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光宗实录》的纂修背景
 
天启元年六月己卯，在明熹宗的敕谕下，以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的实录馆组成，《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正式开始。按照熹宗皇帝的谕令，与累朝一样，纂修《明光宗实录》也是将先帝的德泽、惠政记录下来，以“光缵前摹，昭垂后范”[i]，然而这朝实录中的关键人物——光宗朱常洛，却是明代的一位不同寻常的皇帝，他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底即位，九月初便崩亡，仅仅做了一月天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位虽短，却牵连进了一系列不可息止的皇室纠纷、一桩桩宫廷疑案和与此相关的激烈党争。
万历年间，明神宗因宠爱贵妃郑氏爱及贵妃子常洵，迟迟不肯立长子常洛为太子，朝野纷传神宗将废长立爱，舆论大哗，大臣群起争请早立长子，争论达十余年之久。围绕着建储争议，朝中形成了东林党和浙党两个较大的党派集团(时尚有齐、楚、昆诸党，均附从浙党)，东林党攻击执政的浙党保禄固宠，依违神宗、郑氏；浙党则指东林党人无事生非，开明代党争先声，这便是明代历史上的“争国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持梃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内监，被拿获下狱勘问。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以张差疯癫具狱，刑部主事王之寀私下审问,却发现张差并非疯癫，且词连郑贵妃两个内侍，舆论大起，东林党人要求重新会审，因明神宗、太子共同出面调停，杖毙郑氏内监而息止了争端，是为明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光宗继位，郑贵妃连进女御八人，使其不一月即病。wWW.11665.CoM中官崔文升进药，光宗病情却加重，又有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红色药丸，光宗连服两粒后身亡，此为“红丸案”。光宗死后不久，居住乾清宫、欲图控制新君的李选侍又被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迫居哕鸾宫，又为“移宫案”。
国本之争方息，又“三案”连起，内外议论沸腾，猜疑遍地。泰昌元年(1620年)十二月，光宗方驾崩三月，詹事公鼐就因此上疏请将光宗朝事别为一录，说：“近闻南北臣僚所论，先帝升遐—节，迹涉怪异，语有包藏，恐因委巷之讹传，流为湘山之稗说，掩先帝考终之美，贻陛下共戴之誉，臣力思涤濯。”[ii]从中可看出，《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意图在替君主进行洗刷。
《明光宗实录》纂修于各派政治力量借助“三案”排斥异己的党争激烈之时。天启初年的党争是万历年末年东林党与浙党之争的延续。当时，由于对光宗长子朱由校的拥立之功，东林党人势力大盛，叶向高出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在言路”[iii]，他们力指梃击红丸案为郑贵妃谋害光宗，欲以己子代之的阴谋，浙党方从哲等人庇护郑贵妃，其罪可杀。方从哲等人一面上疏以可灼进药出自圣断自辩，一面抓住“移宫”一案，攻东林党以此贪居“定策之功”，陷主上于不孝。朝堂之上顿时聚讼纷纷。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何种态度和立场将光宗朝事迹，特别是光宗崩立前的“梃击”、“红丸”二案写进史册，需要慎重斟决。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左都御史邹元标的奏疏中提到：“诸臣说到先帝大事，令人搁笔，说到壬辰以后诸相事，令人搁笔，谁敢领此?”可见纂修取舍的艰苦难决，这也影响了撰写速度，《明光宗实录》虽仅有八卷，却纂修了三年多，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七日方才完成。
 
