊人，并且在罗马人的压力下进入撒哈拉。这一阶段北非尤其是撒哈拉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业有某种相似性，至中世纪时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五世纪或者六世纪饲养骆驼的撒哈拉游牧民涌入罗马人占据的农耕区。七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对于当地的游牧业几乎未产生影响。但是随后的游牧部落，特别是十一世纪希拉利亚人(hilalian)的移民及其影响则标志着这一漫长进程的结束。
努比亚(一般是指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至苏丹喀土穆一带)地理上介乎北非和东非之间，畜牧业出现的时间和背景不清楚。考虑到努比亚与埃及在古代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本文将其附于北非地区。khazanov认为公元前第五、第四千纪努比亚在埃及的影响下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但是不能排除努比亚的食物生产经济后来也受到其他外来影响(撒哈拉的移民和阿拉伯半岛)的可能性。至公元前第四、第三千纪畜牧业有可能发展为努比亚北部的经济基础，埃及第六王朝的铭文中提及努比亚的畜牧部落，但是并没有充足证据说明他们是真正游牧民。中王国末期马匹出现在努比亚，显然不是骑乘动物，在畜牧经济中亦不占重要地位。这一地区游牧民出现在公元前第一千纪。骆驼只是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结束之际才出现在努比亚，此后苏丹独立出现“近东类型”的迹象，也可以设想此时已经出现“东非类型”的特征。文献中出现了“以煮沸的牛奶搀血为食”的“饮血者”。当时的苏丹已是移民地带，不同类型的游牧民相邻而居彼此影响。中世纪时更加复杂，环境因素以外，部分上也与外部压力和移民有关。
 
