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旧石器时代的联系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古代文明的民族之一。早在远古时期，藏族先民就在开发青藏高原的过程中与周边各民族，特别是黄河流域远古文明的开发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和交往。要考察这种联系和交往，就必须对西藏远古文明做必要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人种形成及氏族部落萌芽的重要时期。目前为止，西藏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8处，分布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境内，相对集中于西藏的北部和西部。上述发现，以定日县的苏热和申扎县的珠洛勒两处较具代表性。在苏热共采集石片、石器40件，其年代初步推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大约距今5万年。从中反映出制造和使用这种石器的藏族先民有了比较丰富的劳动经验和较熟练的劳动技能，主要从事狩猎和采撷。珠洛勒共采集石片、石器14件，与苏热石器属同一类型，但年代稍晚，且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西藏地区旧石器在器型和工艺等方面明显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即石片石器占绝大多数，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组合形式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型最为普通。西藏发现的旧石器几乎全是此类石片石器，如在藏北申扎县珠洛勒等地点发现的旧石器，安志敏先生认为其主要器形“均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的遗物相近似或基本一致，同时相似的器形也见于河北阳原虎头梁和山西沁水下川遗址，类似的椭圆形长刮器还见于云南宜良板桥遗址”。①张森水先生对定日县苏热地点旧石器的分析认为：“如将定日的标本与云南宜良的旧石器和宁夏水洞的旧石器以及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晚期的旧石器加以比较，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wwW.11665.Com②发现于吉隆县哈东淌等地点的旧石器在工具类型和以砾石为加工原料等方面“都显示出与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相似性”。③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亚洲旧石器文化与西藏旧石器文化可能发生过交流的应主要是中国华北和西南地区以及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的同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高原西部、北部及南部地区，而高原北邻的新疆和南邻的印度恒河平原地区均未发现有与西藏旧石器文化相似的同期文化遗存，因此可以推断西藏旧石器文化与中国华北地区、西南地区旧石器文化发生交流的主要通道应是高原西部的外流河流域、东部的三江河谷以及东北部黄河、长江源头的高原地区。这三个地区都具有海拔高差相对较小、水源丰富、河谷畅通等易于人类迁徒和文化传播的地理条件，因此在生产力水平和通行能力相对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成为西藏高原与相邻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上述三个地区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成为西藏与相邻地区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并且在其后的新石器时代经由这三条主要信道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比较频繁且规模亦有所扩大。代表藏东的新石器文化类型，正好分布于易于南北向交往通行的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在其北部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类型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斧）、安装石叶的骨质刀梗、典型的细石器、陶器中的器形及纹饰等、圆形或方形的半地穴式居址、粟类农作物等因素均可在马家窑、齐家文化中见到同类遗存。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还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西藏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期人类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和祖国境内其它地区的原始居民存在着共同的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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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载《考古》1979年第6期。
② 张森水《西藏定日新发现的旧石器》，载《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第四纪地质》，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③ 索朗旺堆《西藏考古新发现综述》，载《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二、新石器时代的联系
1、新石器时的卡若文化与中原的联系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藏族先民的原始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迄今为止，西藏地区已发现的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多达50多处。按照不同地域及各自文化特征，大约分为三大类：以藏东河谷区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以藏北高原细小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
