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保守与激进”之争是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论战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取得的主要成绩有二：一是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二是在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的同时，意识到：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从现代性的坐标来看，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处在保守主义的笼罩之下。
     关键词：“保守与激进”之争；社会思潮；发展模式
 
     “保守与激进”之争是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中心话题之一。从80年代末至今，旷日持久，争论却依然不休，没有定论。对这场论战时间、规模和深刻性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话题进行一个学术观察和反思是必要的。虽然已经有学者作了这方面的观察与反思[1]，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一步的观察和反思仍然有必要，本文的反思主要基于现代性的视野并结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
 
     一、“保守与激进”之争的历史回顾
 
     争议主要源于对中国近现代史的不同阐释，直接发起人为海外华人学者林毓生和余英时。Www.11665.coM历史话题焦点为对“五四”和“文革”的理解及其关联性。1979年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986年、198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初版（5万册数月内即售完）、增订再版（印数2万册），同年，三联书店又出版了其论文集《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3]林毓生认为“五四”犯了“整体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4]和“文化化约主义”（cultural reductionism）[5]的错误，这种错误本质上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有机式一元论思想模式”，是“受儒家强调‘心的理知与道德功能’及思想力量与优先性的思想模式的影响所致”。[6]“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7]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8]（讲演内容不久即传入国内）。余英时宣称：在近代中国，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9]“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0]1989年，余英时的著作《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1991年7月在美国纽约召开了“中国重要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与贡献”学术会议，海外汉学家认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理想与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以及这一思想趋向所埋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11]1992年4 月，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争鸣文章《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余英时也在《二十一世纪》同期发表申辩文章《再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二十一世纪》从此成为“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主要阵地。1993年，北京大学陈来教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上发表《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一文，全面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此后，激进与保守之争成为热点。《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还有陈炎对姜义华教授的访谈《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虽然争论本身最终不了了之，但九十年代大陆思想的主潮已由“激进”转向“保守”。2003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激进思潮与保守思潮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它们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同时推进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12]算是对“激进与保守之争”作了初步的总结。
     “保守与激进”之争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是保守主义占主导，还是激进主义占主导？二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有十种观点：其一，激进主义占主流；其二，保守主义占主流；其三，自由主义主流说；其四，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其五，主张区别政治与文化不同层面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其六，“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其七，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制衡；其八，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其九，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于自由主义思想阵营。
     关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其一是，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其三，主张具体分析，反对把“文革”与“五四”挂钩，反对否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革命运动；其四主张区别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其五，后果难以认定。
     以下结合论战的实际对上述观点进行梳理和观察。
 
     二、对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的观察与批评
 
     余英时与姜义华的论争揭开了“保守与激进”大规模、长时段论战的序幕。可以说是“保守与激进”由“论争”发展到“论战”的导火索。两位先生的论争对于观察和反思这场学术论战也具有典型性，因为此后的论争基本是对于二者的回应和深化。因而，我们首先需要解剖“余姜论争”。
     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最简单地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13]他认为，在近代中国，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激进主义，只有变的程度不同。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价值上选择了往而不返的“激进”取向。主张渐变，或变得少一点，主张保留一点中国文化基础的人，往往就被人看为保守主义者。[14]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而且在思想上是一波比一波更为激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15]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比较，中国思想的激进化显然是走得太远了，[16]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思想的主流要求我们彻底地和传统决裂。因此，我们对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极少“同情的了解”。甚至把传统当作一种客观对象加以冷静的研究，我们也没有真正做到。[17]
