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测、辨析和重申我们中国新左的一些最基本立场框架
四月里，一位朋友对我说，你既然自称很了解新左，谈了那么多的新左，那么你就专门去给我们反新左算了。听得我气昏过去。原来，新左在中国已如此名誉扫地，我这样的草根新左，反被看作反新左了，黑白颠倒了！我必须从基层站出来，说清楚自己和其他的坚定的新左们一向坚持的共同的基本立场，让大家来识别它们，来测试我们新左的说服力，看看它如何能为中国的当下和今后的各种解放、各种改革、各种前途出一份不可或缺的力，也让大家看清某些脑筋急转弯式的新左这一向已唱出了什么闹剧。
一、
新左不是指一帮人，而是指一组立场。
本人一向很着迷于新左立场，爱读新左作者，但还不能因此说就是新左派。因为象索雷尔、雷蒙.威廉斯、阿明、布迪厄、齐泽克他们也只是说坚持了新左里的一些什么什么立场，也不敢、可能也不愿称自己是新左派。他们可能不想人是左，身体也左，怕左成肉身，左成教条；或者是因为身边已多的是这样光喊着口号的新左，不想落进动不动签名、站队的那一路人的俗套。
可以回顾一下左派、新左派这样的词儿的用法的历史。既然是‘派’，它是不是较多地指某路动不动要签名要行动的政治活动分子，索雷尔、本雅明所说的主张无产阶级总罢工、或列宁的最薄弱环节里的革命的激左、或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式的正面的、建构式的全面暴力的党内左系（另如欧洲七十年代的种种、中国的王明路线、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康生路线、红色高棉等等）、党内分裂出来的某一路激进的反对派，如邓立群式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左（这种左我们有时也说是新左派的左，过时，不想理会现实的复杂，只炫耀自己的真诚和执着，有让人同情的成分，但仍是党内分裂出来的左派，不是一种独立负责的左派。Www.11665.COm），是新左思想家拉克洛所称的象特洛斯基那样的狂热新左教派，是不断重复着完全过时的语言，要将革命永远进行到底的马克思主义童子军？〖《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年，179页；另见《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1985年，52－4页〗
看一个人的左，我们要分清他是思想立场上的左，政治行动上的左，还是理论上的左，哲学上的左、认识论上的左；是观念上的左，还是政治选择上的左；是与别人一块儿左，还一个人自个儿去左；是左给人看，左着秀，还是顶着逆流，勇敢地去左。
知识左派这个说法仍是有点含糊。知识分子式的左，还说得过去。在学术研究上的左？那可能是有问题的。雷蒙.威廉斯这样的学术上的左，是一种特权下的学术之左，在他的年代里，他的‘左’本身成了一种学术价值。他可以写得既象散文、回忆录，又象评论、谈话，他不需要考虑文类的限制，不考虑理论、思想、实践之间的区别，甚至不考虑学科之间的界限，他的写作只是为了左。在他所在的上下文，他只要坚持自己的左，就已是很大的战绩了。文化研究据说是从他那儿始，也继承了这种特权感，是学术之左的一个反映，但认识论上、本体论上的牵带，常常也就反思和辩护得不够（‘后理论’、认知派和新历史主义当前正在向它反扑：文化研究有称职的工具来反击全球资本主义？抑或它终究也只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最终表达？齐泽克认为文化研究毫不犹豫地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本体论预设，却从一开始就逃避着本体论辩护，落好还卖乖，等事情搞大了，回头看，基础还未打实，却已有那么多的透支。〖《谁在说集权主义来着？》，2001年，最后一章〗）。
文化研究继承了我们新左的管得宽的风格，它有马克思主义的很基本的关怀：‘经济基础的各种变化迟早总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正如我们不能凭着一个人如何来想关于他自己的事来判断他，我们也无法用一个时代的意识来判断这样一个转变着的时代，相反，这一意识必须通过物质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来加以解释，通过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来加以说明’。〖《政治经济学导论，英文版，莫斯科，20－1页》〗关注物质生活中的矛盾，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这是文化研究这一路学术新左的核心工作。文化研究向我们表明了一个人的学术之左能如何表达在政治和文化批判上，政治左派和文化左派的如何真实地分流。文化研究安顿了大量学术新左和知识新左。在测试一个人的‘左’时，我们必须认清学术之左、思想之左、政治之左、行动之左之间的距离。我们要警惕有些人在学术新左、思想新左、政治新左、行动新左之间相互推诿。
我们的社会永远需要新左，我们人类的集体命运、正在到来的各种激进民主、全球民主都需要新左。值得注意的是，巴特勒、齐泽克、拉克洛这样的最近涌现的新左已没有具体的政治目标和行动计划，并且怀疑人类到现在为止提出过的所有解放计划。他们认为，我们所坚持的‘左’，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些抵抗位置，是我们用来对付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或无产阶级专政之种种专制形式的一些移动的角度（巴特勒这样的性别主义者和女权主义左派还使我们看到，即使是社会中的这些抵抗位置，也在结构上先天地男权中心、法律中心、现实中心，也需要往复的反思式批判之后，才能对女性和各种上受压抑的群体真正开放。任何一个主体背后都有那么一段被压抑的历史、无意识， 人类(mankind) 背后压抑着着一种womankind，一种weiblichkeit，女性总是只能通过男性的声音才能说话或反抗，总是最终自觉地站到了男性人位置上。左派的批判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通过批判使这些主体位置对所有个人开放。〖巴特勒，《安提戈涅的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27－40页〗）。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里，人类的集体命运、最终解放总成为一种‘缺’、‘空’、‘不在场’，没有一个阶级，包括无产阶级，可将此据为自己的特权。新左将它看成是一种结构性的、构成性的‘缺’，但仍是人类想象和象征秩序里不可或缺的一种‘缺’，一种我们十分感到其存在的缺，给我们带来、担保了意义的缺。当代思想传统里只有新左还在捍卫这种缺。启蒙、革命、改革的许诺永远是还差那么几步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人类身上捅出的最深的伤疤至今未能愈合，资本主义式自由民主永远到不了完美的地步，无产阶级革命甚至都从未真正开始过，民族革命的胜利反而不幸地为政党和国家的专制打开大门，民族国家一讲改革开放，就象‘人民’推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金字塔结构，革命后的民族于是最终仍交由无产阶级社会中由国家所抬举的‘新资产阶级’（比如被鼓励来入党的私企资产阶级）来统治，旧的解放还未完成，新的苦难又已形成、到来。
新左在当代无法说从社会问题到人类未来命运的这一摊都由我们来全包，但它指出了这种政治行动者主体中的永远的缺、人类集体命运中的永远的缺，指出了我们应如何利用这种缺，使它成为我们追求更激进、更彻底的民主、更开放的人类命运的一种动力。
我们新左，实际上是所有的左派，都不应在思想上太刻意分出中国、外国，文化上的交互性是低于新左的人类解放全盘计划、对人类的集体命运的筹划的。〖见下文对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评 论〗并没有一个各国左派的分类册。卢森堡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左倾会加剧本来就不够团结的各国左派和无产阶级团体之间的磨擦，影响共同的解放事业。佩里.安德森不知道是不是算新左，但他是各国左派特产和标本的鉴赏和收藏人士，他象收集蝴蝶标本那样地收集各民族的各类左派，放进他的夹页。他的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和a zone of engagement（上一本实际上不是他写的，他请瑞典、挪 威、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出一个人来写他们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当代左派的影响）里所排出的，是一个各民族左派图谱。他在后一本书里象博物学家似地登记了isaac deutscher、nornerto bobbio, andreas hillgruber，伯林（被称为‘多元主义左派！！’）carlo ginzburg，哈贝马斯这个左派被称作历史终结论的三大续集之一（另有cournot和gehlen），排在科热夫之后，福山之前。他说的‘西欧左派’我看倒是只有两种，一种是全攻全守型，说和写都很厉害，写得或说得雄辩的人往往是左的，另一种是吃赞助型，霸住一个阵地，一个人在那里猛说，不去防守，也不去反击－－因为在那里，只要你说自己是左派，大家马上就肃然起敬，左就是勇气和骨气的代名词，不论你左到如何水平；媒体也总要时时拉个左人作陪衬，显得其开放和全面－－于是，许多平庸之辈就象艺术家领国家资助那样地可以专业地去左了，但因此也就失去了左派的战斗力。在这样的左派的眼里，自然就认为每一民族都养着一帮左派，可以当土特产来珍藏。
新左与民族主义是冲犯的。我们不能只象毛泽东那样，用‘中国特色’这样的逃避借口，来推诿自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后果和责任。这也让我们想起斯大林为什么会去写《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经他的翻译，民族也是象‘无产阶级’、‘新技术劳动者’、‘工农兵’那样的革命身份了，民族主义是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是现代化的必经一步，民族主义是一块冲向国际主义之前的跳板。同样，在毛泽东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是中国二千年民族革命的最新形式，在这个坐标下，秦始皇是进步的，岳飞可以与毛泽东自己躺在同一个纪念堂。国际主义于是必须服从民族主义，共产国际是井冈山上的革命明星们的总指挥部下的一个下属门市部。但要命的是，斯大林照同样的逻辑，也将毛泽东、铁托看作是归他领导的小分队长，将中国共产党看作他的党的一个支部。于是，好玩的是，跟斯大林的民族主义翻脸，但自己仍是个民族主义左派的毛泽，最后就‘反修’到了那样的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从巴黎公社漂到1917年十月革命到中国红军长征，先是各种倒戈者、国际主义匠人、罢工的工人和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好不容易走到一起，然后是斯大林这么一说，他们这些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无国之人又重新被划回各自的民族主权。多谢斯大林，在二十世纪，欧洲的国社主义（nationalist socialism）和苏联、中国的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唱出了那么惊人的双簧！〖参见hardt和negeri，《帝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0年，112页〗多谢斯大林，民族主义新左在中国至今还可以如此振振有词。
新左仍是马克思主义下的左。你可以新左，但不能只图马克思主义的方便，不顾它在这时代的局促，不理它自身的包袱就去新左。新左是对在当代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不完蛋这一问题的一种正面回答、一种积极的负责。如何去左，就是在当代如何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得有当代说服力，坚持得不自欺。《马克思主义幽灵》（大概应该译成《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书的开头德里达就在说为什么‘幽灵’总是复数）一书分析到的在当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三条路径，实际上这也就是当代新左的三条左径：认识论上的左、目的论式的左、弥赛亚、末世论式的左。这是三种‘怎样去左’、‘怎样为我们人类的共同未来去左’的方式。
在当代，‘新左’立场表现为一份清单，我支持新左，就是支持其中的某些立场，我支持的肯定不是新左的全部立场。象任何一种立场坚持，坚持了这个方面，就往往会反对另一个方面。对新左立场的这份清单，你在上面打的钩与我打的钩可能是不一样的，两个支持新左立场的人，支持的可能也是不同的立场，两个有‘新左’倾向的人在某一个问题上也会表现为对立，而对这种对立，对各种antagonisms（对抗）的认真，则是新左的本色，是其生命力。我们所要捍卫的是新左的共同思想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则我们是将分岐和争论当作我们的生命的。我在对拉克洛、巴特勒、齐泽克的《偶然性、霸权、普遍性》一书的评论中，分析了当代很著名的三路新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尖锐分岐，指出了他们在新左的框架里相互对立、斗争的论争方式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看一下新左对于自己的立场的认真坚持和捍卫。〖评论附文后〗
