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而打上烙印｡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文学肤浅,是由于缺少原罪感｡本文试以老舍和巴金作比较,探讨二人小说作品中所体现出原罪思想的不同,用以证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着原罪的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变异了的,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学观念,而并非西方基督文化的复印件｡文中着重从作品中表现出巴金对人类爱的出发点的原罪意识和老舍以恨社会不平为出发点而具有的不同的原罪意识,分忏悔和献身两部分加以阐述｡
关键词:原罪意识;忏悔;献身;救赎
基督教文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基督教并不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版复印件,它受文学形式,文学观念的限制,以及中国现代社会的时代背景､汉语意义表达的可能及限度的影响,它是西方文化和文学里的基督教的变异｡二三十年代基督教被卷入民族性与殖民性的矛盾中,在二十年代产生了“非宗教运动”,三十年代民族苦难更加深了基督教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作家虽然呐喊着反宗教,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仍不自觉地表现出基督教对他们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甚至左右着他们的创作思维｡
从具体情况来看,一方面这些作家大多数是非教徒,往往对教规､教仪､以及教会本身的事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心去感受,用自己的血性去体验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传达的那种为人类而承受大苦难的人格精神,本文中这方面的代表为巴金;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作家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却讽刺､批判基督教,然而他们的思想已经受基督教影响,也体现出耶稣的“信､望､道”精神｡本文中这方面的代表为老舍｡虽说巴金和老舍的接受过程不同,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宗教情感的本源是一致的｡
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著的结论中曾经指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来说,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
[1]其实,如果把这种原罪再夸大一步,“原罪”意识在巴金和老舍的作品中就有不同的表现｡如果说他们的博爱､宽恕､克己等观念,并非一定是基督教的,也有可能是本土的儒､佛文化的观念,那么“原罪”的观念,则是他们受基督教影响的可靠证据,因为“原罪说”是基督教的一个根本性特征｡之所以是根本性特征,是因为基督教义根源于一个堕落神话｡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知识树上的禁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上帝宣谕,女人将要增添怀胎的苦楚,并且受丈夫管辖,男人必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人死后必归于尘土｡从飘逸在上帝的天堂到劳作于长满荆棘的地上,这就是一个堕落的过程｡这一堕落神话昭示出三层重要的意义:一､原罪的责任在于人类自身,是人类在欲望的诱惑下背叛了上帝不可吃知识树上的果实的忠告,所以,“根据堕落神话,邪恶是经由人类的责任而来到世上｡它既不为上帝的忠告所注定,也不是世俗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果”｡
[2]二,由于堕落是人类的始祖犯下的,因而原罪的责任由人类共同承担,一方面人从生下那一刻起就开始为人类始祖犯下的罪过受苦;另一方面,无论一个人的德行有多么高尚与伟大,他也是有罪的,也必须为人类的原罪承担责任｡三,有堕落也就有救赎,甚至献身,在大地与天堂之间,上帝给人指引了一条还乡之路｡在堕落神话中,人是在魔鬼撒旦的诱惑下背叛上帝的,但是,“魔鬼只是在由上帝主宰的世界里才可能存在,同时,也只有当神力寄于他身时,他才能起作用｡换言之,邪恶并非是没有美德,而是美德的堕落,是寄生于美德的东西｡在这种神话概念里,邪恶比在一元论里更为肯定｡而比在宗教和哲学的二元论里更依赖于美德｡这样,堕落的神话便集极度悲观主义和终极乐观主义两者于自身,将基督教与其它信仰､其他观点区分开来｡基督教相信存在越有意义,其意义也是越为邪恶所威胁,因而,对于善战胜恶较之其他形式的宗教也表现的越为肯定”｡
