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鲁迅与范文澜的交往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从敌对到和解的曲折过程，由于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个过程已经难以原原本本地进行存在还原。不过，与此相关的基本事实，却是证据确凿不容置疑的，并且为后人更加真切地了解和认识相关人等的精神面貌和复杂人性，提供了一个最佳切入点。
范文澜与鲁迅同为浙江绍兴人，1913年在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时，因其姑父许铭伯与鲁迅同住绍兴县馆而相识。1917年北大毕业后，一边给校长蔡元培当私人秘书，一边与三年级的冯友兰及二年级的傅斯年、俞平伯等人一道，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由钱玄同教音韵，陈汉章教训诂，黄侃教文字，刘师培、吴梅教文学史。半年之后因故辞职，1922年到张伯苓任校长的天津南开学校任教，1924年起任大学部讲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讲师、北京大学教授和北平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出现在鲁迅日记中的范文澜，先是“范姓者”（1913年），后为“范云台”（1913-1918年），再后来为“范文澜君”和“范文澜”（1925-1929年），到了1932年11月18、19、24日的连续交往中，又变成了“仲沄”和“范仲沄”。在称呼的变换中，最为集中地折射出了鲁迅对于范文澜由陌生到熟悉，再由敌对到客气以至于亲密无间的曲折交往和情感演变。这两位绍兴人曲折交往的心路历程，迄今为止依然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盲点，透过对于这个盲点的存在还原，所看到的是当事双方极其复杂隐晦的精神面貌。WWw.11665.CoM
一、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
1913年6月14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许诗荃来，又偕一范姓者，未问其字。夜抄《易林》。”（1）的记载，“范姓者”就是初字云台，改字仲沄的范文澜。这是鲁迅与范文澜之间最早的会面。许诗荃是范文澜的姑父许铭伯的儿子，许铭伯的弟弟，就是极其难能可贵地与鲁迅保持了终生不渝的友好关系的同乡、同学加同事的许寿裳。
1937年10月7日，范文澜的《忆鲁迅先生》在《风雨》周刊第6期公开发表，文中对于自己与鲁迅之间的交往进行了专门介绍，说是“民国初年，他在教育部做佥事，单身住在北京南半戴胡同山会邑馆槐树院（好像长班叫做槐树院，记不清了）。暑假中，吃过晚饭，我同一位表弟许君，照例散步到槐树院去。我们走到的时候，他照例在书桌上吃晚饭。一小桶饭，一碗自己炖的肉，一碗汤，好像从不改换菜蔬似的。他对金石学兴趣浓厚，所谈的无非碑贴之类，我们年轻，听了等于不听。天快黑了，我们就告辞回去。一个暑假，几乎天天如此，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没有听说他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新青年》时代过了，接着是《语丝》、《现代评论》争霸时期。我那时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想，认为没有多大道理。因此，心理上同当时所谓新人物疏远起来。但是经过颇长时期以后，我觉得教师宿儒，虽然学问方面有可以佩服的地方，行为却不必与议论符合。……我重新想起新人物中至少像鲁迅先生的言行一致怎样也找不出使人怀疑的地方来。怪不得他有资格奋笔教训别人。我对被教训者的同情心，不由得移到教训者方面了。” 在这篇文章中，范文澜回避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事实，那就是“新人物”中的鲁迅，对于曾经是“沟通汉宋”的旧派学者的范文澜的“奋笔教训”。
二、《对于“笑话”的“笑话”》
1924年1月17日，鲁迅以风声的署名，在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对于“笑话”的“笑话”》，说是“范仲沄先生的《整理国故》是在南开大学的讲演，但我只看见过报章上所转载的一部分，其第三节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
接下来，鲁迅又引述了范仲沄写在《整理国故》第四节的几句话：“古人著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经过这种巧妙的抄录和罗列，鲁迅施展“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刀笔手法，举重若轻地写道：“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关于这位“笑话”别人反而被鲁迅所“笑话”的南开大学国文系讲师范仲沄，也就是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中另有介绍：“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学生很是老实，虽然听不懂他的说话，却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对，那些出来和他为难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学生，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学生中有一位姓范的，他捣乱得顶利害，可是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大家还觉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学生。在他毕业了过了几时，才自己告诉我们说，凡遇见讲义上有什么漏洞可指的时候，他自己并不出头开口，只写一小纸条搓团，丢给别的学生，让他起来说话，于是每星期几乎总有人对先生质问指摘。