卡若文化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距今4,955土100年～4,280土100年，晚期距今3,930土80年。共发掘房屋遗址28座，打制石器6,000余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629件，骨器366件，陶片20,000余件以及大量粟米、谷灰和动物骨骼。①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古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卡若文化的打制石器有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刃石刀等，这些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都有发现。卡若文化的陶器特点和器型也与马家窑系统类似。彩陶被认为是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属氐羌系统）的主要特征，而在卡若遗址中出土了类似的彩陶、其制作风格与马家文化的类型相似。卡若的半地穴式房屋建筑式样以及陶瓷上的刻符，花纹呈现出与同时代黄河中上游以半坡仰韶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卡若文化出现这些地方特点，说明它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但同时，卡若文化又大量吸收了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文化的因素，使其无论在石器的类型、制作技术、陶器风格、房屋建筑式样等方面均呈现出与同一时代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相似的面貌。
2、粟及卡若居民与黄河流域的关系
卡若遗址发现的人工栽培作物粟，是一种典型的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因素。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粟的国家。粟性耐干旱，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我国现已发现有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5处，这些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其中包括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如甘肃永靖大何庄、马家湾，青海乐都柳湾等地都有发现。①但最早的粟则发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二者皆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其中磁山遗址出土的粟距今7,300年，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粟。有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中国粟就已由东向西传播，经阿拉伯、小亚细亚、俄国、奥地利，以至传遍整个欧洲。”②很明显，这条粟的传播路线是从中原地区沿黄河而上，经甘青地区，一支向西由新疆而进入阿拉伯、小亚细亚；另一支则向南沿岷江而下，进入西藏高原东端的横断山脉河谷区，并从这里向南传往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也发现了粟。③卡若遗址中的粟应是由马家窑系统文化向南传播而来的。由此可知，卡若文化在当时通过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已经同中原地区的原始文化发生了某种联系。
从卡若文化的内涵看，它既不是纯粹的土著文化，也不是纯粹的外来文化，而应是两者的结合体。卡若居民群体，其主体应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与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的氐羌系统的居民融合而成。《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江水”、“若水”分别是岷江和雅砻江的古称。从这段记载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黄河流域氐羌系统的居民就不断从甘、青地区南下，向西藏高原东端的雅砻江、岷江流域迁徒。如马家窑系统文化的彩陶和打制有肩石斧，不仅在卡若遗址中有发现，在沿青藏高原东端南下直达云南境内的广阔区域内也均有发现，学者们把这两者当作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系统原始居民从黄河上游地区南下，进入横断山脉区域的直接证据。④他们进入横断山区以后，一部分沿澜沧江和怒江而上，进入藏东河谷区，并逐渐与当地从事狩猎和原始农耕的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其余的大部分则散居于横断山脉区域，逐渐成为当地占主体地位的原始居民。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具有的相似性，当是这种共同族系在文化上的反映。此外，卡若文化与横断山脉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原始文化也存在一定联系。
曲贡遗址出土石器大多为打制石器，有石刀、石梳、石磨等农业生产工具，并有少量骨质工具和一件青铜器。陶器有单、双耳罐，大肚高颈罐和工艺水平极高的棱形纹黑陶罐。另外还发现墓葬坑和四具完整的人骨架。从文化面貌看，曲贡文化比卡若文化时间晚，距今约3,500—4,000年间，水平高，已开始跨入青铜器时代的门槛。⑤
3、细石器文化的相互联系
如果说，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土著成份的土著文化系统，只是因为各自所处地域及发展阶段不同以及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不同而在文化面貌上出现了差异，那么广泛分布于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则有可能是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区进入西藏高原的游牧文化。
