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一篇回忆文章讲，毛泽东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①]这之后，涉及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论著，几乎都称赞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完全继承”并推进了其父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笔者曾明确表示过：“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父李大师‘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②]由于参加的是集体项目，限于体例、篇幅，未能展开论述。1986年、1987年又相继有文章、出版物论述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李延寿在其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业绩――《南史》和《北史》。这些论作言南、北二史倾向统一的思想，主要论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二是对南、北之间战争的处理；三是南、北二史的“互相贯通”，虽为二书，实则已合二为一。[③]本文即由此入手，对《南史》、《北史》重新作一番考察。

一

遍查史籍，并没有关于李延寿本人谈《南史》、《北史》的修撰是倾向统一之类的记载。人们为了说明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倾向统一，无一例外地都要引录《北史·序传》中的这段文字：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这段叙述表明的，仅仅是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论者则多以其为李延寿修撰南、北二史的唯一背景，既未从中认真分析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和他那超人的史识，又没有考察这一思想是否只对李延寿一人产生影响，结果造成人们对南、北二史修撰目的的不同认识。Www.11665.COm

李大师是经历过南、北分裂到隋、唐初两度统一的人，饱受了南北对峙、互为敌国所带来的灾祸和苦楚，因而热切地希望统一、安定。统一的隋政权的建立，使他能够用统一的观点去看待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因而也必然对反映割据政权的史学著作感到不满意。李大师考察了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史学著作之后，认为它们存在的通病主要有两点：一是南北相互仇视，即所谓“南书谓北书为‘索虏’，北书指南书为‘岛夷’”。具体所指，即沈约《宋书》立《索虏传》、萧子显《南齐书》立《魏虏传》叙拓拔魏史事，魏收《魏书》立《岛夷传》记南朝桓玄、刘裕、萧道成、萧衍等史事。二是由于这类历史著作都以某一政权为中心，因而“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加之偏见、避讳，“亦往往失实”。同是在统一的隋政权之下，李大师的这一见解却不为其他史学家所具有。无论是魏澹、王劭，还是牛弘、姚察、李德林，谁也没有站到李大师的高度，提出过这样的卓识！即使在唐高祖武德（618－626）年间，也未见有哪一个史学家具有这样的史识。在这一点上，李大师超越了同时代所有的史学家。在统一隋政权建立后萌生的这一著述之志，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方才获得机会，开始准备修撰。

为了“改正”原有各史存在的上述弊端，实践自己的史学主张，李大师制定了明确的著述方针，即“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这12个字，既鲜明地表现了他倾向统一的思想，又明白地确定了他进行编纂的方法和体裁。《吴越春秋》是东汉赵晔以自己观点为主编纂的一部抄撮、整理之作，李大师“拟《吴越春秋》”就是要以自己倾向统一思想为主干，借用已有史籍的史料改写南北朝史。可以看出，李大师的着眼点在改变史书的观念上，并不着重史料的重新搜求、考辨。“编年以备南北”，应当注意的是“备”这个字，它强调完整、完备，即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完整性，就是说，用编年体将南北朝史完完整整地具于一书。这一点，是李大师著述之志的核心所在！当时，史书体裁是断代编年、纪传二体“角力争先”的局面。将南北朝史完整地具于一书，要么用编年体，使南北朝史“同年共事”，打破政权界限，突破地域隔膜；要么像司马迁《史记》那样，融域中各政权于一书。相对来讲，编年体年经月纬，叙事必须突破政权、地域的界限；“同年共事”的特点，不仅可以避免叙述上的详此略彼，尤其利于克服因主观敌视、偏见所造成的失实，易于以统一的思想编纂分裂时期的历史。李大师所指陈的南北朝时期史书的弊端，主要存在于几部传世的断代纪传史中，这恐怕也是他舍纪传而择编年的一个因素吧。“编年以备南北”，打破政权界限、突破地域隔膜、完整地融南北朝史于一书，既是李大师倾向统一著述宗旨的关键，又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遗憾的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大规模修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的前一年，李大师过早地故去，成为“没齿之恨”，他未能看到贞观年间修成的南朝梁、陈，北朝齐、周之史都已不再有多少相互仇视的情绪了。