正如每个世纪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现代性，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也是每个时代都有了‘新左’。应该有一部‘左’的历史，正如应该有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历史。‘新左’以前肯定有一种老左和旧左。对于任何支持左派立场的人，当前问题永远都是如何左得新。下面我照拉克洛这个当代新左的眼光下的左素图谱来排一下‘左’和各种新左的一个简单历史谱系。
二、
‘左’成为一种明确的历史能指，是起于列 宁和卢森堡这两个革命策略家（安德森则另有高明，认为它起自启蒙时代〖《西欧左派图谱》，1994年，21页〗）。相对于这两个老左，葛兰西和索雷尔（本雅明）是第一拔‘新左’（德里达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里也这样划定）。从他们开始，到马尔库塞等等的新左，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了很多版本的新左，大家都很熟悉的了。重复一遍：我们不好说这些人就是新左派，哪怕他们自己这样称，我们只好说这些人以哪些新左立场为自己的实践指导，或他的哪些立场可贴上‘新左’这个标签。另外，我们是在谈论各种新左的立场，而不是新左行动纲领、新左路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案，等等。
而且，当代新左的一个主要立场就是，政治主体是不充满的，社会是不充满的（有机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和谐的社会永远只是正在到来，不会是真的已经到来的。）。新左也总是只坚持（阿尔都塞称这种坚持为interpellation， 主体入位）了一些而不是全部新左立场，新左的主体及其关怀象任何主体和关怀一样，也是分裂的。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空白的能指’‘漂浮（移）的能指’，任何主体都可以来争夺这些能指，在社会的想象和象征空间里实行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霸权。已经没有一个革命的阶级或某路先进分子对这些能指先天就具有什么特权，可以来独揽。据华勒斯坦的追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核心的‘阶级’概念，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从来没有一种能与这一概念对上号的阶级。只有一个关于资产阶级的概念，但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作为概念和现实’，见巴利巴、华勒斯坦，《种族、民族、阶级：各种暧昧的身份》，1988年，135－52页〗另外，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及其所推行的普遍形式化的教育，也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各种阶级差异，群体意识往往盖过了阶级意识。〖同上，‘前言’，12页〗从为民族振兴而努力的技术知识分子，到为跨国公司添砖加瓦的经理人士，到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民族里的贫困化的大众，从中国的城镇民工，到小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到西欧的‘新无产阶级’，构成各种主体的能指，是在不断被再生产的。今天的阶级是速成的、建构的了。我们新左远不是站到哪一路主体上，就可革命的了。而在我看来。城镇民工这样的‘新劳动阶级’纯粹是由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树立的国家机器通过文件、权力和专制制造出来的阶级差异，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和生产关系所推动的‘无产阶级化’并没有关系，只与那架不知道是在为谁的利益奔忙的国家机器的权力和专制有关系。我们新左要同情城镇民工的苦难，但更应愤怒于这种权力和专制下人为制造的阶级差异、人为的不公平。
考虑到拉康的主体理论如今的深入人心，任何一个主体现在我们都只好承认是分裂或多重的。‘我’是由一个自我和很多个大、小他者构成，‘我’身上同时具备着小资、无产阶级、民工、下岗者、女权主义、同性恋的身份因素或可能性（巴尔特：‘我’也不是一个纯洁的主体。德里达：i am haunted by myself who am （haunted by myself who am haunted by myself who am……〖《马》，同上，133页〗）；‘我’是一封永远都不会寄到的信。）。‘我’是复数的。‘我’不是一个自治的行动者。‘代表’此时也就成为一个大问题：谁是已经得到启示和解放的阶级，可来代表其它阶级？难道真的是小资或大资知识分子，真的么？当无产阶级也是象资产阶级那样的‘将利益最大化者’，知识分子自己也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这‘代表’还纯洁，还是一种transparent representation么？‘代表’本身是否已是一种霸权和压迫了？为什么社会中总会有那么些主体只等着别人来代表，压迫和苦难为什么总是先已结构性地发生了，那么多的社会进步群体要来拯救或解放无产阶级，为什么最后总仍是无产阶级，在中国是广大的农民来付代价？教育水平低、国民性落后，所以不能搞一种高一级的民主，那么是什么使民众的教育跟不上，使国民性落后了几十年呢？是谁在故意使我们的教育水平低、‘国民性’落后？正是各种‘代表’使‘代表’不可能？
1990年是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里最灰头土脸的一年，面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府的倒台，连各种持新左立场的人都懵在了一边，再加上杀出个福山来，马克主义被宣布为过时、已死，旧的‘新左’立场几乎被当成弃物。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时刻，竟是德里达这个被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排挤的马克思主义冷淡者出来顶住了逆流〖阿尔都塞判德里达的毕业论文‘无分’，理由是，有这么多紧迫的现实问题，该生却去写胡塞尔。在《保卫马克思》〖英文版，28页〗中，他还在说：用胡塞尔去掩盖马克思，是将各种面具当作了现实。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是德里达四十年里暗暗跟阿尔都塞较劲的结果：看看谁将马克思读得更好。〗。从来没见过一个受洗过的新左对马克思主义象他这样真情过：‘it will always be a fault not to read and reread and discuss marx--which is to say also a few others--and to go beyond scholarly ‘reading’ or ‘discussion.’ it will be more and more a fault, a failing of theoretical,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when the dogma machine and the marxist ideological apparatuses (states, parties, cells, unions, and other places of doctrinal production) are in the process of disappearing, we no longer have any excuse, only alibis, for turning away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there will be no future without this. not without marx, no future without marx, without the memor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marx: in any case of certain marx, of his genius, of at least one of his spirits.’〖《马》，英文版， 1994年，13页〗 ’
《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成为那时的新左重伤的止血剂，成为此后的新左面对各种逆流时的最重要的立场挡坝。我觉得德里达后来的书里的立场，《马》里都说及了，只是在那本书的框架下的一些发展。这是一本划时代的书。（拉克洛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作出了极高评价： ‘the deconstructive operation is impeccable, the horizons that it opens are far-reaching, and the intertextuality within which it takes place is highly illuminating…this is the terrain of constitutive undecidability, of an experience of the impossible that, paradoxically, makes responsibility, decision, law and –finally--the messianic itself possible in its actual historical forms. i find myself in full agreement with this movement’〖《各种解放emancipation(s)》，1996年，70， 75页〗。拉克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拉克洛在1990年写他的《关于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时也讲到了德里达到riverside分校去作那个《马》的原初报告（中国学者苏绍智和张隆溪被组织者请去见证了那一报告）时的时代感，这对我们认识《马》的背景很有帮助：at the time of writing—a year that has seen tiananmen square, the collapse of the regim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beginning of a proces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with unpredictable results in the soviet union—it is obviously easy to indulge in facile teleologies and present the whole process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s a continuum, or rather a progression, that was to culminate in tiananmen or the execution of ceausescu. but such images are superficial and absurd. the very notion of ‘reoccupation’ that we invoked above conspires against them: if new ideas, new discourses, new social demands adapt badly to the ground they occupy, it is this tension that must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 not the supposed teleological unity of a single field embracing the whole of its contents. 〖同上，75－76页〗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立场：1990年之后，无产阶级事业和新左再也不是要去完成既定的目标了，我们在那个历史关头，那个脱了节的时代里所迎入的所有新东西与现实的矛盾，本身就成了我们的斗争的起点，我们必须从从头开始，从每一步抗争开始了。我们的事业开始于我们的争论和斗争开始的那一刻。无产阶级的斗争事业真正开始于夺权成功、内部斗争白热化、各种政治力量由于激烈的论争和争夺而在相互之间形成激进的民主之时。没有这个，革命新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国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都是皮毛。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二十一世纪，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纪：the century of ‘marxism’ will have been that of the techno-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decentering of the earth, of geopolitics, of the anthropos in its onto-theological identity or its genetic properties, of the ego cogito—and of the very concept of narcissism whose aporias are, let us say in order to go too quickly and save ourselves a lot of references, the explicit theme of deconstruction. 〖《马》，同上，98页〗说到底，这也就是解构的世纪！解构才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几乎想这样脱口而出！ ）
