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乐大典》纂修600年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永乐大典》之际，召开这次国际性会议，展示《永乐大典》的流藏历史和研究情况，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保护和数字化方案，对于促进《永乐大典》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包括世界范围内现存《永乐大典》的全部出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简要发表个人的几点粗浅认识。

一、编纂与价值

《永乐大典》不仅成书以来评价不一，早在编纂之初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太庙祭祖过后，对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谈起编书的设想：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再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大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①]

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采摘书契以来的百家之书；二是大，备辑为一书不厌浩繁。然而，解缙却有另一番见解。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解缙就曾上疏说，“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建议“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解缙认为“今六经残缺”，应当“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wWw.11665.cOm[②]其所瞩目者，仅仅限于儒学范围的经典。此时，解缙受命，仍然按照他本人的想法进行编纂，至永乐二年十一月纂成上奏，成祖朱棣赐名《文献大成》。但当翻检过后，却发现远不符“大而全”的要求：“上览所进书，向多未备，遂命重修”，任命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与解缙同监修，“尽通经史百家之言”的陈济“以布衣召为都总裁”。任用“尽通百家之言”的陈济，正是为了调整解缙的编纂思路。而且，陈济对编纂《永乐大典》所起实际作用，也要比解缙大得多。史称：“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③]四年四月成祖朱棣来到文渊阁，问“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解缙回答说“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仍然反映其编纂重“经史”而轻“子集”的倾向。成祖朱棣召来礼部尚书郑赐，命礼部选派通晓典籍的官员四出购求，“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④]这次购求佚书，使许多“奇书可得”，对于编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纂完成，成祖朱棣赐名《永乐大典》，并亲撰序文称：

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纂集四库之书，及购募天下遗籍，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典奥。……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其余杂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见。盖网罗无遗，以存考索，使观者因韵以求字，因字以考事，自源徂流，如射中鹄，开卷而无所隐。[⑤]

全书所收历代文献多达七、八千种，上自先秦，下达明初，实现了“书契以来”“百家之书”“备辑为一书”的目标。据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全书缮写成22877卷，凡例并目录60卷，装潢成11095册，随表上进。

《永乐大典》收罗宏富，堪称空前。凡例一开头即作如是说：

是书之作，上自古初，下及近代，经史子集，与凡道释、医卜、杂家之书，靡不收采。……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谀词逸事，悉皆随字收载。

从编纂体例看，《永乐大典》所抄原书，直录原文，或整段移录，或整篇移录，甚至整部书移录。这一做法，使这部类书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丛书的性质。尽管清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该书颇多微词，但仍以“其全部全篇收入，得以排纂校订”，因而从中“辑成编者”516种。[⑥]我们今天所用《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蛮书》、《水经注》、《明律》、《直斋书录解题》等重要史部书，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凡例还规定：

因韵以考字，因字以求事，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

字书体制古今不一，如钟鼎、盘杆、铸刻及虫鱼、科斗、篆书，散在各书，难于辩识，今皆不拘同异，随字备收，而钟、王以后诸家行草诸书，亦备其体。

以“洪武正韵为主”，按韵分列单字。每一单字下先注音韵训释，备录篆隶楷草各类字体。然后，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随类收载。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是吸收了韵书检字的做法，既有事目，又按韵检索，改变了类书单纯分类、不易检索的弊端，是对传统类书编撰方法的一个突破。而且，所抄原书的书名、作者标示非常醒目，便于查考。

《凡例》规定是《凡例》规定，这种“似丛书非丛书”的编纂方法，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特别是何种文献入何韵、何字，编纂中显得比较随意，有的按首字入编，有的按第二字甚至第三字入编，造成混乱。自乱其例的最突出例证是：《永乐大典》引南宋洪遵《泉志》。按照《凡例》规定，“名物制度、旧有图谱，载在经史诸书者，今皆随类附见。若其书专为一事而作者全收入，如《五经礼器图》、《诗图说》全收入礼学、诗学；琴谱、竹谱全收入‘琴’字、‘竹’字之类”，则《泉志》“专为一事而作”之图谱，当收入“泉”字或“钱”字之类，但遍查《永乐大典目录》，怎么也找不到《泉志》一书的踪迹。原来，《泉志》的内容在《永乐大典》中是散见于各种钱币之下的，而不是以书的形式收入的。

 

二、著录与流传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除明世宗而外，均未引起重视，其书的著录与流传情况颇多疑点。

