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内容摘要]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研究）的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道路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避免重蹈其覆辙，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 西方现代性理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近年来，现代性成了大陆学界的热门话题，社会学、文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争相谈论。现代性之所以更有亲和力，原因可能是人们感到它比后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近些。现代性概念在大陆学界的流行一方面受到国外近年来的现代性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汉语学界学术转向有关，即重新反思传统、关注近现代传统变迁与我们当下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研究现代性，就是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从西方现代性研究的学术背景出发，围绕近年来国内对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讨论，探讨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及其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关联。
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现代性理论谱系
在当代西方学者的使用中，现代性（modernity）有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体验（experience）三种意义，而且在目前的现代性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分别对应与这三种角度的研究成果。WWw.11665.COm实际上，其意义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经院神学，modern直接来自于意大利语modernus，它是由拉丁语“modo（最近、刚才）”演变而来的。对“现代性”概念颇有研究的姚斯认为，这个词5世纪就存在了，指的是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发展的过渡期，当是也出现了古代（antique）和现代（moderni）的对应词。(姚斯的《literarische tradition und gegenwat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suhrkamp, 1970,pp.11—57。详见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或h．steffen编的《现代性的面相》（下）， gotingen，1965年，pp.154。见刘小枫《现代性的社会理论情绪论》，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nescu）提出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待现代性的视角，认为现代性概念起源于犹太—基督教的末世论历史观中蕴涵的宗教世界观，与特定的时间意识密不可分，即在“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地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19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在法国，19世纪前半期才开始使用“现代性“（modernite）这个词。但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因其强调对“现时”的体验和把握，而具有了在现代性概念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沿着“经验”的路径，就有了本雅明、齐美尔等人建立在对于体验上的对现代性的阐释。与此不同，还有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曼海姆（k.mannheim）等社会学家从理性分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有相似的关注，但彼此又各具特点。这种状况既奠定了之后的现代性研究的基础，又为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
其实，“现代性”是个涉及多种领域、有多种内涵而又不乏内在紧张关系的概念。正如汪晖所言，“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时代概念，古代和中世纪是作为‘新’时代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革命、进步、解放、发展、危机和时代是其关键词。但现代性这个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体性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分裂的和具有内在冲突的概念。”（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见《学人》，第6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实际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现代化研究曾经是欧美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现代性研究才逐渐归于沉寂，大有被后现代研究吞噬之势。1976年，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出版，他强烈地谴责了后现代主义对社会造成的混乱。很快，德国的哈贝马斯就回应了贝尔的呼吁，发表于1980年的《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左右开弓，批评了贝尔的“老保守观念”，也批评了福柯、德里达等 “法国年轻保守派”对现代性的反对。之后，他在美国的演讲《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也迅速发表，由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德法之争”。这样，许多欧美思想家纷纷介入，现代性问题成了多种学科争相关注的焦点，也就出现了现代性研究复兴。全面地梳理现代性的概念不是本文的任务，我这里只想介绍西方现代性研究复兴中的几种主要观点，为论述詹姆逊的现代性思想作些铺垫和参照。