李大师去世后，第4子李延寿“思欲追终先志”，挑起修撰重担。然而，李大师去世后15年间，李延寿并未从事“追终先志”的工作。这15年，他主要的史学活动是参加修撰《隋书》、《晋书》、《五代史志》。参预《隋书》修撰时，在秘书内省对未见的梁、陈、齐、周、隋五代旧事，“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后来参预修撰《晋书》，又“复得勘究宋、（南）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参预《五代史志》的修撰，“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李延寿把他参预这些官修前代史的活动都视为修撰南、北二史的准备，研究《南史》、《北史》的论作也都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又都无视唐初官修前代史对李延寿的影响？为什么无人认真检索一下这些官修史在南北统一问题上的认识呢？

太宗贞观三年（629）至贞观十年（636）数年间所撰成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都是分别记载南北朝时期的4个割据政权的史书。在这4部断代纪传史中，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现象早已无踪影了。由于是在统一皇朝组织下集体修撰，南书不再用专篇叙北，北书亦无需立传记南，而是各书本国，相互仇视的情绪在修史者心目中早已一扫而光了。李渊的“胡越一家”、李世民的“爱之如一”的思想，首先是在这几部官修前代史中得到贯彻的。《北史》立《僭伪附庸传》记北魏所吞并诸政权，是受《晋书》立《载记》的影响，这一点连李延寿本人也是承认的。[④]如果说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思想的，首先应该是唐初的这几部官修史，而不是南、北二史。《南史》、《北史》“连缀改定”南、北八书，即使没有李大师的“遗志”，也必然会像《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那样取消“索虏”、“岛夷”等类传。说到“通观全局”“总揽南北”，这也不是南、北二史所独具的特点。尽管《周书》的修撰目的是表明西魏－北周－隋－唐政权转移的“系统”关系，追述“国家二祖”即唐高祖李渊之祖李虎、父李昞的“功业”[⑤]，但其断限的上移，记述空间的扩大，突破北周政权时空范围的特点，历来被学者所称道。赵翼曾赞之曰：

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月更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⑥]

不仅本纪，列传亦记南朝事。梁宗室岳阳王萧詧脱离萧梁，另建后梁，《周书》专立《萧詧传》详述其事。这种统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记述，显然只有在统一皇朝之下，消除了相互仇视情绪，才能做到。《周书》的这一特点，丝毫不逊于南、北二史中相类似的记载。用所谓“通观全局”的特点来肯定李延寿推进其父倾向统一思想，也不要忘记在《南史》、《北史》成书20多年前的《周书》中早就有了“总揽南北”的成功之笔！总之，在表现民族关系方面，梁、陈、北齐、周、隋、晋6部官修史都先于南、北二史而具有倾向统一的思想，有的并不亚于李延寿，为什么要突出在后者而忽略在前者呢？在李大师去世到《南史》、《北史》成书奏上的整整30年间，已有6部倾向统一或者就写统一的史书问世，李延寿在表现民族关系方面并没有多少超越上述6部官修史之处，这一事实是应该正视的。

