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争论不休的学术前沿问题。“现代性”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只有将现代性放进传统和现代（旧与新）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或者将现代性放在世俗性与神性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弄清楚其基本内涵。现代性是在中世纪结束以后开始的，当时的神性中心话语逐渐发展成世俗性话语，因此现代性与神性有着非此不可的联系。对现代性中的核心——“理性”问题的理解，是阐明现代性的关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十八世纪理性发展到辉煌时期之时，却出现了一门叫做“美学”亦即“感性学”的学科。因而我们得问：为什么在理性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会出现张扬生命美感的感性学呢？是什么使得人类要强调在理性时代人不被异化为唯理性动物而成为活生生的人呢？这些不仅是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进程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焦虑。因而现代性问题同样成为我们自己的问题。
一 对“现代性”理性的文化症候分析
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的关键是理性问题。对理性的分析，成为学者们建立体系和阐释问题的重要场域。在我看来，作为“现代性”关键词的“理性”可以化约为三个方面，即工具理性、历史理性、人文理性，其中问题纠结，值得深加追问。
(一) 工具理性问题
“工具理性”也可以说是技术理性。wWW.11665.COm科技给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前景，而成为一种现代神话或者巨型想像。十九世纪我们尚不知汽车为何物，甚至在十九世纪末才发明了电灯。而今天电无处不在，汽车则成为交通工具中最便利和不可或缺的。现代性向人类展示了科技、生活、医疗等各个方面的瑰丽蓝图，今天的科技无疑成为了人们生活的核心话题。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省一下科技的一些问题呢？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背后的负面效应，是否也应该清理呢？当代的一流科学家，或者说是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流的思想家都曾经对现代性加以深刻反省。进入新世纪，我们的清理应该更具有深度。
工具理性的第一个方面，可以用用冷兵器、热兵器、热核兵器的发展关系来说明。在冷兵器时代，诸如在深山老林中登山论剑的剑客，苦练了二十年而武功炉火纯青。当他突然面对一个七岁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手上拿了一个关于现代性（热兵器时代）的武器——枪，枪对准武林高手时，冷兵器时代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二十年的功夫瞬间化为乌有，只要一扣扳机，倒下的就不是七岁的孩子，而是那个武林高手。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人曾经说的是刀枪不入的民族，在面对西方坚船利炮之时，会突然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为什么泱泱大国五千年的文明，会在西方现代性短短的文明史面前感觉到一种失语？我想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枪改变了刀枪棍剑的游戏规则以后，另一种新规则又改变了热兵器时代的规则，那就是热核兵器。当今世界已经有二十几次由于一个中尉、排长的误操作，而几乎导致发射原子弹——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一般认为，一个无核国家，如果对其发射原子弹的话，其他国家就可以向首先发射原子弹的国家发射原子弹。有长篇小说这样写到，当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首先发射核武器，整个地球就会发生核大战。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地球核武器的存量，已经可以毁灭地球上三百次了。当互相发射核武器的时候，世界出现了核冬天——核尘埃达到很厚很厚的程度，遮天蔽日，难见阳光。大部分的城市——这个人类文明的象征化为乌有。剩下是一些边区的小城镇，还有某些大山背后的山沟里有一些人类残存。他们喝的水是受了核污染的水，呼吸的空气是核污染的空气，数年见不到阳光，于是他们发现自己头发开始变长、变黄，腮帮开始往后缩，而且特别喜欢上树——于是从人变成了猴。人类经过了漫长历史才可以从猴变成人，为什么现代的最高科技又可以使人变成猴呢？这种全人类面临的核威胁，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深切地思索一番，科学技术是应该为人类的前途谋利益呢，还是要断送人类的前途呢？
第二个方面是艾滋病。艾滋病的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谜。最近根据德国前纳粹官员基斯勒坦白，艾滋病是德国纳粹在二战时由一批科学家用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希特勒非常欣赏，认为这是“上帝之手”，是“最佳杀手”。但是经人类“创造”而从魔瓶里放出的这个杀手再也收不回去了。今天全世界的一流科学家用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把这个魔鬼重新装回瓶子。所以，当科学技术没有一种人伦、没有一种社会的人文、文化思想去制约时，是非常可怕的。
