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 算
1、天文历法
据藏文史书载，吐蕃很早就特别重视历算，为建立本民族的历算体系，首先吸取汉地的历算方法。《五部遗教》说：“历算之术实由汉地传入，系那囊氏萨拉君译汉为藏文者”④。《红史》记载说：“其时（指囊日松赞时）从汉地得到历算与药物”⑤。成书于1434年的《汉藏史集》不仅指出朗日伦赞时期，由汉地传入历算“六十甲子”，而且明确地说“这是最早的历算”。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的松赞干布，又“自东方汉地及弭药获得工艺及历算之书。”⑥随着松赞干布与唐文成主的联姻，汉地的历算与卜算方法也陆续传入。据《汉藏文书》载：松赞干布认为“作为使世人消除疑虑愚昧的办法，若能将印度和汉地的历算在吐蕃推广，对社稷必定有益。”遂选派察达丹、朗措多勒、恰迦冬衮、达米达卡赴唐朝学习。并要求他们说：“你等前往汉地，学习有益于吐蕃之经典文籍……再者，生死之卜算、年月四时之法，因这些属于汉地，故此你等应向学者学习之。”此四人抵汉地后，随即向一位汉地精通历法的学者贾墀摩诃衍学习。贾墀摩诃衍者将三部中型手卷之历算书籍赠给四位吐蕃人，此三部书是：《明灯续》、《无上大无畏》及《天地寻踪》。这些吐蕃学生学会生死卜算及年月四时之区分法后，返回吐蕃。松赞干布又让他们将所了解的一切有关五行图表及历算之学问均译成藏文。
在文成公主带入汉地历算和松赞干布派人赴唐学习历算之前，汉地历算在吐蕃的传承是这样的，据载，最初是一位名叫帕巴强贝的人，他将汉地历算讲授给拉仓巴，以后此人又传给斯贝拉莫南杰玛，后人又依次相传：拉旺德珠吉杰布、鲁嘎波昌斯赛加、嘉达波切、航嘎、嘉多日及贾墀摩诃衍，而此贾墀摩诃衍正是松赞干时期向查达甸等吐蕃人传授历算的汉地学者。WWW.11665.COm他所教的四位吐蕃人后来被誉为“吐蕃四学者”，其中恰嘎冬衮也有传承，其世系被称为嘎仁益西杰波仓，在汉地历算方面，这一世系特别精通“地学”①，所谓“地学”可能是勘舆之学。
关于汉地历算，以恰嘎冬衮最为精通，在四人献出他们所译的汉地历算样书之后，查达甸（又作芝达甸）曾对此做了详述，但恰嘎冬衮反驳查达甸的解释，此后朗措多勒又做了讲解，而恰嘎冬衮又找出朗措多勒的错误，并向赞普做了补述。他因亲自讲解，并将所讲的（历算）内容分成“三历算门”，因此被誉为学者，从而受到所有吐蕃王臣的敬重。恰嘎冬衮不仅本人精通汉地历算，而他的儿子恰嘎嘉措也精于此，由此恰嘎子孙世代担任了赞普的御前占卜历算师。达米达卡是仅次于恰嘎冬衮的历算家，他曾赞扬查达甸说：“查达甸君，唯您学得”八卦占卜之术，并可做其它生死卜算，遂使（此术）得以存在不失②。从上述记载看，松赞干布时从汉地学习了“区分年月四时之法”、生死卜算和八卦占卜，这些藏文总称之为汉地历算，简称之为“纳孜”。经过松赞干布的推动，从此“在吐蕃开始宏传汉地历算”③。
在吐蕃祖孙三赞普时期，在汉藏天文历法交流起过重大作用的汉人有两公主和丁作等。据《汉藏史集》记载，文成公主带来了《占卜历算之书六十种》，《玛尼宝训》则说“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这种五行图经原为八十部”。《贤者喜宴》则说带来《八十部占筮历法》、《五行珍宝色罗》、《密意根本之精》、《珍宝之堆》、《主干综述》以及黄历等天文星算书籍。文成公主带去的历法，对藏历的完善和发展有很大影响。早在公元前100多年，西藏就有自己的历算法（笨教历法），山南地区发现古老的《纺织老人月算》，总结了古代西藏人民丰富的历算知识。藏族最初的历算是以月亮的圆、缺、朔、望来计算月份的。文成公主带去的历算书，使他们从月的亮度改为以星辰的亮度来计算，如新年的确定是以鬼星的亮度、位置为标准。在汉族历法的影响下，藏历以五行分阴阳配天下，以12生肖配地支，干支配合60年为一轮。710年，金城公主远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据《贤者喜宴》记载，“又带来了许多历算，大致有黄历历书《暮人金算》、《达那穷瓦多》、《市算八十卷》（《博唐八十数理》的另一名称）。除此之外，还将《算学十续圣典》、《八支》为重点的关于五曜、八卦、九宫、七曜和二十八恒星的很多算法、知识介绍到西藏。”金城公主还曾从内地邀请汉族学者桑孜到吐蕃讲学，传播有关算学和地学（观地占卜）的学问。
该时期，有一位名叫丁作的著名汉族学者曾两次来到吐蕃，传播内地的天文历算知识，第一次把内地算学译成藏文，第二次带去内地冬至夏至算法，翻译、撰写天文历算著作，考察吐蕃天象气候，培养吐蕃天文人才。此人在藏文文献中称为班智达钦体里，或叫土华那波。他与吐蕃藏族学者合作翻译了算学和五行算法，并着有《冬夏至图表》和《五行珍宝·密精明灯》、《珍宝明灯》等藏文著作，保存流传至今。另有《星算琉璃卷》《经典中心之意》《解释太阳之光》三部已失传。与其合作过的汉地和尚有马哈亚那（摩诃衍）、马哈惹乍帝瓦、比其赞巴希拉和藏人康巴·查吴、琼布·唐波、朗措车亚、藏玉谢、摩雷侃、加玉桑等。丁作为准确预报青藏高原各地不同的季节情况，曾赴各地实际观察。书中记载：“门域三域，秋季是秋春亦秋；藏北康区八地，冬季是冬夏亦冬。”
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也曾派遣朗措东亚等4名青年奔赴内地，向塔提里学习算学经典。因此，土观活佛在其所撰之《诸派源流及教义善说晶镜史》中指出：“西藏历算实自汉族传入，不用印度之地、水、火、风、空等五大，而用木、火、土、金、水等五行。”
在纪年方面，吐蕃曾先后采用过汉地12生肖记年、12生肖配以五行及阴阳记年以及后来再加上孟仲季月份和日期记年。例如敦煌吐蕃古藏文文书中就有“阴金牛年”及“阳火虎年”等等记年形式①。编年记事中还曾单用狗、猪、兔等等十二生肖表示年份。②唐蕃长庆会盟碑中记年则相当完整了，并且还加上赞普年号，如“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辛丑）冬十月十日”③。上述各种记年变化，正是吐蕃历法不断发展的完备的过程，也清楚地反映了汉藏历法方面的相似及相同之处，而这种情况也正是汉藏历法长期互相交流的结果。
2、五行算与星算术
在汉地历算方面，还有五种“大续”在吐蕃流传，即《集诸根木续》、《神灯火续》、《隐藏幻轮土续》、《黑犀铁续》及《甘露瓶水续》等。其它还有一些奇异的小续及论典秘诀等等④。上述所谓“五续”，看来很可能是关于金（铁）、木、水、火、土的五行算。
关于五行算，又称汉地五行图经，文成公主就曾将此种方法传入吐蕃⑤。当时这类历算图书带进吐蕃约300部⑥。
历算和占卜术分属两种不同的领域，前者主要指天文历法和算学，后者则是以占卦等推断吉凶祸福的迷信方式。这些在唐代吐蕃碑铭文书及敦煌藏文文献中都有所反映。