细石器文化在整个西藏分布极为广泛，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均属同一文化系统。细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有两大系统，即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和石叶形细石器文化。前者分布于欧洲、北非、中亚、南亚等地，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头上打下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长方形、梯形等石刀；后者分布于中、东亚和美洲西北部，其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刻上剥下窄长的细石叶，用以加工各类石叶细石器。石叶细石器最早起源于我国华北地区，因为华北旧石器从初期到晚期存在石器从大到小的发展序列，与后来形成的石叶细石器有明显的继承关系。西藏出土的细石器无论类型或工艺都与我国东北、内蒙、华北北部至新疆一带分布的细石器属同一文化系统，即“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首先，藏北细石器文化与本土的旧石器文化之间无任何联系。目前发现细石器的地区虽然同样发现了旧石器，但二者并不共存。以同时发现细石器和旧石器的藏北申扎、双湖一带为例，该地细石器多分布在河流古岸的第二级台地上，而旧石器则分布于地势稍高的山麓洪积扇前沿表面，分布地点完全不同。此外西藏细石器与旧石器无论在石器原料、制作工艺和类型等方面都截然不同，二者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西藏细石器文化不是从本土旧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反，西藏高原细石器无论在特征、类型或技术传统上都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从西藏高原细石器出现较晚，缺乏原始的器形，同时又与本地旧石器没有继承关系等迹象看，它显然属于我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极有可能是华北细石器传统经过北方草原地区向南传播进入西藏高原的一支。此外，卡若遗址曾发现用作装饰品的海贝（cowrie shell），而以海贝作为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黄河上游及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的习俗①。西藏高原远离出产此类海贝的南海，说明这类装饰品应是卡若文化与其北方黄河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交流的产物。就卡若遗存的诸多特征而言，可以认为“卡若文化是一种吸收了西北氐羌系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②。另一方面，在卡若类型文化分布区以南的金沙江、澜沧江中游及其支流流域的川西、滇北地区则发现了多处文化特征与卡若类型相近的史前遗址，包括云县芒怀③、元谋大墩子④、宾川白羊村⑤、西昌礼州⑥、汉源狮子山⑦、丹巴罕格依⑧等遗址。这类遗存中的有孔石刀、长条形石锛（斧、凿）、典型细石器、平底绳纹陶器和彩陶器、骨器、以石为主的建筑遗迹等文化因素，都与卡若文化类型相似，其时代亦晚于卡若文化类型，这可以说明川西、滇北该类原始文化可能受到卡若类型文化向南传播的影响。因此，以藏东三江流域为主线的南北通道，在新石器时代（含细石器）对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地理上形成了黄河上游河段的甘青地区→藏东三江深峡河谷地区→川西滇北高原地区这样一条文化交流的大走廊。卡若类型所体现的文化源流上的特征说明，藏东三江地区正是这条“大走廊”中的一段。而在高原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藏西北文化类型”，也在此时与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的腹心地区史前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在拉萨曲贡、贡嘎昌果乃至昌都卡若等遗址发现的典型且成熟的细石器，均可能是这种高原狩猎、农耕文化之间交流的标志。同时，也不排除高原西北部地区的原始文化，由于经济形态的相似而通过黄河上游甘青地区与北方广泛分布的狩猎文化之间发生了一定的交流。此外，还需要提到的是，在南亚大陆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发现的大约距今4，000多年前的布鲁扎霍姆文化中，亦存在如长方形、圆形的半地穴式居住遗迹、埋葬中的涂朱现象、长条形磨制石斧（锛）和有孔石刀、骨锥骨针、磨盘磨棒以及平底黑、灰色陶器等“与中国北部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容非常接近的因素”。①
综上所述，西藏远古文明并不是封闭孤立的，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东部黄河流域文明发生了某种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关系。
4、墓葬习俗的相互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同样是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继细石器之后而出现的文化因素。石丘墓和大石遗迹大体分布于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带，尤其集中分布于东北和西南两大地区②，基本上属北方细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
在卡若遗址、曲贡遗址中骨笄出土于河北磁山遗址，作为簪发、着冠用具，笄在黄河中游一带的大量发现，体现着当时中原华夏民族普遍采用的结发形式，即束发盘髻或辫发盘髻之类③在藏东的卡若文化和西藏腹心地带的拉萨曲贡文化遗址中，都发掘出骨笄，由此可以推知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先民中“至少男女两性之一是有梳发髻的习惯的”。
在今青海、甘肃等省的黄河中上游地区，是我国历史上氐羌系统的古代先民活动的核心地区之一，也是后来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近大半个世纪以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艰辛努力，发现和发掘的许多古代氐羌系统先民的文化遗址，其中，与藏族建筑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卡约文化遗址。有许多建筑和古城堡都与藏族建筑相似，且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卡约墓葬中发掘了坟丘墓。”按照卡约的墓丘来推断，其时的阴宅使用夯筑技术筑成的坟丘，那幺阳宅亦是相对应的夯土建筑。从这点上认识，这种早期的夯土建筑与后来这里的藏族的夯土建筑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而与其它藏区的夯土建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说，这是早期氐羌文化和西藏本土文化在建筑上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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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恩正、冷健《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有关问题》，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①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112页。