在当代西方复兴的现代性研究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和尤根·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的论述很具代表性。现代指的是“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这些元话语需要求得“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大叙事”（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的支持。现代性就是指依靠元叙事、宏大叙事建立起来的观念、思想和知识，也可具体化为启蒙运动以来关于理性、启蒙、解放和进步等知识体系。现代知识借助于本质主义产生合法性，追求同质化的认识律令、道德律令等方式树立了权威。但应该看到，现代知识需要元话语，而那些元话语又依赖于宏大叙事的支持，借助于同语反复，二者得以共谋并形成了、合法的、权威的知识。在利奥塔看来，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合法化的元叙事机制的衰落，叙述功能也“失去了自己的功能装置：伟大的英雄、伟大的冒险、伟大的航程以及伟大的目标。”（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2页，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因此，现代性的衰落也是必然的。但在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上，利奥塔认为，“一部作品只有先成为后现代的，它才能成为现代的。照此理解，后现代主义并不是行将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处于初期状态的现代主义，这种状态是持之以恒的。”与此相对，哈贝马斯则极力为现代性辩护。他吸收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对社会领域的区分：科学、道德和艺术。他认为，随着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分离，从18世纪以后，“从这些古老的世界观中遗留下来的问题已被人安排分类以列入有效性的特殊方面：当作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来处理。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人们能够使得文化的每一领域符合文化的职业，而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成为特殊专家的关注对象。”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专家就控制了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和审美—表现结构。具体而言，“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载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性就成了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利奥塔是反对现代性最为激烈、最为彻底的学者，但应该看到，这与他受过对现代性态度暧昧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不无关联。福柯反对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时代特征，而是作为态度来看待的：“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做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在福柯看来，作为态度的现代性“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对短暂的现在的敏感，而是一种使现在'英雄化'的意愿。”（福柯《何为启蒙？》，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福柯是在讽刺的意义上使用“英雄”这个词的，即并不是通过试图留住转瞬即逝的时光或使之永远存在的方式使之神圣化。福柯把“启蒙” 称之为“敲诈”，他认为，只有通过“对我们的历史存在作永久批判”，才可能克服“启蒙”的局限，这也是现代性气质应有的特征。正是福柯开启了对现代性的怀疑，这也影响到利奥塔、吉登斯、鲍曼等人的现代性理论。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阐释现代性的，他揭示了互有关联的现代性的三个主要来源：“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脱域（disembeding）机制的发展”和“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其中，“知识的反思性运用”—— “关于社会生活的系统性知识的生产，本身成为社会系统之再生产的内在组织部分，从而使社会生活从传统的恒定性束缚中游离出来。”（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的作用很特殊。由此，他认为，并不存在后现代性时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现代性的更为普遍化和极致化的时代。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与吉登斯的研究思路相似，但他是在与“矛盾性”的关联中来理解现代性的，具体而言，“矛盾性”是“一段历史时期，它肇始于西欧17世纪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转型并承受为（1）一项文化筹划——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2）一种由社会完成的生活形式——随着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发展。” （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7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也是这样把现代性视为一个时段，“我们可以考虑在这一时段中，（世界的、人类生境的、人类自身的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联的）秩序得到反思，假如他终止了抑或风光不在了，那么，它就是一个思想问题、关怀问题和一个认识到自身、认识到确是一种有意实践并惟恐留下裂缝的实践问题。”（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虽然把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段，但强调了其对实践的反思意识。而且，这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之间也充满了紧张。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他认为，“后现代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以及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抛弃。后现代性顶多（抑或，不过）是一颗由于并不完全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感觉到变革冲动，因而久久地、专注地、严肃地反观自身，反观自己的状况和以往行为的现代之心（modern mind）。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成年：现代性在一段距离之外而非从内部反观自身，开出详细的得失清单，对自己作深层心理分析，发现以前从未清楚地说出过的意向，并感到这些意向彼此抵消，不具一致性。后现代性是现代性与其不可能性的妥协，是一种自身监控的现代性——是清醒地抛弃了曾经不知不觉所做的一切的现代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第409—41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他强调了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的联系，特别是后现代性在外部对现代性的反思。他两人的结论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的结论颇为相似，卡林内斯库首先区分现代性、现代主义和现代化，他进而指出，大约在19世纪前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的分裂。他认为，前者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思想观念上看，“它大体上延续了现代观念史早期阶段的那些杰出传统。