占卜术或星算术，这些与八卦有关，也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说有联系。敦煌藏文文献中就有土命、金命、“金火不合、木火不合”及“土水相遇可合”⑦
等等记载，这种情况与汉地占卜术则有共同之处。
勘舆方法也与上述有关，有时不称这种方法为“汉地五行算”⑧，也就是汉地的所谓“看风水”。藏史中多处记载，文成公主精于此术，并传金城公主亦然；不仅文成公主勘定大、小昭寺寺址，桑耶寺的寺址也是汉地占卜者勘定的①。勘舆的“四象”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吐蕃时也已采用，敦煌藏文文献就记载了这“四象”名称②。《五部遗教》中的《神鬼遗教》，对此有详细叙述③。
关于汉地巫文化中占卜术对吐蕃的影响，麦克唐纳夫人对此作了详细缜密的考证，她说：
托玛斯先生在《西藏东北部的古代民间文学》第3篇著作第150-153页中作了一组统计，并且同伯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055和1056号进行了比较。在所有这些写本中，神是以汉人钱币——铜钱施行神力的。据其跋文来看，它的标题应该是《十二枚铜币占卜法》。神灵明显是根据从对十二枚带字铜币的反面而不是正面研究预兆的。铜币既可以由他投掷，也可以由求卜者抛出。正文之前五行的前言，如同跋文一样，前言中也把这种占卜方法归于孔子，但却把撰写该文书的功德归于孔子的弟子之一。此人的身份实在令人惊讶，“在第一个时代，孔子具有魔力的儿子总结了许多占卜文书，并且笔录成书”。孔夫子这位具有思想的儿子在下一个句子中是这样讲的：“具有魔力的国王李三郎在其坐骑之上写下这一占卜”④。
因此，这一手册可能是由一位唐朝皇帝所写。因为据822年的唐蕃会盟碑东侧第26行的碑文记载，“三郎”是唐玄宗（713——756年执政）别名，在大事年表第9节的一首歌谣中，“三郎”一名确实是指唐玄宗皇帝的。⑤
据晚期文献记载，吐蕃人把唐朝文成公主的“父亲”称为“孔子神幻之王”。例如，《拔协》一书在第2页中就宣称，松赞（干布）“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与唐朝皇帝孔子神幻之王具有联姻关系。后者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女称为公主⑥。因为唐朝皇帝拥有360幅占卜星相表，所以人称之为唐朝占卜之王。”巴俄祖拉陈瓦在《贤者喜宴》第7卷第28页中也具体指出，唐朝皇帝被称为“唐太宗”或“孔子神幻之王”。
伯希和敦煌藏文写卷第127号1，第1-17行中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地支十二年吉凶预兆的情况，从鼠年一直到猪年。对于古代来说，墀松德赞和赛那来的诏令说明，圆梦术和通过卦而进行的占卜甚至在政府一级也出现了。它可以在王国的政治中引起明显的变化，或者是导致一些重要决策。诏令中似乎是证明存在有一大群附属于宫廷或政府的占卜专家队伍。
在吐蕃禁废修习佛教之诏令颁布之后又发现一系列令人莫名奇妙和不祥的现象。政府负责人当时就请教诸神有关天灾的起源和挽救办法的问题。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因为在吐蕃到处都把由唐朝请来的神像埋在地下，所以唐朝的神都大动肝火了。卦中指出，如果把（佛陀的塑像）搬到靠近印度的芒城，那就会变得吉祥起来，因为汉地神的先祖是起源于印度的”。在释读第1287号写卷第4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任命一位将军主持军务要在进入战争时进行，这一事实已由汉籍《唐书》①而得到证实，该书记载说：“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②。
3、算学及九九表
在算学方面，有据可查的是汉地九九表对吐蕃算学的影响。在出土的《敦煌吐蕃文书选集》第一辑中，收录有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卷p、t1256号中一篇用藏文音译汉字的乘法九九表。原文为藏文横书，共8行。它的次序是从“九九八一”开始，到“一一如一”终结，与现今汉族惯用的口诀次序相反，但与现在部分藏区民间的记法相同。当代学者华侃根据文字形体及拼写法等特征研究后认为，该表属8世纪中叶或更晚时吐蕃的手卷。从中可以明显看出藏族数法中乘法九九表与汉族九九表存在着内在的渊源关系，又有自身的特点。
④ 《五部遗教》kha卷，第60页。
⑤ 《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排印本，第35页。
⑥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17页下。
① 《汉藏文书》不丹影印本，上册，第118页下。
② 《汉藏文书》不丹影印本，上册，第117页下至118页。
③ 《汉藏文书》不丹影印本，上册，第117页下至118页。
① 《敦煌藏文文选》巴黎本，第1册，伯字127号，又见伯字986号，《尚书》志成第五。
② 同上，伯字1288号。另见藏文《大藏经》卷144，《语合二章》。
③ 拉萨大招寺长庆会盟碑，东侧碑文。
④ 《汉藏文书》上册，第119页上。
⑤ 《西藏王臣记》第41页，排印本。
⑥ 《松赞干布遗训》，第149页上。
⑦ 《敦煌藏文文选》第1册，伯字127号。
⑧ 《白琉璃》第12页上。
① 《贤者喜宴》第7卷，第91页上。
② 《敦煌藏文文选》第1册，伯字454号。
③ 《神鬼遗教》第1卷，第46页上至46页上。
④ 见印度事务部图书院所藏敦煌藏文学卷第742号，第1行。
⑤《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第113页，第32行。
⑥ 《拔协》第2项、第8行。
① 应为《旧唐书》卷196上，麦克唐纳夫人误作《唐书》——译者。
② 麦克唐纳著，耽昇译《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22页。
二、医 学
1、概述
从吐蕃时期始，汉藏医学就有密切关系。吐蕃医学形成较早，积累的医学知识也较多，这与吐蕃善于吸取邻族医学经验分不开。学习汉族医学是吐蕃学取邻族医学的一个方面。同时吐蕃也为汉进输送药品、交流医学。公元837年，吐蕃论监通出使长安，他献的方物中就有“新药”③。吐蕃大医学家老玉脱云丹贡布也曾亲到今康定地区行医，为汉人治疗疾病。④