二、初修本《明光宗实录》
 
《明光宗实录》有初修本和后来改修之本，而留存至今的乃是天启三年(1623年)成书的初修本。今史界论及《明光宗实录》，往往含混地认为它是按党派意愿纂写，甚至指其“沦为党派斗争的牺牲品”[iv]，其实这部由叶向高删润的初修本《光宗实录》值得我们再加以分析，今存《光宗实录》初修本八卷，卷一叙述光宗登基前，备位东宫前后事，涉及到“国本”和“梃击”两大事。卷二至卷八载光宗登基到崩亡间事，关涉“红丸”一案。由于“国本”、“梃击”两事词连神宗宠妃郑氏，并关碍神宗帝德，在“为君亲讳”的封建史学思想指导下是很难直书实录的。而且两事的记述还和东林党与浙党的利益密切相关，在两党相争的情况下尤难执笔。身为东林领袖的实录总裁叶向高也认为，“顾其中亦有干碍而难直书，牵连而难尽书者，”但同时他又致力使实录“近质一时之公平，垂万世之定案，不敢有一字之虚以为信史之累”[v]，其委蛇其间的苦衷可以想见。从《光宗实录》的记述看，其中反映的撰史态度还是比较慎重、切实的。例如在“争国本”一事的叙述中，直叙事件原委，只择取诸臣请求“早建元良”的章奏，而不录东林党与浙党借此相攻的疏论，并在粉饰神宗、光宗父子亲爱的同时，也曲折表述了神宗宠幸郑贵妃，拖延光宗出阁讲学的事实。为了撰述“梃击”一案，叶向高还与同官一起访问了受理此案的刑部尚书张问达，证实了案中闯宫男子张差并非疯癫，实系有人指使，便“摘采其说”但“词亦矮婉”[vi]，仅点出刑部主事王之寀张差并非疯癫，以“语多涉翊坤宫”暗示有指使之嫌，并不加评论，只用百余字叙述，而对当时的纷纭章奏无一采择。
最能说明《光宗实录》极少党争倾向，并非党派竞争牺牲品的事例，当属对“红丸”一案的记述。当时，东林党人正借“红丸”一案对浙党首辅方从哲大加攻击。最先参论方从哲的是给事中惠世扬，他以赵盾不讨贼，许世子不尝药例，认为方从哲对光宗服红丸致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辞于弑君之罪”[vii]；接着礼部尚书孙慎行又援许世子例奏“纲常大分宜明，弑杀逆行难掩”，方从哲“纵无弑杀之心，即有弑杀之事”；左都御史邹元标也疏论：“从来乱臣贼子有所惩戒者，全在青史一脉”[viii]，强烈要求将此写进实录。但是从《光宗实录》中记述的李可灼进药经过和光宗崩亡事件来看，其中并未有触及首辅方从哲的言语，反而点明了进药出自光宗本意：“(上)因问有鸿胪寺进药何在？辅臣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传宣，诸臣退出。可灼至，同进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甚合，上喜，命进药。”[ix]对光宗服药崩亡，《实录》中也无一字褒贬，而是直接记载遗诏。这说明叶向高在总裁实录时力持公平，并未附从东林党人意愿，将实录作为党同伐异的工具，而是使之尽量切近于史实，叶向高认为他们在撰写实录时，“其叙进药亦甚平”[x]，是符合实际的。《西垣笔记》也赞称《光宗实录》：“其书立论颇正，而又忠厚不尽人之情，良史也。”[xi]这是较公允的评价。
天启三年初修本《光宗实录》未带党争色彩，一方面因叶向高等史臣力求持正，另一方面，明熹宗的态度和意旨对此也有影响。熹宗皇帝的继位，多赖东林党杨涟、高攀龙等人的护持，所以在御极之初，熹宗对他们也较为倚重，颁布了移官诏书，罢去与东林党人论见不合的御史贾继春，允准方从哲致仕。但是，在渐渐展开的“三案”争论中，为了打击政敌，东林党人的言论越来越过激，如御史焦源溥的《明纲常疏》曰：“先帝欲以讳言进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张差之棍不灵，则投以丽色之剑，崔文升之药不速，则促以李可灼之丸”[xii]；给事中魏大中奏言：“自兹日之梃不中，而图所以中于先帝者百端，至藏酰于女谒，俟元精耗损，僅不可支,而荡以暴下之剂。”[xiii]这类言辞极大地触犯了皇室的尊严，正如清人李慈铭所言：“夫女谒致病，至丑也；谅闇之中，色蛊致死，大逆也；光宗方自饰以哀成疾，而诸臣力破之，其亦太不为帝地矣。”[xiv]在这种情况下，熹宗一直力图息止这场争论。天启二年(1624)四月，高攀龙以梃击一案攻戚畹郑养性，熹宗回谕说：“朕御极以来，官府协心，禁廷安静，外人如何妄生猜疑，”又令他“不得牵扯生事”[xv]；七月，熹宗又谕工科给事中方有度无须再争执方从哲赏奸，李选侍垂廉诸事，谕曰：“国史传信万世，但当据实直笔，李可灼已有旨处分，移宫亦曾奉传谕，何必争论。”[xvi]为了平息争端，熹宗甚至对自己颁发过的“移宫”谕旨做了检讨：“选侍向有触忤，朕一时传谕，不无忿激，追念皇考，岂能恝然?尔每(们)当仲体朕意，不必多言，致滋疑议。”[xvii]叶向高在裁定实录时摒弃东林党诸人的过激意见，记述“梃击”、“红丸”二案尽量平实，不加评断，予以淡化，使之与明熹宗意旨相合，是清醒、理智的作法，未使初修本《光宗实录》成为党争工具。
 