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可测度的时间，一种可以买卖从而的时间，因而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具有可计算价格的时间），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等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后者引发了先锋派的产生，自浪漫派起就确立了激进地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具体而言，“它厌恶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并通过极其多样的手段来表达这种厌恶，从反叛、无政府、天启主义直到自我流亡。因此，较之它的那些积极抱负（它们往往各不相同），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幅面孔》，第4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同是在“体验”的路径下阐释现代性，但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研究的社会学角度、比较的方法都使其研究鞭批入里、独辟蹊径。他认为，现代性“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经历，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的一切。”（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5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这种经验在全人类蔓延，涉及到诸如“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险”此类的经验。而且，在19世纪与20世纪还有着较大的差别：“19世纪的思想家们同时既是现代生活的热情支持者又是现代生活的敌人，他们孜孜不倦地与现代生活的模棱两可和矛盾作斗争；他们的自我嘲弄和内在紧张乃是他们的创造力的一个首要源泉。20世纪的思想家们则远比他们的先驱更加倾向于极端化和平面化。现代性或者受到盲目的不加批判性的热情拥抱，或者受到一种新奥林匹亚式的冷漠和轻蔑的指责；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现代性都被设想为一块封闭的独石，无法为现代人雕塑或改变。对现代生活的开放见解被封闭的见解所取代，‘既是/又是’被‘非此/即彼’所取代。”（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这样看来，就有了从规划（哈贝马斯）、态度（福柯）、叙事（利奥塔）、时期（鲍曼）、经验（伯曼等人）等方面理解现代性的角度，而且这些阐释彼此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分歧，以至于矛盾，它们之间的紧张源于现代社会、文化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哲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关注点的不同，更加剧了现代性思想的多样性。
尽管存在这些分歧，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出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倾向，即现代性概念主要反映了西方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发生的社会方面的变革、创新，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对抗、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范围的人们的种种情感、体验、意识和反思。就现代性思想的来源而言，它是西方的发明和专利；就这种现象的存在而言，现代性是超越民族、国家、宗教的全球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同样，现代性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与我们每个个体的存在息息相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够从比较的角度，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谱系中辨识出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性，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关联，从而确立我们的努力方向。
詹姆逊：从后现代性返身现代性
詹姆逊是以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学术界的。尽管其学术研究领域多有转移，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对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开放态度使他一直尝试着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可能，这种学术经历使他的研究贯穿了非常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影响了他的后现代研究，同样也影响着他的现代性研究。
在当前的现代性能研究中，詹姆逊没有像其他有些学者一样去抢夺现代性话语权，迅速占领制高点，而是表现了相当的低调，甚至有些为现代性研究泼冷水的味道，这是颇为值得我们玩味的。他说：“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既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别的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放弃对现代性进行概念陈述的徒劳努力，此外，我们要问：现代性影响也许不只是限于对过去时刻的改写，即，对过去已有的说法或者叙事进行的改写。放弃我们分析现在时所用的现代性，更不要说我们在预测未来时的情形，这样做无疑能够为推翻一些现代性（意识形态）叙事提供一种有效的手段。当然还有其他取得这一目的的方法。”（詹姆逊《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力表明了自己对现代性的态度和对现代性的理解，以有利于纠正人们的错误认识。综观詹姆逊有关现代性的论述，其现代性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的方面，这些思想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詹姆逊主要是从时期（period）的意义上来看待现代性的。从社会层面上看，现代性主要指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内发生的社会变革，即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或帝国主义阶段的发展；从文化、文艺层面上看，现代性主要表现为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代表的文化，以及由此确立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倾向。具体来说，新的时间意识开始出现，即时间的“可测量性”、“可生长性”和“不可确证性”在文艺作品中开始被表现，这也是产生现代性的条件和标志：“对时间这种新的不加掩饰的经验，才在西方——在关键的1875年，即波德莱尔的诗歌年和福楼拜的第一部小说出版年——产生出最初对‘现代’的表达方式。”（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而且文化现代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文化现代性受到了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受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既是对帝国主义或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上的变革的及其意识形态的——革新、创造、异化、危机——的反映，又表现了对后者的不满、抗议和抵制。而且，文化现代性在前期与后期的表现也有所不同：前期大都表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抗议和反抗，但后期有所转变，有的文化被资本主义体制所吸纳、同化、收编，有些文化甚至被奉为经典，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现代性是帝国主义阶段或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鉴于现代性的复杂性，我们应该从不同的层次来对待它。