     余英时举历史事实为例，认为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由激进主义主导。保守主义居于绝对的弱势。基本上中国近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保守和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互相制衡。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康有为认为枝枝节节的改变是没有用的，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于是提出了“全变”、“速变”的主张。自从康梁要求“全变”、“速变”以来，这个“变”便没有一个底，不知道要变到哪里为止。在国民党北伐后，好像有了一个值得保守的现状，但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思想统一”，因此，它和知识界没有达成融洽的共识。抗战的最初几年，举国为民族主义所激动，大家暂时不谈如何改变现状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似乎出现了一个现状，可以为保守或激进的思想提供一个社会坐标。但这种新形势很快又成为被否定的对象。[18]从一般的标准说，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文革”时期已经走到了全程的终点：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的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猛烈的抨击。但“文革”并没有终结中国思想史的激进化历程，只是走过了70年激进化历程的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五四”的起点。全面谴责中国文化传统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第二个循环的激进化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第一圈的激进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长处还有亲身的体验。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情操对他们的立身处世多少还有一些约束作用。”今天新一代的激进批判者“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没有机会直接接触传统文化。（余英时认为“‘五四’第二代、第三代以至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文传统大概只有一个抽象的观念”）……反现状和反中国文化竟合为一体了。”[19]
     余英时认为，在“五四”运动以前，激进主义基本上还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虽然已经接触到文化的层面，但还没有完全直接而全面地碰到文化的问题。到“五四”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任的问题。“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五四”领袖认为中国文化本身不单产生不了民主和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障碍。直截了当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20]
     激进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呢？余英时作了如下的分析：
     第一，中国人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认同的社会体制，也没有任何共识可以为大家都接受。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现状正在不断地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体制和系统，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于是，激进的力量就拼命地发展。[21]在西方，保守、自由和激进三派都是相对于一个已经存在了两三百年的社会现状而成立的。这种社会现状是一个现代化的开放系统，基本上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因此，无论是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都已经超越了传统和现代之争。中国则不然，思想冲突的焦点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而以中国文化代表传统，以西方文化代表现代。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有势力的两个流派——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大体上都对传统持否定的立场，文化保守主义则始终没有影响力。[22]
     第二，思想的激进化与社会现状是互为影响的，思想的激进化发挥了不断破坏现状的作用，至少使任何现状都无法取得合法性。[23]
     第三，思想的激进化过程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坂一样，非达平地不能停止。[24]
     第四，把“传统”与“现代”这样一切为二，寻找“历史规律”，并根据“规律”来划分社会发展的阶段。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观念。[25]
     姜义华对余英时的“激进主宰论”提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认为，20世纪以来，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激进主义”，也不是“五四”精神，而恰恰是“保守主义”。中国的“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这正是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这表现在：①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比较弱小，且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②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三大力量（国家资本力量、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和新社会力量）之间互有冲突与内耗，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③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26]说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实践的失误在于“激进主义”太强、“保守主义”太弱，说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事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针对余英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解释，姜义华认为，将辛亥革命看成是几个知识分子搞起来的，是激进思潮的结果，这是对历史的误解。说到底，满清政府是自己把自已搞垮的。“辛亥革命”不是搞过头，恰恰是它的不彻底性。“五四”也没有全盘激进反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并未全然抹煞儒学在其产生时期的历史意义。他们所反对的，只是今人对其不加分析、或别有用心地全盘继承。对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部分的俗文学恰恰是主张弘扬的；对于儒家之外的先秦诸子，也是肯定的。即使是建国以后搞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主要是为了防止两极分化，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是很激进，其实很有一点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味道。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纲领之一的“五七指示”，要求人们“既要学工，又要学农，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把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理想化，结果是搞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而取消八级工资制、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一切，都被余英时教授统统归结为“激进主义”，不是有些简单化了吗?