《南史》、《北史》最受推崇的是，《南史》把南朝宋、齐、梁、陈前后衔接的4代的历史串联起来，《北史》把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6个衔接或并存政权的历史贯串起来。这种不以某一个政权的兴亡为断限，而把若干个政权的兴替史贯串起来的做法，在历史编纂上有一定的创见性，产生过影响。串联南朝4个政权的历史，比较容易；贯串北朝6个政权的历史，则需要见识和能力。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出现北朝中的对峙。东、西魏又先后为北齐、周取代，一度并存。以后，北周灭掉北齐，隋又取代北周，最终统一南北。北朝历史脉络较之南朝复杂，不同观点的史家又分别以东魏或西魏为正统，造成史书断限、记事等与历史实际的不符。《北史》要把它们贯串于一书，确实不容易。李延寿的这一成就，必须充分肯定。但也应当指出，这一做法不仅没有完全继承或者推进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连他本人规定的“编次别代，共为部帙”也没有彻底实现。《南史》仅仅是南朝史，或称之为南朝通史；《北史》仅仅是北朝史，亦称其为北朝通史。南北朝这一整个历史阶段，在李延寿笔下，仍然是以相互对峙的南北两个系统被分编在两部书中。书分南、北，本身就表明作者头脑中残存的南北对峙观念。如果没有李大师的“编年以备南北”，打通南北界限，完整地融南北各政权于一书的“遗志”在先，李延寿的这一做法的确不失为一个突破性的进步。事实却不容许徇情，在李大师留下“编年以备南北”的“遗志”30年以后，李延寿仍未打通南北，不融南北各政权于完整的一书之中，怎么解释他是完全继承或者推进了“先志”呢？李延寿只前进一步，分别把南朝、北朝的历史打通，却未完成更重要的下一步，或者说在关键的一步面前止步了。运用互见的方法沟通南、北人物或事件之间的联系，是南、北二史对史书编纂方法的发展。但是，不论这一方法成就有多大，论者如何强调它的“实通为一家”，都无法改变它们最终是两部书的事实！两部史书，无论怎么互相贯通，难道要比一部完整的通史更能表现倾向统一的思想？所有的论著都回避了下述事实：林邑、盘盘、丹丹、婆利、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宕昌、邓至、高昌、龟滋、于阗、涅槃陀、波斯、蠕蠕等国，在《南史》和《北史》中重复立传的问题。同一个外国，与北朝的交往即记入《北史》，与南朝的交往即记入《南史》，这不是明显地告诉外国人，“中国”是分裂为南、北的吗？

二

以上是用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来衡量李延寿《南史》、《北史》，表明他未完全继承或推进“先志”。接下来，再从李延寿“连缀改定”《南史》、《北史》的言论和背景进行考察。

先谈李延寿“进书表”。《北史·序传》中保存了李延寿“进书表”全文，这是认识李延寿著述宗旨的重要依据。然而，这篇文字很少为人注意，或者说不愿意引用它，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现转录相关内容如下，以便深入探讨：

北朝自魏以还，南朝从宋以降，运行迭变，时俗污隆，代有载笔，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一则王道得丧，朝市贸迁，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则至人高迹，达士弘规，因此无闻，可为伤叹。三则败俗巨蠹，滔天桀恶，书法不记，孰为劝奖。

 

臣轻生多幸，运奉千龄，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揆愚固，私为修撰。

在这里，李延寿所表示的是，有关南北朝的史牒“互陈闻见，同异甚多”，而“小说短书”又易散落，以致王道得失晦明，至人达士无闻，败俗桀恶不记，而自己身居史馆，有责任为改正这种偏差进行修撰。追踪先志的话一句都没有，不用编年而改纪传也无交待，只剩下为完善载笔、保存史料、勘比异同等目的而进行修撰。父子异趣，是多么明显！李延寿本人都没有把什么倾向统一的问题当作自己修史的宗旨，别人又何必非要把倾向统一当成个了不起的问题强加在他头上呢？

前面提到，编年体易于用倾向统一的思想记述分裂时期的历史。而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即以一个一个的帝王为中心记事，实质上是以政权为中心。同时并存的若干政权，在纪传史尤其是断代纪传史中，只能以某一政权为主进行叙述，贯彻倾向统一的思想，难度比用编年体大得多，需要具备相当高的史识和史学才能。李延寿偏偏要舍易求难，又背离父志用纪传体分南、北为二史，如果不是缺乏史识和史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纪传史在这时已由南北朝时与编年史“角力争先”的局面转而居于“独尊”，这可以说是一个原因，但绝不会是唯一原因！所有认为李延寿“完全继承”了李大师“遗志”的论作，都没有认真考察过李延寿改用纪传体的真实原因，不能不说是其一大缺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李延寿背离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这需要从李延寿撰修二史的现实中去找寻。