[1]这三层意义是层层递进的,其最终落点不是原罪而是救赎,是人类必要通过自己的救赎重沐上帝的神光,救赎之路就是还乡之途｡这种基督教信念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使西方文学形成一个最为基本的叙述模式:堕落-救赎｡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等作品是典范之作,冉阿让因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聂赫留朵夫诱引了一个少女却不肯负其责任,这都是堕落的开始｡但二者都在基督精神的教化下坚定地走向自我救赎之路｡这些还只是表现个人对于自身的救赎,随着人性解放的步伐,自我的忏悔已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的不满和抗争｡到后来,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由个人单纯宗教意念上的忏悔,扩展为具有某种社会意念上的反省,正如关注政治问题的著名天主教神学家j.b.默茨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所希望的救赎不仅是关涉个人灵魂的救赎,也关涉整个社会形态的救赎｡耶稣宣布了他的救赎就是同他那个时代的公共权利发生了道德的冲突｡在实现救赎的启示的使命中,基督教的宗教公开负有批判社会和解放人类的政治责任｡”
[3]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在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结合点上,来接受西方基督文化的忏悔意识的,所以中国现代作家的叙述模式为:堕落-忏悔-献身｡这是由“五四”以来的时代特质所决定的｡对民族启蒙救亡意识的呼唤,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也是追寻的目标｡而由启蒙所带来的对民族历史及生存现状的清醒认识,又使拯救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的心理共识,用一种深沉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对基督的忏悔与对民族命运的忧虑结合起来,但不同作家忏悔的出发点又是不同的,他们的忏悔意识是一种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个人觉醒与社会批判､宗教意念与历史使命相互融汇的特定产物｡
本文试以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和老舍作一个比较,他们都带有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作品中有不同的表现｡巴金早在1927年赴法留学,扬起自己生命之帆的时候就曾响亮的说道:“我的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
[4]这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虽然很朦胧､空泛,但这已经能表现出他的忏悔更侧重于由爱人民而发出的忏悔｡巴舍对于自己的宗教意识曾有自白:“基督教的处女在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即将来的死亡,并没有一点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打开了｡她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是众人的,甚至要除掉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黎明的将来,而这将是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
[5]很显然他把自己定位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众人的”幸福的追求,二是“除掉自己”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确定了他的宗教追求具有一种十分鲜明的责任感和崇高而悲壮的牺牲精神,并同时确定了其忏悔意识是向着人类这个上帝的｡
老舍很早就在宝广林的影响下入了教,在1922年他刚入教不久时,他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双十纪念会的公开讲演中说:“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应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责起一个十字架｡”从中可见,老舍所信仰的是一种耶稣的献身赎罪精神,是出于一种对封建旧文化､旧制度的恨,是为了铲除封建的旧东西,寻求民族新社会､新文化,也是为了实现“民族政治”和“国民的共同福利”｡
[6]他深切地希望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个“活活泼泼,清清醒醒,堂堂正正,和和平平,文文雅雅的中国”,
[7]为了追求这个理想,老舍忏悔的出发点就在于由恨而发出的对国民性改造上｡所以他的忏悔更多落脚于献身情节,是一种为他人,为社会的献身｡
本文试分忏悔和献身两部分来比较二者的原罪意识在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一些差异,探究他们的“原罪意识”具体表现在何处,又是怎样体现出中国作家的独特的民族化的“原罪意识”的｡
一､忏悔､赎罪情结
忏悔是原罪开始的第一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悔过意识,由于老舍和巴金生活经历的不同,在他们的忏悔意识也有区别,虽说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基督式的忏悔,但巴金更表现为对人类爱的忏悔,老舍则更多从恨社会的角度出发｡