     姜先生反复强调：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都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因此，对它的评估，不能仅看其提出了什么样的口号，而且要看其真正支持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达到了什么样的社会目的。对“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理解上。不能仅看其名称和口号。那种以党派来划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作法，似乎是不可取的。也不能仅看其手段。那种将“激进主义”等同于“暴力革命”的作法是将问题简单化了。即使是对同一社会群体，甚至同一政党的历史实践，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一成不变地加以评断。[27]
     姜义华从现代性的视野，摈弃“激进主义”提法，而以“民主主义”代之，提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论，   他认为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交替和连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每一次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潮高涨以后，必定会有一种新形态的政治保守主义登场。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明显针对1903年以来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1915年的君宪救国论是对1911年以来民主共和实践的否认；1925年的醒狮运动矛头直指五四运动和国共合作以来民主主义的广泛成就；1928——1929年以后的“训政”论及其“训政”实践以及1933至1936年连续登场的法西斯主义运动（1933——1934年）、新独裁论（1935年）、新法家运动（1936年前后），表现了对工农武割据及逐渐重整旗鼓的人权要求、民权保障的恐惧；1940年开始的“战国策”的宣传，是试图改变抗日战争开始以来政治民主化有所进展的趋向；50年代后期初露端倪、60年代后期逐渐成形的全面专政论、1988——1989年的新权威主义及199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改变着50年代前期、60年代、80年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在90年中国政治实践中，政治保守主义的实际影响总的说来要远远大于政治民主主义、政治自由主义。[28]姜先生强调，尽管中国在整个20世纪中最为响亮的一个名词就是革命。但是，以往的革命过多地纠缠于政治斗争领域，社会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反而很有限。[29]
     从余姜论争的逻辑与材料来看，得出相反的结论与以下两因素有关。
     第一，论争的坐标不一致，余英时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是“相对于现状”，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激进就是要打破现状。但他又说，“一个人是保守还是激进，并不在于他对中国的现状（因为人人都是否定现状的）的态度，而是取决于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看法。”即使是“相对于现状”，他也没有明确区分政治现状，文化现状，经济现状，还是整个现状？另外，他有时又把“传统”理解为“儒家文化”或“儒家传统”。在论证过程中，他有时相对于政治现状，有时相对于文化现状，有时相对于传统。如他认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又认为“无论是戊戌的维新主义者，“五四”的自由主义者，或稍后的社会主义者，都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现代化’的最大的敌人”；甚至认为激进主义认定“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等。姜义华认为，如果我们要以保守与激进为思潮分析范式，那我们应该设定保守和激进的坐标为“现代化”或“现代性”，即工业文明或市场文明。保守主义就是敌视或无视现代化、留恋农本文明和宗法社会的态度，而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则是认同或赞成现代化、向往市场社会与工业文明的态度。姜义华认为未完成现代化的中国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方不同，西方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都立足现代化的平台高度，而中国则没有这种高度。因为对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评判坐标不一致，因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第二，论战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不一致，余英时长期生活在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方，对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和“文革”没有切实的体会，材料依托主要是官方话语和纸面的东西，因而往往从所谓“激进主义者”的“暴力手段”和“革命话语”来判断是否激进。姜义华亲身经历了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因而力主判断社会思潮激进还是保守的标准应该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实际，即相对中国获得的现代性而言，是真的激进还是保守，特别应该考虑大众的、尤其是农民的思想实际。
 
     三、论争的蔓延及其原因
 
     “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最初发生在历史学领域，主要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领域，但迅速扩展到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并且由学术研究发展到对涉关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等众多问题的“论战”，并进一步引发了保守主义、新“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混战。最近的“读经运动”、“新国学运动”、“祭孔活动”等一系列“保守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论战。学术界为此召开了多次讨论会议，但只是加强了思想和学术的多元化趋势，而没有得出任何“定论”，当然，“共识”还是有的，就是要进一步推进研究和反思，进行更多的个案分析和更细致的理论探讨。
     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学术界莫衷一是。
     其一，激进主义主流说。张灏认为，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随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进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激进化已经相当普遍，终于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大规模的左转，改革的声音几乎被完全淹没。激进化的原因有三：一是1895年以后西学大规模输入的刺激；二是空前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取向危机；三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30]张灏把“革命”等同于“激进”，也是相对现状而言的。但中国人往往把“革命”等同于“造反”，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根本改变，即现代化的实现和现代性的获得。因而“革命”是否就是“激进”是值得深刻怀疑的。李泽厚认“暴力手段”和“激进话语”为“激进主义”的指标，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其负面效应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自此，就是不断革命，最后就是1949年的革命，并且此后毛泽东还要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31]陈来指出：从“五四”到“文革”、“文化热”的过程，文化的激进主义始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激进主义的口号远远压过了保守主义的呼声。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化运动是受激进主义主导的。“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32]陈平原认为：“‘反传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中最大的‘传统’”。[33]陈来、陈平原同余英时一样把“反传统”、主要是指“反传统文化”视为“激进”，其评判坐标就是“相对于传统”，以此为坐标将失去对现代化历史的有效解释，甚至误导现代化的方向。“五四”主张“重估一切传统”并不是“全盘反传统”，而是最大程度地解放传统的资源，使传统获得活力和新生。萧功秦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心态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崇尚某种抽象的中心象征符号，并以这种符号与理念作为一劳永逸地、整体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处方。这种以抽象化的理念原则来简单涵盖“问题”的政治文化现象，可以说是自五四以来直到8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特征。[34]马勇认为中国的发展几乎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超前的实验与改革”，中国总在激进的理念指导下一再寻求“根本解决和彻底解决”。结果，中国旧有的基础虽然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新的基础毕竟一时建立不起来。[35]袁伟时虽然不同意“五四”的“全盘反传统”论，但也有“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一说。[36]