早在囊日松赞之时，汉地医学随历算一并传入吐蕃，从此许多代赞普都重视汉地医学的交流，但汉藏医学交流以松赞干布和墀松德赞两代赞普取得的成效最为突出，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有文成和金城两位公主以及汉藏两民族的高僧和医生。汉地医学输入吐蕃，有医书、药书、医疗方法乃至医疗器械等等，而且汉藏学者合作翻译了输入吐蕃的大量汉地医学文献，从而使汉地医学精华被吐蕃医学所吸收，促进了吐蕃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吐蕃医学人才的成长。汉族医生东松康哇在吐蕃医学界是倍受推崇的人物，他为吐蕃医学和人民的健康付出了毕生精力。
文成公主是将大量汉地医学传入吐蕃的开创人。藏史记载，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医学物品有：“治疗四百另八种病的药物、医疗法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件、配药法四部”⑤。她带去吐蕃的最重要的医书是《汉公主大医典》，这是已知的藏医最早之古代医学文献，其中包括了汉地医学的各种医学原理，此书对藏医药影响极深。7世纪中叶，汉族和尚玛哈德哇和藏族医师达玛果霞将此书合译为藏文⑥，取名《门杰青莫》（即《医学大全》），该书把中医的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营卫气血、五脏六腑学说和中医的望、闻、问、切诊断方法吸收和融汇进藏医。是为汉地医书在吐蕃的藏文首译本。除此而外，《王统世系明鉴》还记载文成公主带入了“五观六行的医术、还有四续医书”。据不完全统计，吐蕃时期约有27部重要的汉地医书传入藏区，有11位汉族医生及和尚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松赞干布时，聘请一位汉族医生名叫韩文海入藏，他将《汉地大小杂病疗法》译成了藏文①。然后，他又与聘来的印度、大食名医合编了一部医书，名为《无畏武器》②，这是一部以中医为主兼收大食和印度医学的著作。但同《医学大全》一样现已失传。
710年，金城公主也带到吐蕃许多汉地医学名著，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藏文称为《月王药诊》，据载此书原是五台山僧人江伯阳所编③。这是一部在诊脉、验尿、用药，尤其在医学理论等方面都近似中医的著作，其间也包含藏医和印度医学的许多内容。此书最初由汉族医僧玛哈金达、贾珠嘎勘及藏族医生琼波泽孜、琼波唐祖、文拉门巴五人译成藏文。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学著作。此时还有汉族和尚德哇和真德分别与藏人合作，翻译和注释了4部医书。又据藏医史载，这时有汉地《珍宝七十品甲》、《珍宝七十品乙》等25部医著译成藏文④。
755年，墀松德赞即位后对发展藏医很有作为。他有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先从邻族请来名医，引进先进医学，二是借外族医生培养本民族学生。这两项决策均行之有效。墀松德赞当时从全藏选了9名优秀青年，跟随从汉地、印度等请来的名医学习。其中，由中部来的宇妥·云丹贡布最为出类拔萃，他还曾亲自到内地学习汉医，并拜东松康哇为师，8世纪末著成《四部医典》，成为藏族名医。墀松德赞请了两位著名汉地医生，即玛哈雅纳和东松康哇，前者编了《配药十二品》，被誉为“紫册”，并由吐蕃学者作了注释⑤。
东松康哇是墀松德赞所迎“四方九名医”中最著名的一位。还应指出，“四方九名医”中汉族医生竟占三人，即：东松康哇，和尚帕拉及航笛巴达。他们为吐蕃翻译了十部汉地医著：《验毒火焰轮》、《大小（病）辩证》、《杂病特诊》、《肢体无垢宝》、《手示五宝库》、《洞察体腔内脏幻化汉镜》及《妙吉祥菩萨所传配药蔓》等等⑥。
东松康哇两次进藏，并终其天年于吐蕃。他第二次进藏是因墀松德赞生了重病，遍招四方各地医生都束手无策，再无名医敢为赞普治病。最后，汉地的东松康哇概然应允入吐蕃为墀松德赞诊治。他进吐蕃时，沿途向吐蕃人传授他的医著《四方医理四讲》。他抵吐蕃后，手到病除，墀松德赞很快痊愈，于是东松康哇名驰四方。墀松德赞推誉他为“四方九名医”之首，并聘其为赞普的御医，赐名：“东松康哇”，意为“名贯四方三千世界者”，将藏南的约兑地方封赐给他。后来东松康哇在吐蕃娶妻传嗣，为吐蕃医学贡献了他的一生⑦。他的后代藏医中的北方学派。
东松康哇无私地在吐蕃传授汉地医学，曾将他所著《医治中风生命轮》等医著传授给老玉脱云丹贡布，老玉脱云丹贡布非常崇敬东松康哇。东松康哇的生动而感人的事绩是汉藏医交流史上光辉的篇章，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医学本身。
汉藏医学的交流，加之又输入他族的医学成果，使吐蕃医学逐渐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藏医，其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汉藏医学的渊源。墀松德赞时，有一进藏汉僧即和尚玛哈雅纳苏扎，他和吐蕃大译师贝若咱纳合译了医著《汉地后译》一书，共112品，该书从许多方面体现了汉地医学的影响。其它如老玉脱云丹贡布编著的医学名著《四部医典》（又称“医方四续”），内含了丰富的汉地医学。著名学者洛桑却吉尼玛认为其原本出自汉地，他的这种考证不无根据①。又有著作说，《四部医典》是据汉地医书《月王药诊》编著而成②。总之，《四部医典》与汉地医学密切相关，无庸置疑。
在吐蕃医学中，有些医著就采用了汉地医学名词，如切脉时的“寸”、“关”、“尺”，吐蕃医著《四部医典》等就借用了这些汉语医词。《汉藏文书》又说：“火（灸）与脉（络）（之学）则出自汉地”③。《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中，也可见到“分”、“寸”、“汤”以及“藿香”、“芍药”、“丁香”、“通草”、“当归”及“莜麦”等汉语借词，在汉藏医学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中出现这种现象是不中为奇的。
2、汉医“韩文海”与吐蕃医学
在松赞干布之后，吐蕃为进一步发展藏医，向邻近的地区、国家和民族迎聘名医进藏。这一史实在藏文史书中，有很多记载。例如，著名藏史著作《贤者喜宴》中提到：“由印度邀请巴拉达扎（bharadhvja），由汉地邀请亨翁杭德（hen-wen-hang-de），由大食的罗马邀请嘎列诺（galenos）。他们各自译出本国学派的许多著作，然后联合编选了一部七卷的医书，名为《无畏的武器》”。清代五世达赖喇嘛的摄政王德西·桑吉嘉措在他的《藏医史》一书中也写道：