据悉，全球现已有两千万人死于艾滋病，另有四千万人染上艾滋病毒。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曾在今年六月出席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期间表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率大概为万分之五。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还处于艾滋病低流行阶段，但流行趋势十分严峻，艾滋病的感染已从危险人群开始转移到一般人群。
二战后德国图宾根大学校长在一次开学典礼上说：“学理科的孩子们，你们抬起头来，因为你们是这个世界的列车”。学理科的同学特别欢欣鼓舞。学文科的同学就像我们今天的很多同学一样深深地埋下了头，觉得学文科没有前途和意义。但这位校长具有深邃的思想眼光，他接着说：“学文科的孩子们抬起头来，你们是这个时代列车上的司机”。如果时代列车在飞速奔驰时无人驾驶就会脱轨。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或者说必须与科技知识分子共同承担起人类的未来。
第三，“东京地铁沙林事件”——将宗教同科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杀人的方式。这就促使我们思考，人类的现代性的理性设计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哈贝马斯的提问。我们是否已经发现现代性设计出了问题？我们怎样修正我们的现代性的理性设计？
第四，克隆人类和转基因问题。著名的散文家、漫画家丰子恺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曾经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叫做《错位》。写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时候，一对母女和一对父子失散了，战争的流离失所使父亲娶了这个女儿，而母亲嫁了这个儿子，并分别生了孩子。可以算一算他们之间的辈分是什么——他们在生命链条上错位，相互之间的乱伦辈分已难以说清。如果说这是战争造成的生命灾难，那么，今天的克隆技术控制不当就会大面积地出现类似的情况。克隆技术确实对人类的断肢再造、某些生命零件缺了以后还可以植入等有好的作用。但是社会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出现了诸多问题。国外正在“发明创造”有六条腿的鸡，甚至有一些科学家在设想人可以和蚂蚁的基因嫁接，今后这种“人”就可以像蚂蚁一样勤劳，一天可以工作二十多个小时而不困倦。法国前总统密特朗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毛骨悚然”。
我们应该问一问，人类的未来究竟由谁来决定？仅仅是科学家吗？人文学者不应该思考一下吗？在我看来，克隆技术和其他技术都是一种风险技术，它必须在人文精神的规范下才可以为了人这个终极目的而发展。同时还应提到，在现代性问题上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如近年来美国有一位祖母将她的女儿的受精卵植入自己的腹部，使得“外婆为女儿生了外孙女”。这爆发了一次令美国科学家非常头疼的讨论。祖母生孙女从生理学来说没有问题，但在伦理学上这是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而美国的一个著名影星的精子库居然让一万多名女青年怀孕了，也就是说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帝王的孩子还要多，而这一万多个孩子在不知道亲身父亲的情况下产生的亲密关系，就是一次次的乱伦。科学和技术确实应该与伦理与文化紧密地参照，一起来思考人类的未来。不可怀疑的是，包括今天所创造的新的人种、试管婴儿、男人生育，这些技术都和伦理关系紧密相关。我们在为科学的高歌猛进欢呼的同时，应该深深地低下头来想一想，人类究竟在干什么？或者干了些什么？
在讨论工具理性时，我更多地注意到它的负面效应，但是我们仍然应该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因为它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列车，只是这个列车上需要具有深切人文关怀的“司机”。如果说，是技术发展造成了现代性中的一些问题自然科学家应该反省，而文科的那些哲学家、思想家就可以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他们没有什么过错了吗？面对这些困惑，我们对历史理性的问题深加分析。
(二) 历史理性问题
历史理性强调人类将按照一个永恒不变的终极的目标去发展，有些人把这个终极目标称为乌托邦。在二十世纪的历史理性中出现了三次重大问题：第一次是纳粹法西斯。希特勒上台后将德意志工人党改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注意这些关键词：“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何以成为一个首脑，而引起一个民族——诞生了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的民族，一个具有思辨精神和深邃思想的民族，陷入了全民疯狂的状态。应该说，纳粹如果没有理念、没有终极的乌托邦蛊惑人心的效果，这些都是不可以实现的。这种极端乌托邦式的疯狂可以从《辛德勒的名单》中看到：纳粹军官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支枪就可以随意朝人瞄准射击，这修改并玷污了人类的尊严——杀人不需要理由，杀人只是一种游戏而已。可以想象，为了某个独裁所谓的乌托邦思想或一种极端观念，可以去杀另一个人，甚至虐杀成千上万的人。可以说这是历史理性中最大的错误，而在这个集体性的错误中，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加入了纳粹，在纳粹失败后他也没有忏悔。世界一流的哲学家应该为此好好反省，因为这种极端的历史理性足以使人类走向毁灭。