第二、 现代性是一种叙事。詹姆逊对现代性哲学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也否定了发明现代性概念的行为本身，这主要基于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即现代性属于叙事的范畴：“现代性哲学基本是没有用的，没有向我们说明任何事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我觉得我很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人们对它进行调查的社会学状况，现代性属于叙事范畴。现代性永远是一个有讲述内容的故事。人们不能从中衍生出哲学。”（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12期）也就是说，现代的各种变革是通过现代性的中介得以展开、实施、持续和完成的，没有现代性所起的支持、宣扬和维护作用，就决不可能有现代变革的实践。实际上，现代性通过叙述现代变革的合法性、取得的成果和美好的前景，坚决抵制和反对那些阻碍变革的意识，最终广泛地动员了社会力量，为人们提供了参与现代变革的勇气、信心和决心，使现代变革深入人心。其中，现代性所承担的正是叙事的功能。当然，在现代性的叙述中，为了构造现代性的神话，为了使现代变革的故事讲述下去，不乏为了达到其目的的种种叙事手段、技巧和策略。因此，只能以叙事学的态度和视角来对待它，也不能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对此予以验证。
第三、 调现代性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在詹姆逊看来，统治阶级除了依靠暴力外，还必需依靠其社会动员建立起广泛的认同来维持其统治，使人们安于现状。与此相反，对抗的意识形态会挑战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通过揭穿其虚假、伪善，使人们拒绝接受它。由于存在着各种意识形态及其彼此之间不平衡的斗争，而我们又身陷其中。鉴于此，我们需要建立起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即“意识形态批判必须同时具有自我分析、自我意识和自我批判的形式。”（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55页）詹姆逊把意识形态分析运用于现代性研究，这也使其研究独具特色。
在现代性研究中，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分析意味着：“我们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这就要求我们发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分析。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既要看到作为实在的事物本身，又要看到概念，透过这种概念，我们得以看到实在。我们还要做的是，识别这些概念在公共论辩中所起的作用。”（詹明信等《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读书》，2002年12期）具体而言，知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接近现实世界，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和我们的实际状况，但现代性叙事在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照时，也遮蔽了真实，阻碍了我们对现实的正确理解。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表现在：“现代性的口号在我看来是个错误的口号。我认为它产生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境遇，其中资产阶级关于进步、现代化、工业发展以及诸如此类的看法，最终一无所获而且社会主义的观念也从中消失。在这种境遇里，全球资本主义为其卫星国提供的一切，只不过是那种旧的现代性的概念，仿佛所有那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都不是现代的，而在这种轻蔑的意义上成为现代国家好像会带来什么附加的利益。”（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具体而言，现代性的意识形态集中表现在它的诸种叙事上。我们知道，尽管以创新、革新为名义进行的各种现代变革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不能忽视的问题，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但在现代性的叙述中，这些进步和成就被无限地扩大，而这些问题却被有意地忽视，以至于否认。这样，就为现代性树立起了诸如社会民主、进步、繁荣，人民自由，制度合理，能够保障社会发展、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等正面形象。显然，这里面包含有虚假、虚伪和欺骗的因素，这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宣传是分不开的，这是不利于我们认识和接近现实的，这也正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其对现代性的辩护，它也有真实性的一面，即部分地反映了现代变革的实际情况。除了进步外，詹姆逊还看到了现代性的另一种面目：“现代性的剧变把传统的结构和生活方式打成了碎片，扫除了神圣，破坏了古老的习惯和继承下来的语言，使世界变成了一系列原始的物质材料，必须理性地对它们加以重构并使之服务于商业利益，以工业资本主义的形式对它们加以控制和利用。”（詹姆逊《时间的种子》，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这就是现代性对传统和神圣事物的破坏，也是伴随着理性化、工具化和市场逻辑的必然结果，其极端状态就是消费意识形态、商品意识对人的全面操纵和控制。此外，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还表现在，它假借进步、创新的名义对一些行为观念进行了围剿和消灭，而实际上，从当时和后来看，这些东西确实是正确的、合理的。在现代性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在现代性研究中，我们应该警惕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并运用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揭示其实质。