在统一天下的、雄强的松赞干布即位之后，所有的语言都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有三个人，即中国医生亨文杭德，印度医生巴拉达扎和大食或罗马医生嘎列诺被邀请来宫庭为国王治病。印度医生译出《大小砂砾》和《新酥油配方》；大食医生译出《雄鸡、孔雀及鹦鹉治法》；汉地医生则译出《大小汉地治法拾遗》。三位医生还共同讨论，并新编出一部七卷本的《无畏的武器》，呈献给国王。
藏文史书中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新中国成立以后，藏医史专家蔡景峰在1978年《新医药杂志》上发表的《藏族医学的源流与特点》一文，首先把这个人名译为“韩文海”或“韩信杭”。1961年8月10日《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对此还明确地写道：“根据青海省中医药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去西藏的那位医生姓韩，名叫信杭”④。有名有姓，言之凿凿。不仅汉文材料如此，就是在藏文的文章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工祝·元丹嘉措的《知识总库》中提到的是韩文杭三字。当代著名藏医专家强巴赤列在他的新著《藏族历代名医略传》一书，立有“韩文海”的传，但作者在文末注明，历代对此人有三字姓名与四字姓名之不同，究竟何者为是，有待研究云云。
后来，蔡景峰等专家学者在研究藏医与印度古代医学的关系时，发现古代印度确有一个巴拉达扎的医生，但他只是古代的一个传说人物，是他把医神英德拉（indra）的智能传播到人间，他是一位古代印度医圣。由此看来，巴热达扎是印度古代历史上的一种传说中的人物，是否真有其人，尚难确说。若按印度的历史看，巴拉达扎应当是纪元前几个世纪甚至十几个世纪以前的人，他在公元7世纪如何来到西藏传播印度的医学呢？
再来看所谓大食医生嘎列诺。藏文史书的材料，有时说他来自大食，有时又说是来自罗马。古书上所说的大食，指的是信奉回教的阿拉伯国家。有人认为，古罗马有盖伦（galen），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著名医生。
问题是纪元前的印度巴热达扎、公元2世纪的盖伦，如何与汉地7世纪的韩文海凑在一起来到吐蕃的？对这一阴差阳错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所有这些人名，都不是真名实姓的人，而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物。巴热达扎代表古印度寿命吠陀医学，由当时由天竺请来的医生传播；嘎列诺代表罗马、波斯、希腊医学，由当时从大食请来的医生传播。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看韩文海这个人物，就比较容易找到答案了。中医学术界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黄帝是中医的创始人，于是就有《黄帝内经》、《黄帝针灸甲乙经》等的出现，《内经》的内容还是采取黄帝与其臣子歧伯等人问答的形式来叙述的。这就是中医又有“歧黄之术”别称的由来。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姓公孙（一说姓姬），名轩辕，如果按桑吉嘉措《藏医史》所载从汉地来的医生是“很文杭得”或“欣翁杭得”，那么，这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是“轩辕黄帝”的谐音。现代把“轩”字念xian，但在古代的“轩”，还是读hen或hian，正与藏文可以相对应。与其它两位古代的印度和大食医生只不过是个象征性的人名一样，“很文杭得”可以肯定地说是不知名的汉族中医的代称，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人名。这三个名字，即巴热达扎、嘎列诺和很文杭得，代表三个古代医疗系统，即古印度的阿输寿吠陀医学、西方的希腊—阿拉伯医学和汉族中医，并非三个真名实姓的人名。从现在的藏医学的内容看，也的确包含有这几个医疗系统的成份。
至于有人还会提出“韩文海”和“轩辕黄帝”，一个是三个字，一个是四个字，这是怎么回事？是的，正如前述，藏文古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确有三字、四字之不同。但结合这些材料看，仍以四个字的说法较为合理。在多数情况下，我们认为以第司桑吉嘉措的《藏医史》和巴哦·朱拉陈巴的《贤者喜宴》四个字的名称较可靠。
3、《月王药诊》与《黄帝内经太素》的关系
藏医名著《月王药诊》，一般藏医史书都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时，唐王朝以金城公主与藏王联姻后著成的。710年金城公主进藏时，带去大量伎工和各种著作。其中的医学著作经过汉族医僧马哈金达、甲楚卡更和藏族琼布孜孜、琼布顿珠、觉拉门巴等多人合作，共同编译成藏文。后来，由汉族医僧摩诃衍和藏族著名译师毘卢遮那综合成《月王药诊》，据桑吉嘉措所述①，此书又名“宿马拉札”，全书共115章。由于此前有记载的藏医专著如《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后来均已失传。《月王药诊》就是现存最古的藏医学著作了。
关于此书的来源，历来说法较多，大至有两种，即如强巴赤列所总结的那样：“有译自印度和译自内地两种说法”②。有关这个问题，已有一些论文论述。以认为汉地译来的意见占多，但论述一般均不够充分。近年来，有张兴乾等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论述。作者在“《索玛能札》与《黄帝内经太素》”一文中①，明确地提出的结论是：《索玛能札》就是《黄帝内经太素》（以下简称《太素》）的译著。作者的根据有几点：一、该书的后跋中提到，此书是由汉地医书“为经杭嘎麻哈”为蓝本的译着。作者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为”是古代“内”字的变音；“杭”字是“黄”字的古代译音。“嘎”字即“君”字的通用字，而“君”与“帝”在古代相通。至于“麻哈”，其意义与藏文“千博”也就是“大的（珍）宝贝太素”同义。结论是：“为经杭嘎麻哈”即用藏、梵文的拼写规则和倒译的习惯，杂以梵文借词，对汉医书《黄帝内经太素》音意联合译著的一个书名。作者还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黄帝内经太素》与《月王药诊》（以下简称《月诊》）的具体内容作了比较，以证实他的论点。