如果是纳粹法西斯在历史理性中以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和观念去杀人的话，苏联独裁主义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可以看到那么多令人痛心疾首、惨不忍睹的杀戮流放的无数悲剧。如果说这些事实一个在德国，一个在前苏联，都远离我们身边，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文革的专制主义。八亿人只唱八个样板戏，穿着一样的制服，拿着同一本小红书。所有的思想都必须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平面上。思想、观念、行为和生存方式都完全统一，人丧失了正当的自由创造性。四人帮打的旗号是“把革命进行到底”，是“不忘记阶级斗争”。把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敌我立场斗争和虚假的乌托邦之中，从而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悲剧。这些都可以说是历史理性中的极端方面。
（三） 人文理性的匮乏
如果说，科学技术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美好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么历史理性让人们走向统一集中，同时也为二十世纪的专制提供了众多途径和理由。因此，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都同样需要反省。在现代性中最为关键的的“理性”出了问题，科技理性、历史理性都出了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理性来自我修复呢？在我看来，那就是“人文理性”！
九十年代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人文理性的一个方面，最高的人文理性我认为是康德的“人是目的”和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人”，应该为了人这个目的服务，人是这个世界意义关注的中心。只有用人文理性来规约修复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才能使现代性中的理性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那么，现代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学艺术，和人类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而言，现代性是一种反抗了神性以后的世俗化倾向。世俗化使得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多元，每个人都可以站在一个平面上互相对话。因此可以简单地归纳一下，如果说现代性在文学中的表述可以称作现代主义的话，那么，前边是传统，传统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和现实主义相关联合拍，它的后边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基本上相连。
二 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艺术分析
现在可以得到一个谱系，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在文学中就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下面可以简单地做一比较。
第一，文学的精神模式。
精神模式在现实主义那里是理想，现实主义文学在文革时达到极端，就是“红光亮、高大全”。而文学作品同样如此，是一种典型模式。现代主义重视的是深度模式，艾略特的《荒原》强调的是“象征”。而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平面模式”，既不是属于典型、理想状态，也不是属于深度和象征，而是平面。什么叫平面？就是在现象之后没有本质，表面之后没有深度，正是这一点使得西方很多艺术家非常着迷。哲学家加缪曾经被朋友邀请去看画展，结果他走进展厅后发现一无所有，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不能表现出自己的惶惑，必须表现出自己在深邃地思考。但是另外一个艺术家就问怎么什么也没有。他用日常经验来谈关于超常经验的艺术问题，旁边人就哈哈大笑，说这才是后现代艺术，就是一无所有。加缪据此在展厅留言本上写到：正因为一无所有才无所不有，完成了一次哲学家关于“完满的空无”的阐释。还有凯奇的《4分33秒》。凯奇是一位钢琴演奏家，他走上台在钢琴前坐下，大家都在灯光下温馨地坐着听他弹琴。等了一分钟没有动静，等到三分钟后，听众十分愤怒。终于到了四分三十三秒时他站起来说：“谢谢各位，刚才我已经成功地演奏了《4分33秒》”。在凯奇看来，音乐是什么呢？音乐不是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练小肌肉的活动，音乐也不仅仅是弹琴的时候和听众达到心理的、感情的一种共鸣，音乐是一种从希望到失望到绝望的生命过程。《4分33秒》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空无”思想吸收了东方哲学的一些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思想，但也浅化了老子的思想。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并非像西方所说的一无所有的虚无，而是可以生万物的“无”，“有”从“无”中生发起来。
第二，关于文学价值。