这已经闹得教员很窘了，末了不知怎么又有什么匿名信出现，作恶毒的人身攻击，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人的主动。学校方面终于弄得不能付之不问了，于是把一位向来出头反对他们的学生，在将要毕业的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范的仁兄安然毕业，成了文学士。这位姓范的是区区的同乡，而那顶缸的姓孙的则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乡，都是浙江人，可以说是颇有意思的一段因缘。”“范君是历史大家，又关于《文心雕龙》得到黄季刚的传授，有特别的造诣。孙世旸是章太炎先生家的家庭教师还是秘书，也是黄季刚的高足弟子，大概是由他的关系而进去的。这样看来，事情虽是在林琴南的信发表以前，这正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黄季刚与朱希祖虽然同是章门，可是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家学渊源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使用了大量的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甚至于“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刀笔笔法。旧派学者中的黄侃（黄季刚），即使“毫不留情”地“排除异己”，却从没有像新派学者中的朱希祖那样，把将要毕业的学生开除学籍，更没有像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那样，在《新青年》杂志中公开采取既反“科学”又反“民主”的抹黑骂倒式的人身攻击态度，来提倡所谓的“科学”和“民主”。
范文澜对于老师朱希祖和北大校友顾颉刚的攻击和发难，显然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而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同样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
范文澜所“笑话”的“禹不是人名，是虫名”，堪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这起公案的最早发端，是顾颉刚发表在胡适主编的《读书杂志》上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中有“禹，《说文》云：‘虫也，……’，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3）之类的说法。顾颉刚作为假设提出来的学术命题，在当时曾引起不大不小的一场论争，对于这一学术假设和学术论争的积极意义，胡适以编辑组织者的身份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写道：“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4）
鲁迅“笑话”范文澜的立足点，与其说是胡适所提倡和坚持的纯学术的“怀疑”立场，不如说是他自己一贯坚持的“党同伐异”的人身攻击立场甚至于政治斗争立场：“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而已矣。”（5）
三、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
《对于“笑话”的“笑话”》的发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10月17日，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往山本医院诊，访季市，遇范文澜君，见赠《文心雕龙讲疏》一本。得三弟信，14日发。得吕云章信。夜风。”的记载。“季市”就是许寿裳。此时的鲁迅，由于支持许广平等人领导的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两人为声援鲁迅也宣告辞职。有许寿裳在，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由“伐异”的敌对到“党同”的和解，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也许正是由于鲁迅与范文澜的和解，《对于“笑话”的“笑话”》没有及时被收入当时出版的《热风》和《华盖集》中，而是在鲁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在此之前，在“党同伐异”的“壕堑战”中隐去自己的真实姓名的鲁迅，利用各种化名“奋笔批评”的敌对人物，除了林纾和章士钊之外，只有魏建功、胡梦华等几位轻量级的青年学子。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亲的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此时的范文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5月28日的鲁迅日记中，有“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的记载。
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省亲时，与范文澜之间的关系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鲁迅日记中接连有“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下午……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十九日晴。午后因取书触扁额仆，伤右拇，稍肿痛。下午访幼渔，见留夜饭，同席兼士、静农、建功、仲沄、幼渔及其幼子，共七人。”“二十四日晴，风，上午朱自清来，约赴清华讲演，即谢绝。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久四十分钟，同出至其寓晚饭，同席共八人。”之类的记载。在1932年11月26日致许寿裳信中，鲁迅另有“曾见幼渔，曾询兄之近况，亦见兼士，皆较前稍苍老矣，仲沄亦见过，则在作教员也”之类的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在鲁迅与范文澜达成和解的同时，范文澜与自己曾经“笑话”过的顾颉刚之间，也达成了充分的谅解。