其后，通过对藏医学史的深入研究，蔡景峰著文提出，上述那种观点，还不是十分严密。固然，作者以语音学的论点进行论证，有一定的论据和道理，其历史背景也正相符合，无可厚非。但是，严格说起来，要论证两部书的一致性，书名只是其表面现象，有的书名可以完全一致，一字不差；但如果从本质上看问题，至关重要的应该是书的具体内容，只有从这个本质问题上得到确凿无移的证据，说明它们之间的实质联系，才能说明具体问题，这才能为两部书之间的关系提供主证甚至铁证。
首先，该文只提到《太素》摄生篇中的“两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与《月诊》中的第三篇“生命起源与摄生”中的“父母两相贪欲……”一段相合；《太素》藏府篇的“肺气通于鼻，鼻和则能知臭香……”一段与《月诊》中的“脑及各部门”一篇中的某些段落相合。事实上，如果把《太素》②的绝大部分内容与《月诊》一一对照，则可以发现，尽管两书在篇幅上相差不多，但在《太素》的三十卷与《月诊》的113篇之间，相似（不是相同）的内容，是极少的，在内容的安排上，已经大相径庭。
其次，该文认为《太素》的摄生篇，可以与《月诊》中的两篇有关食物的内容相比较，还提到藏医的各种药剂等，并认为所论及的药物绝大多数是藏区特产。应该说，就药物、剂型等方面而言，两书的内容已经无法比较，《月诊》具有藏区的突出特色，很少有《太素》的内容了。就全书的内容进行比较，《月诊》的藏族特点，诸如脑的构造，隆、赤巴、培根系统在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的应用，以至于病种的论述，外科器械疗法等等，都与《太素》中的同类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就是说，从文字内容看，两书各有自己的特点，异多于同，无法由此得出两书的渊源关系。
张兴乾等的论文最后还提到两书论述的形式也有相似之处，即《太素》以“歧伯稽再跪拜”的形式出现；《月诊》也有“稽首跪拜”的语词。事实上，这种形式也仅仅是表面的相似，与实质性的内容无大关系。还应该指出，尽管从语音学上，有较充足的理由说“索玛拉札”就是“为经杭嘎麻哈”的“音意联合译著”，但书名只是一个招牌，即便这种论证站得住脚，也只能说二书形似，而实质内容是否同为一书，则是另一问题。
蔡景峰认为，《月王药诊》只能说是藏族人民综合本民族医疗经验、汉族中医和吠陀医学等的一部编译著作，而不是某一书的全译本。
4、藏药传入中原
在唐人药书及杂记中记载有吐蕃传入中原的许多藏药。孙思邈书中记有：“羌黄生蜀中者（为）真（实为西番——即藏地出产），吐番诈中国去：疗万病，一个一段价，买之不可得，后人知是羌黄”①。《政和征类本草》载：“羌黄破血下气，西番亦有未者，与郁金、藏药相似”②。又说：“天竺干羌……生婆罗门国，似羌小黄”③。此处所谓婆罗门国，实际是今西藏察隅及其西南野人山一带，俗称小婆罗门国，亦把大秦婆罗门国，首府即察隅，非今之尼泊尔。文中羌黄、天竺干羌，实为“小黄”。
在桑耶寺名吉德殿大门外右侧有一吐蕃石碑，高3.8米，座高0.80米，碑文为古藏文（汉译文见“吐蕃金石录”）。主殿门前左右有石狮一对，狮高1.2米，宽0.47米，长0.76米，石座为方形，上雕有方形莲花纹。寺内还有一对汉白玉石像，高1.05米。此雕刻造型古朴、线条柔美，富有唐代雕刻之风，是该寺现存石雕艺术的珍品。
桑耶寺初建于公元8世纪后半叶。千余年来历经社会沧桑，然而寺里一口古雅的铜钟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口铜钟原来是悬挂在大殿廊檐的额枋上，现在移置大殿门前。这口铜钟高1米，直径70厘米，重量估计约有七八百斤。钟上下略有收分，下铸五道月牙形缺口，挂环铸在顶部的莲花瓣上。钟面铸古藏文（阳文）。铭文大意是说：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供奉十方三宝，铸造此钟，以此功德，祈愿赤松德赞父子眷属，俱证无上菩提云云。
这个甲茂赞是赤松德赞的第三妃子没卢氏。没卢氏甲茂赞在汉僧摩诃衍等三人面前削发出家，为了表明她对佛菩萨的崇敬，特别邀请汉族和尚大宝（仁钦）监造这口铜钟作为信物。铸造此钟的地点据说是在桑耶寺北约10公里的扎玛镇桑，那里是赤德珠丹时期修建的冬宫，赤松德赞的出生地。后来，还是这个没卢氏甲茂赞，将也是由汉僧大宝监造的同样内容的另一口铜钟，悬挂在山南乃东县的昌珠寺，可惜这口铜钟现在已下落不明。
③ 《唐会要》，吐蕃条。
④ 《老玉脱云丹贡布传》，138页下。
⑤ 《松赞干布遗训》，149页上。
⑥ 《贤者喜宴》，第20卷，46页上。
① 《医学总纲》，77页下。
② 《医学总纳》，78页。
③ 毛继祖《藏医药学发展史简介》，载《青海民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又说第三次译本，又经汉和尚玛哈亚那及贝若咱那编译。
④ 《医学总纲》80页上。按，这许多医书藏史未加详述，可能是一些必需但非珍贵的书。
⑤ 《医学总纲》，90页上。
⑥ 《老玉脱云丹贡布传》，50页下。
⑦ 《贤者喜宴》第20卷，46页下。
① 《土观宗派源流》，刘立千汉译本，186页。详见赵朴栅、蔡景峰《藏族医学成就》。又见毛继祖《藏医学发展简介》，95至96页。
② 新编《藏汉大辞典》（初稿本），中册，738页，下册，322页。又见第司·桑结嘉措《四部医典兰琉璃》。
③ 新编《藏汉大辞典》（初稿本），下册，138页下。本节参见蔡景峰著《藏医学通史》。
④ 转引自耿鉴庭《中国医学里的藏医和蒙医》，载《中华医学杂志》，1962年第四期。
① 桑结嘉措《藏医史》。
②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
① 载《中华医史杂志》，1986年第四期。
② 《黄帝内经太素》，隋·杨上善撰注。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1年版；缺卷覆刻《黄帝内经太素》，中医研究院印，1980年版。
① 《千金翼方》卷19。
② 《政和征类本草》卷9。
③ 《政和征类本草》卷。
三、工艺技术
1、藏族工艺技术的发展