老舍作品中忏悔环节似于被他跳过,但在《四世同堂》中却有两个典型人物:瑞宣和冠高第｡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明显的忏悔意识｡瑞宣是一个传统型的知识分子｡在民族自救事业上,他一开始是怯儒的｡国难当头之时,以他一贯的爱国热情,本当抛妻离子奔赴疆场,可他却没有勇气这样做,而这又仿佛一层阴影笼罩在他心灵之上,他也恨这个社会,也恨自己的怯懦,于是老舍这时将他推到了“宗教”面前:“瑞宣不由的时时不出声的祷告｡他不知向谁祷告好,而只极虔诚的向一个什么具有人形的‘主义’和‘慈悲’祈求保佑｡……后悔为什么平日那么看不起宗教,以致缺乏着热诚,与从热诚中激出来的壮烈的行动｡”这种内心深处的忏悔,很快就驱使他能瞒着老人放走了弟弟瑞全去抗日,又尽最大努力帮助为了抗日而家破人亡的钱诗人｡他坦然地坐牢,认为这是对身已懦弱行为的惩罚｡他恨自己的能力太弱,恨自己的胆小怕事,恨自己没有早点去抗日,最终他自觉承担起宣传抗日的义务｡
冠高第是一个赎罪式的人物,是忏悔基础上一种更深层的形式,她在用自己的行动完成忏悔的意识｡她生活在一个罪孽深重的家庭,这仿佛一座沉重的山压在她善良的心灵上,她恨这个家庭,也恨自己出生在这个家庭中,她企望尽可能地做一些善事来洗涤家庭的污垢｡她暗中帮助因自己父母告密而遭受劫难的钱家,积极帮助受大赤包迫害的桐芳,配合钱诗人进行地下抗日活动｡虽然高第的赎罪善行比起冠家的恶行并不足以达到一种心理平衡,但老舍着意表现的则是出于对罪孽深重的社会的憎恨,而发出的控诉,以及对自己能力有限的深深忏悔,所以他在作品中塑造了这两个人物,他们极力用行动来救赎自己,以求心理上的安慰,以十字架上的受刑来赎回自己及他人的罪过,让社会更和善､美满｡
巴金更多地透过自己的爱,思考生死之谜,为人类的幸福而忏悔,他从创作一开始就表露了强烈的赎罪意识和明确的赎罪的对象,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中即通过李冷､李静淑兄妹之口发出了这样的誓言:“我们叫人爱,我们自己的生活却成了贫民底怨毒底泉源:这样的生活现在应该终止了｡我们有钱人家所犯的罪恶,就由我们来终止罢｡” “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的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这虽然只是一种誓言,但它确实是深深触动了人物心灵痛苦的悔悟,而且它在更深层次上触动的又是巴金本人的悔悟｡《灭亡》主人公及其作者不但在心灵的层次上求得自我的忏悔和救助,而且这种心灵的忏悔和救助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宗教理论的程式上,而是为整个人类社会的赎罪并付出行动联系在一起的｡在紧随《灭亡》的《新生》里,杜大心付诸行动之前的誓言又延续为李冷牺牲前的告白:“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着牺牲自己,为人类工作,使人类幸福､繁荣……没有个人底感情,没有个人底爱憎,没有个人底悲哀｡”李冷也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彻底的忏悔与控诉｡从《灭亡》､《新生》直到《最后的话》,巴金付出的行动是自己一生的创作,而且“不能用笔表达的,还可以用行动写出来”,
[8]他同样用自己一生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誓言｡
巴金的忏悔由爱而发,他曾说:“虽然我的小说里有时候竟因此含了深的忧郁性,但这忧郁性也并不会掩蔽了那一线光明｡我底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
[9]《憩园》中写了两代人的灭亡,其中杨梦痴(杨老三)是个性格复杂､内心矛盾的“圆形人物”,作者常常近距离地审其丑,却又不时远距离地审其美,从内外两个角度表现杨梦痴这个人物形象｡他常忏悔,这种忏悔即便是信誓旦旦､痛哭流涕也无法使其悔悟,因为他不知道该向谁忏悔｡这种毫无倾听者的自怨自艾,“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后悔根本就没有触及他的灵魂,因为他的灵魂还沉睡不醒,他始终没有把孤苦无告的双眼投入上帝时刻注视着他的慈蔼的面容｡但正如“原罪”是植根于人性之中,对神圣的虔敬和灵魂的复活亦是上帝的旨意｡杨梦痴终于让苏醒的心灵对着上帝忏悔:“这是我的报应｡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们｡”这里表达出“一个慈爱父亲的愿望”,表达出上帝救赎之爱的力量｡杨梦痴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找到他,不给家庭造成负担,为自己的过去忏悔｡在上帝看来,生死的界限对人来说根本上是没有的,不过是以另一种存在过渡到另一个时空,唯一应该牵挂的就是在上帝面前忏悔自己,一种赎罪式的忏悔｡
完成于1946年末的《寒夜》,又把另一个杨梦痴式的悲剧角色汪文宣推到我们的视野中｡巴金用“憩园”的调子来写汪文宣,“寒夜”笼罩在他身上,较之“憩园”对杨梦痴的摧残和折磨该是更加阴冷和恐怖｡汪文宣柔弱颓唐､疲惫衰竭的身心便完全成了这寒夜的俘虏｡和杨梦痴一样,文宣也曾有过璀璨的理想之光,那份振兴民族教育的宏伟抱负无法不令人心向往之,但他却经受不住生活的内外冲击,随着精神上的日益变态,身体日渐羸弱,最后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凄然长逝｡杨梦痴是被“憩园”埋葬的,而文宣则是被“寒夜”吞噬的｡他在寒夜里像一个幽灵,没有欢乐,没有温馨,更没有依靠,只有不间断的自谴自责才能使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存在和卑微气息:他在黑暗中把右眉碰肿了,可是他并没有感到痛｡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罪!”他虽然夹在妻子和母亲中间受气,可他想到妻子在外面工作也有种种难言的委屈和艰难,妻子也是为了这个家,他甚至知道妻子在心里是爱自己的;他想到母亲也没有错,她把全部爱心都献给了儿子,甘愿以“二等老妈子”的地位担负起这个贫穷家庭的全部劳作,于是他的心灵在烦恼和痛苦中倍受煎熬,他只有向自己发出悲绝的自责和忏悔:“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每一个人｡我应该受罚?”然而他汪文宣究竟又有什么错?!他里里外外忍气吞声地活着,能忍的忍了,不能忍的也忍了｡他“默默地吞着眼泪,让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
