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据库中存有万倍于人脑中的信息，而且又容易存取时，这时获取知识还有什么意义呢？当计算机更有效地、更合适地运用知识时，为什么我们还去运用获取的知识呢？也许对于未来的后代来，所有我们目前称作知识的东西都是枯燥乏味、毫无价值的，而如果在可以衡量人类努力的效果的领域里，计算机模仿甚至超过人类，那到底能给人类留下什么特别的奋斗天地呢？

                                     －－戈登·帕斯克《电脑、信息与人类》

    如果说，后现代文化背景是网络文学的底色，人文视野则是它的生长平台，人文精神蕴含应该是它的内质和筋骨。

    网络文学的历史认证取决于它能否走进人文审美的殿堂，建立自己的人文价值体系，而这种内质的涵养是需要在数字化时代技术霸权的铁壁合围中疏瀹和铸就的。因为自诞生之日起，网络文学就面临科技与人文的宿命式追问：在它所依附的高科技大树上，结出的究竟是人文价值的丰硕果实，还是会使人文的艺术传统和精神期待在技术的狂飙突进中花果飘零？在炙手可热的科学势力的边缘，走进网络的文学是否仍带着古老的传统与价值朝着人文审美的场域驰骋，还是在科学技术的场域中让文学本体的人文精神经历一次技术理性的“格式化”？

一、网络的人文哲学考辨

    网络是一种技术。wwW.11665.Com当人类发展网络技术的时候，却又离不开人文的动机和目的。任何一门技术都是伴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从一开始它就体现着人类改造与控制自然的权力意志，给自然和人类自身施加巨大的影响，因而在以人文主义的眼光考辨网络技术的时候，必须确证人性与价值的先在性。互联网的无远弗届和触角延伸不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或工具创新，而是负载价值的－－网络的人文价值和人性底蕴。不过这种价值不是自因自明的，而是需要理性沉浸、哲学追问和观念规约的。

    1、数字化技术的人文目的性追问

    被称作“数字革命传教士”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中宣称，人类社会已进入“比特”的时代，正以“信息dna”重建世界，媒介革命的横空出世带来的生存新定义，无限宽带创造的人类新空间，产业大变革建立的地球新秩序，虚拟现实的人性化界面，以及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活方式等等，足以让人类豪迈地步入“乐观的年代”，安享曼妙绝伦的“数字伊甸园”。然而，高科技的圣火在照亮人类生存光明前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灼伤人类自身。例如，互联网的蛛网覆盖与网络犯罪同步增长，计算机信息产业给世界经济指数带来的增长与计算机黑客对经济的破坏的与时俱进等，足以击跨人类对数字化信息科技的乐观和盲从。近年来，网络犯罪以年均105％的速度增长，在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仅2000年就达到700多亿美元，网络黑客恣意妄为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带来危害，计算机病毒的日新月异和防不胜防常常是源于技术狂徒的智力游戏和欲望冒险。大而言之，“科学沙文主义”的阴影更是玷污着技术进步的每一个足迹，如20世纪军备竞赛产生的5万枚核弹头将人类推到了战争和仇杀的火山口上，其核威力足以将人类炸回到旧石器时代；技术经济导致的生态灾难使得平均每4分钟就有一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人类发明的航天器和空间定位与导航系统使美国“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得以准确无误地实施疯狂的预谋，让现代科技文明象征的双子塔楼在全世界惊恐的目光中轰然倒塌……这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所追问过的：为什么笛卡儿开创的新科学的理想－－数学宇宙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恶梦中化为泡影？为什么在培根、笛卡儿、伽利略所热烈呼唤的新时代里，人类并没有进入一种真正的人类状况，而是沉沦到一种新的野蛮之中？

    人类对科学神话的反省和对技术目的的追问，在逻辑上必然延伸出两个话题：其一，科学是一柄双刃剑，它能为社会进步开辟胜利的航程，也可能会成为毁灭人类的掘墓者；其二，技术并不是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中性的，只是那些创造和使用技术的人使得技术成为一种善的或恶的力量；相反，技术是负载着价值的，具有其作为伦理、政治、人性、文化等诸问题的丰富意含，它在体现技术判断的同时也体现价值判断。例如，中世纪寺院中机械钟表的发明适应了当时僧侣们有规则的祈祷生活，汽车工业的勃兴体现了资本家“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最大化追求，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诞生于美国，与美国人对个性自由、平等交流、民权分享和隐私权的倚重与选择有关。所以技术不仅体现了技术判断而且也体现了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以及那些设计和使用它的人的利益。正如斯塔迪梅尔在论及技术的社会性时所说：

       脱离了它的人类背景，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义上的理解。人类社会并不是一个装着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包裹。那些设计、接收和维持技术的人的价值与世界观、聪明与愚蠢、倾向与既得利益必将体现在技术的身上。

基于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和对科技与人文关系的关注，许多人面对技术的无限制扩张与虚无主义膨胀，毅然为技术的发展辩护，视技术为人类的福祉和永不消歇的社会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才是建立平等社会的最可靠的凭藉，因为科学技术创造出空前规模的生产力和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足以坚定人们对它的无限信任；但另一些人文主义者却留意于技术进步中人性的尊严和人的精神价值，对技术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文化断裂与人性戕害等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这种批判从亚里斯多德对工匠技艺的蔑视中就初见端倪，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视新生的机器文明为恶魔；19世纪则有非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运动以生命的表现与技术世界图景相抗争；迎击20世纪新技术浪潮的，有存在主义对技术本源的人学追问，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技术的猛烈抨击；直到今天有关原子恐怖和生态主义、反技术运动和后现代主义等鞭挞“技术拜物教”的声音仍不绝于耳。

    这一切都在警示人们，在互联网把这个世界一“网”打尽的今天，人类不能仅仅从技术本身来看待网络技术，而必须从人性、人文、人伦、人生的角度，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来审视网络的意义和功能，在数字化的赛伯时空中追索人文大化的目的和价值。

    于是，在数字化技术席卷而来时，人类不要吝啬对技术的人文目的性的追问。这种追问庶几可以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现代技术与人的生命向度，即这种技术能否使人类更加珍视生命，热爱生命，敬畏生命的天然合理性，尊重生命的自然历史过程，并排斥贱视生命的观念，抵制和抗争涂炭生灵的暴行。

    其二，网络科技与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即网络能否使人类得以符合人性的、自主的、作为真正的人来生存，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活着。在人文哲学的视野中，人之为人的生存不仅需要有丰衣足食，还要有精神的追求、生存的境界和对理想的憧憬；不仅要使每一个体安享当下的幸福生存，还要尊重后代人合理享受的同等权力，保证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在生存中协调好天人关系、社会关系、身心关系，还要有利于丰富人的个性、创造性和自由本性。即如美国的人文主义者芒福德（l . mumford）所说的，技术进步的目标应该是关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所有方面，而不是只关心科技需求的功能；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人类要想在现代技术“巨机器”面前有尊严的生存，就不能把自己完全交托给技术，而应该审慎地考虑人类本性与技术的关系。 因为在人类正式出现之前，动物界建造的复杂的鸟巢、海狸的水坝、蜂窝、蚁丘、大猩猩的谋食工具等，就已经有了大量的技术发明。人类的技术发明不管多么先进和复杂，如果不能在技术的圣殿上添加人文的装备，这种技术在质的规定性上仍然不能与动物界的生存本能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