藏族很早就有了本民族的建筑、木刻、绘画、制陶、雕刻、纺织、金属冶炼等等，其中有的已具相当水平。如“高至数丈”的平顶房屋，“联毳帐以居”的大拂庐和小拂庐有的大拂庐“可容数百人”。公元654年，“吐蕃使人献野马百匹，及大拂庐高五丈、广袤各三十七步”④。这是唐朝内地首次见到的吐蕃大拂庐。吐蕃人衣“毡裘”，说明他们已有了制毡、制裘的技术。从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看，禄东赞的衣着反映了吐蕃纺织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由于吐蕃有了冶金技术，所以制造刀剑、弓箭、章饰和金属器物等方面都独具本民族的特色。他们向唐朝献金鹅、金琲和“黄金五千两”，表明吐蕃手工业显然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并已有高超的工艺水平。
从社会发展来说，盛唐时汉地的社会经济已进入当时世界文明的先列，与吐蕃的奴隶制社会经济比较，已前进了一大步。吐蕃大臣仲琮就曾坦率地向唐高宗说过：吐蕃“文物器用，岂当中夏万分之一。”①“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的自然条件，自然会影响到吐蕃工艺技术的发展。学习先进文化以发展自己，是吐蕃一度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汉藏的文化交流就是这种学习的渠道。
2、纺织术
首先是在衣着方面的丝织品及其制作技术方面向汉地的学习与交流。松赞干布在河源迎文成公主时，就“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以后则“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②。高宗嗣位后，曾赐吐蕃使者“杂彩三千段”。这时松赞干布尚在世，他曾向唐朝“请蚕种”，说明吐蕃想自己发展养蚕业和丝织业，但终因气候地理条件而未成。因此，吐蕃就从“丝绸之国”的唐朝直接输入丝织品；加之河西陇右地处“丝绸之路”，后来吐蕃又占领了这一地区，那时吐蕃获取丝绸就更方便了。《吐蕃传》所说“竭力蚕织，西输贿币”③，就正说明了这种情况。敦煌藏文文书也说：“以唐人岁输之绢缯分赐各地千户长以上官员”④。文成公主进吐蕃也带去大量珍贵服饰。史载，“文成公主所带珍贵饰物衣服等两万件”⑤。金城公主进藏，帝“赐锦缯别数万”。
相传文成公主曾将内地较先进织机和纺织技术传入吐蕃，《拉达克王统记》载，文成公主曾传授“以织机织布”的技术。藏史说，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工艺技巧精美、悦意之服饰殊胜超绝，有关此类工艺技巧之书凡六十部”⑥。其中可能包括纺织技术。此后西藏的织氆氇机开始有了机架“铁长踏杆、杠者”和打纬门筘等。起码在吐蕃后期，产生了斜织机，代替了原先的原始腰机，从平纹织物发展到斜纹织物。产生了皮裘、氆氇和丝绸三大类服装。但根据史料看，吐蕃仍以从唐朝输入丝织品为主。《全唐文》载：“鸿胪寺中吐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特别应指出的是，汉地丝织品在唐蕃的政治关系上还起到过友好的作用，因为吐蕃上层人物酷爱珍贵的唐朝丝绸。公元719年，“吐蕃遣使求和”，唐朝皇帝（玄宗）“因赐其束帛，用修前好，以杂彩二千段赐赞普，五百段赐赞普祖母，四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一百五十段赐坌达延，一百三十段赐论乞力徐，一百段赐尚赞咄及大将军大首领各有差。皇后亦以杂彩一千段赐赞普，七百段赐赞普祖母，五百段赐赞普母，二百段赐可敦”⑦。以如此丰厚的彩缎赠送吐蕃王室及官员，足证吐蕃人喜爱汉地丝织品之深。《册府元龟》说：“其（吐蕃）俗重汉缯”，此说言之极是。
吐蕃法律条款中也有“贱民贬为纺织工”一说，这明显应是出自于吐蕃中、后期的说法。史料记载，吐蕃传统乃“取毛褐而衣焉”⑧。所谓毛褐乃系羊毛纺出之粗布。但在吐蕃向东扩张后，其衣着与纺织业均受唐之影响而大获发展。敦煌藏文写卷p.t.1287记墀德祖赞之时：“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①。与此同时，为获得唐之好绢帛，吐蕃也大量掠夺汉人伎巧之工人蕃以从事纺绢。779年吐蕃进攻蜀地时，“戎酋诫其众曰：‘吾要蜀川为东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拉萨），平岁赋一缣而已。’”②从这一记载看，当时逻娑显然已有众多被俘汉人工匠从事纺织。763年吐蕃攻陷长安，也曾打算将城内工匠全部掠走，史载：“初，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将掠京城士女工匠，整队伍还蕃，及是，闻鼓声，谓有变，乃狼狈奔溃”③。唐人诗中也描述当时吐蕃人：“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缫茧成匹帛，那将绕帐作旌旗”④。可见，吐蕃中、后期其衣着服饰受唐之影响至深，且掠夺汉人工匠从事纺织也几成惯例。由于纺织工匠多由俘获之汉人充任，故其地位低贱。“贱民贬为纺织工”一说显然系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但吐蕃大量俘获汉人工匠的现象主要盛行于中、后期。
3、酿酒、磨面及制陶术
公元650年，吐蕃向唐朝请求“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焉”⑤。关于造酒，《旧唐书·吐蕃传》说，吐蕃人“手捧酒浆以饮”，说明吐蕃人喜欢饮酒，吐蕃早有制酒的技术。吐蕃又向唐朝请派制酒匠人，吐蕃人喜饮酒，可能出于想进一步提高本族酿酒工艺水平的考虑，后来酿酒种类已有所提高，墀热巴坚就饮过葡萄酒⑥。
所谓碾、硙，均指各种磨而言。据藏史记载，文成公主进吐蕃到康地时，曾教当地吐蕃人“建造水磨”的方法，地点在朗珠堆塘⑦。《吐蕃传》说，吐蕃人“捻麦少高低不合为椀”，“高低不合麦少”就是今日之“糌粑面”。这说明吐蕃已有制麦少技术，而吐蕃请制碾硙，匠人入吐蕃，会提高粮食加工的速度和精度，水磨更是利用吐蕃丰富的水能而节省劳动力，提高速度的良技，敦煌藏文文献载，噶尔·钦陵曾说：“青稞稻麦长坝上，入于水磨即成粉”⑧，这说明水磨加工方法已推广于吐蕃。后来吐蕃人又不断发展了水磨工艺。现在，藏族已能制造各种类型的复杂的连动水磨，使水磨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