② 吴梓材《古粟考》，载《史前研究》1983年创刊号。
③ 童恩正《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载《文物》1983年9期。
④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
① 李永宪、霍巍《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载《考古》1990年3期。
②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③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云县芒怀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77第3期。
④ 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大墩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77年1期。
⑤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⑥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⑦ 马继贤《汉源县狮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⑧ 阿祖君《丹巴县罕格依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
① 徐朝龙《喜玛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载《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②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③ 参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第9—10页。
三、金属时代的联系
1、石丘墓
西藏的石丘墓发现于霍尔（hor）、南茹（nam-ru）和那仓（nag tshang）等地，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在墓上环绕成一个椭圆形，称“用石头环绕的坟墓”。④在藏北阿里附近拉达克（ladak）地方也有类似的墓发现，被称为“牧民坟”。⑤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5世纪。而动物形纹饰在我国辽宁西北、冀北、内蒙、宁夏等沿长城一带的细石器文化区同样有广泛的分布，被学术界公认为继细石器之后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乌恩同志在《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一文中认为，动物纹装饰艺术虽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草原地带非常流行，但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动物纹饰大都有自身的特点，尤其是春秋战国以后盛行的丰富多彩的多种题材的动物纹，基本上是我国北方草原本土的文化因素。①西藏发现的带动物形纹饰的青铜制品主要是带钩、扣饰、小铃等饰物或小件生活用品，纹饰内容有鹿、马、熊、鸟、猴等②，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总之，从西藏发现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与藏北细石器文化具有大体相同的分布地域，相同的游牧文化性质以及与北方草原文化在演变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藏北高原的细石器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它们既是与本土细石器一脉相承的一种文化遗留，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承袭了藏北细石器文化与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之间的渊源联系，从而使西藏的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无论在演变上还是内容上与北方草原都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排除西藏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中许多因素从东北方向传入的可能性。它反映了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藏北地区游牧居民与辽阔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居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
2、石棺葬
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继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之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吐蕃石棺墓（又称为石棺葬）。所谓“吐蕃石棺墓”，其时代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这些石棺墓主要发现于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余处，近两千余座墓葬③，这些墓葬的分布大致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的分布地带相重合。从这些石棺墓的出土器物看，它们与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其中，吐蕃石棺墓中常见的一种大口鼓腹罐，与曲贡村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球形腹罐极为相似。”④另外，吐蕃石棺墓中所出的陶器均为手制，器形也以罐类为主，这些特点都与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相一致。