“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根据《北史·序传》，《南史》、《北史》的修撰经历了16个春秋，即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正式修撰起，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奏上。在这16年的一头一尾，唐皇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两次影响政局的重大清洗。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被废，围绕魏王泰立与不立太子的问题，发生了派系之争。结果是，唐太宗对寒族出身大臣的态度开始改变，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受到倚重，寒族官僚势力遭到清洗。另一次，高宗永徽六年（655），围绕王、武二后废立的问题，寒族官僚势力与关陇贵族集团进行了最后的较量，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被杀，关陇集团遭到清洗。李延寿被令狐德棻启奏修《晋书》，特别是褚遂良推荐其参预修撰《五代史志》时，即南、北二史修撰之初，正是关陇集团朝中得势之时。李延寿的先祖在北魏、北齐时是陇西世家大族，隋末唐初家道没落，入唐以后社会地位完全丧失。这种家世，加之作为李唐政权核心的关陇集团在朝中得势，他本人受到信用，必然使李延寿浓厚的染上门第观念、世族思想。这在《北史·序传》的撰写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全传9／10的篇幅是追述李延寿先祖之事、先祖授官，而叙其父子修史事不及去全篇1／10，又被“进书表”占了一半。当时的监修国史令狐德棻出身在“世为西土冠冕”的士族之家，门第观念、世族思想也很深。编年史很难突出一家一姓，而这正是纪传史所长。在关陇贵族集团取得对寒族官僚势力第一回合的胜利之后，需要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这比起倾向统一来，在当时显得更为迫切。而李延寿的家世和思想，恰恰与突出门阀士族的需要一拍即合，他自然而然地就改变了运用编年体修史的“先志”，选择了长于突出一家一姓的纪传体编纂形式。如果承认令狐德棻对李延寿的赞助、支持的话，那么确定用纪传体恐怕也有他的意见在内。哪料想，在南、北二史即将告成之际，风云突变，关陇贵族集团被寒族官僚势力彻底击败。在这种形势之下，李延寿怎敢冒然上奏！《南史》先成，“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随后又以“《北史》谘知，亦为详正”。大概还怕触犯什么，“因遍谘宰相，乃上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上表能写什么？除了追述编纂经过、二史体例外，也只能笼统而模糊地交待一下修撰目的。在这时，表露倾向统一的思想绝不会是犯忌的事，可李延寿只字未提，显然他并没有把这一点考虑进修撰目的中。唐高宗为李延寿《南史》、《北史》“自制序”，内容虽然不可知，但从其重视程度看，也不会是倾向统一的思想，而应该是南、北二史涉及到的当时权力斗争的焦点。书中所突出的门阀士族势力，在现实中却一蹶不振，高宗能不感慨交织写下序文！北宋以后，士庶斗争消失，其序文亦无任何实际意义，因而也就亡佚了。

李延寿改变李大师的初衷，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倾向统一的问题在李大师一生，可以说是当时的时代中心议题。到李延寿时，统一问题在史学领域也早已不成其为问题了。时代对他另有选择，为什么一定要把上一辈人的议题加在他头上？不应当用旧眼光来看待李延寿在新形势下的史学成果。