好玩的是，实际上是《马》这本书开始了我们后来形成的关于‘新左’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和斗争的这一神话，使新左话语又开辟出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批判的许多新的语义场（但德里达在《马》里也同样猛烈地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苦难：那是‘世界范围内的不是右就是左的专制’之苦难的另一半。〖同上，57页〗）。从那本书来看，新左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是指新左在那历史关键时刻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嘲弄和堵截，在那个历史时刻眼看着人类的前途要被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这样的本身带着十大瘟疫的‘新的世界秩序’〖同上，81－3页〗包下时，所作出的被动反应；德里达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使其主要立场脱胎换骨，让其在当代发挥效应，重新与人类的集体命运，人类的末世关怀联系起来，以此出发去责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人类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式生存策略的可怕、至少是无聊的前途，责疑以西方式的政治文化和大众媒体文化来替代马克思主义式批判的我们时代的政治与文化定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受过1990年的洗礼的当代新左的特征。这种新左与代表‘世界新秩序’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之间的斗争，德里达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全球联合来保证其效力，这种联合至少应成为新左在马克思主义下的重新结集，成为一种亲和性、苦难和希望之间的串联：……without status, without title, and without name, barely public even if it is not clandestine, without contract, ‘out of joint’, without coordination, without party, without country, without national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before, across, and beyond any national determination),without co-citizenship, without common belonging to a class.…an alliance without institution among those who. even if they no longer believe or never believed in the socialist-marxist international, i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n the messiano-eschatological role of the universal union of the proletariat of all lands, continue to be inspired by at least one of the spirits of marx or of marxism…〖同上，85－6页〗。而这段话实际上同时也向我们指出了当代新左的存在和活动模态。
新左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很多种，具体要看你是在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下。我个人觉得拉克洛这个当今最激进的新左的下面这段话几乎说出了我这样的中国新左想说的话、所遭遇的当代政治处境，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实质。我们要在这段话之外说出更多的关于我们中国、第三世界的新左的关怀来，是要花很大力气的了，而这种我自己上下文里的说，将成为我的具体的‘新左’历史实践的一部分：‘for me, a radical democratic society is one in which a plurality of public spaces, constituted around specific issues and demands, and strictly autonomous of each other, instils in its members a civic sense which is a central ingredient of their identity as individuals. despite the plurality of these spaces, or, rather, as a consequence of it, a diffuse democratic culture is created, which gives the community its specific identity. within this community, the liberal institutions—parliament, elections, divisions of power—are maintained, but these are one public space, not the public space. not only is antagonism not excluded from a democratic society, it is the very condition of its institution.
…as a socialist, i am prepared to fight against capitalism for the hegemony of liberal institutions and, as a believer in the latter, i am prepared to do my best to make them compatible with the whole field of democratic public spaces, but i see this compatibility as a hegemonic construction, not as something granted from the beginning. i think that a great deal of 20th century history can be explained by dislocations in the articulations of the three components just mentioned. liberal institutions (let alone capitalism) have fared badly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of the attempt to articulate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if attempt it can be called)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ern bloc, the record is simply appalling. though my preference is for a liberal-democratic-socialist society, it is clear to me that i am forced under given circumstances to choose one out of the three, my preference will always be for democracy. (for instance, if in a third world country i have to choose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a corrupt and repressive liberal regime, in which elections are a farce manipulated by clientelistic gangs, with no participation of the masses; and on the other, a nationalist military regime which tends to social reform and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the masses, my preference will be for the latter. ’〖《各种解放》，1996年，121页〗我们哪个新左能说出比拉克洛这段话更负责任的话来？
在《马》之前，新左的概念要宽得多，哈贝马斯这样的左被罗蒂称为‘自由主义之左（liberal left）’，福柯被称为反讽式左派（ironist left）〖《偶然性、反讽和协同性》剑桥，1989年，94页〗，毛泽东在西方被称为民族左派（national left）。在当代中国是不是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左派，但要命的是，民族主义和左派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不是有很大的矛盾，是相互抵消的〖见上文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的评述；另见上文德里达对新的共产国际的定义〗？新左摊上了民族主义，它还能左么？〖参见下文四－d〗
新左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那条战线是模糊的。此前quentin skinner〖《语言和社会变化》，见《q. skinner和他的批评者》，j. tully编， polity, 1988年, 126页 〗对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就我们现在所说的左派或新左）作过这样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分岐在于对political这个字的意义的分岐：左派认为可以将这个字用到很广的上下文，而自由主义对政治这个字的使用是很克制的：if the marxist is genuinely to persuade the liberal to share or at least acknowledge some political insight, he needs in effect to make two points. one is of course that the term political can appropriately be applied to a range of actions where the liberal has never thought of applying it. but the other, which his application of the term challenges the liberal to admit, is that this is due not to a disagreement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but rather to the fact that the liberal is a person of blinkered politcal sensitivity and awareness.）。德里达这本书事实上在新左，也就是新时代里的新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与我们时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间划了等号。这使新左突然给自己找到了新自由主义这个敌人，而此前，我觉得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就可指称和包括这个敌人。