     其二是保守主义主流说。姜义华认为，从整体上看，保守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百年中国，“保守主义”，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内部，渗透着大量非现代化的成分。而且，微弱的现代化经济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处在广大继续为传统所支配的下层社会民众的包围之中。
     其三是自由主义主流说。李慎之认为，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37]
     其四是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是主流说。许纪霖认为，（就政治思潮而言）在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太强大了，而自由主义又实在太微弱了，微弱到在社会变革中几乎发不出自己的声音。[38]
     其五是政治上与文化上的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有别论。郑大华、许纪霖等都持这种观点。许纪霖认为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所凭借的坐标是不同的。文化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主张全盘推倒的是为激进，而仍然固守在本土文化框架内的是为保守。政治层面的激进与保守，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要求根本解决、推倒重建一个新的是为激进，主张在现存系统内作技术性调整和修补的是为保守。就文化层面而言，从清末到“五四”确实是一个连续激进化的思想历程。但从20、30年代起，中国思想界主导价值开始趋向温和化，继续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激烈声音转为微弱，相反，要求“不守旧、不盲从”的“中国本位”主张却得到了大部分讨论者的认同。直到60年代海峡两岸再度刮起全盘反传统旋风以及大陆80年代出现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层面，尤其是在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进化论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国的变革如走马灯一般，方式一个比一个更极端更激进，目标一个比一个更浪漫更空渺。[39]郑大华也认为，“政治取向与文化取向不完全一致”是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思想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取向上可能是激进主义者。反之，一个思想文化取向上的激进主义者在文化取向上可能是保守主义者。造成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不完全一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化过程所引起的传统之一元化网络结构的解体，导致了文化道德与政治秩序的分离，从而使得人们完全可以以一种纯粹文化的态度对中西文化取激进或保守的立场，而于其政治取向是否激进或保守了无关系。[40]
     其六是“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连锁支配论。王岳川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排斥多元开放的兼容模式，以一种狭隘心态去做激进乌托邦式的表演，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有激进主义色彩。90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才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的“国学热”现象。[41]
     其七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制衡论。汪荣祖、陶东风、马克锋等人持这种看法。汪荣祖认为，强大的社会保守势力似乎很有效地牵制（不只制衡）了激进的思想趋向，而激进思想之挫折似乎使其愈趋于激进。若然，则近代中国思想趋向之激进，恰与社会势力之保守成正比。[42]陶东风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困境是：保守主义往往与民族主义相互勾连，为了维护传统文化而不惜背离自由的目的，而自由主义则常常走向狂躁的激进主义与彻底的反传统主义，使中国文化面临深刻的断裂，而且最终同样背离了自由的宗旨。二者的持续紧张与消长是贯穿20世纪中国始终的主线。[43]马克锋指出，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近代社会变动和进步过程中的孪生物和伴生体。二者在政治上相互制衡，思想上相互影响，文化上相互依存。其中既有斗争，又有妥协；既有矛盾，又有调和；既有分歧，也有契合。[44]
     其八是主张要具体分析，区别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少历史学者这样主张。陈晓明认为，学者们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采取了“倒叙”历史的手法，“就某一非常复杂的历史事件作为推论的起点，以此来推导八十年代、文革、现代乃至近代的‘思潮’线索。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偶然性、多元力量冲突相互作用的关系等等均被抹去。激进主义变成一贯无所不包的神话。设想80年代的文化思潮为“激进主义”主宰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80年代的“全盘西化”提倡者只是少数人，认同者极其有限。90年代国学全面兴起……是个保守性价值普遍盛行的时代。[45]
     其九是对谁占主流不作界定。有的认为经验复杂，难以一概而定，有的认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实验，难以界定。刘桂生认为，“激进”中有“保守”成分；“保守”中有“激进”因素，“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两者之间也常常是交叉互见的。[46]陈其泰认为，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哪些是属于激进主张，或激进思潮？又有哪些是属于保守主张，或保守思潮？从研究者的使用来看，似乎是很宽泛的，包涵很广，其表现、性质、作用却大有不同，甚至是本质的不同。从有某种保守倾向，到顽固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反动），都称之为“保守”；从有某种高出平庸之见、带有激烈主张，到极左思想，都称之为“激进”。 近代许多著名人物，他们处在激烈变化的时代中，处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之下，其思想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如此的话，若不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作具体的分析，那是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的。[47]郑大华认为，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文化激进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或前一时期的激进者到了后一时期可能成为保守者，如严复、梁启超；或前一时期的保守者到了后一时期可能成为激进者，如严既澄在五四时期赞同孔学复兴，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则主张全盘西化；或保守与激进同时交战于胸中，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同时，这种转化关系有时还表现为前一时期的激进思想或观念到了后一时期则变成了保守思想或观念。所以在讨论或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时，不能持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应坚持动态的、辩证的研究方法，真正作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8]