四、东非地区
 
    thomas j．barfield认为“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文化区。牛是这里最重要的牲畜，也饲养绵羊和山羊，在北部沙漠亦饲养骆驼，这些牲畜为牧民提供肉食以及血、奶制品，而驴只是驮畜；几乎不进行狩猎；牧民建筑棚屋，而且存在由妇女专门负责的园艺业。与其他游牧文化区最大的区別是很少使用运输性动物，而且完全没有帐篷。这个游牧文化区的重心实际上是东非，p．蓬特对吉埃人、卡拉莫乔人、图尔卡纳人、桑布鲁人、马赛人，d．图坦对穆尔西人，埃文思一普里查德对努尔人，拉达和内维尔·戴森—哈德逊对卡里莫炯人等东非游牧民的考察都比较著名⑹。
    khazanov认为公元前第二千纪后半叶和公元前第一千纪，食物生产经济已经开始从努比亚向南和东南方向传播；公元前第一千纪肯尼亚和非洲裂谷地区已经出现畜牧者，有时也种植谷物。一世纪伊始谷物生产经济甚至抵达南非。语言学证据说明当班图人出现在东非南部和南非部分地区之前畜牧业已经出现。津巴布韦的畜牧业也有重要位置，但并不是真正的游牧业。整体上这一时期仍然是混合经济，不过某些族群可能出现畜牧专门化。公元第一千纪结束和第二千纪开始阶段东非畜牧人群的迁移仅是东非类型漫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马赛人(maasai)十七世纪才出现在东非，而且不是最后一支迁入的游牧族群。公元第一、第二千纪之交，在埃塞俄比亚高原或者开阔地带(包括苏丹南部)，长角牛与短角瘤牛的杂交品种长角瘤牛随着北方移民扩散至中非和东非，成为最普遍的牛种。但是东非类型的最终形成却是不久以前(公元第二千纪后半叶)的事情。这些畜牧人群在公元第一千纪的结束和第二千纪开始时期进行迁移的动因不是很清楚，一般而言游牧民的迁移与牲畜增加和草埸不足有关，特定时期的干旱气候亦应考虑(至十五世纪时东非气候才开始湿润化，森林扩展)。khazanov认为非洲之角游牧业的起源和发展进程亦相当复杂。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动物驯养和谷物种植至少是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甚至可能早至公元前第三千纪，源自尼罗河谷。非洲之角的农业—畜牧业(或畜牧业—农业)复合体不断扩展，逐渐向畜牧业过渡。三个基础因素决定了这一进程的特征——不断增强的干燥化、现今自然条件(只有索马里属于典型干旱气候)以及与阿拉伯地区地理和历史上的亲近性。有关非洲之角早期畜牧业发展情况的考古学证据还不清楚。索马里等地的早期岩画中刻划出牧人和长角牛，相当一个时期以后(约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瘤牛出现在岩画上，至公元前一世纪和公元一世纪出现了骆驼，骆驼的出现与阿拉伯移民有关。非洲之角游牧业的发展方向可能与近东类型中的阿拉伯亚型密切相关，与东非类型更为密切。十四世纪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还写道饲养骆驼和绵羊的游牧民生活在非洲之角。随着索马里人的入居，非洲之角游牧业的特征最终形成于公元第二千纪，与近东类型有某些相似性，阿拉伯人在其中发挥的辅助性影响则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有关。
    另外，在讨论肯尼亚“中央裂谷地带”及其邻近半干旱地区游牧业起源问题时经常涉及“畜牧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一般是指在“晚期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平上以畜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由牧民或者猎人兼牧民构成，以畜牧作为基本生产生活方式。p．t．robertshaw和d．p．collett指出，“畜牧新石器时代”遗址存在两种动物群构成，一种以驯养动物牛和公山羊占优势；一种在驯养动物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中型有蹄类野生动物。他们认为也可以将“畜牧新石器时代”的人群推想为占据平原地区的从事混合经济的农夫，不过其文化心理倾向于畜牧。p．t．robertshaw和d．p．collett提出了“中央裂谷地带”畜牧经济类型的发展模式。他们认为，在公元200年—公元300年左右的早期铁器时代，农耕居民进占了作为肯尼亚主要农耕区的东部高地，其时“裂谷地带”的“畜牧新石器时代”人群便从农耕束缚中解脱出来，可以从邻近地区通过贸易来获取农产品，于是有可能增加牲畜并集中精力于专业化的畜牧经营，其生计方式便从农耕和狩猎混合型转化为专业畜牧经营型，从而为专业游牧化奠定了基础。
    thonras j．barfield关于游牧文化区的划分体系很大程度上依据于现代民族志材料和自然地理状况，主要反映着现今游牧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khazanov游牧类型的划分体系则更多地考虑到各地游牧业起源的不同背景以及不同起源背景在游牧类型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文化类型的划分。这一划分体系比较充分地注意到社会发展、文化交流和环境变迁与经济文化特征的形成、发展、更替、变化等方面的“历时”联系，而且与自然地理区域未必完全重合。当然，前一划分体系也同样考虑到历史因素，后一划分体系也必然借鉴现代民族志材料，因此两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契合。国外学者近来倾向于游牧出自混合经济的观点，列举出气候干旱、气温下降、人口压力、农业扩张、沟渠灌溉、都市发展、聚落扩展、工艺专门化、贸易联系、政治压力、牲畜增加、草埸枯竭、迁徙等方面的动因。khazanov认为各地游牧业的发生均有具体背景，不过可以归纳为两种途径。欧亚草原类型、近东类型、欧亚北部类型首先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向游牧的转化基本是独立完成的，虽然并不排斥借用驯养动物和技能。中东类型、亚洲内陆高原类型的起源则是以传播扩散为特征——其他地域的游牧民依仗军事优势等背景向适宜的新环境带扩展，逐渐适应并且最终占据，东非类型的形成大约也属于后者。khazanov认为，就整体而言，近东类型是在不晚于欧亚草原类型一千年以后的中世纪形成的，但是欧亚草原类型并未对其产生实质性影响。近东类型是一系列战争、入侵、移民和征服的结果，而且不像欧亚草原类型那样几乎占据了全部适宜空间。不过两者的形成也有许多共性，包括均源自混合经济、家畜饲养普遍化和半游牧化；畜牧业普遍化的最初形式均是基于小牲畜的初步饲养；马匹与骆驼功用相似。且都是在经历了一个长期阶段之后最终得以充分利用；在向游牧业转化的过程中，至少是在畜种构成及利用方面均与特殊的气候变化有关；而且两个地区的游牧民从初始即与定居城邦发生密切联系。khazanov认为中东地区游牧业的起源与近东有很大差别，近东地区独立出现的游牧业与阿拉伯半岛畜牧中心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有关，中东地区则是外部冲击(特别是直接移民)的结果，而且游牧业的分布不及外来移民的分布普遍。同时也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就游牧业的经济文化特征和起源方面而言，它是介于欧亚草原类型和近东类型的中间形态。khazanov认为东非地区游牧经济的建立是一个颇为拖延的进程，而且东非类型的形成过程较之既有认识要拖延许多，其形成与气候变化有关。以上是国外学者关于近东、中东和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一些背景材料，其认识对于中国学者或有启示意义。
 
注释：
    ⑴  王明柯：《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游牧业的起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二分，1994年。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打印稿)，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2年。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4期。
    ⑵  thomas j．barfield：《the nomadic alternative》，1993 by prentice-hall．inc．a simon & schuster comoany．
    ⑶  a．m．khazanov：《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⑷  p．t．robertshaw and d．p．collett：《the identification of pastoral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an example from east africa》(引文郑君雷译)，world archaeology 15．1：67—78．1983．
    ⑸  郑君雷：《西方学者关于游牧文化起源研究的简要评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3期。
    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非洲狩猎民族游牧民族》，1982年。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努尔人》(褚建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f．普洛格、d．c．贝茨：《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吴爱明等译)第二部分第七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