在陶质方面，吐蕃石棺墓中出现了夹砂、泥质两种，陶器既有圜底，也有平底，说明吐蕃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综合继承了卡若文化和曲贡文化两者的工艺传统。整个吐蕃时期的墓葬中未发现捕鱼工具，这无疑是继承了卡若文化的特点。⑤从吐蕃石棺墓与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之间既有大致相同的地域分布，又存在文化内涵上的密切联系来看，吐蕃石棺墓很大程度上应是在卡若文化与曲贡文化相互融合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吐蕃石棺墓的主人基本上应是新石器时代卡若与曲贡两大居民群体相互融合的后裔。同时它也表明，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已经大体上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以吐蕃石棺墓为代表的文化。
必须指出的是，石棺墓是进入铜器时代以后，我国北部和西部边疆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葬式，它在东北、华北北部、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均有着广泛分布。①但石棺墓又有显着的地区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墓均与不同的考古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甘青地区和横断山脉地区是石棺墓的集中分布区，这一带的石棺墓虽然分属于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部落和部族，但就族系而言，他们大体都属于氐羌系统的居民。西藏发现的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吐蕃时期的石棺墓，形状有梯形、长方形、圆形等，材料为石板和石块等；而横断山区的石棺墓形状为长方形，材料为长方形石板，但二者均无棺底，又都存在一定的二次葬。其次，西藏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西藏石棺墓的年代其上限大约为公元前2世纪，下限则延续到吐蕃王朝时期；②横断山区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③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初叶。因此，藏东峡谷地区和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的氐羌文化因素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自新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横断山脉地区氐羌文化因素不断通过藏东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区向西藏高原东部和藏南河谷地带渗透的这一趋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由上可见，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大致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其一，是以藏北高原为中心包括部分西藏中部地区的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游牧性质文化；其二，是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和藏东峡谷区的以石棺墓为特征的带有农耕性质的文化。这南北两大系统文化的主体，显然都是由新石器时代分布于各自区域内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但是，无论是藏北以石丘墓、大石遗迹和动物形纹饰为特征的文化，还是藏南和藏东以石棺墓为特征的文化，二者均与同一时代东部和东北部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很大的一致性。这反映了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西藏高原的考古文化具有相当开放的特点，并与外部地区的文化，尤其是与东部方向的文化保持着密切交流与联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西藏高原的文化也同时与西部和南部外围地区的文化存在着联系）。如果说，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文化与其东北部北方草原文化及东部黄河上游的的氐羌文化已形成了某种密切渊源联系，那么，很显然，在进入金属时代以后，这种渊源联系仍然得以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3、汉文文献的资料佐证
关于此述结论，我们从汉文史籍的记载中可得到充分的印证。对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后到吐蕃王朝兴起前这一历史时期中，古代氐羌族系的部落向西藏高原的迁徒活动，汉文史籍方面已有相当明确的记载。《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362年）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
爰剑是史书记载中最早居今青海境内的羌人领袖。赐支河即析支河，系指黄河发源处。“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其地应在今青海西部至西藏东北部一带。这支于公元前4世纪前半叶因“畏秦之威”而南迁进入西藏高原的羌人部落，在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发（音bod）羌”。
及东汉时，“迷唐（羌人的一支）遂弱，其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①这支羌人部落显然也进入了西藏高原。
《后汉书·西羌传》又载：
“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存蜀、汉缴北，前史不载口数。……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
可见当时迁入西藏高原的古羌部落已经不是一支，而是有若干支。
《新唐书·吐蕃传》也称：
“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悉勃野”之误），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
