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之后，西藏高原原始文化与相邻地区诸文化的交流以及高原内部文化类型（或部落联盟）之间的交流融合更加频繁，开始形成相对稳定的交往通行路线或相对发达和畅通的交通地理区，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墓葬岩画看高原而向中原道路交通的畅通

青藏高原东北部和东部作为西藏与其北、东相邻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通道地区，其作用和规模在部落族盟时代都有所扩大，并且对西藏腹心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原始文化通过藏东及藏东北地区与相邻原始文化的交流，主要形成了象卡若类型这样一种与甘青地区和川西、滇北地区原始文化有关联的区域文化，但对西藏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如曲贡类型等）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到了这一时期情况则有所改变。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一阶段早期石室墓出土陶器多见平底或圈足的大双耳罐，具有十分明显的黄河上游地区青铜文化的陶器特征，并与川西，滇北石棺葬有较多相似性，说明这一时期以藏东三江河谷地带为主要通道的西北、西南区域文化交流仍然比较频繁并且使三江地区的交往通道作用趋于相对稳定。可以认为香贝类型的石棺墓主要就是这种稳定的区域文化交流的产物。以曲贡ⅱ区石室墓为代表的西藏腹心地区早期石室墓和以隆子夏拉木石棺墓为代表的藏东南地区早期石室墓，以及西部地区石丘墓等，同样存在与西藏北部、东北部相邻文化有关的因素，如夏拉木石棺墓出土的长条形石斧、西部石丘墓的原始火葬习俗、上述诸类型石棺墓中常见的二次葬和屈肢葬、殉牲习俗、曲贡ⅱ区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圜底带流陶罐等，这些因素“又似乎多来自与西藏相邻的西北地区”。Www.11665.COm包括黄河上游地区和新疆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北方地区②，这就说明此时西藏高原与其北、东相邻地区文化的交流已不是仅限于藏东三江河谷等边缘地区，包括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腹心地区在内的西藏其它地区也与其北、东相邻文化有了较多的交流。西藏北、东北毗邻的新疆、甘青地区是中国最早出现铜器和冶铁技术的地区之一③，同时又是最早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之所在，这样一种交通与物质都较发达的区域文化通过高原东部或东北地区进入西藏，势必对后者的文化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远距离文化交流的发生，同时也证明了藏东、藏东北地区已经成为高原与其北、东相邻地区之间的稳定的交往通道。可以推测，其后在公元7世纪至9世纪，吐蕃王朝对其东北邻地的军事征伐和遣使朝贡路线的确定，都与这一时期经由东北通道对周邻地区文化状况及地理状况的了解有关。

其次，这一时期分布于西藏西、北部的早期岩画也显示出其与东、北毗邻地区文化相关的某些因素。例如，在西藏早期岩画的动物形象中，众多的牦牛形象十分突出，这类独一无二的高原动物使西藏岩画具有不同于其它地区岩画的显着地域特征。而在西藏东北的青海也发现“牦牛是青海岩画中最富有特征的动物形象之一”，并且“青海岩画中的牦牛形象亦具有青藏高原土著文化的特殊意义”。①同时，青海岩画中包括鹰和鹿在内的一些动物形象，则被认为是与西藏早期苯教信仰有关。②这表明分布在高原东北部的青海岩画不仅与西藏岩画具有相似的地理生态环境，而且两者在文化特征方面都“具有青藏高原土著文化的特殊意义”。西藏、青海两地岩画的这种相似性或相关性，恰好说明了西藏早期岩画中所具有的某些北方岩画因素，正是通过高原东北通道及青海地区与北方游牧文化发生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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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霍巍《西藏高原墓葬考古的新发现与藏族族源研究》，载《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载《考古》1993年6期。

① 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汤惠生《试论青海岩画中的几种动物图案形象》，载《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二、西藏史前交通东向发展的地理特征

 

西藏史前时期交通的形成与发展，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在高原史前文化内部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之间不断交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特定的高原文化在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中发展的产物。从旧石器时代起，西藏原始文化即与其东北、东南以及西部的我国北方和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和印度河上游地区旧石器文化有过交往，与我国境内旧石器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此后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类型之间及与高原周邻文化之间的交流往来更加频繁，主要表现为随着中全新世“高温期”的出现和消失而发生的高海拔区狩猎经济文化与低海拔区农耕经济文化间的迁徒交流，以高原东部、东北部地区为信道的与西北地区新石器文化和西南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不排除通过藏西外流水域河谷地带与南亚北部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进入青铜时代之后，高原内外文化交流与通行往来的规模进一步得到发展，突出表现在与东部及北部地区原始文化的交往规模和距离都有所扩大，并由此对腹心地区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以高原西部为通道地区与西邻文化的交往也有了发展，而高原内部的部落兼并及融合又促进了南北东西不同地区之间生产技术和贸易经济的交流，以及相对稳定的通行路线的形成。西藏史前时期的内外文化交流，绝非单纯是人口或文化传统的迁移和变异，它还包括人们的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各类商品甚至各种牲畜等通过一定的传运方式往返于不同的地区。这种远距离的传运和迁移，使人们在有限的高原地理环境中寻找和确认了最省时、省力的理想路线，并随之出现了桥梁等交通设施，从而奠定了西藏古代交通的基本格局。

从西藏史前交通的地理特征来看，原始先民们很早就对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了一定的认识。在整个史前时期，与高原外部文化的交流基本都经由东部的三江河谷通道、东北部高差较小的黄河与长江源头地区以及西部外流水系河谷通道等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而高原内部文化之间的交往，则主要以水源充足、地势平缓、视野开阔的河谷地带及高原宽谷为通道，并且在高原气候出现转好的“高温期”时，史前先民们则利用这种自然条件的变化从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区进行文化的迁移和扩张。西藏高原地理格局和区域差异的特殊性，不仅使史前时期对外文化的交流的主要信道始终处于高原的东部或东北地区，从而促进了其文化与高原东、北相邻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使史前先民们在高原内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高海拔的自然条件中经过艰苦卓绝的交通开发历程而发展了自身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