陶器在昌都卡诺村遗址、林芝古人类遗址均有发现，表明制陶技术在吐蕃由来已久。《拉达克王统记》载，文成公主本人还将谷酒、和青稞酒带到吐蕃：“各种食物具备，以乳提制酪，以酪提炼制酪糕，将陶土制为陶器，建造水磨，以织机织布，工巧技艺所获众多。”⑨
即随着文成、金城公主的先后入藏，把中原地区的制陶技术也带入了吐蕃，使西藏的制陶业有了显著发展。藏文史书记载的文成公主在吐蕃所写的《琵琶歌》中就有：“植桑织丝兮、编竹为逢兮、灰岩为陶兮”。据民间传说，吐蕃后期出现了釉陶，以硫和小花瓶为主。质厚重呈灰黄色，釉色有蓝、紫、绿、黄等，西藏把这种釉陶称之为“唐碗”。除日用陶器外，还开始生产建筑用陶，最早就使用在大昭寺的墙体的五色砖。8世纪修建桑耶寺时，所用的砖瓦也是以汉地技术在桑耶寺附近烧制的，主要是红砖和黑砖。在乌孜大殿二层前郎还铺有绿色琉璃方砖。
但黄灏先生认为这可能言过其实。理由是20世纪80年代西藏建筑勘察设计院在观察大昭寺的修建工程时，发现大昭寺石墙内原为砖墙，这说明吐蕃时的制砖技术已有较高水平，至于桑耶寺的琉璃塔，更显示其制陶技术之高。目前尚没有更确切的史料，说明吐蕃制陶术的迅速提高与汉地制陶术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不过与陶器相联系的瓷器，当时在唐朝制瓷业已从制陶业分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并有迅速发展，当时的青瓷和白瓷已亨盛名。据藏史记载，唐朝的制瓷技术在吐蕃赞普都松芒布杰时传入吐蕃（约公元676—704年）。制瓷之所以为吐蕃所爱，是与汉地茶叶传入吐蕃相关联。当时茶叶已从汉地传入吐蕃，饮茶多用瓷器，而吐蕃无瓷碗，赞普又闻唐朝有之，因之派金字使者赴唐求取瓷器，但唐皇只赐予吐蕃医药、历算、工艺和音乐家，而没有赐给瓷杯（碗）。唐皇对吐蕃使者说，吐蕃如果有制瓷原料，可以派给你们一位工匠。于是吐蕃使者将一位制造瓷杯的匠人带到了吐蕃。汉地制瓷匠人问赞普制什么样的瓷器，赞普说制造汉地没有的那种瓷器，即敞口、轻薄、矮足、浅白而略带青色的瓷器，这种瓷器可命名为“达瓷”（音译）；并且要求在瓷器上绘之以画，最好瓷绘以雀鸟衔枝，中等瓷绘以海鱼，下等瓷绘以草山糜鹿图，其它瓷可任意为之。汉地制瓷匠人便按赞普之命，分原料之优劣，将达瓷制成六种形状的瓷器，其中供赞普用的三种，即“肖瓷”、“兰瓷”、“祥瓷”（以上均为音译），供常人用的三种，即“泰瓷”、“埃瓷”、“朵瓷”（以上亦为音译）。这就是汉地瓷杯制造工艺传入吐蕃的情形。①
4、造纸术
唐地纸张之传入吐蕃，当与吐蕃文字的普遍使用和译经相伴而行。世界造纸术均源于中国汉地。吐蕃使用纸大约始于文成公主进吐蕃之后，松赞干布向唐朝请婚同时求造纸匠人就说明这点。从目前所见出土文物看，吐蕃已由“刻木结绳”记事逐渐发展为使用木简。早期，纸传入吐蕃数量有限，供不应求，许多地方仍以木简记事，大大限制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出土藏文古代木简很少有长文。而今存之敦煌吐蕃文书和佛经多已是纸卷文献，并且可以说是“长篇累牍”了。据潘吉星先生对敦煌纸写文献分析，文献用纸，多是唐纸，而且多为河西汉地所造②。又据瞿霭堂同志自阿里古格王朝残存宫室中所得佛经，经北大陈铁梅、原思训二同志用碳十四测定，均为唐代纸张（公元775年±90年）③。可见唐纸是吐蕃时期的主要用纸。这些纸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汉地直接供应的，另一部分是吐蕃自制的。敦煌寺院就有附属造纸部门，藏经洞所出《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中④就有纸匠记载，这些纸匠为吐蕃统治下的十三座寺院和吐蕃政府机构制造用纸。当然，各族纸匠间也自然交流制纸技术。又据潘吉星先生调查，藏区手工造纸方法与汉地相比大同小异⑤，推想唐代吐蕃时期，汉藏造纸技术当更接近。吐蕃有了造纸技术和使用纸张书写（当然也有了制墨技术），因而得以记录下丰富而珍贵的史料。
据2003年出版的牛治富教授主编的《西藏科学技术史》所载，西藏藏纸（狼毒根纸）在造纸的煮洗过程中，传承了唐代中原对造纸原料的煮（洗）法。其中藏东及昌都一带主要用草木灰煮洗法，中部卫藏一带则采用土碱煮洗法。但藏纸造纸工艺中至今未能使用中原应用纸药抄纸的工艺。据记载，751年唐将高仙芝在中原地区与大食国作战惨败，一批造纸工匠被俘，这些中原士兵在当地传授造纸术时，没有传授纸药的使用方法。藏纸抄纸中采用一纸一帘、炼干揭纸的方法，与纸药失传有关。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中国工匠未能在当地及藏区找到含有纸药的植物，也可能是不愿传授此门技术。唐代至高宗时期，重要文件均用黄纸书写，以防虫蛀。藏族在吐蕃及宋元时期后也一直沿用了中原的惯例，喜用黄纸印经收藏、或以“藏青纸”书写金、银汁藏文经本。
5、建筑
（1）大、小昭寺
建筑技术方面，吐蕃建筑吸收了汉地的先进技术和风格。汉式歇山式大屋顶技术，斗拱、雀替和卯榫等营造技术大都是唐时传入吐蕃的，其典型代表当以大小昭寺、桑耶寺、夏鲁寺和萨迦寺等为代表。以大昭寺为例，该寺殿堂之多层出昂斗拱、转角斗拱、贴墙斗拱、栏杆式样、托木（雀替），都明显受到汉地早期斗拱和雀替的影响。其翘角飞檐，无疑源自汉式技法。大昭寺的门廊布局平面呈凹字形状和金顶的歇山，斗拱及全寺采用石木结构，木柱梁架以 榫结合，都体现出中国内地建筑的传统特点。尤其是大殿的人字形大叉梁的结构更是典型的唐代建筑手法。而小昭寺的汉式大屋（即歇山式），更与汉地寺宇形制无异。据《西藏王统记》载，“文成公主自汉地召来许多木匠及神像之塑匠，随建成小昭寺”①。小昭寺底层呈前殿后堂的布局，佛殿周围环以转经廊，顶层设金殿一座，翘角飞檐，是典型的汉藏合一式建筑。又据《松赞干布遗训》载，“（文成公主的）五百仆人等，自汉地运来四根柱子”，用于建造小昭寺②。据此看来，汉人参予大小昭寺的建筑当属可信。建于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时的桑耶寺大殿，其中层完全采用了汉式砖木结构。
吐蕃的早期建筑设计很有特色，它基本上是沿着纵横二轴线前后左右全对称分布的，建筑设计所突现和强调的核心是释迦牟尼佛殿，早期神殿的建筑结构采用了内地梁架、斗拱和藻井等法式，受唐代风格的影响，显属唐代的建筑手法。这些风格融汇在这种藏式风格的建筑中，又很自然地成为一种相映成趣的巧妙结合，并赋予很浓厚的地方特点。在修建大昭寺选址时，“文成公主再次根据汉历观测法详细推算地形，指出藏区的地形如一罗刹女仰卧，卧塘措湖（今大昭寺所在地）是罗刹女的心脏，为恶趣之门，若要镇之，须得修建佛殿”①。 “另外，文成公主还指出：罗刹女的两个肩头和两个胯骨是四大关节，两肘和两膝是四小关节，两手掌和两脚掌是四大掌，必须在其各处修建佛殿镇压。”②所以，在这一时期，根据文成公主所测算的吐蕃其它地方，还相继兴建了12座镇魔寺庙。