三、
我现在必须认定，我用来定性我的立场的那种新左是《马克思主义幽灵》之前的新左，还它之后的新左？
是指《马克思主义幽灵》之后的新左。
这里有一层暧昧，那些本来是自称新左的，如果不认同于《马》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有条件阐释，还可称他们是在支持新左立场？在《马》之前，西方新左的四条线是清楚的：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当代的哈贝马斯，法国的阿尔都塞之后，美国的欧文.豪、胡克到后来的詹明信，英国的威廉斯到汤普森、霍加特、霍尔等。《马》以后呢？
上文讲过，新左是一种思想和立场错综，新左里的门路很多，基本认同于《马》的立场的新左也是各色齐全，两种新左的你死我活有时会过于所谓新左和新自由主义这一神话般的你死我活（为什么是神话般的呢，因为新自由主义存在的就是合理派，它慢条斯理，它最后总说，不论怎么说，反正……总是新左立场去挑战它。我总怀疑它们是同时存在于个人身上的：资本主义、美国主义、新自由主义是我常要攻击和反讽的，朋友们因此从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新左、激左，但是每当我看到自己和别的持新左立场的人嘴上讲得那么好听、决绝，却仍那么在意新自由主义自认为给我们造就的生活的秩序、舒适、格调，对于我伸手可及的当下苦难仍那么麻木，那么自我中心，我又恨自己和别的持新左立场的人的虚伪和贪便宜。）。
我给自己这个新左人的定义是：我是一个想新左而新左得不够，新左得可能很虚伪的人，而高举新左的人，必须至少是新左得不虚伪的人。我正在努力去成为新左。政治主体从来不是完满的，社会也从来都不是完满的，所以它们才成为主体和社会。我是正在成为的新左。我因此总是格外警惕那些高喊新左口号，给自己脸上贴金的人。资本主义、市场是足球场，球门是人类的集体命运，新左总是那些到处拼抢和堵截的后卫，其重要性不能因为其不大得分而被低估。
一个人新左得好不好，我看是要看他/她是不是挑难守的新左立场去捍卫，决不逃避，决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局限，在所有交火点上都毫不畏惧地到场。我们去了解一个新左立场，不光要知道它的名头，还应知道它的吃重，它的付出和它的创伤。
四、
在当代新左立场里，拉克洛所选择坚持的那些立场我认为最难，对新左立场的视域也最宽，他对它们的负责也很彻底。他甚至主动去迎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拉康对新左立场的挑战。他的战线拉得很宽。他的主要立场我认为集中在他的《重建新左》一文中。〖见《对我们时代的革命的新反思》，同上〗我在本文中是拿拉克洛作了三棱镜，在他身上查看反射到他的文本里的各路新左立场的分布和嵌合。
接下来我想拎出几个在我看来是中国新左最需强调、最需去关注的基本立场，来作一些简要的讨论，由此来摊出我认为我们中国新左应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所坚持的一些基本立场。它们是新左的基本立场，但已体现到了中国当前的具体问题上。我认为对下面这些问题的讨论，应是我们新左的强顶。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负责任的讨论，将能改变人们对我们中国新左的偏见，澄清一些被玩弄和扭曲的新左基本立场，为中国新左的恢复名誉。我将努力在以后结合具体的中国现实另外来展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a 关于腐败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腐败也许是市场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只是权力被商品化的一种形式，新左以外的人多有这么说的。我们新左也必须承认，腐败是先天地内在于我们的各种政治形式，腐败不是被取消的，而是在循环式的政治形式连续中被取代、替代的。腐败是测试我们的政治形式的当前状态的试纸。我们的反腐败不应反过来又去设定一个无限制的行动者的最终权力，比如说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法律、新的启示录、上帝。没有一种未经辩护的权威可以制住腐败。
腐败起于我们的各种政治形式的不适合于当前的政治生活，起于它们在当代的脱位，起于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不充分、没有活力。反对腐败最终必然是反对一切专制，无论是市场的专制，民主式的专制，还是人民或无产阶级的专政、还是党的专制，还是国家的专制，宗教的专制、还是直接生产者的专制。克服腐败关键在于激活各种政治力量，使它们在国家生活中展开积极的争夺，在活力下自动排斥腐败对它们的感染。
经济腐败首先是由政治腐败造成，而政治腐败上面说了是由我们的政治形式本身的僵化和脱位造成。我们现在绝望地发现，连我们的媒体常常也是腐败的。甚至发现我自己、自己这个正进行着批判的政治行动主体也常常是腐败的。一种以腐败为症状的政治生活使我们的时代成了：让我学着丹纳的句型和口气说：压迫者满嘴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贪官号召着我们去清廉，爱国者反对着政府政策、党员反对着党的领导们，有权者使权力滥用，使权利枉设，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们只看到两种人：不满者和改革者；有时我同时是这两者：不满而想改革，改革而又不满。丹纳这说的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但他的这一句型我认为也适用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他还有一个句型很适用于象我这样爱学着孟德斯鸠谈中国政治哲学的读书人：话说得象神谕，谜一般地深刻与奥妙，句句都切合那些准则，一说到中国问题，或我自己时代的要命问题，就象踩上了红炭！知识分子所以常常也是腐败的同谋：用动听的言词去鼓励听众都去成为他们一样的小资，他们所推动的大众教育也在加强这一定势，‘最终，他们不是教劳动者获得劳动者的生活里所需的东西，却在后者身上发展出一种对只能在书中找到的用来使小资开心的东西的好奇心！〖索雷尔，《进步的幻觉》，john and charlotte stanley英译，1969年，63－4页〗
我们是一个只有很短历史的重新开头的社会制度，我们很容易看出腐败是从哪里开的头：官僚集团的腐败（毛泽东的文革我觉得是从反官僚腐败开始，否则自觉响应的人不会这么多？）。反腐败所急需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官僚制度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从这种改革开始，直选、考核录用、媒体监督必须从现在开始做起－－这甚至都不能算是政治改革了，因为这种改革已是对国家机器的本身的致死的病的急救了。任何意识形态借口，都是官僚集团本身的自辩，都是自私和危险的。
我们新左是将执政党、官僚制度、人民、法律、媒体看作各种相互斗争的力量的，我们相信，它们之间的较劲、相互揭发，是我们的政治生活里不会滋生腐败的唯一担保。
b关于对各种新涌现的弱势群体的身份、文化的承认、尊重问题
我们新左将城镇民工这样的流动群体、这样的漂流的主体看作是社会的新角色，是一种我们所需的新政治力量，是社会变革中的关键因素。我们一方面想招募他们当最进步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想去启发他们的身份感，使他们觉醒于自己的权利和权力。马克思到特洛斯基为止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说到资本主义会将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认为无产阶级化本身是锻造新的政治力量的途径。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是动员中国新政治力量的大好时机，但在当前中国存在着令人震惊的将城镇民工边缘化和差异化的倾向，从政府到城市小中产阶级到知识分子都在这么做。中国的民工问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人民政府下的人民内部压迫的显例，证明了葛兰西所说的霸权和压迫甚至存在于人民内部的伟大论断。它是中国新左现阶段最需关心的最大社会苦难。
我们中国新左不光要抵抗跨国资本主义、国营资本主义对下岗工人、民工的剥削和压迫，也应关注‘人民内部’、‘人民之间’的这种剥削和压迫。另外，如果我们是过硬的新左，我们还必须坚信，一定是民工将有活力的政治觉悟和文化形式带进了城镇。但中国城市小中产阶级一方面会用他们自己的成问题的政治觉悟和文化形式去覆盖前者，另一方面又会去篡夺、改造它们，反过来又将强加到城镇民工和各种新劳动阶级头上。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城市小中和小资的上面并没有一个大、中资产阶级可做学习的榜样（我们可能从来没有过一种自己的资产阶级文化），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形式也是先天地杂乱、分裂的，他们对城市化过程中的来自农村的新劳动阶级的政治、文化篡夺、压制和覆盖，现在实际上已经到了要窒息后者的地步。
在我们新左看来，文化永远是小资的！我们现在甚至都没有大众文化！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新劳动阶级、城镇民工如何来解释他们的赵树理、他们的张艺谋、他们的流行音乐、他们的杂志和电视节目、他们的被迫接受的所有文化形式？是通过那些巴尔特所说的représentant，也就是布莱希特说的‘艺术家’和‘智力劳动者’的中介。新劳动阶级总只是间接地与他们的文化相连，在他们直接入自己的文化之前，总是先已被各种小资文化污染。我们新左对新劳动阶级的文化的捍卫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后者给我们提供：1.辩护式话语－崇尚革命性科学，不轻信任何一种解放话语的承诺；2.启示式话语－－去摧毁资产阶级文化；3. 末世话语－－追求和响应意义的不可分割，阶级的不可分，不断求证自己的‘奋斗目标’。〖巴尔特， 《全集》，1993年，第3 卷， 1207页〗
我们中国新左必须为新涌现的各种弱势群体构想出适合于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的抵抗、抗争和霸权策略，使他们自己就能去捍卫自己的政治、文化身份，去占领城市的公共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去破坏和重构城市小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发嗲文化、麻醉文化，那种将肉麻当有趣的各种新都市想象体（metropolitan imaginaries），使我们时代感受最大苦难者、承受最大责任者，能替我们淘洗出我们时代的新文化质素来，留下我们时代最有活力的东西。中国新富、小产阶级、小资、小中产阶级、新职业层中产阶级（如果他们能构成社会行动者主体的话）的文化和政治是注定没有前途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是先天地不够进步的。它们想重复社会秩序、社会规范、想要‘严肃’和‘高雅’，为此而不惜乏味、无聊和压抑。在未来，它们将上要面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强烈颠覆，下要承受各种‘反文化’、‘反政治’的社会地下活力。中国城市小资、小产阶级对城镇民工的文化的倒灌，是要对民工文化、新劳动阶级文化小资化，是要将民工、新城市化人口的生活‘伪小资化’，在中国城市文化里当今盛行的种种发嗲和装蒜，是当代中国文化里最令人恶心的发生。我们如果是知识分子，如果是艺术家，又碰巧是新左，就应首先拿这个开刀。
我们知识分子不能去‘代表’这些新劳动阶级这样做，但我们至少要在技术和策略层面支持他们这样做。历史上，劳动阶级面对自己的具体的要求的被漠视而束手无策时，总是知识分子、党出来承诺代表他们，总是党取代了阶级，去代表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可实际上，无产阶级反正是从来没有被真正反映过、代表过。我们新左再也不应去重复这个。