[10]他本应该得到的是同情和抚慰,而决不是谴责和忏悔!这就是巴金想要揭露当时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好人得不到好报｡”进而揭示出这样一个社会是注定不会长久的｡《寒夜》不仅描绘出一幅将死社会的图景,更表现了作者从对民族及整个人类的爱的基点上发出的对这个社会的强烈诅咒,借人物之口产生了深深的忏悔｡
1931年巴金写过一篇题名《爱的十字架》的短篇小说,小说中的“我”因社会的压迫和个性的懦弱不得不背负起爱的十字架走向生命的末途:“朋友,我现在走出去了,因为我不能够再挑那个担子了｡我想,在那里,在那无名的死里,我也许可以得到真正的安宁罢｡我背负着十字架,已经走了这几年了,现在也许可以达得到目的地罢｡我背负着十字架,并不象基督,而只象那个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小贼,——如果你有眼泪为他流,就请你多少为我流几滴眼泪罢｡”
[11]爱的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牺牲的道路,为爱的忏悔,为爱的复活的忏悔,这就是巴金一生所付出和所得到的写照,是他自己所选择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的永恒的道路｡
二､牺牲､献身情结
当人追求永恒的生命价值时,就蕴含了一种献身人格,就是个人为他人的幸福而牺牲,这是忏悔过后的进一步动作｡巴金和老舍都具有这种意识,但二者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们对生命价值追求的出发点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巴金更多地从对人类的至爱上出发,而老舍的出发点在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仇恨,具体表现为二者在作品中塑造出的很多伟大的人物形象｡
老舍曾在《诗人》一文中表露过自己的献身意识,文中说:“在别人正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节,他会极不得人地来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在这种为了救世而殉身的诗人身上充溢着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拯世色彩｡这也跟老舍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出生于满族家庭,父亲是死于与入侵的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的,这使老舍对以自由､和平为伪装的帝国主义深为愤恨,正因为这种恨,激发了他在创作中的积极献身意识｡
《黑白李》是反映老舍献身意识的重要小说,哥哥黑李接受了基督教,总是劝人为别人牺牲,甚至把自己的爱人让给弟弟都不算是牺牲,“那是消极的割舍,并非由自己身上拿出点什么来｡”黑李想做耶稣献身的典型,他烧去脸上的黑痣,冒充弟弟被捕,最后献身,这据耶稣看来,是最高形式的献身,这其实只是一种出于个人的爱的献身,并不是作者所推崇的｡弟弟白李也是做好了牺牲准备的,但不同的是他是为了争取绝对的社会平等,他不愿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样去死,而愿成为一个叛逆者,在迎接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上,消灭尽可能多的敌人｡显然这种献身意识是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仇恨,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他素不相识的大众｡老舍通过车夫王五对黑李､白李作了鲜明的比较:“二爷(黑李)吧,一看天气热就叫我歇会儿,四爷(白李)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拉车的都算在一块——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所以你看,二爷来得小,四爷来得大｡四爷不管我的腿,可管我的心;二爷是家长里短地可怜我的腿,可不管这儿(指心)｡”这样感性的对比中,突出反映了白李献身精神为更高一层,也是作者所推崇的｡
另外,这种献身精神在《四世同堂》中钱诗人身上也有所体现｡小说中的钱默吟是老舍着力塑造的理想人物,在其身上充满了基督精神｡作者以祁瑞宣的视角描述他:“他看钱先生简直的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真的,耶稣并没有怎么特别关心国事与民族的解放,而只关切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在背负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说,钱先生却是值得崇拜的｡”老舍是以一位为民族的危亡与前途而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形象来塑造钱默吟的,老舍将他称作“自动的十字架战士”,显然,钱诗人是为了拯救国家而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并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的｡