（2）拉萨琉璃桥
索桥最早为我国北方的鲜卑族创造，唐时经中原传入吐蕃。《水经注》卷二引《秦册记》说：“抱罕河夹岸，岸后十丈，义熙中，乞佛于此作飞桥，桥高四十丈，三年乃就。”乞佛为西秦国主，鲜卑族。飞桥即索桥。《大唐新语》卷11载：“唐九征为都御史，监灵武诸军。时吐蕃八寇蜀，九征率兵入永昌，屡战皆接吐蕃以铁索跨漾水、濞水，以面西河蛮”。此次作战在神龙三年（707）。这一造桥技术，据今人之《造桥史话》称是彝等少数民族根据索桥的再创造而对祖国作出的贡献。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称这一技术。后在10——13世纪传入欧洲。
公元641年，随着文成公主入藏，开始建造大昭寺及与之配套的汉式琉璃桥，藏名宇妥桑巴，译意为“绿色松耳石的桥”，它是藏汉工匠共同智能的结晶。其桥梁为木桥梁并列架设，共四孔，中间三个石墩，两岸为石台，桥与驿道相接。雕花石板木护栏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同寺院建筑一样，数百斤重的木条梁、板梁经升高后，架设到立柱顶上，足证当时吐蕃已从汉地学到高超的起重技术。桥亭立柱与桥墩结合在一起，顶上覆盖有绿色琉璃瓦，石柱、石台均用花岗石砌成，绿白相间。夕阳西下时，犹如长虹卧波的石桥与金顶粉墙的大昭寺交相辉映，蔚为壮观①。
（3）昌都吐蕃建筑的汉地影响
吐蕃时的昌都是苏毗、附国和东女国的一部分。
因佛教从印度、唐朝传入藏地。在昌都贡觉县的通夏寺，原有一座藏印汉合的三层吐蕃殿堂，当地称为“玛堆殿”，意为红色殿堂。第一层为藏式、第二层为印度式、第三层为汉式建筑。屋顶为汉式单檐歇山式，盖有琉璃瓦。据当地人介绍，相传这就是当年文成公主为镇压女魔四肢关节而修建的镇女魔之左掌心寺。据学者研究，至少这座寺院应该是在后弘期建造的。②
6、冶铸术
冶炼及铸造业在吐蕃已相当发达，松赞干布向唐朝献高二尺的金鹅及金琲，均体现其水平。吐蕃金器制品很发达，传到唐朝长安，引起震动，皇帝令展视群臣：“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手异”。“诏置提象门示群臣”。这对汉地奇工艺的提高也是有益的。但吐蕃造钟技术似与汉地有关。如昌珠寺的铜钟就是“汉人比丘大宝所铸”③。
西藏文管会在1991年的文物考古调查中，在白朗县洛江乡长美坚寺首次发现“瑞兽葡萄镜”一面。该镜系青铜铸造，圆形呈黑色，直径16.8厘米。边缘内斜，高1.2厘米，镜面平而光滑可鉴，背面中有瑞兽穿纽，中部饰凸弦纹一周。分为两区，内区饰六对称瑞兽及葡萄枝蔓纹，外区饰雀鸟、蝴蝶，亦有葡萄枝蔓纹遍布，斜边上饰莲花纹图案一周。整个图案构思巧妙，疏密得当，铸造精美，反映了当时匠心独具的工艺成就。
据《新唐书·地理志》云：贡镜的地区有二，一为并州、二是扬州。扬州青铜镜中有“瑞兽葡萄镜”“雀鸟花枝镜”等。所以此镜是唐代早中期的典型器物。究其镜的来源，已无史查考。该寺扩建前，原地称“洛穷白母颇章”，“洛穷白母”意为“女王”，“颇章”意为“宫殿”，故传此颇章原为苏毗女王的宫殿。而苏毗人在公元586年（隋开皇六年）就遣使与隋通好，隋灭后，又数与唐通好（参见《苏毗大事记》）。可能这一面铜镜是在当时通好互赠物品的情况下，自唐而传至此地，而后埋藏至地下。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多种原因传馈至此。
④ 参见《西藏的魅力》，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9页。
① 《册府元龟》卷962，外臣部，才智。
② 《旧唐书·吐蕃传》。
③ 《旧唐书·吐蕃传》，陆贽上疏。
④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王尧，陈践汉译本，第121页。
⑤ 《贤者喜宴》第七卷，第28至第33页。
⑥ 《西藏王统记》，本版第50页下。又见《拉达克王统记》，弗朗克本第31页。按：金城公主进藏时，“杂伎诸工悉从”，其中可能有纺织匠人。
⑦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⑧ 《旧唐书·吐蕃传》
① 《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册府元龟》卷980，外臣部，通好。
③ 《旧唐书·崔宁传》。
④ 《全唐诗》。
⑤ 《旧唐书·吐蕃传》。
⑥ 《贤者喜宴》第七卷，133页。
⑦ 《松赞干布遗训》，157页下。藏语称水磨为“丘郭”，直译为“水轮”。
⑧ 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伯字1287号卷子。
⑨ 弗朗克本，31页。
① 见《汉藏文书》上册，123页上至126页上。
②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③ 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碳—14实验室1981年10月测定报告。
④ 《敦煌资料》，斯0542号卷子。
⑤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按，敦煌经纸多系桑麻纸。
① 见《西藏王统记》63页下。
② 见《西藏王统记》228页上。
① 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萨迦寺》，文物出版社出版，第2页。
② 宿白《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上）》，载《文物》1992年5期，第32页、第34页。
① 李豫川《僖宗古代的桥》，载《民族团结》1996年4期
② 参见土呷《昌都地区建筑发展小史》，载《中国藏学》2003年1期。
③ 见该钟钟铭。载王尧《吐蕃金石录》。又，吐蕃桑耶寺亦有铜钟一口，铭文系藏文，称“钟”为“迥”（音译），当为汉文“钟”之音译借词，“迥”音正合中古汉音之“钟”读。干隆时所造之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普陀宗乘钟，其藏文铭则以“中”音译汉文“钟”字，与今之汉语读音合。从这种借音看，亦说明藏区铸钟之技应源于汉地，据敦煌文献看，敦煌亦有铸钟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