现实主义讲求英雄主义。我们读现实主义作品都能感觉到一种英雄主义思想。但是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反英雄”，像《等待戈多》、《椅子》、《一个人的车站》等，都呈现出人的命运是琢磨不定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现在是谁，所以生活很荒诞。这是现代主义的主题。后现代主义连现代主义哲学的焦虑都抛弃了，他们强调的是代本我立言的“非英雄”或是凡夫俗子。后现代主义被很多的理论家称作是“比矮”。如歌德是一座巍巍高山，屈原、李白也是一座座高峰。当今天的人无法超越这些大山，并且自己也成不了大山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你比我高，因此我肯定比你矮，你总超不过我的矮吧——这就是典型的“比矮”心理。这种心理可能在观念上有某种所谓的新意，但是对人类的进步来说是一次悲剧。因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在比矮、比丑、比恶，那我想这个世界几乎就不再有光，而是黑暗，漫漫无尽的黑暗。所以心灵的光可以使人生活得非常具有正义感和人性，而相反没有正义感的人生是丑陋的。后现代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它认识到现代主义中的问题，然而它治疗不了这些问题，只能逃避。
第三，人与世界的关系。
现实主义强调人与世界的必然性。现代主义强调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遇。有戏剧讲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感觉很熟悉，一聊感觉是一条街道上的。再多聊一会儿好像还是一个胡同里的，再聊好像还是住在一个房檐儿下面，再聊好像还是在同一间屋子里，原来他们是夫妻。为什么这样写？他无非想说人与人之间是彻底陌生的，人与人心灵之间隔了一堵看不见的墙，要消解这堵墙非常困难。有时尽管看起来是最亲近的人也是同床异梦。这就是西方的荒诞主义的一个根本立足点。正因为他意识到人的荒诞性，就用极端的方式揭示出来。而后现代主义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偶然的。所以生命是偶然的，艺术是偶然的，这就造成了今天行为艺术的偶发性。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用了整整四年，另一个画家只画了一天但卖了四年也没有卖掉，就问为什么自己的画不能成为名画。也许反过来试试就知道了。今天的很多人强调偶然性、强调行为艺术。最简单的行为艺术是找一些时装模特，身上画上红颜绿色在地上打滚儿，起来就变成一幅画。当然最近还有一些行为艺术，比如说有一位女画家，在北京的东村做了一个实验，题目叫做《一个和八个》。这位女画家要强调的是当今社会中人和人之间是否有心灵的墙，人与人之间是否互相关爱。她用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将衣服脱去躺在床上，此前她分别给村里的男画家发出八封信，要求他们每隔半小时来一位。她的实验很成功，其中的两三位吊儿郎当地说话、调戏、出言不逊，被她赶了出去，还有一二位上来就要动粗，也被她赶了出去。只有惟一的一位进来以后看到她在寒冬腊月没有穿衣服，于是轻轻拿过毛毯把她盖上，转身出门把门带上。这个行为艺术我认为还是有些想法的。
第四，艺术表现层面。
现实主义以全人观物，就像《红楼梦》一样，去描写宝玉、黛玉在说悄悄话，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作者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但是现代主义认为人不是无限的，是有限的，他只能说他自己眼睛所见、耳朵所闻、身体所感的那部分现实。所以现代性的相当多的艺术都是感同身受的艺术。包括像《恶心》，不是去写别人的感觉，而是强调自己的身体和心理感。而后现代主义艺术则是以本我观物，以物观物，我就像木头一样看待对象，作者的主观感情已减少到最低程度。罗兰·巴特称为“白色写作”，即不带激情的写作。白色写作中喜怒不形于色，是中立性写作。可以说，从现代性问题的胶着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从传统性到现代性再到后现代性在文化精神方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五，艺术与社会关系层面。
现实主义强调艺术是超功利的审美，人们到音乐会去听音乐，什么都没带走，这就是超功利地精神欣赏。而现代主义认为艺术是反抗，对社会现实异化的对抗，因而现代艺术特别极端和激烈，总是张扬一种对抗式的艺术模式。而后现代则认为艺术是商品，人们都是消费者。在欣赏或者消费这个产品时，每个人变成了一个词——这个词叫“大众”。后现代已经不具有前现代的那种高雅性，也不具有现代性的反抗的那种激进性，而是变成失去价值关怀的中性的消费者。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现代性理性的进步？或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必然归宿呢？
三 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语境中的文化身份
80年代以后的中国，既有前现代即农业社会的传统血缘关系注重亲情关系，同时又具有现代性的竞争、金钱和现代时间观，同时，还有后现代式游戏多元人生的灰色情调。这些东西同时涌进中国，使得中国面对世界时出现了两重语境：一方面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性而西方已经走出他们的现代性；第二方面是我们总是向西方这个“先生”学习，可西方的先生老是打我们侵略我们。中国还该不该学习西方？是不是西方人走出现代性以后我们就不再进入现代性呢？是否他们打过我们我们就不再向他们学习呢？我们能在现代性语境中拒绝学习吗？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问题。
（一） 东方主义问题
东方主义大体上说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在带有变色的文化侵略的西方话语看来，东方充满原始的神秘色彩。在西方的巨型想像中，“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文化镜像的“他者”，从而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并在制度上、文化上、观念上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进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看”“被看”或“对看”问题，成为当代世界中文化误读和文化理解的根源。西方人是如何来看东方的，我认为有四个角度来“看”：