（拉克洛这样说到民工与城市中、小产阶级之间的文化霸权、文化空间之争夺的必然性：the constitution of political imageries in the third world.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to the expanding cities (民工) bring with them a range of values, discourses and symbols, etc., from their places of origin. in the new urban environment a fresh set of antagonisms and dislocations occur in relation to their traditional symbols and values of rural life as a means of creating a culture of resistance: in other words, those symbols and values operate as surfaces for the inscription of the new urban antagonisms and dislocations. once the symbols’ circulation has reached a certain level of generalization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a vast rang of antagonisms, they become the necessary surface for the inscription of any new demand. it is for that reason that, when social groups different from those that were their original bearers—the urban middle sectors, for example—attempt to construct forms of resistance to their specific dislocations, they will increasingly invoke the symbols of resistance of internal migrants: for such symbols are the only ideological raw material expressing anti-establishment protest in that society. this constant extension of the area of the representable in the discursive surfaces formed by anti-establishment symbols has a dual effect, of course: on the one hand it consolidates that surface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very form of the anti-establishment; but on the other, if it can perform this function of representing any demand and social protest, it is because it has been emptied of any concrete content by the very fact of its consolidation as a necessary discursive surface. the fullness of the community thus becomes an empty form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concrete demands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is therefore essentially hegemonic and unstable.〖《对》，同上，79－80页〗）
c 现在的苦难、过去的苦难、我们的苦难和各种‘他们’的苦难，都是新左需关注的苦难
我们中国新左应当寻找今天的苦难和过去的苦难之间的联系，寻找不同民族的苦难之间的联系，不断提示社会的不公正和苦难的不同层次的来源，根据苦难的历史谱系来归咎和治疗它们。
中国革命带来的苦难、文革以来的苦难、改革开放以后的苦难、跨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后造成的苦难、私有化中造成的苦难、民主化过程中的苦难，中国新左必须能够解释这一切苦难背后的原因。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新左作为一种正义的声音，主要就在于它这种对社会苦难的揭露和抗议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蒂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现状》的恩格斯和写出了《艰难时世》的狄更斯是比福柯和哈贝马斯更好的左派。推动保护穷人的立法、使民工在年底拿到了工头所赖欠的工资的人权或工会活动人士，是比我们很雄辩的新左人士更好的左派。
在我们时代，对于苦难的完全的反映已不可能，苦难有时是互为因果的，对苦难的揭露有时只剩下了对各种苦难的解释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象萨德笔下的社会，很难分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受压迫是我这个为解放而斗争着的主体的身份的一部分；没有压迫者的到场，我的身份就会不同。我的受压迫者的身份既要求着、也排斥着压迫者的到场。〖拉克洛，《各种解放》，同上，17－18页〗这种主奴辩证法是结构性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的？
我们的各种解放计划和策略之间也常常相互矛盾。我们的许多苦难甚至是由我们的某种解放计划和策略带来。我们已到了解放的终结，自由的开始处〖同上，19页：freedom is both liberating and enslaving, exilerating and traumatic, enabling and destructive. in a fragmented and heterogeneous society, the spaces of freedom certainly increase, but this is not a phenomenon which is uniformly positive, because it also installs in those spaces the ambiguity of freedom.〗。但我们新左的勇气正表现在对这种有时是很难撇清的各种苦难的倾听、关注，对苦难者提供持续的道义支持上。大家一定要警惕我们新左喊出的好听的口号，我们说到的总是一种艰难的责任，一定要看我们的行动。
d 人权之普遍性和普遍性保证下的人权对我们新左是无条件的——我们新左先天就是国际主义、反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的中国新左要捍卫其基本的思想框架，就必须坚持人权超越于文化的交互性，承认人权是一种普遍的、民主的世界伦理的总前提。中国新左必须坚决与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划清界线（上文讲过，这一点考验着我们是否在二十一世纪将马克思主义坚持得仍有说服力，我们新左自身是否有说服力的重要一步。）。我们必须坚认，对作为民主基础的人权规范的捍卫，是与我们新左的最终奋斗目标相一致的。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坚持，首先就预设了民主伦理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是可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是低于人权规范一个层次的，一种被中、西方同时接受的世界民主伦理，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就是一个三心二意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左躲右闪的新左！当然我们新左也应警惕马克思身上的欧洲中心论倾向。）。
民族主义左派、中国特色的左派想在世界民主伦理之外另搞一套，在历史上已出过很多闹剧，足以引起我们今天的警惕。我们中国与印度、穆斯林的联合，曾落进了西方人我们所设的东方主义圈套（甚至是苏联当时给我们设下的东方主义圈套），我们等于是自己往他们设好的套子里钻，我们用一种中心论去反对了另一种中心论。我们赞助个半死的亚非拉不结盟运动，也是这么个东方主义怪物，一开始就从内部开始痪散，从来没有被扶起来过（罗蒂：反种族中心论从来没有成功过，或许我们从策略上讲，应成为anti-anti-ethnocentrist，反而更实际和有效？）。我们的抵抗从此必须以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各种陷阱为底限。
现在虽到了必须认真对待‘进步的政治主体’的普遍性的问题了，但当务之急仍是让我们先反对新左中的激进民族 主义倾向。反民族主义最彻底都不过分，因为我们总在天性上就容易懒上民族主义。哪怕我们想保留一些民族主义成分，我们也必须通过反对它来使这些成份保持健康。
e 群众和领袖的关系与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
最近的斯特劳斯热，我们对于智贤和哲学王之适逢其时的统治的向往，反映了大家对于革命群众、无产阶级、进步的生产力、领导阶级与领袖之间的关系和协同性失去了信心。人民与领袖的关系由葛兰西所指出的一个主导阶级、霸权阶级认准一个具体、特殊的目标，使其普遍地实现，用其普遍性来超越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由产业无产阶级带动的领导革命群众，或由革命知识分子发动广大农民这样的解放程序，退回到了我们现在愿意津 津 乐道的柏拉图式的哲学王的英明领导：普遍性是一切意义之基础，普遍性不是从外部争取来，而是根源之充满，是将这种无需论证的普遍性表达到一切社会组织中。人民和群众再不需要交往、争夺和斗争。统治和霸权成为一个知识问题，掌握绝对知识的人，也就是哲学家，才有权来统治，如果哲学家不愿意来统治，那么，他们就通过教导和帮助明君的统治，来实现其为大众选择的政治理想。
以上是我们在哲学王式的统治和‘先进阶级’的霸权式统治之间的摇摆。拉克洛还要我们警惕在霸权问题上的四种统治形式之间的此起彼落问题。上面两种统治形式的对立，是较容易看出的。霍布斯式的社群秩序的确保者，君主，和黑格尔的理性化身式的立宪君主，也是我们下意识里挥之不去的被统治意结。
霍布斯的‘motall god’，也就是君主的统治，只是共同体为了强加秩序的必需而设；他对于统治者强加一种什么内容的秩序，并不不关注。黑格尔则将共同体看作是一个个体，一个有机体（比如他说民族就是语言，民族生活于语言中、语言是人民的伦理实体等等，就隐含这样的看法），一个整体。君主代表的是理性的总体，他的产生因此不能通过选举，只能通过继承。用他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话说是‘精神是骨头’，是民族的骨头，必须用一个继承式的立宪君主来保证精神在人民中间的传承。〖《各种解放》，同上，61－3页〗这四种领导和统治形式在我们今后的共同的世界政治里会一再萦绕于我们的脑中，会纠缠于中国的未来的民主改革的始终。
我们中国新左必须现实地承认，对我们未来的各种政治力量的‘领导’，中国人民在未来的自己统治自己的形式，可能只能在这四种成份的调和中产生。无论从全球化，从世界共同的政治空间、共同的世界民主伦理的角度看去，中国的未来政治民主，还是一块处女地，也正因此，世界在其上面押着空前的赌注。我们新左必须在这事儿上拿出说服力来。
f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群众、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 新左如何公正地行动？新左知识分子如何达到和利用自己的有机性？
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想在社会中促成一组活动的有机组合。这样看，王海倒也很象个有机知识分子。考斯基说社会主义不是自发地从劳动阶级里兴起，而是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引入（毛泽东叫它‘发动’）。有机知识分子如此引入的是一种‘有机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有机知识分子抢过来说，替人家说，让人跟着说的东西。这种天然的‘有机’，常常掩盖着知识分子对于其所说的革命现实的独占式理解、与革命群众的‘有机关系’的僭妄。有机知识分子常常忘了他们对现实和群众处境的理解，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的同情，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下的人道主义，他们的行动如不进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也总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一种接力，‘使人与他的生存条件之间的关系安排得对统治阶级有利’。〖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同上，221－36页〗
知识分子其实只能以其话语来影响集体身份和集体实践，他们的作用是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来。他们的权力和实践是话语式的。有机知识分子创造出一些有机意识形态来，来将破碎的、分散的社会因素吸收到一些新有解放计划中去。有机知识分子创造的有机意识形态内在地是实用和实际的，但也会混进他们的视域层面里的神话和乌托邦因素。〖拉克洛，《我》，同上，195－6页；《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同上，159－71页〗