      其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共同的底线，都属自由主义思想阵营。马克锋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如专制主义、皇权意识、等级制度，经济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基本没有争议。其中争议最大的是文化传统。保守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特别是传统儒学中，有许多东西值得肯定，可以成为新社会新文化建构的立足点和契机。比如，道德伦理（仁义礼智信）、礼仪和孝道、节俭等。激进主义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儒学中，主要反映了专制主义和王权政治的需要，完全不适应现代社会，必须全部抛弃，代之以全新的现代思想和伦理精神。除此之外，关于进化与进步的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理念，民主共和与立宪共和的政治模式，公正、公平、公开以及保障人权的法制社会的追求和努力尝试，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和争论。以往的研究，过分扩大了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歧与斗争，而对其共同点和一致性注意不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近代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壁垒森严的政治与思想分野的划分，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人为臆造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属于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想阵营。保守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极，激进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极，彼此都走了极端。[49]
     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主潮引发的社会政治后果主要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
     其一，主张激进主义占主流的学者认为，从“五四”到“文革”，激进主义一脉贯穿，引发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林毓生认为：“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50]五四的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信任危机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五四运动的主要一面是反传统的思潮，经过这个思潮的洗礼以后，我们传统中的各项权威，在我们内心当中，不是已经完全崩溃，便是已经非常薄弱。”[51] “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的核心所在的崩溃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与失意。”[52]王元化[53]在对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发生的历次改革运动进行反思后认为，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百余年来不断更迭失败的改革运动，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不够彻底，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理。而激进主义之所以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认同，是由于受到五四以来的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反动的。王元化甚至还认为，“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五四”与“文革”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 。[54]陈来认为，“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路是把戊戌以来的政治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对传统的反叛是‘五四’文化运动留给知识阶层的最有特色的遗产，同时也开始了激进主义横决天下的历史。”“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55]许明同样将“五四”与“文革”加以类比，认为“从历史的眼光看，‘文革’代表的是一种扭曲了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令人难堪的休止符。”[56]王树人也指出，“五四”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等口号所代表的思潮，正是使中国现代与传统文化断裂达七八十年之久的始作俑者。[57]郑敏则从反思白话文运动人手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严厉批判。她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偏激”历史情绪的产物，“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其走向“是对汉语的母语本质进行绝对的否定”。她甚至将“白话文运动”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58]罗志田认为，五四人的激烈反传统，至少部分是有意以西方为本位的结果而不全是传统压迫的结果。五四人接受了近代西方必破而后立的取向。新旧和进步与保守渐成价值判断的依据，新即是善，旧即是恶；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对“新”的崇拜既因传统的崩散而起，又同时助长了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固有文化的主张。[59]胡国亨认为，五四运动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传统态度，彻底地摧毁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问题，中国民族会渐渐丧失其内部的凝聚力，我们便会面对逐步分离解体的危险。有朝一日中国若遭此大难，五四实难辞其咎。并进而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来，五四功不补过，应是不争的事实。”[60]
      其二是主张保守主义占主流的学者则认为，引发严重社会政治后果的恰恰是保守主义，而非激进主义。中国百年变革不断受阻的真正原因正是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姜义华先生正是这一观点的著名代表。
     其三，针对具体历史事实进行辨析。不承认“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激进”的“糟糕”行为；不同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是“全盘反传统”；反对把“文革”与“五四”挂钩。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也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61]他反对新文化运动要对政治激进主义负责的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盘性反传统”；其形式也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并且只是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而已。新文化运动是“文化繁荣”，不是“灾难”。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泛滥另有其因。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最根本的是没有建立化解激进的适当的制度。只有从制度着眼才能找到激进思潮在中国泛滥的根本原因。[62]严家炎反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叫做“全盘反传统”，并考证出“五四”当年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他认为“五四”有“五四”的问题，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文革与“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文革”是“五四”对立面成分的回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63]陈少明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的思路，认为以激进主义为线索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只具形式上的意义，它掩盖了某些实质性的差异。“五四”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只是要求文化的急剧转换。“文革”的对象几乎包括一切文化，可以说是反文化。“文革”的根源在社会政治理念，与“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没多大关系。[64]郑大华、贾小叶批评一些反“激进主义”学者对“五四”的种种批判，或过于偏激，缺乏严肃冷静的理性思考；或有悖史实，缺乏历史主义准则，尤其是将20世纪中国的文化、政治失序都归罪于“五四”，并将“文革”与“五四”相提并论，让“五四”对“文革”负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65]耿云志强调，把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简单地归结为激进主义是错误的，它不是研究历史的结果，而是不研究历史的结果。今天人们谴责激进主义，是不懂历史的实在情形。戊戌、辛亥及五四时期的激进主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66]王东指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刨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67]严家炎不同意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认为在三个层面说都是不恰当的。第一，这种说法把儒家——百家中的一家，当作了传统文化的全盘。第二，把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全盘。第三，这种说法不承认即使在儒家思想内部本来就有非主流、反主流的成分存在。[68]张光芒虽然认为，“五四”与“文革”的确在表层上表现出了某种激进主义的相似性。然而，相似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表象背后其实遮蔽着这样一个事实：由于中国特殊的超稳定社会文化结构的制约，中国长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意识与信仰观照，“五四”、“文革”由之各与“信仰”之间形成了某种“异化”却又是迥异的关联。[69]