清修《四库全书》虽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但《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存目》对该书的著录却有不少疑问，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案文楼即今之宏义阁）。嘉靖四十一年，选礼部儒士程道南等一百人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案事见《明实录》）。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案事见《旧京词林志》）。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案事见《春明梦余录》）。

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阙二千四百二十二卷。

“定都北京以后，移贮文楼”，这已说得明明白白，《永乐大典》随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贮藏文楼（即宏义楼）。可是，下面紧接着是嘉靖四十一年“重录正副二本”，“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所谓“重录正副二本”，所据是《明实录》；所谓“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所据为《旧京词林志》；而“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所据又为《春明梦余录》。此段著录，前后根据不一，却又未加详考，人云亦云，以致自相矛盾！其“重录正副二本”，所标根据是《明实录》，但查找《明世宗实录》，相关的记载有这样两段：

（书成，贮之文楼，其帙甚巨。）上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自后，凡有疑却，悉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灾，……上意欲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每为阁臣言之。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诏重录《永乐大典》，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张居正各解原务入馆校录。[⑦]

同卷书中，大学士徐阶亦云：“昨计重录《永乐大典》，两处收藏”，均无“重录正副二本”的记载。按照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12的说法，（姚广孝重修）“赐名《永乐大典》，贮文渊阁，副本贮皇史宬”，则正本当为永乐初编本，副本应是嘉靖重录本。按照《旧京词林志》的说法，则“原本”即永乐初编本。唯独说“重录正副二本”，不但没有原始根据，而且“原本”之外，何为“正本”？何又为“副本”？根据《明实录》及《春明梦余录》，《永乐大典》实则二本，一为永乐初编本，一为嘉靖重录本，“正本”即“原本”，副本即重录本。

关于《永乐大典》的存毁情况，说法也不一致：

1、《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明确写着：“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今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

2、通行的说法，被毁者为文渊阁正本，残存者为皇史宬副本（移翰林院库）。

3、被毁者为皇史宬副本，残存者为文楼原本。

不论三本，还是二本，对于明清易代被毁的说法，都只是推测，并沒有确凿的根据。因而，又形成另外一种推测，即《永乐大典》没有被毁而是随葬永陵了，明世宗“殊宝爱之”，不妨寄一线希望于永陵之中。

如此巨制，仅仅抄写两部，竟然不知其中之一的下落，确实是一大令人费解的历史之“谜”！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明末清初没有多少人重视其书。

三、发掘再利用

发现并认识《永乐大典》的巨大文化价值，是在其成书360多年以后的清高宗乾隆年间，但这时《永乐大典》仅残阙2422卷。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谕修《四库全书》，“特因”《永乐大典》“采摭甚博，其中或有古书善本，世不恒见，今就各门汇订，可以凑合成部者，亦足广名山石室之藏”，因派军机大臣为总裁，责令专司详校，并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核校，“择其未经采录而实在流传已少，尚可裒缀成编者”。[⑧]《四库全书》修成之时，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实际辑出四部书516种，自以为“菁华已采，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此后，残存的书卷不断遭到洗劫，“家贼”盗窃，“外寇”掠夺。20世纪50年代以后，经多方搜集，至1960年得730卷，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再后，又陆续得67卷，中华书局亦影印出版。两次影印797卷，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残存的《永乐大典》，自18世纪中叶以来，学人们不断从中辑出已亡佚的古书，截至20世纪末，据不完全统计，从中辑出佚书近600种。

 

《永乐大典》所抄原书，标示书名、作者非常醒目，因而我们可以知道，尚有大量方志、医书、戏曲、民间文学著述未被辑出。从已经影印出版的797卷看，方志书超过七八百种、医药书亦有60余种，绝大多数尚待发掘整理，或正在进行中。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逐渐发现《永乐大典》自身和从中所辑佚书存在的种种问题。

首先，《永乐大典》表面看“包装豪华”、抄写工整，还署有书手与复核者姓名，似乎非常认真负责，但只要细心与所引原书核对，就会发现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实在有不少错漏，还往往弄错书名。

1、文字错漏。《永乐大典》卷15951“运”字韵下“五运”引《唐语林》，原出《封氏闻见记》卷4《运次》。两相对照，《永乐大典》错漏甚多，四库馆臣不得不另采《封氏闻见记》原文，作为《唐语林》的“补遗”。

