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彻底揭露了自我的旧观念，因此我们几乎不能继续重弹老调了。……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人类是某种事物。他到底是什么？

                  ——索尔·贝娄：《略论当代美国小说》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感受和体验、认识和评价，作家自身的思想和感情等，都必须经过主体心灵的加工、改造才能创化为艺术作品，因而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带有创作主体浓郁个性色彩的个性化文本。黑格尔云：“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艺术作品才能成为艺术作品”[1]，黑格尔所说的“心灵化”其实就是主体化。纵观中外文学史，规律性的事实是，主体的政治信仰、社会立场、审美理想、文化修养、人生经验乃至主体自身的人格品质、性格气质、习惯癖好、心境情绪等，都会对文学创作过程和结果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们对网络文学的批评，有不少都指向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缺陷——审美理想低俗、价值取向偏颇、文学修养薄弱、情感意绪单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议论和批评，个中固然包含某些对于网络文学真正缺陷的真知灼见式忧患和洞见，更大量的却是多少有将网络文学主体“婴儿化”、网络文学文本“初级化”的价值取向，隐含着对于网络文学主体特征的“认知误区”，即对网络文学主体存在的“真实境遇”缺乏更为深入而细致的考量与思辨，从而总是习惯于从传统的主体话语系统角度看待网络文学主体，用传统主体话语的标准衡量网络文学的主体存在。wWw.11665.cOm

一、主体的踪迹

1．从主体性到漂浮的主体

20世纪80年代的主体话语最初出现在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2]一文中。后来又在他的《论文学的主体性》[3]中得到系统的阐述。不过刘再复的主体性话语论述框架，明显接受了李泽厚的“双重”内涵观点，包括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而李泽厚的主体性观念则是康德哲学主体性概念的直接延续。可见，80年代主体性话语产生并成为一个时期主流话语的原因，乃是“文革后”文化追寻人的精神启蒙思潮的反映和表现，它的目标并不在于真要去建立什么抽象而思辨的哲学，而是通过类哲学化的叙事，对中国当代历史及其文学作出整体性的反思和批判，用主体性话语接续 “文学是人学”传统，灌注人道主义精神气质。

从主体性话语的论证及其论争状况看，主体性话语是一种在人的神圣性层面上论证人的文学合法性的启蒙话语，它既充满现实针对性，也包含拨开历史迷雾见青天的拯救意识。在主体性话语中，“不仅高扬着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文精神，而且有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风范。在对主体性的这种建构里，我们读出的是建构者的良知和责任感，建构者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我们还看到，张扬主体性的理论主张，不仅是破，而且在立。不仅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且在作建设性的时代精神的尝试，反映出新时代文化重构的企图”[4]。

但随之而来的反主体性话语却向我们表明主体性话语的内在虚弱和精神价值取向的弊端。80年代的主体性话语是建立在一种先天的以人为神的价值立场上的，它对人的崇高赞美和欣赏之情完全脱离人的现实向度而单面化地将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永恒精神本质的始源体，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来源于这个始源，是这个始源的实践性现实后果。人真的具有一种不变的精神本质，永恒的支配着社会的运作么？人的神性是一种本质规定、绝对律令还只是一种话语虚构、历史局限的产物？非主体性话语对主体性话语的“堂皇叙事”作出了自己独有的回应。

流行在80－90年代的反人道启蒙主体话语可以划分成现代主义向度和后现代主义向度这样两个维度层面上的叙事取向。由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原来是混在现代主义中夹带入中国的，因而在很多理论批评的论述逻辑中，二者的分界常常被模糊，从而混淆成一种逃逸出主体性话语牢笼的力量。二者界限的模糊不利于我们认清不同时代历史中的话语特征，从而我们可以选择将二者分立的论述方案。

现代主义乃是一种围绕个人主体性中心阐释人和世界的文化思潮，只是现代主义的主体不再是理性、人道整体神话的一部分，而是一个自然和社会、个人和他人、自我和时空系统相分离的主体，无论是克尔凯郭尔对“孤独个体”的恐怖，雅思贝尔斯的自我“临界处境”，海德格尔的“此在”之“烦”，还是萨特的“恶心”，都是存在主体脱离事物秩序后的非理性境遇。自从人与世界（自然、社会）的和谐秩序关系破产，人便不再是神圣的主宰，反而成为一个被世界侵袭、损害、压制和剥削的对象性主体，人和世界的关系只有“荒谬” 一语可以概括。萨特对这种“荒谬遭遇”有过精彩的论述：

（所谓荒谬）其实除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外，也就别无所指了。根本的荒谬证实了一道裂痕——人类对统一的渴求和意识与自然之间的断裂；人类对永生的渴求与存在有限性之间的绝缘，是人生对其构成本体的‘忧郁’和奋斗的徒劳之间的破裂。[5]

现代主义对于理性主体绝望处境的认识，本质上是起源于对工业技术理性统治世界的不满。在现代主义者看来，从自然的角度言说，理性已经和科学技术画上了等号，自然的世界就是一个人造物的丰盈压倒人的地位的世界，作为启蒙手段的科学技术，如今已经异化成为人类的奴役工具；从社会的角度言说，科学技术理性已经和社会意识形态画上了等号，“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技术和科学具有替代被废弃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意义”[6]“科学与其说是人类进步的忠诚助手，毋宁说包括了新的人类异化的种子”[7]“当技术知识扩大了人的思想和活动范围时，作为个体的人的自主性，他对日益发展的大众操纵机构进行抵抗的能力、想象力、独立的判断，似乎被剥削了，旨在启蒙的技术能力的进步伴随着非人化的过程”。[8]面对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无可挽回的非主体局面，现代主义产生一种强烈的拯救意识，要在理性的废墟上建立另一个非理性诺亚方舟。这种非理性的世界，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首先，它将自我作为本体的存在、作为万物的主宰，“我思”是人的中心。

第二，它将人的心理情绪、个体的主观感受，如烦恼、恐惧、孤独感、失落感、荒诞感、被抛弃感都赋予本体意义，成为它的哲学命题。

第三，把生命直觉、潜意识、本能等精神连续状态看作是发展的主体。

第四，强调主观性、直观性、偶然性、具体性、个别性和多义性[9]

总之，现代主义的非理性倾向首先使得它成为一种崇高的美学，同时也是一种怀旧的美学。它通过大量内心潜意识活动将人“见不得人”的东西作为重要的人性内容提出来，使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此前，人类只是从撒旦那里知道存在黑暗、肮脏、荒诞、焦虑，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跟撒旦这么近，属于同一个家族。“撒旦性”的发现，使现代主义完成了从人类历史的背面拯救人类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