     其四主张区别对待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即区别“思变”与“事变”，二者未必有关。朱学勤是这一说法的倡议者，他提出“思变打不过事变”的看法。[70]“五四”是否应对后来的政治激进主义及其所带来的动乱负责。朱学勤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在大众中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当年《新青年》的发行量，最高时也不过一万五千份。其次，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比如胡适，他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但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来发生了分化，部分知识分子走向了政治激进主义，但最初的数量其实并不多。再次，说到底，只要在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自由讨论的气氛，那么，无论是怎样偏激的学术派别都是无害的。在自由的争论中，偏激与谬误自然会慢慢化解，就算它们仍然存在，也不至于上升为主流，危害社会。[71]
     其五，后果难以认定。苏文认为“历史经验”并不能告诉我们是“保守主义”更好呢，还是“激进主义”更好。因为历史经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它不可能重复，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因而在纯逻辑的意义上也就不可比较、不可选择。[72]
     “激进与保守之争”蔓延的原因有三：
     其一，政治经济转向。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加速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造成社会更深刻的变化，加入wto也使我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发展是硬道理”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整个社会经济意识凸显、政治意识淡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开始反思80年代的研究范式，探索新的研究范式，“革命范式”、“思想政治范式”逐渐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
     其二，思想自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及其对“新启蒙主义”的反思，使得思想界弥漫着“保守主义”的情绪，“新儒学运动”和“新国学运动”激起了“新启蒙主义”的思想分化和思想反弹。
     其三，学术内理。以“保守主义”来批判“激进主义”的确有一定的学术内理需求。诚如朱学勤分析，余、林两位先生对五四的反省，能够受到大陆学界如此欢迎，首先自应归功于两位先生学理独到的客观价值，满足了大陆学界在思想风行十年以后必须补进学术的内部转换需要。[73]但是也要看到，以“保守主义”来批判“激进主义”不能推向另一个极端，因为中国现代化程度还很微弱，因而，所谓保守，往往就变成对传统的保守，而不是对现代性的保守。
 
     四、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与留下的思考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呼唤建立能够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互补的机制。王岳川就强调：如果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会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长期无所顾忌地发展，也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如果没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74]陶东风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自由与保守始终存在敌对性的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的互补，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价值选择的一个重大误区。[75]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反传统和赶超式强国工程的工具。而没有给予自由的根本原则与终极价值以本体的地位，最终与保守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殊途同归。[76]李育民主张，从实际来看，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中的一对不可或缺的矛盾体，均有不同的历史合理性。在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未能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两者多体现为对立的一面，而缺乏必要的相互协调。[77]
     第二，既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也认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因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史上突破现状的变革，总是难以取得圆满的成效。近代中国更需要激进思想打破自闭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湘山居士认为，无疑，如果能实现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化的道路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文重建时的“比慢”精神，作为学者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坚持的，但对于一个面临民族危亡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主张就显得太不切实际了。[78]王桂妹也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79]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虽然使得有关概念和历史得到了更多的澄清，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
     其一，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仍然没有规范性的认同。表现在：如何看待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否与西方一样，是以自由主义为底线？在不同的语境下，其相对的坐标或参照物应该如何选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与社会现状是什么关系？与“革命”或“造反”是什么关系？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西方文化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应该如何认识？
     从概念而言，激进或激进主义、保守或保守主义，是一个至今仍不很清晰的用词。尽管如此，中外学术界还是在广泛地使用。要使其概念清晰化，必须有一个定位坐标。
     马克锋以“传统”为坐标，认为保守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注重家庭、伦理、宗教和社会稳定，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渐变和改良。激进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突变性和时代性，反对固守传统，主张革命和剧烈变动。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主要因为传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80]
李强、刘军宁、陶东风等人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坐标来诠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81]
     刘军宁主张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理性主义，但激进主义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极其崇拜理性，奉行理性至上主义。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82]