用家传的形式，按世系而不按朝代、史事编次列传，是《南史》和《北史》突出的特点。具体表现是：列传颇多附传，附传的人物不是因史事联系入传，而是由家族关系编次的；不仅父子、兄弟可以入传，就是同宗同族之人也可以编入；同一政权下的几代人可以入传，前后相去一、二百年，纵贯几个政权的同宗同族之人也可以编入。《南史·袁湛传》、《北史·陆俟传》十分典型。袁湛是东晋、南朝之际人，附传12人，纵贯整个南朝时期。陆俟为北魏之臣，附传多至20人，纵贯整个北朝时期。这种编纂方法，是有史学渊源的。何法盛《晋中兴书》有《瑯琊王录》、《陈郡谢录》记东晋大族王、谢两家。沈约《宋书》列传，半数都是门阀大姓的传记，王、谢二族立传的就有二十五六人，而且以子孙附父祖传。魏收《魏书》更是不厌其烦地罗列门阀士族的谱系和亲属关系，旁及疏支远族，《穆崇传》竟附68人。《南史》、《北史》列传，凡子孙都附于父祖传下，家传的特点最为显著。南北朝是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南、北二史应当反映这一时代特征，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门阀士族势力已经江河日下，“盛世”不复再来，在这样的时候，却要采用已渐渐过时的形式来编写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不能不受非议了。更何况在其之前，梁、陈、北齐、周4史都已不像宋、南齐、魏3史那样大肆罗列门阀和宗族关系。南、北二史记述人物活动，往往把它同其家族的盛衰联系起来，进而把家族的盛衰同皇朝的兴替联系起来，这也是南北朝时期的真实。同样，在门阀士族统治没落、士庶界限逐渐消失的唐代，再选择这样的的题材把家族盛衰同皇朝命运联系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呢？至少是一种陈腐思想的反映，或者说是不甘心没落，这又有多少积极意义可言！

三

《南史》、《北史》所以广为流传，致使“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⑦]，既不是因为它包含的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更不是由于它的突出门阀、“意重谱系”，主要在于其书“卷帙稍简，抄写易成”和“删去芜词，专叙实事”[⑧]这两点上。

关于“卷帙稍简，抄写易成”。南、北二史成书之前，南、北八书即《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都未广泛流行。这是因为雕版印刷尚未出现和推广，只能手抄。南、北二史修成之后，也是如此。唐穆宗长庆三年（823），殷侑建议设立三史、三传科以后，《南史》、《北史》被列为入仕科考的项目之一，并且只要求习《南史》者通宋、齐二史之《志》，习《北史》者通魏、隋二史之《志》，加之南、北二史份量小、易抄写，便于传习，因而有取代南、北八书的趋势，以致《隋书》（因有十志）之外，其余七书到北宋时亦已残缺，而“天下多有其书”即《南史》和《北史》。

关于“删去芜词，专叙实事”。比较南、北二史和南、北八书的论著很多，可以引为参考。“删去芜词，专叙实事”的评价，与李延寿编缀南、北二史的具体方法，大致吻合。李延寿的方法，主要之点是：1.“连缀改定”。2.“鸠聚遗逸”。3.“除其冗长”。三点之中，“连缀”又是最基本的方法。在分别“连缀”南、北八书的过程中，发现谬误、疏漏，即进行“改定”。李延寿所作的“改定”，又是以其“鸠聚遗逸”、“除其冗长”为前提和基本内容的，从而做到“叙实事”。下面，分别简要说明李延寿的主要方法。

其一，“连缀改定”。本纪部分，即《北史·序传》所说，“以次连缀之”。“改定”的地方，主要在政权更替或几个政权并存处，着重改正其自我回护、彼此诋毁之点。南朝4史，在政权更替之际，东晋、宋、齐、梁的末代皇帝都是被新建政权帝王所杀害，而宋、南齐、梁、陈4史全无杀害的记录，《南史》则直书其事。《魏书》对北魏数帝被凶杀，一概回避，如昭成帝什翼犍被皇子寔君所杀、道武帝拓跋珪为河清王绍所杀于天安殿、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刺于永安宫等等，书中都无记载。不能全面反映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的历史，是其最大的曲笔。《魏书》只承认东魏，不承认西魏，因而对西魏极力诋毁乃至完全抹杀。《北史》则据事直书，进行“改定”。列传部分，主要是将分散在各史中的相关人物、相关史事“连缀”起来，构成其书中的家传和类传。李延寿进行的“改定”，也多在因回护而造成的曲笔处。比较《梁书·临川王宏传》与《南史·临川靖惠王宏传》，连对南、北二史基本持否定态度的王鸣盛也不得不承认，关于萧宏诸事，“《南史》为得其实。姚思廉父子或与之有连为隐讳”[⑨]。