“鹘提悉勃野”从来就是藏族自称的祖先名号，这里《新唐书》作者把它说成是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祖先名号，显然系张冠李戴之误。但这一记载也说明，吐蕃祖先鹘提悉勃野的发祥地与西迁进入西藏高原的发羌、唐旄等羌人部落的所居地非常接近。
此外，另一种传说则记载了藏族的祖先是由北方南下的“氐人”。“其氐人者，本出葱岭……嗣后南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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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⑤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载《考古学报》第1981年1期。
② （意）杜齐著、向红笳译《西藏考古》，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页。
③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④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⑤ 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①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载《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2页。
② 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考古工作的回顾》，载《文物》1985年9期。
③ 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4期。
① 《后汉书·西羌传》。
② 刘赞庭《西藏历史择要》（手抄本），1960年民族文化宫图书馆复制，第25页。
四、从“林芝人”看藏族先民与中原人的关系
1、“林芝人”属于蒙古人种
新石器时代的林芝人的遗骨是1975年9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西藏东部的林芝县城附近发现的③。人骨材料包括颅骨、下颌骨、枢椎、股骨等，这些属于同一个体。经分析鉴定林芝人骨属女性，30-40岁。科学测量的结果表明：
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90.1，接近丽江人90.8，资阳人90.9,更接近现代人89.7；枕骨弦弧指数77.5，较接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丽江人80.6；头骨颞线所在的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和资阳人；枕大孔在长、宽和指数三个方面，林芝人比较接近蒙古人。从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来看，“林芝人的族源关系接近于汉族和藏族”④。枢椎的测量结果表明：林芝人比较接近殷代中国人。
人的鼻颧角在三大人种中有明显的差别：黑种人（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为1400-1420；白种人（欧罗巴人种或欧亚人种）为1350-1370；黄种人（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为1450-1490；而林芝人是1490，最接近黄种人。鼻根区高度：蒙古人2.8毫米，印第安人3.7毫米，欧洲人5.0毫米，半坡人2.4毫米，而林芝人是2.5毫米，最接近蒙古人种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西安半坡人。鼻根区指数：蒙古人35.8，印第安人41.9，欧洲人50.9，半坡人29.7，而林芝人是35.7，最接近蒙古人，其次是半坡人。此外，林芝人的大人种属蒙古人种，小人种与西藏a组藏人关系密切。①
以上林芝人的材料雄辩地说明：几千年前的藏族先民在人种问题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1）林芝人的头骨弦弧指数、枕骨弦弧指数、头骨颞线所在位置等接近丽江人、资阳人，其中资阳人发现于四川。现在我国学者“一般把资阳人作为在我国华南发现的旧石器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之一”②。同时，资阳人在形态上与山顶洞人有某些相似的性质。如有明显的鼻前窝，有类似矢状嵴的突起。矢状缝两侧的顶骨比较平扁，鼻较高而窄。而“山顶洞人头骨都代表原始蒙古人种”③。因此，资阳人无疑是蒙古人种。西藏林芝人接近资阳人，说明他自身也是蒙古人种。资阳人和丽江人都是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他们既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也是西南地区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2）林芝人头骨颞线所在位置比较接近现代华北人，枢椎测量结果表明接近殷代中国人，鼻根区高度和指数比较接近西安半坡人。
（3）印度和伊朗人属于欧罗巴人种（白色人种）中的“印度一阿富汗种族”类型。而林芝人的鼻颧角与欧罗巴人种相差较大，与黄种人最接近。因此，藏族先民在种族上源于印度和伊朗之说是不可信的。
（4）林芝人下颌枝最小宽度的比较，证明他是藏族的先民，接近汉族。这就是说，藏族先民在种族来源上与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先民基本一致。
从以上四个特点来看，藏族的种族族源从国外来的论调是没有根据的。
2、现代藏族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分析
上面已用古代林芝人的科学体质材料证明了古代西藏人是蒙古人种，是中国人，而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伊朗人。现在我们进一步用现代藏族体质资料（包括血型及遗传距离的研究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
1965年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对咸阳西藏民族学院的1542个学员进行了体质测量。这些学员来自西藏各地，代表了西藏地区藏族的基本体质特点。经过这次测量分析表明，“藏族应属蒙古人种”。④其体质特征如下：身体中等；肤色较深，为黄褐色，发型多为直发；眼色一般呈褐色，眼裂较宽，眼裂倾斜度外角略高于内角；具有蒙古褶；额倾斜度多直立，男性略较倾斜；眉脊微显；面宽中等，属中面型，女性稍阔；鼻根高度介于低与中等之间，女性偏低；鼻梁直，而鼻尖鼻基略向上翘，鼻孔大多为卵圆型，鼻型属中鼻型；唇厚中等，但大多为凸唇；头型属中头型。根据以上体质特征来看，现代藏族的体质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东亚种族类型最为接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绝大多数人口属于东亚种族类型。因此，藏族在种族上与我国绝大多数人口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