布迪厄所说的trahison des clercs（祭司对信众的出卖）, 是那些最后总是出卖了群众的高喊着关心、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为革命阶级造成了苦难，自己也落入他们以为能避开的苦难，这是我们现在看去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延安和文革体验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因此先天就在劳动阶级面前带着一份卑怯和负疚感。
知识分子里的左派是那些要瓦解和砸烂自己的种姓的知识分子。新左知识分了应比别的知识分子更明白：真理也是民主的。上帝死，各种关于拯救的意识形态亡，知识高僧的无人问津，是很大的好事。我们这不就可以让每一个男人女人充分去担当他们自己的偶然性和自己的命运的责任？
g 全球化与第三世界的激进民主，抵抗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之间的关系
《帝国》一书是一本实用主义地、客观上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美国的世界警察式的干预政策辩护的书，其一些立场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新左们形同水火。
它写得象《第三次浪潮》那样地浮夸和乐观，又是典型的博士论文腔调。里面组合了各种来源混乱、有时相互矛盾的观点。法国《新观察家》将作者们看作‘互联网时代的两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外交评论》说它是‘溜溜儿的新马克思主义眼光’－－这几句话是封底的几句广告词。西方媒体里也有炒作，上面两个评价据我比较其实并不与作者们的立场一致，只是吆喝而已。
我认为我们中国新左如果认为有必要理会这本书，可以将它所主题化的东西看作我们进一步思考自己的问题的背景。由于其立场的芜杂，我们用不着对作者们的单个观点都很认真。我们只将其立场看作我们的语义材料，将整本书当作一个语义空间就可以。
下面我抽出这本书里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左派的批判和杂众（the multitude）的国际联合两点，结合着来谈我们新左对全球民主与第三世界激进民主，抵抗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之间的一些关系的认识。
某些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新左将民族当作了抗击外国或全球资本的首要防卫机制，各种‘本地’左派作出的纯粹是被动的反应：如果资本主义是天性上就要全球化的，我们的抵抗就必须从本地出发，无条件地保护本地特色。资本的加速流动于是被看作了对本地人民的一种剥夺的打击。‘we maintain, however, that today this localist position, although we admire and respect the spirit of some of its opponents, is both false and damaging.’〖hardt和negri，《帝国》，同上，44页〗这种以地方性来推延国际主义关怀的立场，在中国叫做密切联系中国实际的立场，也曾被阿尔都塞批判为口头上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列宁所批判的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将社会和世界现象当作了科学对象来看，只在理论上辩证，一面对社会现实，就丢开了那关于普遍的实践的理论－－唯物辩证主义－－的作派。〖《保卫马克思》，同上，167－70页〗在资本的加速的国际流动中，我们新左看出了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中的‘薄弱环节’，我们既将它看作新的压迫，也将它看作是执行我们的干预和解放策略的理想节点。
对于为什么坚持本地身份并不能用来抵抗全球化，《帝国》的作者们是这么说的：it is false, in any case, to claim that we can (re)establish local identities that are in some sense outside and protected against the global flow of capital and empire…the national leftist strategy of resistance to globalization and defence of locality is also damaging because in many cases what appear as local identities are not autonomous or self-determining but actually feed into and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imperial machine.〖同上，45页〗而反全球化的无产阶级的新的国际联合，象过去的一切类似的联合一样，本身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此是超民族性的、全球性的。各种政治主体的全球联合实际上是对民族国家的摧毁，是对的的全球共同体的建设。如果《帝国》的作者们是对的，则我们的地方性、本地化策略、对本地身份的强调和重构，反而更容易落进各种全球势力的收编策略：它们本身就是同时推进着全球化、本地化或同质化、异质化的；我们的本地化策略会将牌打到它手里。
某国的无产阶级或代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将各种国际事件‘翻译’到其自己的语言中，将各种国际斗争看作是他们自己的斗争的一部分：:how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 example, could hear of the anticolonial struggles in the philppines and cuba and translate them into the terms of their own revolutionary projects?〖同上，51页〗
我们新左必须坚持，全球化下的个人，也是一个个生产性的、创造性的主体。他们是活的劳动、活的劳动力，天然地就是要冲出各种边界包括民族与国界的。他们时刻处在运动中，不断形成着新的独特聚合，向全球系统强加一种全球性的构形：不是全球化使世界的全体主体怎么样，而是世界的全体主体使世界怎么样，造成了怎样的一种全球化。各种身份下主体的日常政治，在民族国家的政治里可能还属于政治无意识，在全球化、在虚拟的‘帝国’秩序下，则动不动就成为全球性的了。
全球化将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推到了世界的共同政治的中心，福利社会下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幻灭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从未到来，使第三世界和西方共同面对如何去迎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会到来、正在到来的一种激进民主。第三世界主体应从一种地缘政治（geo-politcal）式的参与，扩展到生物政治（bio-political）式的参与，将抵抗政治扩展到日常政治中。
《帝国》的作者们在第三章第三节《抵抗、危机和转变》中干脆地宣布了第三世界的抵抗政治的终结，不知道中国的民族主义新左听了作何想？‘with this objective convergence and accumulation of struggles ,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s, which may earlier have had a limited utility, were now completely useless. we understand third worldism to be defined by the notion that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 and antagonisms of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ist system is between the capital of the first world and the labor of the third. the potential for revolution thus resides squarely and exclusively in the third world. this view has been evoked implicitly and explicitly in a variety of dependency theories, theories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world system perspectives. the limited merit of the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 was that it directly countered the ‘first worldist’ or eurocentric view that innovation and change have always originated, and can only originate, in euro-america. its specular opposition of this false claim, however, leads only to a position that is equally false. we find this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 inadequate because it ignores the innovations and antagonisms of labor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lds. furthermore, and most important for our argument here, the third worldist perspective is blind to the real convergence of struggles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dominant and subordinate countries alike. 〖同上，264页〗
五、
《帝国》的作者们没读过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幽灵》，就在大谈全球化、新的世界秩序，我因此对他们的工作无法完全信赖。我认为，没有任何人比德里达更清晰地表达了我们新左在全球化意识下的世界主义情怀。想要在德里达说过的这方面的话之外再说出些什么来，我认为是很困难的，先了解他的立场，能替我们省很多力气。让我最后用他的话来说出什么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新左，我们在全球化中，在二十一世纪如何来做新左，我们中国新左应遵守的最低‘国际’新左标准：