其二，“鸠聚遗逸”。当时，在南、北八书之外，尚存大量纪传、编年和杂史等类的著述，仅见于《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这三类史著就有1000余卷，这大概就是李延寿所说“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赵翼曾指出，“《南史》增《梁书》事迹最多”，并列举所增“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20多处及“有补于《梁书》者”附传26人[⑩]。整个《南史》增补的专传和附传，数量是不小的，类传中补充的人物最多，立专传的有9人：《循吏传》的甄法崇、王洪范、郭祖深，《文学传》的纪少瑜，《隐逸传》的渔父，《恩倖传》的茹法珍、周石珍、陆验、孔范。类传中的附传，增补则更多。《北史》最重要的增补是根据魏澹《后魏书》补充了西魏文帝、废帝、恭帝三纪及三帝后妃传。对元魏入关的宗室也增补了不少史事，同时补写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房谟、魏长贤、魏季景等专传。至于增加附传或在原来纪、传中补充史实之处，也为数不少。《北齐书》揭露帝王残暴荒淫在五代史中已经很突出了，但比起《北史·显祖文宣帝纪》仍然逊色不少。所以王鸣盛说：“观《北史》高洋纪，其穷凶极恶，赖《北史》得著，此李延寿之功。”[11]李延寿“鸠聚遗逸”，有的论作则将其增补南北交往之事较多这一点，与其删除南北交兵事联系起来，力图说明《南史》、《北史》“完全继承”和“大大推进”了李大师的倾向统一的思想。首先，从赵翼辑录的“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一目来看，当时的“南北通好”并不出于什么倾向统一之类的原因，而恰恰相反，在于使者的“妙选”上，“藉使命增国之光”，注重的是使臣“能为国家折冲樽俎之间，使邻国不敢轻视”。[12]赵翼辑录，系出南、北八书。李延寿作了一些“改定”，有的“改定”还相当大。《北史·李平附李谐传》较之《魏书·李平附李谐传》，增补了北魏与梁通好之事：“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帝以谈说，甚相爱重”。通使本身并不表明倾向统一，北齐时尚指南朝为“岛夷”（如魏收），北魏与南朝通使又怎么能说明是倾向统一！李延寿增补这类史事，恐怕应当解释为其“鸠聚遗逸”的编纂方法在起作用。由于“琐言碎语、新奇之迹，无不补缀入卷”[13]，因此南、北二史被指责“好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14]。

其三，“除其冗长”。这方面的得失，评价分歧较大。赵翼曾有一段概括性的文字：

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赐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

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

其于南北交兵事，尤多删削。[15]

本纪中主要删除官样文章，对这一点歧义不大。至于南北交兵事多被删除，认识一致处是：南、北两朝各自夸胜讳败，如果一一按原样保留，势必使南、北二史记录多不符合，出现无法克服的矛盾，因而尽量删除。但也有认为这种做法反映李延寿倾向统一的思想，只不过论证过于笼统、牵强。列传部分的“除其冗长”，并非全是“文词无关轻重者”，其中不少却是事“关轻重者”，如《宋书·谢晦传》中的“上太祖二表”、《孔灵符传》中的“山阴湖田议”、《羊玄保传》中的“吏民亡叛罪同伍议”、《周朗传》中的“上世祖言事书”、《邓琬传》中的“为晋安王子勋讨太宗檄”及《梁书·范缜传》中的《神灭论》等，《南史》或全删或节录过少。[16]《魏书·李孝伯附李安世传》中关于均田的奏疏，《北史》一字不留。