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西方曾经出现过一次现代性研究的高潮，之后便是后现代主义研究，接着又出现了这次现代性研究。分析这次现代性研究复兴的症候也是詹姆逊意识形态分析的任务，即这次研究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掩盖了什么、主要目的是什么等问题。詹姆逊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一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任何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286页）在詹姆逊看来，新的现代性研究是伴随着伦理学、政治学、美学等学科的复兴而出现的，仍然围绕着一些陈旧的话题——诸如宪政、公民权、代议制和责任等——展开，并没有提供多少新鲜的东西。新的现代性话语不仅掩盖了集体性的社会理想的“缺失”，包含了从根本上拒绝集体变革的立场，而且也不乏各种现实的考虑和策略，即为了否认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境遇，拒绝正视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和现实，无视资本主义进行的第三次全球性的扩张得胜事实。如吉登斯就否认，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后现代性时代。他认为，我们正处于晚期现代性时代，是现代性的后果极致化和普遍化了的时代，后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翻版。他重提现代性是为走通向自由市场的“第三条道路”服务，也是为了树立对中产阶级承担起实现现代性的信心，其现实目的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上，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现代化的社会状态，而后现代性对应于其现代化趋于完成。”（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也就是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依时间顺序连续展开的两个阶段，前者是现代化社会的未完成状态，后者是现代化的完成了状态。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上，吉登斯视后现代性为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哲学，否认其存在。利奥塔则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将要灭亡的现代主义，而是初期的现代主义。这些都是詹姆逊不能接受的。在詹姆逊看来，我们已经处于后现代时代，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既有继承，也有断裂，而且断裂更为突出。后现代性的两个主要后果是：“一是农业的工业化，即传统的农民社会的彻底毁灭。二是对无意识领域的殖民化和商业化，即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7页）在这两方面，现代主义时期的发展程度是远不能与现在相比的。即使在阐释现代性的时候，也不能忽视后现代的语境和前提，即“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的这个假设。”（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5页）否则就有可能落入现代性意识形态的陷阱。
实际上，通过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可以找到阐释现代性的两条路径的分殊：一条是鲍曼、吉登斯、卡林内斯库等人的理解，即存在着两种现代性，后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它是对现代性的抵制、反思，也可以称之为“自反现代性”；一条是詹姆逊的理解，即现代性是后现代境遇中现代性，也是一种后现代性。同样，在中国学者中也存在这样的分歧。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大陆学界对接受詹姆逊演讲的复杂性。由于采取前一种理解的思路，也就有了王一川等人的看法，“后现代性应属于现代性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状况；它是在现代性进展到一定的时刻出现的，呈现为现代性的自我表现反思或反抗状况。可以说，后现代性属于现代性内部自我表现消解或自我反抗力量的集中爆发形态，可称‘自反性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自反状态。后现代是在现代性进展到需要自反的特殊的危机时刻才悄然现身的，同样，它也可能在完成了自身的自反使命后依旧悄然隐身于现代性话语之中。隐身不等于消逝，而应属于‘缺席的在场’。后现代总会借助于现代性话语而呈现自身。”（王一川《是后现代激活了现代》，《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由于受詹姆逊的影响，把现代性视为后现代性，这是大陆学者对詹姆逊的期待，但詹姆逊的思想已有所转变，即“如果说此前他是力图用一种总体性的辩证法来整合诸种后现代，以实现后现代的合法化的话，那么，他现在则是反思后现代，向我们指出‘后现代’里所包含的潜在的危险。”（曾军《中国学者为何“背叛师门”》，《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昔日的后现代大师，今天却大谈后现代性的危险，使中国学者的期待落空，势必导致中国弟子对他的不满，也就有了“文化教父”等不敬的称谓。
第五、在现代性模式的选择上，詹姆逊认为，现代性是单数的，即尽管各国现代化的环境、条件、努力程度不同，但各国的现代性都受难以避免英美现代性模式的影响和支配，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第六、坚持现代性研究的历史意识。强调概念的历史性，或者说，历史地阐释概念是詹姆逊的一贯作风，“始终历史化”——这个居于《政治无意识》开头的指导原则——始终是詹姆逊分析问题的重要视角。同样，对现代性的分析也没有例外。在分析现代性时，也应该把它的每一种意义都还原到其语境中，并分析其实际含义及其运作中蕴涵的意识形态意味，即彰显了什么、遮蔽了什么、其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实际上，现代性也确实是个历史的阶段性的概念。在詹姆逊的《现代性的神话》的演讲中，他首先强调“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在西方现代性发展史上，各个时期现代性的具体含义都有不同的侧重：“17世纪现代性的核心是用数学原理解释宇宙、社会；18世纪的现代性强调理性、人权和社会的进步；19世纪的现代性指的是工业化运动；20世纪现代性强调的是对工业化运动的反思以及对其恶果的抵制；目前的现代性则主要是普遍的市场秩序在全球的推广。”（陆扬：《关于后现代话语中的现代性》，《文艺研究》，2003年第4期）但是，目前的现代性成了一个空洞的、无所不包的“伪”概念：“它本身既不包含历史性，也不包含未来性。”而克服其弊病的方式也是詹姆逊的一贯主张，即“我们真正要做的是用那个叫做乌托邦的社会欲望全盘取代现代性的主题。”（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9页）他强调以对未来负责的意识，通过集体力量实现对资本主义资本全球扩张的有效抵制。
从中国问题出发寻求外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002年8月，詹姆逊在上海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演讲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发表后，立刻就引发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不满，论争也随之展开。（詹姆逊的演讲，最初以摘要形式发表在2002年9月19日的《社会科学报》，《文汇报》“学林版”也刊登了演讲的部分内容，后张旭东又翻译了完整的演讲稿，以《现代性的神话》为题刊发于《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具体讨论见《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19日、《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7日、《社会科学报》2002年12月26日、《社会科学报》2003年7月3日。之后，讨论波及到《文艺争鸣》等学术刊物，甚至目前还有讨论文章。）在部分讨论文章中，论者的情绪空前高涨，詹姆逊的“文化白求恩”形象消逝殆尽，代之以“文化教父”、“布道者”等“桂冠”。这次讨论主要涉及到对现代性研究凸现的态度、西方与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詹姆逊的西方文化霸权等问题。如果说此前大陆学界接受侧重于文学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或普及的话，那么，这阶段的接受则侧重于他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实与文化的深层次的关联的追问，主要关涉到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道路选择，以及西方现代性思想资源之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意义。