permit me to recall very briefly that a certain deconstructive procedure, at least the one in which i thought i had to engage, consisted from the outset in putting into question the onto-theo-but also archeo-teleological concept of history—in hegel, marx, or even in the epochal thinking of heidegger. not in order to oppose it with an end of history or an anhistoricity, but, on the contrary, in order to show that this onto-theo-archeo-teleology locks up, neutralizes, and finally cancels historicity. it was then a matter of thinking another historicity—not a new history or still a ‘new historicism’, but another opening of event-ness as historicity that permitted one not to renounce, but on the contrary to open up access to an affirmative thinking of the messianic and emancipatory promise as promise: as promise and not as onto-theological or teleo-eschatological program or design. not only must one not renounce the emancipatory desire, it is necessary to insist on it more than ever, it seems, and insist on it, moreover, as the very indestructibility of the ‘it is necessary.’ this is the condition of a re-politcization, perhaps of another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but at a certain point promise and decision, which is tosay responsibility, owe their possibility to the ordeal of undecidability which will always remain their condition. and all the grave stakes we have just named in a few words would come down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one understands, with marx and after marx, by effectivity, effect, operativity, work, labor, living work in their supposed opposition to the spectral logic that also governs the effects of virtuality, of simulacrum, of ‘mourning work’ of ghoust, revenant, and so forth. and of the justice that is their due. to put is in a few words, deconstructive thinking of the trace, of iterability, of prosthetic synthesis, od supplementarity, and so forth, goes beyond this opposition, beyond the ontology it presumes. inscrib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ference to the other, and thus of radical alter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difference, of technicity, and of ideality in the very event of presenc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esent that it dis-joins a priori in order to make it possible, it does not deprive itself of the means with which to take into account, or to render an account of, the effects of ghosts, of simulacra, of ‘synthetic images,’ or even, to put it in terms of the marxist code, of ideologems, even if these take the novel forms to which modern technology will have given rise. that is why such a deconstruction has never been marxist, no more that it has ever been non-marxist, although it has remained faithful to a certain spirit of marxism, to at least one of the spirits for, and this can never be repeated too often, there is more than one of them and they are heterogeneous. 〖《马》，同上，74－5页〗
〖附录〗 当代新左内部如何展开论争的一个例子
（摘自陆兴华“对一本书和其中的左派话语的多重模态分析——评《偶然性、霸权、普遍性：关于左派的一些对话》”）
拉克洛我们可以称他后现代左派，写过《对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政治身份的形成》、《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老与他一起写书的伴侣chantal mouffe 与他同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之前他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著名学生领袖，老资格的社会主义实验者。他所主持的爱塞克斯大学政府系现在可能是英国大学最好的政治系。此人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解读，用德鲁兹和瓜塔利的游牧式身份理论、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德里达的分延说、拉康的能指逻辑来描述当代社会行动者的多样身份和多样认同，来探求多重谈判和多重语言游戏下的社会公共空间和集体意志的形成。他所说的当代革命可理解为：使更多的政治力量介入到争夺中来，使民主更激进。
巴特勒是女权主义思想家。女权主义者天然就是左派？因为她呆在比较文学系，所以不出所料地还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写过《欲望的主体》、《性别麻烦：女权主义和性别的颠覆》、《起作用的身体：论性的话语界限》、《权力的心理生命》等。她的一个著名结论是性别差异（文化差异、种族差异等等）是一种performativity。她在这本书里自然要说主体的形成也是一种performativity，是使出来、发扬出来的，要看它是什么，拉出来溜溜才知道。她说从一种积极的相对主义立场看，每一个主体都是有那么一点不正常、不标准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形成、勿需重申的‘先进的革命阶级’，每一个政治主体都需要挺出自己，需要不断地被重新表达。真正的左派是不会去排斥那些（难民、贱民、第三世界劳工、同性恋者）异形的主体或他者的。第一世界里的左派必须为第三世界的左派和各种受压迫岐视者留出发言的余地，不应该去包办，而应重视他们与他们所要代表的那些待解放的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文化翻译。她反复重申斯皮瓦克那句名言：象福柯、德里达那样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是无法代表、替那些第三世界里的他者说话的。依次类推，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也是无法代表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而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也是无法代表那些待解放的政治主体的？看一个左派是否过硬得看她如何对待各种他（她）者的主体。
齐泽克是东欧、前社会主义阵营、前第三世界左派的代表。他出版的十几本书里充满着政治笑话、哲学程序、心理实验、审美批评。他呆在斯洛文尼亚一个社会研究所里，却用英文写作，主要在拉克洛主持的verso出版社推出。他分别用海德格尔和拉康在巴黎写过两个博士论文。写过《意识形态的升华对象》、《不自在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的中心》、《幻想的瘟疫》等。他应该是一个能给认识近五十年的中国革命的心理结构带来很大启发的作者（读他的书时常让我想到要去写这么一本书：《中国革命的心理结构：各种政治运动背后的那个肮脏的小秘密》），但他的理论写作有点象昆德拉写小说，中国读者不知道会不会嫌他不够‘理论’、不够‘严肃’。他在本书里的立场是，性别差异、种族差异、阶级差异都是暧昧的、不断改写的，想用这种差异来动员社会行动者可想而知地是徒劳的。从法国大革命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一切革命结构都逃不出拉康向我们指点的那个心理连环：那种不可能但仍必需的最终挫败一切的‘现实性’，那个笼罩一切的巨大能指：资本、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心理定势正是笼罩一切政治主体的对一切者说‘不’的那个最大能指。我们明明知道一切革命行动都会撞到资本、全球资本主义这堵现实的墙上，但还是要行动。左派从解放政治走向抵抗政治后，更得象列宁那样时时问：下一步应当怎么做？当代左派得领会下基尔克果的一句名言：决定的瞬间是疯狂的瞬间。再没有一个‘巍然的他者’、俄狄普斯嘴里的‘神’来替我们担保，来为主体的决定作本体论担保，左派得利用激进的民主去反潮流、去对着干了。而这个巍然的他者正是毛泽东、红卫兵和清醒的革命者们共同面对的那个‘东西’，多少次的继续革命都将最终不彻底、挫败、疲软在它怀里。它不是走资派、修正主义、叛徒、新自由主义者，而是资本，它才是‘那玩意儿’，才是普天下最大的比男人的那个还硬的能指。一切左派都得时时想到那玩意儿，这就是当代左派立场的悲壮了。
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加一个女权主义者再加上一个拉康式的后结构主义者，这些成分能代表当代左派的构成？我们倒可以说这三个人是当代三个较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的左派思想代表。他们三个人的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块左派身份的试金石，他们比出了某些自称左派的人其实是假左伪左。他们有个说法：如果不象他们那样地彻底、决绝，那么在当代实际上是无法去坚持左派立场的。所以他们认为吉登斯式的中左比新自由主义者还危险：新自由主义者也无非要说：虽然你们左派讲得都很对、很深刻，可是你们怎么扭得过市场经济这根大腿呢？中左的无耻就在于居然在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也就是说左派和市场经济的好处两个都要，它实际上出卖了左派的批判力量，从本性里讲就不是左派了。而象绿色和平这样不作合理性奠基、干了再说的组织，真正的左派也不屑－－左派是当代唯一种想立足于普遍性来批判，为批判而批判（利奥塔）的立场，用中国过去的话说，他们是清流中的的清流。如何谁要说自己是左派，我们当然要马上审问他，因为我们不容易无耻小人来抢占左派这一光荣称号。当代左派在确是很不自在的：自己还未为所声称的普遍性奠基，却又得忙着去为从同性恋生育孩子的道德后果到美国用兵端掉萨达姆这样的事表态，而表态也决不是看上去那么地简单。好的左派真的是纯而又纯的金身，是为天下事鞠躬尽瘁的大好人、老好人，做左派可难着呢。
所以，这三个人可算是当代左派的三个有代表性的方向的代表人物，他们也只是可能的左派，绝不敢说是真左派的。
照理论批评家和鉴赏家的眼光看去，该书会有三个主题，题目里已并行排出：偶然性、霸权、普遍性。这使该书象一面三棱镜，每一小处都折射出这三个方向。而三个作者又象三面独立的镜子，透过他们，我们能看到不同的内容，因为三个自称立场十分接近、共享着基本立场的作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不兼容的，或者说是以与对方的冲突发展到相持阶段为自己的存在条件的。这不等于说，每一个作者想在这本书里说的话，其终极企图都是要克服对方的立场－－虽然话总还是被说成‘各人有表达自己立场的权利’的样子。从每一个论争参与者的理论思考的终端看去，任何两种立场很接近的理论话语都是‘相克’的？
顺着三个作者的论争努力，照他们每个人最愿坚持的样子（如未遇到有力的狙击的话），这本书的内容可分别（可选择地）被虚拟成这样三个版本：
拉克洛：全球化里的新的偶然性为我们腾出很多新的空间，这为左派、为继续革命、为激进民主提供了解放政治的新的可能。霸权是可以为每一个社会行动者运用的一种行动策略。每一种新的政治力量都应努力进入各种社会公共政治领地，去夺得普遍性这种空白的能知。新的政治行动者必须去挟持这种普遍性，然后使人们信服自己所推进的这种普遍性，社会的进步总来自某一些政治主体的这种突进。普遍性是争夺而来，但成功夺得某种具体普遍性的革命行动者都必须推进这种普遍性。未来的政治世界永远将是这种未饱和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之间的连环推进，新的政治行动者象同一游戏的不断更新的参与者一样地进入这种霸权之争，并使这种游戏不断升级。左派的未来目标不是要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的全球大会师，而是要通过霸权斗争而将当代民主社会里业已存在的各种政治斗争升级到白热化，并保持这种白热化，因为世界只有在这种称作激进民主的政治里才得以不断被改造。
