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当政者对重建公民社会是否会影响政治稳定，确实是有所担心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公，各种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社会会不会被有些人利用成为挑战政权权威的平台？某些激进人士会不会利用公民社会组织向政府提出其难以接受的政治诉求？再说，激进的民间组织在某些政治冲突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令人记忆犹新，俗话说，“一年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正因为如此，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一直采论文联盟http://取防范警惕的心理，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总是通过“支部建在连上”的方式，以“不留社会空白点”的方式控制社会组织，并抑制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这种思路是各级官员对待社会组织的既定办法。
　　可以说，各级政府确实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矛盾：一方面，近20年来，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多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认识到多元化的利益团体需要中间组织去予以整合；另一方面，它又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心存忧虑，对此我认为要同情地理解这种担忧，才有可能找到说服他们的办法。
　　事实上，在现今一些官员、学者和百姓的概念中，一直存在一个误解，认为英美模式是形成公民社会的唯一模式。英美的特点是，依靠第三等级与政府抗争，逐渐获得自主边界而形成公民社会，走的是一种抗争性的发展途径。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哈维尔所主张的抗议组织，均是这类对抗政府型社会组织发展的例子。此类组织被西方舆论宣传得很厉害，以至于国人与官员也误以为凡是公民社会就是抗争运动，许多官员对公民社会发展之所以抱消极态度，确实与他们对此类抗争性组织是否会在中国出现的担忧有关。
　　然而，应该让政府官员们了解的一个最基本事实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均是采取法团主义或者说是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路径来建立公民社会的。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协商制”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
　　这些国家的社会中间团体，如工会、农会、商会以及其他民间利益团体，在历史上曾经直接隶属于国家，或受政府严密监管与控制。随着社会自我组织化要求的提高，这些功能性团体逐渐发生演变，并越来越多地代表这些利益团体与政府进行对话，它们在政府与大众之间扮演着协商与对话的积极角色。此类法团既能代表功能团体内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与政府互动，又受到政府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与约束。由于有了这样的中间组织的存在，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起了良性互动的关系。
　　中国也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即通过类似于法团主义的路径，把现有的国家管控的社团组织逐渐发育成具有自主性的中间组织，从而避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直接对峙与摩擦。而这种社会协商机制也是走向健康的民主社会的现实路径。一方面，国家可通过对法团的组织控制，以保证自己在谈判地位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功能法团以社会成员利益代表者的资格与政府协商，这样就能帮助社会成员解决实际问题。更具体的办法是，可以把现有的国家控制的工会、工商联等法人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更具独立自主性的社会中间组织发展，政府在逐渐放松对社会团体的直接控制的条件下，让社团发展出自治性格，使之具有更广泛地代表本利益团体的社会功能，并由此形成对成员的聚合力与活力，从而逐渐具有自发产生的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所具有的整合社会个体的功能。
　　法团主义的发展模式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法团主义阶段——法团由国家控制。在此阶段，国家建立、控制一些功能性的法团组织，由这些法团把工人、农民、司机、医生等从事不同职业者组织到协会中，协会再用国家支持的规章制度来规范会员。一方面，国家与法团之间形成协商机制，共同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诉求；另一方面，法团也可以约束会员，防止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并避免发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法团又有一定的自主性，并对成员的利益负责。职业群体聚合为协会团体，国家、法团与个人之间整合成一种协商体系，这种东亚模式的社团主义或法团主义，很好地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民间社会能有序地健康发展，使全社会长期保持相对稳定，其经验很值得我国重视。我个人觉得，中国很可能也会走上这条路。
　　随着法团自主性的进一步发展，国家逐渐意识到这种自主性发展能极大地发挥法团整合、协调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诉求的功能，并且对政府所要求的政治稳定又无不利影响，国家就会进一步放宽对法团的控制。这样，国家法团主义就会发展到法团主义的第二阶段——社会法团主义。到了这个阶段，社会法团所享有的自主空间，已经与市民社会没有什么区别。从中国的国情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这种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变的历史路径，是中国政府最能接受、实施成本最低的一种发展路径。
　　法团主义的发展路径在中国是可行的。首先，中国已经有了现成的工会、商会及行业协会，这种路径依赖性的发展可以通过“旧瓶装新酒”来降低建设成本。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全能主义体制，先天地具有国家控制社会的特点。与欧洲大陆国家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相比，中国的中介组织受国家控制更为严格，国家对法团的控制力度是历史上各国中最大的，我们可以把这种作为全能主义单位而存在的法团组织称为“超法团主义”组织。
　　正因为在中国，受国家控制的社会中介组织即“超法团主义”组织已经存在，使得中国走法团主义的社会发展路径，比起英美那种从无到有、另起炉灶地重建市民社会的模式——放任社会自发形成自组织系统的模式，要更为简易便捷，也更有利于既定条件下的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一发展路径也更容易被政府所接受。
　　具体怎样实现这一目标，这就要对这些附属于国家的垄断性社团，比如工会，先“松绑”，再“搞活”，从国家附属的社会机构向自组织的公民社会“软着陆”，逐渐走向自主化，并承担起整合社会利益集团的功能。可以说，这是历史提供给中国的一种发展路径，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历史经验，与当年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单位所有制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式——计划经济下的放权、让利、搞活，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道路，是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特色所在。
　　珍惜重建公民社会的良好时机
　　21世纪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 从现代化发展的逻辑与人类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来看，应该是“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具体地说，国家通过类似于从计划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的路径，即通过放权、让利、搞活的成功路径，让社会承担起本应属于社会承接的功能。不失时机地发展中间组织，是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转型的成败，取决于能否使现在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模式，逐渐平稳地发展为由国家与公民社会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结构，只有在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中国才能避免民主化过程中的民粹主义，才能向健康的民主体制平稳过渡。
　　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从社会文明进步与民主建设的需要来看，公民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大趋势，是历史潮流。古今中外数千年文明史表明，公民自由结社，公民自我组织，都是社会常态，中国没有公民社会的现状，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自外于世界文明的共同制度财富的历史状态之中。
　　30多年改革开放，也为推进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首先，社会与人们的心态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中国社会已经开始走向多元化，知识分子已经抛弃了80年代那种激进的浪漫主义，政治心态也渐渐理性化、温和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渐渐走向务实化。由于经济改革的成功，政府在民众中享有了比改革前更高的合法性与信任度，因而我们不能再用80年代的那种态度来对待民间社团或非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