据1980年对中央民族学院藏族干部训练班的145人体质调查的结果表明⑤：藏族人头发较黑，发形较直较硬；眼睛多为褐色，内皆褶出现率高，眼外角高于内角，眼裂开度中等趋窄；鼻梁较直，鼻孔卵圆形；中等唇厚，唇形稍凸；颧骨突出，面部宽而扁平；体毛稀少。这些体质特征属于我国大多数民族所具有的东亚种族类型的特征，与印度和伊朗等地的种族特征相差甚远。
再看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表来看（见表1）：藏族头面部主要测量项目的均值与现代包括不同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中国人相同项目均值及其变异范围相比，大部分均值都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之内，它证明藏族是中国人，藏族的体质特征从总体上讲与现代中国人的体征明显属于同一个种族类型——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
表1 藏族各项测量值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比较（单位：毫米）
众所周知，中国人现有近佰亿人，其中汉族就有11亿多人，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历史上中国文化也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而发展。汉文化最先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土谷地，包括今天的陕西和河北等地。
现代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成果表明①：藏族在体质上dij值和o2q值与我国陕西和河北的汉族最接近。见表2。
表2 藏族与各地汉族的体征距离
袁义达和杜若甫同志在《中国一个民族间的遗传距离的初步研究》①一文中指出：“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与蒙古族的遗传距离最近（0.0104）”。这里的藏族是指西藏藏族和居住于印度、尼泊尔、挪威的藏族。
又据报道：现居住于印度北部的原我国西藏藏族136人的调查结果，基因di4频率平均为0.49，接近于华北汉族的频率（t=0.46）②。
以上藏族的体质、遗传距离、血型等调查资料和考古材料完全证明：藏族的种族来源与印度、伊朗等国没有什幺关系，与此相反，藏族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在，与我国其它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基本接近，特别是与我国北方和西北部的民族（包括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非常接近。这就表明藏族和我国许多民族在种族上是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在体质特征上是同属于黄种人的东亚类型。那种认为藏族的种族南来说、西来说或者外国来说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从体质人类学的科学的准确性来说，藏族包括西藏人毫无疑问是中国人。
在混血方面我们还未找到任何材料可以说明藏族与伊朗人的混血事实。相反，国内外学者的体质材料表明，藏族的体质特征以我国东亚种族类型特征为主，其次包括与我国南亚种族类型特征的混合因素，考古资料也证明了这种混合因素的存在。
3、小结
总之，中华大地上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这三大系统的民族文化向西流动的部分汇集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也就是说辽阔的青藏高原变成了中华民族三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统的西部延伸交接的区域，从而使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和民族在本身固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性质，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由于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和民族系统的主次不同，表现出的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的特点也迥然相异。大体说来，藏北高原因为与我国北方草原地域相连、环境相同，所以接受中华民族北方草原从事游牧狩猎的古代民族的文化多一些；藏东高山河谷地区地处我国黄河、长江两大巨流之间，横断山区的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等南北流向的江河把南北两大系统的民族文化沟通，使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南北两大民族系统的荟萃之所。不过双方在接触和竞争过程中似乎黄河流域的氐羌系统的文化占了上风。其原因很明显，氐羌系统种植粟米和居住半地穴式房屋等文化特征比起濮越系统种植稻谷和居住干栏式房屋的文化特征，更适应于海拔二三千米以上的藏东高山河谷地区。藏南谷地作为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区和民族的发祥地，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存在一个独特的土著文化系统。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学的资料来看，这个土著文化系统与现代藏族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称它是土著民族系统。
藏族及其民族文化正是以藏南谷地区的土著文化和土著民族为基础，同时吸收和融合中华大地上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游牧文化和胡系统的游牧民族、中原地区的原始仰韶文化和氐羌系统的民族而形成的。所以，藏族的古代文化明显具有多重性的特点，即一方面具有藏族地区本土的土著性特点，亦可称为地区性特点，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文化特点和中原地区氐羌系统的原始文化特点。因而，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型的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点。从整体来看，藏族的文化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