其一，以西方为中心来“凝视”中国。“凝视”是关键词。一个人被凝视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当卡夫卡《饥饿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在笼子里关着时，人们看他的时候就是一种权力凝视。凝视的眼光往往带有权力的强迫性，而被看的人具有屈辱性。只有深情凝视时才是平等的，除此之外都带有屈辱权力意味的。当西方凝视中国时表现为什么呢？有西方人认为云南的一些古老地区不需要现代化，那些村民低矮简陋的住房不必改造，作为一种景观留着西方人观光。但如果改造成“现代”以后，都像西方学习建成高楼大厦呢？还是永远跟随在别人身后以便让西人凝视呢？所以，凝视中国在这里就表现出西方不再是军事入侵和获取土地和财富，而是一种文化霸权、文化渗透。这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肯定存在这样的冲突。
其二，“看、被看与制造看”，是否在“被看”。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讲山西乔家大院的事，但是山西并没有敲脚和挂红灯笼的民俗。这是制造出来的民俗，问题在于：大红灯笼是为谁而挂，为领导挂？为观众挂？为老外挂？为海外的评委挂？还是为某某奖挂？很多批评家认为是为老外挂。电影杜撰风情、编造故事是为了在国外获奖，所以“被看”与“制造被看”彼此互动。文学理论家周蕾在西方说：当代中国的电影都有女性化特点，尤其《末代皇帝》一片中的镜头，几乎都采取俯拍镜头，镜头慢慢地摇下，皇宫变得那么温顺。但是中国自己拍的电影，紫禁城是仰拍的雄奇大殿。而当俯拍的时候紫禁城变得那么温顺可爱，同时也变得非常的女性化。这就是西方看中国的权力角度。
其三，文化拒斥，表征为这几年对西方的“看”说“不”系列丛书，均有将复杂问题情绪化和对立化的倾向。甚至对外开放在民族主义高涨中，变得逐渐丧失其合法性。
其四，即东方学者进入第一世界学术圈后，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并以获取的西方理论去反映自己处境的尴尬，这是东方学者进入西方后的一种文化身份。诸如赛义德、斯皮瓦克、周蕾等在西方获得了博士学位，然后做了大学教授或终身教授，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为印度、为巴基斯坦、为中国说话了。他们的身份变得非常奇怪，必须用白人中心的话语去言说，但是又不太愿意这样去言说，所以身份处境耐人寻味。
（二）西方主义问题
与上述话语理论相对，中国有学者提倡所谓“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象性的“西方”。就中国而言，也有四重视界：
其一，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在追逐西方中制造出西方神话。从胡适开始就已经追求全盘西化或者称为充分地现代化，把现代化现代性等同于西化和西方性。
其二，强调走出现代性，走向民族性或华夏本土性。这是大部分做国学的学者比较关心的话题，也因此被人称为新保守主义。
其三，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认为西方是物质的而中华民族是精神的，坚持有泱泱大国的精神文明再加上西方的物质文明，就能超过西方。
其四，西方衰亡论，如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等。强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民族几十年以后肯定成为世界的中心。
当然，我并不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我认为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就此而言，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以后，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我们再也不可能实行关门主义。不开门发展，什么主义都难以谈清。要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走“关门主义”而是要走“开门主义”之路。著名哲学家宗白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过一句话，当时的中国是风雨如磐的神州就像一座坟墓一样，必须开窗让西方的欧风美雨吹进来，使我们文明僵化的程度减低。到了世纪末他又说：我们应该开门，让中华民族经过一个世纪西学的碰撞整合后的新文明走出国门。这提醒我们文化的发展，有可能到了从鲁迅的“拿来主义”走向新世纪中国文化的“输出主义”的时候了。
四 当代中国：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主义
就当代中国而言，问题在于我们怎样输出？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我们如何输出？我们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我提出关于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主义”的时候，有人认为走向输出主义，中国有这个本钱吗？好像中国是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认为是异想天开。我就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一个村庄很穷，他们产了很多苹果，但是其他的生活品都没有，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苹果加工好。我不相信中国人就连这最简单的苹果生产都没有，我们还有比苹果更好的思想。我们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可以看到西方包括东亚若干国家，历史上几千年来没有中华民族这样多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相当多的同样是中国人，同时还有20年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的经验。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问题是如何输出。