作为一个“事件”，这个讨论可以告一段落。这此讨论澄清了不少问题，其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其中所包含的重要主题，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是一次讨论难以解决的，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为此，本文拟以这次讨论中涉及的核心问题（也是最为争议的问题）——西方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为探讨对象，以反思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之于我们的意义。
在讨论之前，我们应该明确，詹姆逊对现代性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作为美国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立场，有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的，即呼唤集体的力量了抵制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希望产生有效的政治抵抗方式、新的抵抗领域和力量。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肯定，一方面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抵抗，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英美霸权；另一方面也希望为发达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资源和经验。我们应该看到，尽管他同情第三世界，主观上也真诚地希望能为第三世界服务。但由于他的立足点、问题意识、目的和经验都有很浓厚的美国“左翼”学院知识分子的特点，他对中国的认识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且，通过努力，有的认识他是可以改变的，但有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观念则是很难根除的。因此，我们在接受他的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正视客观存在的这种偏差，要承认他的理论武库不可能提供发展中国所需的所有武器，而不能求全责备。鉴于此，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詹姆逊的理论、判断或随意性的议论，尽量避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式的态度。面对詹姆逊的理论，我们应该注意辨析，从我们自身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其适合于我们的东西，并与实践结合，才可能有所收益。否则，如果不能不加区别、机械地套用，希望求得问题的一揽子地解决，其结果只会是失望。
当然，各国的国情和基础不同，应该根据实际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走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客观现实的必然要求。但应该看到，事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有时外在的力量可能会改变或者部分地改变你的选择，行动的结果也往往是各种主客观因素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的“合力”。同样，作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全方位变革的现代化建设更是如此。实际上，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的历程看，它们始终是在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道路的，但各种因素的制约使其结果各不相同，对此，我们应该寻找那些影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假使不同的国家选择了相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其结果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对于英美之外的国家，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形势无疑是极为尴尬的：一方面，现代化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也是必须直面的历史发展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现代化的潮流之外；另一方面，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英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某种程度上可以支配世界发展的有利位置，凭借其经济、军事等国力优势，不仅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有利于他们国家利益的原则，制定了国家之间交往和合作的游戏规则，而且还建立起了有影响力的现代性的话语权。依靠这些优势，他们会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或自发或强制性地影响第三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从这种状况看，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既有自身的需要和发展的光明前景；又有西方的诱惑、陷阱；当然更多的是双方的互利互惠，是挑战与机遇共存共生的结局。这样看来，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无非有两种结果：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迎合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需要，国家获得的受益没有国家的投入大，从总体上衡量，弊大于利；第二，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要付出些代价，但第三世界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各取所需，实现了双赢，而且这种代价是必要的，有时甚至在短期内是见不到实际利益的，但从总体上看，利大于弊。同样，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种局面是必须面对的，但正确的选择则是要求得自己的最大发展，保障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当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达到第二种结果。
