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对于监察的影响是，它使御史弹劾的效力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成为没有效力的空文。��
　　北魏的史书中记载了许多事例，可说明受到御史弹劾的人，因赦而免除了罪责。宣武帝时，北平长史韩务“颇有受纳，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会赦免。”����[2]（卷四二《韩秀附务传》，p953）��冠军将军、东徐州刺史王世弼，“治任于刑，为民所怨，有受纳之誉。岁余，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会赦免����[2]（卷七一《王世弼传》，p1588）��。孝明帝时，征虏将军、兖州刺史王云“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财货，又取官绢，因染割易，御史纠劾，付廷尉。遇赦免”����[2]（卷三三《王宪附云传》，p776）��。��
　　这些“遇赦免”的官员，其官位可能会暂时失去，宣武帝延昌元年（公元512年）十二月就曾下诏，令“守宰为御史所弹遇赦免者、及考在中第，皆代之”����[2]（卷八《世宗纪》，213）��。延昌二年，尚书邢峦上奏中也说：“且货赇小愆，寇盗微戾，赃状露验者，会赦犹除其名。”����[2]（卷一《刑罚志》，p2880）��这时候“遇赦免”，只是免除了刑法处罚而已，官位却被解除了。但多数时候，“遇赦免”的官员不仅免除了刑法处罚，其官爵也不久就失而复得，甚至可能得到升迁，如，赵郡王元干的儿子元谧“在母丧，听音声饮戏，为御史中尉李平所弹。遇赦，复封”����[2]（卷二一上《赵郡王干附谧传》，p543）��。前将军、河州刺史寇治，“在任数年，遇却铁怱反，又为城民诣都列其贪状十六条。会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书”����[2]（卷四二《寇讃附治传》，p948）��。司州治中裴佗“以风闻为御史所弹，寻会赦免。转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为赵郡太守”����[2]（卷八八《良吏·裴佗传》，p1906—1907）��。赦后除名又很快复官复爵的记载，史书所见不胜枚举。��
　　赦对于司法的冲击更为明显。首先，是赦使已经判罪的人，得到免于服刑的优待。��
　　北魏后期的赦，和历代王朝的赦一样，往往有免除犯罪之人的刑责的内容。如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规定：“自殊死已降，谋反大逆，背叛逃窜，已发觉未发觉及系囚见徒，元罚禁锢在今十七年十月十八日昧爽以前，皆原除之。”����[3]（卷六六五，p274—276）��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大赦诏规定：“诸谋反大逆、外叛杀人殊死已下已发觉未发觉、系囚禁锢，自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长至昧爽已前，一皆原除。”����[3]（卷六七0，p380—381）��孝庄帝诞皇子大赦诏：“便可大赦天下，与人更始。自昧爽以前，谋反大逆已发觉、赤手杀人系囚见徒、流配未至前所者，一以原免。”����[3]（卷六六六，p290）����
　　因大赦而沾恩的当然不限于官员，但官员无疑是受益的重要群体。《魏书》卷四一《源贺附怀传》的记载，反映了官僚队伍享受遇赦免罪权利的变化，此传云宣武帝景明二年，“时有诏，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因眚乃出，并皆释然。自今已后，犯罪不问轻重，而藏窜者悉远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源怀给宣武帝的上书中有“谨按条制，逃吏不在赦限”和“伏寻条制，勋品已下，罪发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之语，又有“诸州守宰，职任清流，至有贪浊，事发逃窜，而遇恩免罪”之语，这说明景明二年，宣武帝保留了“清流”官遇赦免罪的权利，而剥夺了“吏”和“勋品以下”遇赦免罪的权利。北魏后期，清流官是指下至九品，上至一品的流内官，而勋品和吏是指九品以外的流外官����[4]��。可见，宣武帝在位初期，曾经剥夺流外官因赦而免罪的权利，但流内官的遇赦免罪的权利仍然得到了保留。不过，时任尚书左仆射的源怀对这种优待流内官而独苦流外官的偏颇政策提出了批评，并要求废止。其第一次上书虽被门下省“以成式既班”而“驳奏不许”，但第二次上书终获宣武帝采纳。这说明，景明二年以后，大赦恩泽所及，又将流外官也包括进去了。所以，《魏书·郭祚传》云宣武帝景明三年（公元502年）至延昌元年（公元512年）之间的十年内，北魏王朝“三经肆眚，赦前之罪，不问轻重，皆蒙宥免”，这是将整个官僚队伍都包括在�┠诘摹＊���
　　其次，赦是北魏后期处刑失衷的原因之一。��
　　北魏后期，官僚之间因个人恩怨而党同伐异、互相攻讦的现象很严重，赦对于司法判案过程中的出罪入罪也产生影响。如，宣武帝时，侍中卢昶与安西将军、梁秦二州刺史邢峦结怨，卢昶和元晖一起指使亲党御史中尉崔亮“奏劾峦在汉中掠良人为奴婢”，邢峦“以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民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元晖于是转而在宣武帝面前替邢峦开脱，其理由就是“峦新有大功，已经赦宥，不宜方为此狱也”，宣武帝也听从了元晖的建议，不问邢峦之罪����[2]（卷六五《邢峦传》，p1446）��。从邢峦将“汉中所得巴西太守庞景民女化生等二十余口与晖”来看，其在汉中掠良人为奴婢应是实有其事，但只因“已经赦宥”就置身法律制裁之外，这是一个因赦而出罪的例子。与邢峦的情况相反的事例也可见到。孝明帝正光年中，高谦之的弟弟高道穆任御史中尉，“纠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因而与李家结怨，后来，“世哲弟神轨为灵太后深所宠任，直谦之家僮诉良，神轨左右之，入讽尚书，判禁谦之于廷尉。时将赦，神轨乃启灵太后发诏，于狱赐死，时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2]（卷七七《高崇附谦之传》，p1712）��从“朝士莫不哀之”来看，高谦之“家僮诉良”可能系诬告，也可能虽系事实，但谦之罪不至死，然而，李世哲兄弟赶在大赦之前害死了谦之，这是一个因赦而入罪的例子。�ヂ畚牧�盟http://
　　第三，赦使一些已经被处理的案件得到重新处理。��
　　北魏御史可以风闻奏弹，法官根据御史的奏弹立案和审案，但是，不是所有案件都是令人服气的铁案，有些案件是存在争议的，赦给予那些案件的受害者以申诉的机会。孝明帝神龟年中，讨论过如何对待赦后诉冤，要求翻案的问题。当时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经恩竞诉，枉直难明，遂奏曾染风闻者，不问曲直，推为狱成，悉不断理”。也就是说，廷尉少卿袁翻是主张赦后诉冤的人，不管其曲直如何，一律不予重新审理。但孝明帝令门下、尚书两省与廷尉一起，对袁翻的提案进行讨论，尚书三公郎辛雄针对赦后上诉的各种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办法，并得到采纳。现将《魏书》卷七七《辛雄传》所记的办法引述并简略分析如下：��

　　“一曰：御史所纠，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诉，或为公使，本曹给过所有指，如不推检，文按灼然者，雪之。”就是说，被御史注为“逃走”的人，赦后出诉，如果可确定是冤假错案的，加以平反昭雪。��
　　“二曰：御史赦前注获见赃，不辨行赇主名，检无赂以置直之主，宜应洗复。”就是说，赦前被御史以受贿罪弹劾，但又找不到行贿之人的，罪名应予洗雪。��
　　“三曰：经拷不引，傍无三证，比以狱按既成，因即削除。或有据令奏复者，与夺不同，未获为通例。又须定何如得为证人。若必须三人对见受财，然后成证，则于理太宽。若传闻即为证，则于理太急。今请以行赇后三人俱见，物及证状显著，准以为验。”这也是因受贿而被审理的人赦后诉冤而引出的纠纷。北魏对于那些证据不全，本人又不认罪的案件，处理起来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案件加以注销，有的却旧案重提，因而是“与夺不同”。辛雄主张，断定受贿罪名成立的标准，不是要求三人质对中，同时承认有受贿行贿行为，也不是传闻说有受贿行贿的行为，而是一个案件中，有三人见到过受贿行贿行为，并且赃物和其他证据确凿。在这种情况下，受贿行贿的主体是否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不是定罪的关键，证人的证言和赃物等证据才是定罪的关键。��
　　“四曰：赦前断事，或引律乖错，使除复失衷，虽按成经赦，宜追从律。”这是说，赦前断案适用法律不恰当，使该定罪的没有定罪，即使审理完后就遇赦，也要按律重新定罪。��
　　“五曰：经赦除名之后，或邀驾诉枉，被旨重究；或诉省称冤，为奏更检。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谓不得异于常格，依前按为定。若不合拷究，已复之流，请不追夺。”这是说，经赦仍然被除名的人，向皇帝或尚书等部门称冤后，得到了重新审理的机会，但在审理未毕时又遇恩赦，对于这种人，以赦前所定的罪为准；但已经复官复爵者，其官位和爵位也不予追夺。��
　　“六曰：或受辞下检反覆，使鞫狱证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从证占而雪，则违正格；如除其名，罪滥洁士。以为罪须按成，雪以占定，若拷未毕格及要证一人不集者，不得为占定。”这是说，那些招供后又翻供的人，如果审理中能证明自己清白，那么，他们的案件理应被洗雪。但是，在他们上诉之前，就遇到了恩赦，如果原先依以给他们定罪的证词不是过度拷打而获得，而且，翻供又缺少必要人证的，不得视为占定而洗雪其罪。
　　四原因和结果：赦的影响的政治文化分析��
　　经以上揭示，不难发现赦对于北魏后期的官僚政治发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集中于官员的品阶、考课、监察和司法等方面。��
　　那么，赦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显著的影响，其影响又为什么会集中于以上几方面呢？��
　　首先，赦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是以北魏王朝频繁地进行赦宥为背景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人反对赦宥，如诸葛亮治蜀“惜赦”，他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所谓“小惠”，就是赦宥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刘后主志》，延熙九年（246年）六月条，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575页；《三国志·蜀书》卷三三《后主传》，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03页。。但是，多数人赞成赦的存在，只是不能过频过多。如，蜀国的孟光虽认为赦乃“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但是如果“衰弊穷极，必不得已”，也可以“权而行之”����[5]（《蜀书》卷四二《 孟光传》，p1023）��；《晋书·刑法志》记有“三宥、三赦之法”，提倡对无知、过失、遗忘等情况，以及幼弱、老旄、愚蠢之人实施赦宥；东晋郭璞认为“赦不欲数”����[6]（卷九一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三月，p744）��，北魏崔宏认为“赦虽非正，可以行权”����[6]（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正月，p930）��。 “赦可行权”、“赦不欲数”的思想，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待赦宥的主流思想。魏晋南北朝的各代王朝，唯有诸葛亮治蜀是“赦不妄下”，其他王朝都不但有赦，而且也不遵守“赦不欲数”的原则，而是频繁地进行赦宥。北魏后期的赦宥，根据《魏书》和《北史》的记载进行统计，从孝文帝即位到北魏分裂的63年内，大赦35次，曲赦14次，总计达到49次，应该说是比较频繁的。如此高频度地进行大赦和曲赦，而且赦的内容又常常包括给官员进阶进级、宥免犯罪官员等优待措施，赦对官僚政治产生显著的影响，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虑椤＊���
　　其次，赦对官僚政治的影响，集中于官阶、考课、司法和监察等方面，是以北魏后期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官僚管理制度建设主要着重于这几个方面为背景的。��
　　孝文帝以后，尤其是迁都洛阳以后，北魏逐渐摆脱了前期部落制和官僚制互相混杂的政治模式，完全走上了官僚制的道路。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制定和完善官员品阶制度、选举制度、俸禄制度、考课制度、司法监察制度，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强化了官僚制特色，而冲刷了前期的部落制遗留。��
　　孝文帝以后，宣武、孝明、孝庄等帝王，继承了孝文帝的各项制度，并且在不少方面有所发展。官员品阶制度方面，宣武帝即位之初颁行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制定的职员令，并“以为永制”����[2]（卷一一三《官氏制》，p2993）��。以后，北魏官员实行阶级化管理，考课、晋升常常以阶级为依据，赏赐往往以阶级为奖品；官当和起复也考虑阶级的高低
　　《魏书·刑罚志》：“《法例律》：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北魏官员对于一阶一级斤斤计较，并且形成了“班例”，对官员进阶进级加以规范，对于超越阶级的所谓“超阶”加以抵制
　　“班例”，北魏后期人的墓志资料中所见甚众，但文字繁多，此处不能列举。《魏书》卷三一《于栗磾附忠传》：熙平元年（公元516年），御史中尉元匡奏曰：“自去岁正月十三日世宗晏驾以后，八月一日皇太后未亲览以前，诸有不由阶级而权臣用命，或发门下诏书，或由中书宣敕，擅相拜授者，已经恩宥，正可免其叨窃之罪。既非时望，朝野所知，冒阶而进者，并求追夺。”灵太后诏依奏实行。这很好地说明，北魏后期是依“阶级”循序晋升的，对于“冒阶而进”者，将予以追夺。。选举制度方面，孝文帝完善了九品中正制，制定了资荫条例，宣武帝进一步完善选举制度，于永平二年（公元509年）十二月制定五等诸侯选式����[2]（卷八《世宗纪》，p209）��，孝明帝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则出台了停年格，并且一直行用到东魏的元象元年（公元5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