中国在现代化中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悖论。一方面要面对一个硕大无比的话题——全球化，另方面要强调温馨的生活，那就是私人化。处在私人化与国际化矛盾中的当代学界，充满了焦虑。在语言上我们慢慢变成双语精英。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在学汉语，而是在学英语。可是很多人英语没有学好，而汉语文章已经无错不有，甚至不少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几乎十幅中七幅有错别字。泱泱大国的汉字难道就毁于一瞬吗？面对全球化的时候是否汉语会消失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有人讨论过。当时很多人认为汉字正是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国际化、走向全球化的一个绊脚石，因此应该把汉字去掉。但我认为不行。道理何在？其一，中国有汗牛充栋的经史子集，一旦文字拚音化，如我们说：“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现代人就再也听不懂了。而只能说简单的汉语：“孔子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了，我们很快乐。”文化的毁损不需要战争也不需要原子弹，只需要三十年，很多中国人将不再认识古汉语，只有一些考古学家和一些古文献专家才可以看古书。再过六十年，我们中国沉积了五千年文明的古籍就被美国几百年的文化同化了。文化的毁损就在一瞬间。其二，如果废除汉字，中国将失去文化凝聚力。自从秦始皇“书同文”以来，统一的文字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完整。但当代中国文化界面对一个汉字是否会制约我们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不可回避的是，全球化是我们逃离不开的语境，只有面对它，同时不丧失自己的声音，才能真正做到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统一。
同时，私人化身体化也值得重视。今天有两种反思形态，一种是制度性的反思，就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时候怎样改变制度。制度性的反思，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的一些学者思考得比较多。还有一种是身体性的反思，即思考肉身性、当下性、感觉性等问题，文史哲的学者思考得比较多，还涉及宗教信仰、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等问题。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是一对矛盾，如何把这些矛盾转化得比较好，是当代中国的重要问题。另外，现代性的关键是一种怀疑精神，怀疑权威、怀疑历史上的一些乌托邦，怀疑科技理性带来的一些神话。但今天人们前所未有地听从权威。如要买音响，就得去找高保真的专家；饮食遵从营养学家；心理上产生疾病障碍则去找心理学家，人们进入一个专家社会。但当我们完全听从别人时，就丧失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怀疑精神。
在我看来，只有认真处理好全球化和私人化、制度性反思和身体性反思、听从感和怀疑感的二律悖反，人们才会达到充分的精神自觉。面对现代性时中国应该重新创造“中国形象”。如果说七十年代是政治文化中国，强调的是政治性，那么九十年代或者是新世纪应该走向知识经济中国，中间的过渡是法制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不再是仅仅强调一种政治模式，而是强调一种知识境况，将知识分子的作用看得更加重要。我们应意识到：西方工业文明是现代性走向尾声的风向标，今天要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就必须得重视知识价值，才会使国家民族高速度发展。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一种走向世界的自觉，走向世界以后有隐含着失去文化身份的不安，很多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慢慢地变成了本土主义者，而他们走出国门之前是一个强烈的西化主义者。其实就是走向世界的豪情壮志和失去身份的内在痛苦的一种撕裂。
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化，但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地到西方取经，而是把自己民族的好价值发掘出来，即找到普世性领会和理解的国际性共识框架，但是在共识性形式框架内找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内容——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民族的新思想精神。“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我们新一代学者、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同时，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思想历史工作者以及所有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思想者紧密相关。
我仍然要强调的是：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自己的路，创造新世纪的“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