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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后 现代 主义中的叙述主义 历史 哲学 混同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对史学的自律性构成了挑战;其实，史学与文学无论在文本上还是逻样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同时蕴涵着历史学的性质问题，时此问题的回答是且只能是矛质的:历史学既是 科学 又是 艺术 。
　　一、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为什么从后现代主义起笔?原因在于，20世纪后期以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和社会思潮，在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推进了对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的研究，同时构成了对历史学独立性、自足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一种内部包含不同思想重心和价值取向的思想潮流。本文不想去涉及后现代主义的复杂背景及其内部主张，只是试图从一个特殊的批评视野，即史学与文学相比较的层面作出分析，尤其是从史学与文学各自的特异性分析，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所提出的挑战。
    大体说来，后现代主义的这一挑战主要通过20世纪中后期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显示出来。在对历史及史学的认识上，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wWw.11665.com总之，其目光聚焦于历史的书写，即历史叙事。
    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值得肯定的是，怀特对历史叙事的探讨.面向和注重的是整个的文本，因而提出了一些理论创建与洞识。
    问题在于，由于史学与文学都离不开“叙事”，怀特的思想立足于史学与文学都依托于“叙事”的基点，并无不当，但又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分析和看待历史写作，把历史写作文学化了，由此提出了史学等于文学的极端性主张。客观上，怀特以其对历史叙事的自由性阐释，对历史与文学的融合作了有力的发挥。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不仅贬抑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弱化了历史实在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联，而且混同了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由此，构成了对史学的客观性、自律性的挑战。
    然而，史学与文学的根本差异本来就不存在吗?还是现代学科与学术的演进导致了这种分野的消失?抑或分野虽然存在，但不再具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呢?皆非也!在后现代话语流行的当下，史学与文学的差别依然存在。只是在时下，这种差别及意义被种种话语所遮蔽，以致于在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不彰，因此需要理清。
    二、史学与文学:同中之异
    在考察史学与文学时，往往首先要涉及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分类中，文学作为艺术门类，与神学、哲学、美学等一样，被列入了社会意识形态，并认为意识形态具有自由构造性。关于文学的自由构造性，韦勒克、沃伦有这样的说明:“小说、诗歌或戏剧中陈述的，从字面上都是不真实的，它们不是逻辑上的命题。”
    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相当的意义上，尽管有自由构造性，文学也能反映历史。年鉴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布洛赫曾发出断言:“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这就是说，历史“进人”了文学。由此，产生了“历史文学”这一特殊的文学类型。在反映现实上，历史文学的价值可能是难以估量的。恩格斯曾在一封信中说，他从《人间喜剧》中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他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 经济 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李到的东西还要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恩格斯会认为巴尔扎克所叙述的表层故事为历史所实有，而应该是指巴尔扎克之作所象征的史实是真实的。顺着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优秀的历史文学，其历史真实性往往高于普通的历史著作。
    那么，以历史为对象的史学与文学是何种关系呢?
    一方面，文学与史学共享一些相同的再现与表现手段。

   文学，因为它属于 艺术 ，具有各类艺术所共有的本质:象征。在具体特征上，文学是根据‘一类事实’来想象、虚构特殊事实。在深层意义上，这种特殊事实正是一般事件的“象征”，正是“象征”这一本质反映出文学描述的是“一般事件”。正因如此，文学甚至可以不拘泥于真实对象，即纯粹出自虚构。毕加索说:艺术不过就是说真话的谎言。因此，表层的虚构完全可以象征真实的现实与 历史 ，艺术的谎言中包涵着真实。当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更近于 哲学 ”时，实际上已深刻地揭示了史学与文学的这种细微然而又相当重要的区别。顺便说明，在亚氏时代，还没有“文学”的概念，因而他所谓“诗学”实际是广义的文学。
    例如，《史记》描述的是个别事件，其中的每一篇文本都有很强的艺术性，因此鲁迅赞之曰“无韵之《离骚》”。但从异质性看，《离骚》是文学，《史记》的“无韵”之说，道出了《史记》的弱文学性。金圣叹在比较了《史记》与《水浒》后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这一表述，正是从创作的角度对历史和文学所作的区分。
    因此，史学与文学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借用钱钟书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差别的存在体现出它们各有不同的学科规范。英国当代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也坚持历史学的独特性和自身的规范，他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道:“我们应该把历史学想象为一种特殊的游戏，如果我们要想好好的玩它，我们就必须按规则来玩。……真正的与假的相反历史学家是会承认某些客观规则的(尊重证据就是一个例子)，那是他进行论证所必须遵守的，而且他就可以由于坚持这些规则而被人所识别。
    三、史学的双孟品格
    对史学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史学是 科学 还是艺术?在盛行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的今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常常被提出来。围绕着这一问题，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回答。
    其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前者来源于历史客体的先在性、既定性、客观性，后者源自历史认识、历史写作的自由性、创造性，受制于史学主体的意识形态。从对客体的反映看，史学要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前提。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的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 文献 、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这种观点指明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加工，但并未否认历史事实的存在，在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
    正是基于史学的科学性立场，黑格尔认为历史学不外乎是“以外在形象反映概念自身 发展 过程的科学”。在具体表达上，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写作可以通过文学的一些手段获得表现，从而可以在历史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关系，但历史学并不能归结为文学。
    峥世纪的马克思史学和20世纪年鉴学派也都认同一点:人们对历史可以进行科学的分析。由于年鉴学派对马克思史学有一定继承关系，我们不妨着重审视马克思的历史和史学的观念。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歧见纷呈，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社会历史哲学。受18,19世纪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在多次场合下把历史看成一种科学。就研究对象看，马克思一生大部分精力用于探索资本的现象与 规律 ，作为探索成果的《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本的历史学分析，其科学性不仅为19世纪的历史事实，也为20世纪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因而其品格是矛盾的。由于这一矛盾性，沃尔什把史学比作数学函数。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史学这种矛盾的品格似乎是永恒的。优秀的史家在运用科学理性的同时又富有一种人文主义的情怀，将科学性与艺术性融人一体。后 现代 主义的一大问题在于:对史学的分析，更多地指向了史学的艺术维度和艺术品格，由此使历史与内在于历史的人的思维之间的分裂扩大化了。至于它对历史学之影响的利弊，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当代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以供我们借鉴—当代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伊格尔斯明确指出，虽然后现代主义有助于批判地审视启蒙运动的历史哲学，但如果而因此放弃理性主义，则会流向“野蛮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