     陶东风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外来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对文化传统、现实秩序与社会变革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保守主义倾向于在保持社会文化传统与现存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渐促进社会文化的改进。对理想和激情采取一种较为约束和抑制的态度；而激进主义则要求从根本上彻底改造社会，砸烂旧秩序，创建新世界，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继承关系的新社会。它更钟情于理想主义和理性至上，更相信人类有通过自己精心的理性设计并建构社会的能力。[83]
     还有分别赞成余英时和姜义华以“现状”，或以“现代性”为坐标的。
     据郑大华、贾小叶的观察，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84]
     不过，诚如刘桂生所言，概念本身有很大相对性，更不用说它们传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各种变异了。所以，不论在中国也好，欧洲也好，若不把这些概念本身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使用时要想把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85]
     其二，激进与保守之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而过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不断发展，激进与保守之争需要动态考察，而不能仅仅作静态观察。静态观察的弊端是把“现状”与“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其实，中国近代既存在“千年老传统”，也有“百年新传统”。对激进与保守之论进行动态观察就会发现，激进与保守的坐标在一定的方向上不断地游移。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不断变化，其主潮地位将有易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还很微弱，占社会思潮主流的仍然是守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而要求现代化的激进主义实际处在思潮的边缘。只有当工业社会与市场社会在中国成熟的时候，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可能会占据上峰，当现代性的弊病暴露得很明显的时候，解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即相对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才可能成为思潮主流。
     其三，对精英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没有分辨。激进主义主流说，更多地只是看到精英的思想变动，忽视了大众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思想结构。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在农民还没有转换为市民之前，其思想的农业文明保守性仍然是主流。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小农主义、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文化上的反智主义等方面仍然是摆脱不了的。
     其四，争论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要是国内政治思想地图的变动和国外社会思潮的广泛影响。当然，讨论激进与保守何者为社会思想主潮这样的问题，要想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很难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界广为认同的研究坐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五，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朱学勤认为，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86]其实，有这种偏差的远不仅仅是余英时一人。
     其六，学术界在讨论或研究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存在着一种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主要是受民族文化情绪的影响导致评价标准的错位，郑大华认为是以“学理的和道德的标准”取代了“历史的标准”的结果。[87]
     通过以上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其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该如何界定？能不能够离开中国的现代化实际来界定？能不能够静态地、非历史地、抽象地去争论保守与激进的问题？
    其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实际如何？就中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三种思潮谁占主导地位？人们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和正确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思潮？
     其三，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旷日持久、席卷全国和各学科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其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是什么？学术界应该如何做到“学术独立”？
     其四，从“激进与保守之争”来看，海外华人学术界以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影响如何？对这种影响如何评价？

参考文献：

[1] 参考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s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3] 据单世联观察，国内学者首先对林著作出回应的，是王元化和袁伟时。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林毓生的理论图式不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载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4]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5页。
[5]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94页。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79页。
[7]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8] 朱学勤称之为“九十年代时风变换的权威文本之一”，“保守主义思潮的权威性学理”。并认为大陆学界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流传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应者云集。载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该文收入大陆出版的多种文献之中，如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1页。
[11]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0页。
[12] 法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9日。
[1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0页。
[1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1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16] 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1991）一文也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的“保守主义者”，从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到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么“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暴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的则成了“保守派”。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9页。
[1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9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1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0、211页。
[2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6——198页。