从上述李延寿对南、北八书和上千卷杂史“连缀改定”、“鸠聚遗逸”、“除其冗长”的情况看，《南史》、《北史》并未达到通观全局、总揽南北、“共为部帙”（即实为一书）。这种方法本身，就具有局限性。“连缀改定”，所谓“连缀”，即连句结章，汇集史事。“连缀改定”，只是将南、北八书及诸杂史中相关的史事、章句连接起来，对相互牴牾之处斟酌改定。这种方法，只能使《南史》连缀南朝，《北史》连缀北朝，原来的各史又“各以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连缀改定”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南与北连缀、北与南连缀呢？南北既未打通，又怎么谈得上通揽全局、共为部帙！李延寿在处理一些事涉南北的人物时，往往自相矛盾，表明其“连缀改定”的局限。王琳的事迹，主要在南方，梁末因政权变化，投附北齐，《北齐书》为其立传，李延寿则将其编入《南史》，这在编纂上可以说是“连缀改定”突破南北界限的明显一例。然而，对譙国夫人冼氏，李延寿又一反对王琳的处理方法。本来，冼氏世为南越（今广东境内）首领，历梁、陈二代，卒于隋文帝时，是南方的重要人物，归附隋政权后仍在南越一带，按王琳例亦应在《南史》立传。但是，仅因其原传在《隋书·列女传》，李延寿便机械地将其“连缀”入《北史·列女传》。这一谁都引录的例子，不正说明“连缀改定”的修史方法是无法使《南史》、《北史》成“通为一家之著述”的吗？至于“鸠聚遗逸”，李延寿说得更明确：“以广异闻”。如果李延寿有着十分明确的倾向统一的著述目的，何必“琐言碎事”亦“补缀入卷”，以致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除其冗长”是为“捃其菁华”，这是任何史家、为任何目的修史都可采用的方法。

总之，南、北二史对南、北八书有改、有增、有删，这些加工有恰当之处，亦有不得体的地方，因而造成《南史》、《北史》与南、北八书在叙事上的详略不同，这是造成二史与八书不可偏废局面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八书都有志：《宋书》本身有志八篇三十卷，《南齐书》志八篇十一卷，《魏书》志十篇三十卷，梁、陈、北齐、周、隋五书有《五代史志》十篇三十卷。八书的志，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社会风貌，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南史》、《北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南、北八书相比的。所以，尽管二史可以广为流传，终因没有“志”而不能取代八书。

 

综上所述，倾向统一是李大师所处时代的中心议题，李大师提出“编年以备南北”表现了超人的史识。到李延寿时，统一已不再是时代的中心议题，书中表现倾向统一的思想和做法受唐初官修史的影响更直接。《南史》、《北史》是适应唐太宗晚年到高宗初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调整的需要而产生，再将上辈人的中心议题加到他的头上，至少是一种陈腐的见解！南、北二史“连缀改定”的编纂方法，使二史未能会通，不能不顾事实硬把两部史书说成是“合二而一”的一部书。这两部史书的主要价值，除了分别为南朝通史、北朝通史外，则在于所谓史料多取材于唐代以后不易见或亡佚的史籍，可以订正南、北八书。

 

                         

 

[①] 《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卢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②] 《中国史学发展史》第155－15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③] 分见《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祖国丛书”之一《<南史>和<北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 《北史》卷93《僭伪附庸传》序。

[⑤] 《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

[⑥] 《陔余丛考》卷7《周书》。

[⑦] 《郡斋读书志》卷2上《杂史类》。

[⑧] 《卄二史札记》卷9《八朝史至宋始行》、《陔余丛考》卷8《南北史原委》。

[⑨] 《十七史商榷》卷63《临川王宏与梁书大异》。

[⑩] 《卄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删梁书处》、《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

[11] 《十七史商榷》卷66《取北史补北齐书》。

[12] 《卄二史札记》卷14。

[13] 《卄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删梁书处》。

[14] 《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一九》引陈振孙语。

[15] 《卄二史札记》卷13《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

[16] 参见《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北史删去》、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丁丑十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