巴特勒：普遍性是需经过文化翻译、性别差异和人类对欲望的反思过滤之后才可居有的普遍性。在任何一种霸权争夺里，某些主体总是事先被排斥，某些内容总是被隔离，某些形式总是已经被垄断。在未来民主里，由于主体入位的不完整，主体位置的残缺，未来的政治行动者需要不断的自我再表达，需要用各种不正常的、颠覆性的实践来打开新的概念视野，民主将永远都是激进、但不彻底的。福柯式的历史地变动的主体构成，黑格尔关于否定的各种可能性、福柯、德里达关于话语式主体永远不可能完全构成的立场，将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只能从自己所能认识到的具体的普遍性出发，激进民主里因此必须为各种不断到来的可作另行选择的普遍性版本、各种语言和信仰传统所决定的世界观留出余地，必须时刻为新的参与者腾出位置。
齐泽克：拉克洛和巴特勒的未来民主政治构想逃不脱一种拉康指出的心理定势、象征逻辑。马克思主义者、左派们：在这个资本就是理性，理性就是资本的时代，请你告诉我们一种不将牌打到全球资本主义手里的高歌猛进的政治行动和策略！我们怎样才能义无反顾地行动、才能‘失去的只是我们的锁链’？中左、新自由主义者都是无赖：斗不过全球资本主义，那么就揩它一点油。社会结构、资本结构和心理结构是同一回事，我们内心里都知道无产阶级永远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我们明明知道在今天，激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我们就是不死心，还是在努力，这就是左派的风骨。在偶然性中寻找机会，通过霸权这样的策略去实现普遍性，在政治行动的俄狄普斯情结之下去大义凛然地行动。资本永远是那巨大的能指，总在我们最得意与风光时来挫败我们……拉康式的回到现实，当代各种身份认同中的起奠基作用的否定性，能给当代左派的悲壮立场作出辩护！
这是三个作者想要写在这本书里的内容，但在一本书里，想要说的和实际说出的常常是不一样的，尤其是象在这本书里，说之前、说之后，甚至没说之前第一个作者都已知道哪个战友会在哪些观点上进行狙击和还击。三个作者最想说的话被放到一起，会不会就相互抵销了？读完这本书，读者可能不得不重新退回到三个作者的立场的起始点，自己择路，取三个作者之间的一个‘中庸’或另类的立场带回家－－因为她将发现：取其中一个作者的立场去坚持那也是很不容易的累活？
关于论争礼仪和自律准则。
三个论争者在那儿打笔仗，如考虑到读者会来旁观，那就得有个舞台的概念，得有一点演出须知和现场秩序。论争必须有一些被论争者先验地认同的交往规则才能顺利进行下去。在这本书里，这些规则是分层的，有的只是他们三个人认同的，有的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左派们共同认同的，有的是世界大学系统里的所有学术人普遍认同的，有的是所有愿意参加论争的人都会认同的阿佩尔、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交往伦理底限的理性先设。这种规则是活动的篱笆，是需要参与者在论争过程中不断新扎、重扎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三位作者在论争进行到第二、第三回合时的自我和相互约束，看是否可以给我们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论争的自我规范提供先例、作出示范－－我们的第一将讨论、每一本书、每篇论文实际上都应同时努力去成为这方面的先例和示范：
齐泽克：对于我而言，他们（拉克洛和巴特勒）对我的回应的真正效果，是我被猛地里狠命一击，我的自满被粉粹－－即使我继续不同意他们对我的批评，我也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来重组我的立场了。所以我对他们的回应的反应难怪会左右摇摆：要么是我觉着有某些简单的误解需要澄清，要么就觉着我们各自的立场是激烈地不可兼容的，中间没有余地……隔开我们三人的鸿沟是不可能用一种中立的方式来明确定义的－－也就是说，要说出我们三个人是如何地不一样，这本身就已经涉及到‘采取立场’了〖213－4页〗。
巴特勒：这一本书冒着某种风险，因为它不知道想要实现三种规划里的哪一种。一方面，它给一些立场趋同的理论从业者一个机会来一起思考政治领域的地位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是每一个理论从业者防卫来自别人对他或她的批评的一个契机，作出反批评，分清他或她的立场。这二者之间的紧张看来是没法消除的，所以下面这个问题有了意思：本书的文本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无从解决，本身就有着特别的积极意义？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否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样一种意见交换的一个清楚的好处就是，它不光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民主规划里的理论地位问题，而且也暗示出‘理论’本身也不是一种单面的术语。我认为，如果我们的努力演变成批评中的观点与观点之间的对撞，那就不太好了……〖263页〗。
拉克洛：我们三个在这一本书里的意见交换有一个惊人特征，那就是尽管我们之间有严重的分岐－－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能发现重大的一致－－但并没有出现一条分隔我们的总体立场的僵固的防线。这是因为无论是分岐还是一致都不至于一直积累，而使我们之间有可能产生某种永久的同盟。我发现在为拉康理论的辩护上我与齐泽克结盟来对付巴特勒。我又与巴特勒结盟在解构问题上去对付齐泽克。而在为黑格尔辩护这一点上，巴特勒又与齐泽克结盟来对付我。我想说，背谬的是，这一结盟的死胡同正是我们的对话的主要成就－－不光是因为，持论不同的人之间进行互敬的意见交锋，能这样做的人在今天的智性气候中，至少可以说已属濒危物种，而且还因为，分岐地去解构一个共同地盘或场域，总是比搭建一些教条地统一化的‘正统’话语更算是一种智性成就〖281页〗。
本书评的作者在阅读该书时将下面这二个问题带进了书里，他是用这两块冲浪板飘在书中的各种话语上的：精英左派们之间当前在争什么？民主国家、第一世界的当代左派立场能对第三世界左派有什么启发？
笔者从阅读该书时想到，左派的当代困境可能是，社会的政治解放力量不再来自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来自无产阶级为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解放实践，而是来自后现代天空下为身份、性别、族裔权利进行的各种政治实践，各种零散的抵抗和斗争了。左派所依赖的政治力量在过去几十年里分化、漂流成了一些破碎、暧昧的主体。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福利社会体系在新风险面前的摇摇欲坠，使左派难以找到介入社会现实政治斗争的踏脚板。左派的激进显得有些‘背佬佬’了，要走出‘背佬佬’，却只有更激进才行，这伤脑筋？是的。本书里三个作者都努力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左派如何才能激进得有颠覆性，但仍然能切入当前的敏感的政治问题，能够解决个人的日常生活政治里的困境？
论争就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的具体策略的一些理论前提的分岐上展开。首先是对主体对身份认同的程度的不同理解。三人都承认，主体对身份认同的不彻底性、不完整性非但不会损及各种社会运动，而且对于民主社会中的争霸方案而言还是必需的。记得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权利哲学批判笔记》中说到无产阶级的身份认同问题，说到无产阶级怎么一不留心就成了先进阶级，说到某一特殊阶级的解放如何同时也成了整个社会的解放的开始，一个国家的解放怎么成为重建世界秩序的开端。当时的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仍是一个变量，是世界革命的发动引擎，仍不是一种自觉的历史力量。当代左派可以回到马克思的当时的这一立场上，将无产阶级看成一个‘活动的能指’，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左派如要坚持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继续世界的理想，也仍需要将眼光先从无产阶级移到当代的破碎或边缘的政治主体上：跨国资本外流造成的发达国家的国内失业者、同性恋者、民工、爱滋病患者等等，对于第一世界知识分子而言，当代无产阶级主体是漂流着的。发达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国家里的新的政治斗争必须是一种不断有新的受压迫者来参与的‘激进民主’，它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小目标而奋斗，虽然没有世界秩序的重建和全人类的解放或新的解放，但它保持了各种政治争霸力量之间从未饱和的白热化较量，使民主社会里充满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揭露、抵抗和解放。
但在如何‘激进’这一点上，三个作者的分岐就出现了。拉克洛还是在他与莫芙写的《霸权和社会主义策略》里的老立场：重新推出一些能适应那些重织着当代社会的纤维的多重差异的新的解放规划，是可能的。一种政治力量为了达到普遍性而暂时以其特殊性去压制别的政治力量的特殊性，这种做法暂时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中总是某一种政治力量借助于某一普遍性这一空白的能指，去实现霸权，转而来‘代表’别的政治力量。争霸不光是表达了一种政治力量的意愿，它同时必须找到一种更成熟的话语来说服别的政治力量，将自己的立场铭写到一种普遍话语中，成为大多数人的立场。每一种政治力量的这种普遍化努力造就了一个总是处于不确定中，总需重新表达、重新进行合法性论证、形成新的集体意志的民主社会。民主社会需要左派的策动和持续推进，才能实现其不断认识到的新的普遍性。
巴特勒认为社会中并没有一种普遍性这样的空白的能指可让某种政治力量随意掌握。普遍性总是具体的普遍性，民主社会里的政治总在于如何公正地对待各种互相竞争的普遍性要求。而且不同的民主社会之间还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问题还会进一步引申成为如何对待来自文化和语言上相异的民主社会的各种可选择的普遍性版本这一问题。各种相异的政治力量、政治实践之间在对普遍性的认识上会有一个‘文化翻译’的问题。民主社会得容纳无法兼容、不可公度的各种普遍性，这种容纳会无限期地推迟普遍性的真正的全球实现。因为哪怕共产主义真的能实现，最后也仍是大家各搞各的共产主义，而你的共产主义可能是我的地狱－－这不光是由于我的世界观的个别性，也是由于我所处的文化的无微不至的规范。
齐泽克则认为，做真正的左派在今天需要有真骨气，当代左派的唯一前景就是去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一些不可能的目标去奋斗，以此来为自己的普遍性奠基：充分承认自己是例外，不承认任何禁忌和先验规范（比如关于‘人权’的、关于‘民主’的）。左派在当前的政治立场选择：要么接受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视野，介入其中的霸权斗争，象中左的第三条道路那样自我解嘲地主认为任何企图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功能的努力终究都是要失败的，政治无非是给社会作一些整容手术；要么就冒险摆出相反的姿态，断然拒绝今天的自由主义要挟－－说什么左派的任何激进努力都会通向集权主义－－悲壮地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普遍性去努力。让我们做现实主义者，但我们想要去实现不可能－－对左派而言，永远没有已实现的普遍性。
下面谈谈笔者所能认识到的这三位左派在该书中的立场对中国左派的可能的启发。首先说的是政治主体的动员问题。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显然无法直接成为左派的普遍能指了。先得回头看当代中国社会里正在析离出哪些新的政治主体。民工、下岗女工等等显然被认为是需要被‘代表’的政治主体。中国当代左派急需找出那些正跃跃欲试地去捍卫和普及其政治权利的那些新的全资质的政治主体？这不是件容易做的工作。到头来总仍要问：为谁而左？让谁来左？让谁替谁来左？左到什么程度？左不了将怎么办？
那么可否让左派在中国成为一种公用的代理立场，一种并不是由某些实际的政治行动者占领，但可成为某些彻底和激进政治实践的踏脚板的第三方立场？让左派立场成为象太空空间站那样的反思和抵抗角度？
或者就让它成为利奥塔所说的一切批判、对批判的批判的批判的出发点，一个理论地被假设的虚拟出发点？这条道路倒能安顿很多的知识左派。
与本书的三个作者比较，中国的左派似乎也需要大大地为自己松绑，他们承诺的东西太多，会让自己下不了台的。另外，他们也得扩大点儿眼界，好歹去管一下political globality这闲事？
这比较中还可看出，中国当代左派常将‘左’当作一种姿态，一种单立的思想立场，‘左’成了象基督教里的‘爱’那样的滥词。从这三个作者的写作中可看出，‘左’是可以隐含在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话语中，也只这么隐含着的，决不是一种纯粹的立场。‘左’不是一个共用标签，而是一种思想和话语意向。‘左’不是一种起始立场，而是不断实践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