在关于现代性的不同形式的论述中，詹姆逊反复地强调，“世界各国正变得相似或者标准化的方式，而不是赞颂这些文化差异的方式。人们还可以证明，文化差异不论有多么深刻的社会基础，现在也正在变成平面化的，正在转变成一些形象或幻像，而那种深厚的传统不论是否曾经存在，今天也不再以那种形式存在。而是成了一种现时的发明。”（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实际上，他指出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即尽管各国现代化的起点、环境和条件有巨大的差异，各国的努力程度也不尽相同，但现代化的结果又非常相似，不仅现代化实践的标准化和雷同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以现代性的名义对文化差异和传统的改造、消灭也在加剧，这更增加了现代性的同质性。现代性模式的标准化体现于社会总体的建设和改革中，弥漫于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而又必须面对客观现实。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结果，詹姆逊不无沮丧而真诚地说：“我真的不认为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独特的现代性的条件。……可以肯定地说，文化的起点不同，存在着产生现代性的特殊的地域环境，因此人们付出的努力不同。” （王逢振、谢少波编《文化研究访谈录》，第1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针对“替换性的现代性方案”或“复数的现代性”的说法，詹姆逊认为，这些说法的都是为了把全球化自由市场意义上的现代性与老的现代性予以区别，说明“无论你多么不喜欢英美现代性模式，无论你如何不喜欢这种现代性为你预备好的‘低贱者’的位置，这种不快都会被一种令人放心的‘文化’观念所打消，它告诉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种不同的现代性。” （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7页）即通过把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联系起来，以遮蔽自己的真实处境。初次读到詹姆逊的论断，也许我们都很难接受，认为他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也正是这个论断引起了中国学者的不满和发难。有的讨论文章指出，詹姆逊同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但现在，他又立足于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居高临下地训导第二、第三世界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的观念。对此，有论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选择现代化模式的权利，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模式的差异是明显的，也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詹姆逊否认现代性的多样性，把第三世界的现代性定位于对标准化的、霸权式的英美模式，是武断的、是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我们应该认真思考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如果把他列举的这些事实与其结论联系起来看，我们不难明白了。实际上，对詹姆逊而言，他的单一现代性的结论是基于他自己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他心血来潮时的唐突之见。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但都应该尊重许多国家的现代性日趋标准化的事实。事实是，詹姆逊已经为我们找到了现代性结果变得标准化的真正症结，即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他认为，当这样言说时，我们便意味着“我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另一个根本意义，这就是全世界范围里的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詹姆逊《现代性的神话》，张旭东译，《上海文学》，2002年第10期，第77—78页）这才是影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的关键因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把詹姆逊通过自己观察得出的结论，看作是他的西方霸权和殖民心态的流露（甚至有意为之），则是大错特错了。一方面，现代性即使有点西方文化霸权的因素，但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也不能因此就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也确实冤枉了詹姆逊。
当我们强调多种现代性模式及其合法性的时候，也许是更为根本的民族主义及其体现的意识形态在背后起作用，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情绪、思维、价值判断和践行。事实上，一些学者对詹姆逊的讨伐就有浓厚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在起作用，有些发怨气的因素。当我们被詹姆逊的结论所激怒时，当我们言词凿凿地批判詹姆逊的西方情结和殖民主义心态时，我们千万不能被一时的感情冲动、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驱使，而应该冷静下来，保持我们的问题意识，进而探究这些现象下遮蔽的真问题，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我们当然应该肯定包括民族意识、民族价值、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等在内的民族主义，但其前提是必须对其予以正确地辨析，继承那些合理的、与现代价值相吻合的、有利于我们民族发展的精华，抛弃那些落后的、陈腐的、与发展背道而驰的糟粕，而不能形而上学地全盘接受或拒斥。应该说，我们有民族自尊心，我们需要平等，但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情绪等非理性的东西相联系，仅仅通过情绪上的发泄以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和自我表现满足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心理如果不是由自卑产生的心虚，也是建立在虚幻基础上的自慰式的自欺欺人，这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还会遮蔽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夜郎自大，盲目地排斥国外现代性的经验，与世隔绝。因此，我们应该克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以平和的心态，客观地看待现代性问题，承认国外现代化建设的合理的、先进的东西，通过各个层面的对话来扩大自己的视野，融入世界的现代性建设的大潮，避免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在实践上，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国外的现代性经验，接受他们积累起来的规律、规则，通过我们的努力真正地达到平等。在此，李琳的看法倒值得我们重视：“我们不必过激地站在后现代立场上批判现代性，我们应该意识到西方现代性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原则，对于我们当前的现代性建设仍然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毕竟，现代性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未完成的，甚至仍然是非常缺乏的。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于现代性之中，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李琳《杰姆逊的“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性建设》，《社会科学报》，2003年3月13日）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即在辩护自己的现代性模式及合法性的时候，我们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与国家的保守力量或意识形态相呼应，为坚持落后文化、拒斥先进文化张目；也可能由此掩盖了国内其他问题的紧张和矛盾冲突，实质起到转嫁矛盾、避实就虚的消极作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性建设而言，詹姆逊的提醒倒更值得我们深思，以避免落入类似这样的陷阱。