1929年是顾颉刚父亲顾子虬先生的六十大寿，钱玄同于这一年的端午节给魏建功写信，说是“顾封翁之寿礼，我想最好的确还是送寿屏为宜，而且最好还是请仲沄撰文，弟当尽写字之责。请与仲沄商之。送的人，则范、魏、马（廉）、钱四人为已知者。此外如有欲加入者，当然更好。”范文澜随后为顾颉刚父亲写出的寿序中所极力称赞的，正是自己此前所“笑话”的“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的“一味狐疑”： “书不可尽信，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秦氏燔书，旧典零落。……顾君颉刚，专精国学，辨正古史，推压偶像，剽剥神哲。非立异以鸣高，将求理之安切。故好之者，比之执锐陷坚，学林之骁将；而墨守之士，则相视骇愕，大以为怪。顾其人实恂恂懿雅，不以锋棱震物。凡与之游者，见其心意诚挚，久而益亲，知其必有世德积善，所以涵泳陶铸之甚厚。与夫小器易盈，炫奇哗众者，殆不可同日语也。今年春，颉刚而粤北来，友好留居旧都者，闻其至，皆欣欣然走访无虚日。高谈今古，备及身世。得备闻其尊人子虬先生硕德美行，而后知曩之忖度果信。”（6）
在这篇寿序落款处签名恭祝的，共有马裕藻、马衡、范文澜、董作宾、钱玄同、刘复、徐炳昶、周作人、陈垣、沈兼士、魏建功等11人。与这11人对于顾颉刚的学术成就的一致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鲁迅借着自己曾经赞同过“禹是一条虫”的学术公案，对于顾颉刚一而再，再而三的“党同伐异”和嬉笑怒骂。 1929年7月21日，从北京省亲归来的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介绍了与顾颉刚的意外遭遇，并且株连到对方六十大寿的父亲连同自己昔日的老朋友钱玄同：“我在北京孔德学校，鼻忽推门而入，前却者屡，终于退出，似已无吃官司之意。但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义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籍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
1933年2月6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署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崇实》一文，明明是谈“这回北平的迁移古物和不准大学生逃难”，却偏要借题发挥捎上顾颉刚，说是“禹是一条虫，那时的话我们且不谈罢，……”同年8月18日，鲁迅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再一次不点名地“笑话”顾颉刚：“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
到了1935年11月，曾经在《对于“笑话”的“笑话”》中明确支持过顾颉刚的鲁迅，偏偏在《故事新编·理水》中对顾颉刚的生理缺陷极尽“笑话”之能事：“‘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早在《华盖集·空谈》中，鲁迅就明确表白过“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的，与鲁迅一样得到过刀笔吏真传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一文中写道：“笔记中说老幕友讲刀笔的秘诀，反复颠倒无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胜者，曰彼如不真吃亏，何至来告状；欲使被告胜，则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来告状，是汝健讼也。欲使老者胜，曰不敬老宜惩。欲使少者胜，则曰：年长而不慈幼，何也（仿佛是纪晓岚所说，但查过阅微五记却又不见）。”（7）
应该说，鲁迅对于顾颉刚的由“党同”到“伐异”的根本转变，所表现出的正是“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的秘诀”。鲁迅为自己的此种表现所提供的正当理由，无非是《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所说的“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而在实际上，曾经令鲁迅深恶痛绝的顾颉刚，只是一位颇为纯粹的学者和绅士，与章士钊之类政治上的仇敌完全不是一档子事。至少在把顾颉刚当作“落水狗”来实施“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人身攻击方面，鲁迅的表现是不值得后人学习和效法的，值得效法的反倒是他对范文澜变“伐异”为“党同”的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和表现。
注释：
（1）《鲁迅全集》第14卷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2）周作人著《知堂回想录》第40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
（3）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5月6日出版。
（4）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读书杂志》第18期，1924年2月出版。
（5）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第275页。
（6）钱玄同信札和范文澜寿序，转引自牟润孙《海遗杂著》第323、32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版。
（7）周作人：《关于绍兴师爷》，《自由论坛晚报》1949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