三、《三朝要典》的纂修与私史之禁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锋锐如刃，将违忤自己的所谓邪党废斥殆尽，致使非东林党者人人自危，为求自保，他们投依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结成“阉党”，与之对立。天启四年（1624），以副都御史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为开端，两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魏忠贤利用熹宗操纵内外，东林党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人相继获罪。为了从政治上彻底搞垮东林党，阉党采取了为“三案”全面翻案的手段，指张差确系疯癫，光宗因哀慕神宗而致疾，移宫为东林党人贪图“定策之功”，替光宗、神宗作了一番洗刷，粉饰了皇室的亲爱，光宗、熹宗的孝思，从而争取了皇帝的支持。于是，在阉党分子霍维华、岳竣声、杨所修等人先后上言改正“三案”，编次成书的奏请下，天启六年正月，伴随着酷烈的镇压东林党大狱的兴起，熹宗亲下敕渝，由阉党顾秉谦、黄立极等操笔，纂修《三朝要典》。《三朝要典》撰写神速，四月即成，熹宗亲自制序，六月，收贮皇史宬，副本发礼部赐百官，颁行天下。

《三朝要典》主要追论牵涉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首有霍维华论国本、妖书、之藩的奏疏，此后对“三案”依次论列，各为八卷。罗列诏令章奏，编年纪事，中间还穿插进了杨涟、左光斗等人的诏狱供状(当为捏造)。收入《三朝要典》的奏疏后多以“史臣曰”的形式加以评断，驳斥与阉党见解不合的章奏，对同党则百般褒扬。“史臣曰”在实际上一步步地将人引向对东林党的憎恶。毋庸置疑，这是“阉党”打击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它的编纂，开启了专修一史以助党争的先例，若将其与天启年间一系列严禁私史事件联系起来，它的出现又另有意义在内。
明代隆庆前史禁较松，但天启年间，却出现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禁史活动。天启元年（1621）三月，在光宗、神宗两朝实录尚未开始纂修之际，御史周宗健就请求将民间流传的稗官小乘“悉收其书，明为订辩，务令野史所言，合于朝之所征”，[xviii]疏入报闻，并未施行。从天启五年（1625）霍维华、杨所修请改正“三案”开始，私史之禁逐渐展开。这年四月，监生杨维修私刻的《泰昌日录》被禁毁；九月，《三朝要典》即将纂修之际，熹宗颁布谕旨：凡与“三案”相连事件，禁止私家撰著，“其传记、小说便着礼部与各抚按严加禁止。自今以后，非有部文，不许擅刻书籍，违者着辑事衙门访获，治以妖言惑众之罪。”[xix]这个诏令的颁布意味着政府不仅控制了与“三案”有关史书的撰写权，而且也控制了此类书籍的刊刻权。六年（1626）四月，由于《三朝要典》的完成，依给事中虞廷弼所请，明政府又禁行《天鉴录》、《点将录》、《初终录》、《同志录》、《石碣录》、《伪鉴录》等私修史书，并严谕：“今后凡系此等私书一见即为焚毁，毋得抄传谈说，溷乱是非，有不尊的著辑事衙门访拿治罪”；八月，广西副使曹学俭[xx]私撰的《野史纪略》被毁板，本人削籍，《明史·曹学俭传》述及此事云：“初，梃击狱兴，刘廷元辈主疯颠。学牷著《野史纪略》，直书事本末。至六年秋，学牷迁陕西副使，未行，而廷元附魏忠贤大幸，乃劾学牷私撰野史，淆乱国章，遂削籍，毁所镂板。”广西巡按御史王政新也因曾举荐过他受到牵连。贬为闲职。
天启年间禁止私自撰写神宗、光宗朝史事的原因，根源就在于与这两朝有关的“国本”、梃击”、“红丸”等事件关涉到皇室的尊严与声誉，朝廷绝不允许将此付之于私笔，任人评说。然而，由这些事件而生的猜疑、议论已众口哗然，流传宫外，统治者要消弭议论，维护统治，对“三案”进行总结是非常必要的，《三朝要典》正是明政府总结“三案”的一部著作，它统一了“三案”口径，强行规定了“三案”中的是非，朝臣的忠奸，欲图“使三朝慈孝灿然大明，天下万世无所疑惑”，”来堵塞众口。有了这样一部官修之书，《天鉴录》、《点将录》、《同志录》、《伪鉴录》等阉党用来攻讦东林的史著也被严行禁止，免得其中叙事参差，引发浮议。统治者将史学作为政争工具，由此必然导致极端化的文化专制主义。
 