《猫城记》中的大鹰､《赵子曰》中的李景纯等都是老舍塑造的基督式的人物,他们身上都带有殉道精神,“以牺牲之精神,使社会安堵”｡大鹰“是个替一切猫人雪耻的牺牲者,他是个教主”,为了唤醒猫人,大鹰决定献出自己的生命,“活着没作亡国的事,死了免作亡国奴｡”李景纯是老舍推崇的人物,他抱有拯救国家与民族的宏愿,对赵子曰的混世哲学深恶痛绝｡面对黑暗的现实,他认为:“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低头去念书,念完书去到民间做一些事,慢慢的培养民气;一条是破命杀坏人｡”他走第一条路的希望幻灭后,便铤而走险,去刺杀“人民的公敌”,结果被捕入狱,面对死亡他所遗憾的是未能对社会作出贡献｡李景纯身上的献身意识,也是出于对社会现状的憎恨,而牺牲自己以拯救国家和民族｡巴金曾自称是“人类苦难的歌人”,苦难是他小说中的基本主题｡处女作《灭亡》的扉页上题着一首诗:
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运却是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
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
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
这首诗揭示了巴金许多小说中的主人公人格上的基督气质特征:对人类的至爱,对自我命运的深刻认知,对受苦乃至灭亡的甘愿担承｡这种献身人格贯穿着巴金整个创作,早期小说中塑造的革命者形象杜大心､陈真､里娜;《家•春•秋》中的觉新;抗战时期,身陷“孤岛”的巴金感受尤深,他根据《新约》中使徒彼得的献身传道事迹,将之概括为“重进罗马精神”,奥尔格•朗分析这时的巴金心态说:“他对人类苦难的深刻认识,他希望帮助他同胞的愿望,他极力主张自我牺牲精神,正是他道德哲学的基本原则｡”
[12] 在小说《灭亡》中,杜大心是以一个殉道者的面目出现的,他决定要作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命运,为了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壮烈牺牲,也希望自己的命运越悲惨越好｡在《灭亡》的姐妹篇《新生》中,主人公李冷的哲学就是,为了信仰牺牲掉自己的生命,这并不是耻辱,也不是灾祸,而是命运｡我们为着人民谋幸福,必须付出这个牺牲,必须为此牺牲掉自己的生命,必须以这个牺牲唤醒人们的信仰｡在《爱情三部曲》中,革命者陈真也以殉道作为自己的天职,常常说自己的身体是属于社会的｡为了革命的事业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新生》在李冷就义的时候引用圣经《约翰福音》中的一段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段话本在《约翰福音》中,是耶稣在预感到自己将要为信仰而牺牲的时候对门徒所说的,隐喻着一个为信仰而死的人换回来的是千万个有信仰的人的新生,而这也恰是巴金的信仰｡
小说《火》第三部《田惠世》中田惠世是巴金理想中的献身人格,他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目的“并不是使其自身进入天国,而是要把他的同胞们从苦海中拯救出来”｡他读《福音书》时,吸引他的主要是其中有关爱和如何给人民带来美好生活的章节｡同早期捐躯舍命的杜大心､背叛家族的里娜等的英雄人格不同,田惠世的献身人格表现为沉实的工作,他创办《北辰》杂志,刊登“不知道感动多少人”的《连云港血战记》等文,他克服杂志出版中的种种困难,即使典卖衣物,也务求及早出刊;他心爱的儿子被敌机炸死之后,伤心成疾,却依然赶着杂志校样等｡巴金笔下的这些人物,由于他们的价值观念是事业高于生命的,恨不得把自己的生命消耗掉,牺牲掉,来成全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一点上苏雪林是巴金的知音,她评论说:“他有一颗为人类跳跃着,震颤着､受苦着的心｡‘受苦’､‘受苦’,我听见巴金不断这样叫喊着,尼采一生中也常喊这两个字,临死时写给朋友的信,自称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谁说巴金没有这种感觉?”
[13] 耶稣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有历史性,也有象征性,他是上帝的形象,也是基督教义“神人关系”的证明,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和死而复活是他最基本的意义,巴金和老舍对耶稣的受难和牺牲精神都有很深刻的个人体验,并且都有着自发的耶稣式的忏悔｡这种意识不是早就存在的,而是由宗教启蒙产生的,是一种“寻求精神家园”的自我启蒙的需要｡这种意识在他们作品中表现为自我苛刻的自责和虔诚反省的忏悔意识,以及勇于牺牲自我的崇高生命意识｡但他们二者又有所不同,巴金呼唤的是一种“人类至上”的爱,由爱“人”而产生的一种忏悔和献身,是爱的原罪意识;相反,老舍所崇尚的是救世主义,是出于一种恨,恨社会的不平,而把受“苦难”和“牺牲”看作是责任和义务来担当,是个体融入群体的超越｡这些爱和恨又相互交织,相互转换,相互渗透起来,最终表现为一种中国式的“原罪意识”,这种意识并不是西洋基督文化中的“罪”的表现,而是指向对爱与恨交织下的“恶”的反抗,它是一种渗透着中国作家自身意识的,受中国时代背景影响的,加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的一种“原罪意识”｡所以说“原罪意识”的写作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并不是像夏志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感兴趣”,相反,当时的作家们在对新思潮追求的过程中,基督精神在他们的思想境界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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