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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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在政治军事不统一,经济落后,外交乏力的情况下,

荣氏兄弟同样是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同样大力鼓吹提倡国货。五卅运动爆发后,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声称“爱国不在空言,而在实践;御侮不在一朝,而在平时”,决定“自六月一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以内之同仁一律不购买舶来品。苟能持以恒心,守以毅力,庶几舶来品绝迹市廛,而国货得以推行尽利,借作五月三十之纪念”。九一八事变后,荣宗敬指出,“商人了然于何者为国货,何者非国货。(任何人)不提倡国货,不抵制非国货,皆为不爱国”。荣宗敬还鼓动蒋介石对日本企业采取强硬政策,通过禁绝日货来为荣氏企业打开销路。
　　荣氏企业对国货的鼓吹取得了巨大的收益。纺纱业方面,五卅抵货运动使“国纱市况较俏,虽为时不久,然关系甚巨,故去年棉业,就过去最近之数年论,似有否极泰来之势”。申新各厂的产销状况大见起色,各厂都转亏为盈。1925年,申新系统又收买了德大纱厂建立申新五厂,租办常州纱厂,成立申新六厂。面粉业方面,茂、福新系统的福新一厂、福新五厂、福新三厂、茂新二厂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五卅运动时期成为荣家面粉业自1923年以来直到抗战发生前唯一的一次扩充发展的时期。
　　然而,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样,提倡国货也 并非荣氏企业的真实信仰。五四运动时期,荣宗敬专门设宴招待欧美商人及外交人士。wWw.11665.Com他首先以上海和平的三罢斗争向各国示好,接着表明抵制日货有利于欧美国家货物的畅销,“敝国人士,一致戒用日本货,而欧美诸大国之货畅销敝国,至好时机也。欧战四年余,诸贵国销行东亚之货,被日本国争攫殆尽,今公理战胜,诸贵国正可广造物品畅行东亚,今为在席诸公贺,而彼此联络友谊更加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荣宗敬还是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荣氏企业没有西迁作为抗日后方基地。日本占领上海后,荣宗敬留在上海,加入了具有伪政府性质的“上海市民协会”,并和姚慕莲、顾馨一成为主席团委员。他希望加入这个组织后,使荣家企业“得重理旧业”。荣宗敬称:“

(二)廉价竞争
　　抵制洋货与提倡国货期间,国货厂家的产品主要通过价格上涨谋取利润,而在平时,国货厂家由于资本、技术、人才、设备等方面的薄弱,始终以廉价竞争为企业市场竞争的利器,结果在给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损失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产品走向了,末路。
　　
　　陈鼎传对国货厂家不求物美但求以偷工减料以求价廉的行径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价廉物美”被经商者“视为商战场中万应之护符,无敌之利器”。然而物美依赖技术进步,价廉只靠偷工减料即可,所以“现今之一般工厂,往往偏重于价廉,而忘求物质之精美。……于是乎售价日缩,物品日劣,愈趋愈下。及其后,则物品降至廉无可廉,然亦劣无可劣之地步,遂至无人问津,终至两败俱伤。外货于是乎充斥,而国货则岌岌乎有不能并存之势矣”。陈冷僧也认为:“劣质价昂的国货,即使一般爱国志士激于爱国心而购置;但总非所语于多数的民众。……假若偷工减料,利用民众的爱国心,那就丧失了商业道德:不但个人一定要失败;并且妨碍国货全体的名誉和信用,那就是国货商之蠹,也是国货的自杀。”机联会同样指出,民族企业“不以改进为竞争,唯以偷工减料、形似实非者为廉价之竞争,率使真实不虚之最先出品,亦非 减退至于同等低劣不可”。天虚我生陈蝶仙认为廉价竞争是国货工厂的自杀政策。“除了偷工减料,还有什么法子?……任你抱着十二分热烈的爱国心,偏偏买不出一件十分满意的国货来,那就没有法子,只好买外货了。”上海市社会局认为虽然国货商场和国货展览会等“几成为‘赶集化’‘庙会化”’,但是各民族企业为了竞销,“价则日求其廉,物则不嫌其窳。形式美丽而不经用,物名相同而质悬殊,则又自取失败之道矣”。
　　以人力车胎为例,虽然上海中华橡皮厂的产品每条价格比英国邓禄普‘老人头’牌的便宜三元,比法国‘密西林’牌的也要便宜一元,但因质量较差,乏人问津,仅成立两年即宣告破产阎。再以茶叶为例,近代以来,我国茶叶出口大国的传统地位逐步为日本和印度所取代,根本原因即在“偷工减料,或掺以类似之物料,鱼目混珠,诈欺百出”。

　四、余论
　　
　　近代民族企业家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提倡国货,开展国货运动,为国家奠定经济基础,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杜塞漏卮,抵制洋货入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而,这些效果的达成并非完全出自于民族企业家的本来意愿,提倡国货,开展国货运动更多的是出自于民族企业家的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在民族大义与企业盈利之间,在“偏重伦理道德”与“注重经济法则”之间,绝大部分民族企业家选择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民族企业家对国货运动和国货口号的工具主义利用;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欺骗国货购买者与抵货时期的垄断高价;国货企业之间和国货团体之间通过非正当手段的互相倾轧,恶性竞争,这些都表明了民族企业家主要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民族企业作为自利的经济体的本质。抵制外货,杜塞漏卮,发展民族工业只是民族企业家自利行为的衍生品,是民族企业家的有意识而更多是无意识的经济行为通过市场运作形成的必然结果。对民族企业家做道德评判并非恰当,对其行为意义的无限制拔高也与事实不符。
　　同样,作为近代民族企业家的胡西园对民族企业家的爱国与私利之间的选择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在旧社会,创办国货工厂的人士,大多数都具有爱国心,但也难免会在一切为我的前提下,然后再来谈到爱国,虽然其间未始不有以爱国为前提而后为自己的工商业者,但这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
　　
　　【作者简介】仝群望,男,1975年生,河北枣强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
　　王金连,女,山东诸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责任编辑:吴丹】
　　
　　参考文献:
　　
　　[1]袁愈明.学生国货年中之学生国货月刊,1935(2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3]陈真,姚洛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