[2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2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2页。
[2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5页。
[2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9页。
[2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26]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27] 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
[28] 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68页。
[29] 姜义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96页。
[30]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3——45页。
[31]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的“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大哗”，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和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等文章对李的观点和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当时立宪派不可能逼清政府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辛亥革命是客观形势使然。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带来军阀混战。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要具体分析。
[32]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33] 陈平原《史家的位置》，《读书》1992年第7期。
[34] 萧功秦：《近代思想史上的“主义与问题”之争的再思考》，《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42页。
[35] 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和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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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顾准日记〉序》，载《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38]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1页。
[39]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37、38、40页。
[40] 郑大华：《辩证看待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1]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25、430、436页。
[42] 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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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8日。
[45]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第1期。
[46] 刘桂生：《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7] 陈其泰：《关键在于作具体的分析》，《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8] 郑大华：《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9]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50]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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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41页。
[53] 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元化的思想有较大转向。他对“‘五四’激进”一说从反对转向认同。不少学者都有这种转向，如李泽厚等。
[54] 参考王元化、傅杰：《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l期。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73、281、284——285页。
[55]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56] 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第1期。
[57] 王树人：《文化危机、融合与重建》，《原道》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105页。
[58]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 期。
[59]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
[60] 胡国亨：《迈向德智合一的社会——对五四的反思》，《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第4 期。
[61] 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62]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3、268、269页。
[63] 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32、238页。
[64] 陈少明：《低调一些——向文化保守主义进言》，《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509页。
[65]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66] 耿云志：《研究历史要靠历史事实》，《走什么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67] 王东：《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辨析》，《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
[68] 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36页。
[69] 张光芒：《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世纪中国》网2004年11月16日。
[70] 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71]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72] 苏文：《“只有一次，等于没有”——关于“保守”与“激进”的经验之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518——519页。
[73]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74]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23、438页。
[75]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4——485页。
[76]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4、485页。
[77] 李育民：《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78] 湘山居士：《五四与传统：继承还是超越？——试论当代汉语思想界对“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反省》，《光明观察周刊》2004年5月11日。
[79] 王桂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80]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81] 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82] 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02——203页。
[83]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75——476页。
[84]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5] 刘桂生：《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86]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87] 郑大华：《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