我认为，詹姆逊的提醒不是什么殖民主义心态，也不是其西方文化的优越感的体现，恰恰是他的清醒的表现，他看到了制约第三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因素，他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了令人诧异的相似性，原因在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现代化模式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心理上和第三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巨大影响、现代化后发国家对其的“克隆”，以及其背后的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支配地位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制约和压制。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詹姆逊，是他提醒我们注意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制约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的，这些东西常常是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因素，我们也应该重视他的这些有针对性的意见。
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有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而扎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站在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立场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以开放、批判的态度对待国外的现代化模式，积极地吸收对我们自己有利的经验，同时也对西方现代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清醒地认识，趋利避害。特别是要利用我们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的优势，对西方发达国家因现代化建设带来的弊病如环境问题、伦理问题、盲目创新和漠视传统等问题的严重后果有明确的认识，并在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中尽量地予以解决和克服，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建设所引发的错误的覆辙。同时，我们还应该抱有现代化建设的世界视野，除了向英美等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外，我们还应该向其他第二世界甚至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学习。由于我们与这些国家过去、现在的处境比较相近，与这些国家面临的实际问题较为形似，这种经历上的亲和性使我们更容易沟通，更容易学习他们的经验，也更可能有针对性地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
无论承认与否，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化地图中，詹姆逊的理论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也占据着难以替代的地位。詹姆逊走了，但他不会消失，永远会以“缺席的在场”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对尚有一段距离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该怎么办？中国的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唯一的选择就是直面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从这种意义上讲，张旭东的提醒倒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真正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只能产生于‘本土’知识分子将西方理论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政治实践过程中。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批评理论是不应苛求包括詹明信在内的任何西方知识分子的。”（张旭东《詹明信再解读》，《读书》，2002年12期）否则，我们还能有何作为呢？
china’s problems from the view of modernity
——jameson and china’s modernity
abstract: based on a description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modernity in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revived research on modernity), the essay summariz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jameson’s modernity theory and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and china’s way to modernity. the essay points out the right choice we should make: by improving the problem awareness and focusing o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china,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modernity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ry to avoid repeating the mistakes so as to make a crea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borrowed theory and china’s modernity practice.
key words: modernity theory in the west; jameson’s modernity theory; china’s modernity prob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