四、改修本《明光宗实录》
按照孙承泽《山书》、朱国祯《皇明史概》和清代官修《明史》等史籍的记载，《明光宗实录》的改修是为了附合东林党杨涟、左光斗诸人的定罪，在阉党分子黄承吴、霍维华等人的题请下进行的。而促使《明光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最直接原因却是《三朝要典》的纂成。《三朝要典》修成后，“‘三案’中之华衮斧钺已揭于天下万世”，那么“《要典》、《实录》一语参差，则一信一疑，必滋猜谤”[xxi]，因此，《光宗实录》的改修势在必行。
改修始于天启六年十月，主要由霍维华领其事，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改修完毕。进呈时，阁臣施风来请毁叶向高初修本，司礼监王体乾以“前所修亦系奉旨办理，国朝无焚实录之例”[xxii]力争，使两部《光宗实录》得以并贮皇史宬。
由于改修本《光宗实录》已经失传，我们无法了解这部改修实录的全貌。但是崇祯八年(1635年)纂修《熹宗实录》过程中，史官文震孟从内阁副本中取出经过改修的《光宗实录》校对，其中记载的肆意诋污令他义愤填膺，立即上书请求“发金匮之秘，洗石渠之秽”，这就是名动一时的《孝思无穷疏》。奏疏中摘出了改修本实录中“尤悖谬者”的五条原文，一一驳正，可以帮助了解《光宗实录》的改修情况[xxiii]。
文震孟所引述改修本《宗实录》的第一条是“争国本”事，二、三、四条都涉及“梃击”一案，第五条则与“红丸案”相关，这五条引文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评断之语。如“争国本”一事中评曰：“储宫既定，典制大明，而浮议外滋，无端蔓引，皆好事者之过”（第一条）；于“梃击案”中则指王之宗断张差疯癫是捏造“谋危东宫之讼”（第二条）；御史刘廷元审断张差为疯癫得神宗同意，“谳决平允”，后有人翻其案乃为“突揭构衅，徒党因以为利”（第三条）；又诬东林党人争梃击一案是以张差为“奇货”，以此“居为元功”（第四条）。于“红丸”一案除肯定服药“悉出圣意”外，更攻击有人造作舆论，“群小附和，嚣然鼎沸，污蔑君父，几成晦冥之世”（第五条）。由此可见，与初修本《光宗实录》尽量减少评语不同的是，改修本以多加评断之语论列“三案”，这些代表个人、党派意志的褒贬之笔的加入，把本应据实叙事的一朝实录几乎变为党同伐异的辩争之书。改修本的这些改动是以〈三朝要典〉为蓝本的。文震孟所列的“犹为悖谬”之第一条可从《三朝要典》卷首找到一致的记述，二、三、四条与《要典》“梃击案”中的“吏臣曰”同出—一辙，第五条则契合于《要典》“红丸案”所论。初修本《光宗实录》的纂修，也是一派政治势力掌权之时，也是处厂激烈党争之际，但记述平实慎重，少有党争色彩，初修本《光宗实录》的纂修，也是一派政治势力掌权之时，也是处于激烈党争之际，但记述平实慎重，少有党争色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改修本中却附从一党偏私之意，充斥了对不同政派的攻讦、诋毁。以具有最高权威的《实录》来依违另一部官修史著，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仅见的。
 
 
 



[i] 《明熹宗实录》卷八，二年四月丁卯。
[ii] 《明熹宗实录》卷三，元年十二月丙寅。
[iii] 《明史》卷三o五《魏忠贤传》。
[iv]  如谢贵安先生《明实录纂修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傅吾康先生《明代的历史著述》（《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00页）所论。
[v] 叶向高《纶扉奏草》卷九《辞实录加恩疏》，台北伟文图书有限公司。
[vi]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v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辛巳条。
[vi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辛巳条。
[ix] 《明光宗实录》卷八，元年甲戌。
[x]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xi]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十三《皇史称宬》。
[xii] 朱国桢《皇明史概》卷四十六《红丸》。
[xi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三年六月庚寅。
[xiv] 李慈铭《孟学斋日记》乙集，转引自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1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xv]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一，二年四月丙寅。
[xv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四，二年七月乙未。
[xvii] 《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三，三年六月庚寅。
[xviii] 《明熹宗实录》卷八，元年三月乙酉。
[xix] 《三朝要典》卷二十四《移宫》，下册，第1383页。
[xx] 曹学俭，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官南京户部郎中、广西右参议等职，万历中，闽中文风颇盛，自学俭倡之，事具《明史·文苑传》。
[xxi]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五，六年八月丁卯。
[xxii] 孙承泽《山书》卷一
[xxiii] 以上均见《明经世文编》卷五oo文震孟《孝思无穷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