下面，再请看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永乐大典》卷19637“目”字韵下“医目”条引《唐语林》，原出《因话录》卷6《羽部》。两相对照，《永乐大典》随意删改原文的情况更为严重：

《因话录》卷6《羽部》原文
 《永乐大典》引《唐语林》文字
 
相国崔公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眥生赘，如息肉，欲蔽瞳人，视物极碍，诸医方无验。一日，淮南判官杨员外牧，自吴中越职，馔召于中堂。因话扬州有穆中善医眼，来为白府主，请遗书崔相国铉，令致之。崔公许诺。后数日，得书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甚远。”遂致以来。既见，白崔公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扰，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公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谭简又曰：“须用九日睛明，亭午于静处疗之。若其日果能遂心，更无忧矣。”是时月初也。至六七日间，忽阴雨甚，谭生极有忧色。至八九大开霁。问崔公：“饮酒多少？”崔公曰：“户虽至小，亦可饮满。”谭生大喜。初，公将决意用谭之医，惟语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师象赞成其事。是日引谭生于使宅北楼，惟师象与一小竖随行，左右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公饮酒数杯，端坐无思。俄而谭生以手微扪所患，曰：“殊小事耳！”初觉似拔之，虽痛亦忍。又闻动剪刀声。白公曰：“此地稍暗，请移往中庭。”象与小竖扶公而至于庭。坐既定，闻擳焉有声。先是，谭生请好绵数两染绛。至是，以绛绵拭病处，兼傅以药，遂不甚痛。谭生请公开眼，看所赘肉，大如小指，竖如干筋，遂命投之江中，方遣报夫人及子弟。谭生立以状报淮南，崔相国复书云：“自发医后，忧疑颇甚。及闻痊愈，神思方安。”后数日，而征诏至金陵。嗟夫！向若杨君不遇，谭生不至，公心不断，九日不晴，征诏遽来，归期是切，碍其目疾，位当废矣，安得秉钧入辅，为帝股月厷？此数事足验玄助。而公作相之后，谭生已逝，又何命之太薄也！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赘肉，欲蔽瞳人，医久无验。闻扬州有穆生善医眼，托淮南判官杨收召之。收书报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遂致以来。既见，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扰，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间又曰：“须用久目睛明，亭午于静室疗之。若其日事，遂无忧矣。”至日开霁。问崔饮多少，“饮虽不多，亦可引满。”谭生大喜。初，崔将谭生唯语大将中喜医者沉大师象，赞之。是日引谭生于宅北楼，唯师象与一小竖在，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崔饮酒，端无思，以刀圭去赘，以绛帛拭血，傅以药。遣报妻子知。后数日，征诏至金陵。及作相，谭生已卒。
 

不仅文字少了340余字，略去崔相国铉荐举谭简前后的情况，而且将人名弄错，淮南判官“杨牧”讹作“杨收”，甚至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2、弄错书名。现存《永乐大典》中，至少有两处将裴启《语林》误作《唐语林》。一处在卷2807“枚”字韵下，“纸万九枚”条引《唐语林》“王右军为会稽，库中有笺纸九万枚”[⑨]；一处在卷12017“友”字韵下，“卹穷友”条引《唐语林》“孔嵩……与颖川荀彧共游太学……”[⑩]。两处所引，均为非《唐语林》，而是误以裴启《语林》为《唐语林》。尤其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是，将晚于《唐语林》的《容斋续笔》中的《唐人酒令》，当作《唐语林》的文字引入《永乐大典》中。

其次，从《永乐大典》中所辑佚书，有待新的校勘，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问题。

1、错辑，需要剔出。《宋会要辑稿》17类中，至少有9类（帝系、礼、乐、舆服、崇儒、运历、食货、方域、蕃夷等）辑入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玉海》、《文献通考》、《宋史》部分志传以及其他书的文字，在今后的进一步整理中必须明确指出，并予剔出。[11]

2、漏辑，需要增补。《东斋记事》为北宋史学家范镇所写有关时事见闻的一部笔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12卷，《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为10卷，明代以后逐渐散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5卷，又以《皇朝事实类苑》、《类说》所引《东斋记事》相校，删除重复，续为补遗1卷。但是，以今存《永乐大典》核校，又发现《永乐大典》卷3579“村”字韵下“侍中村”条引《东斋记事》“贾直孺黯尝言……鬼亦然戏谑矣”等98字，被四库馆臣漏辑。上面提到的《唐语林》，被四库馆臣漏辑的至少还有3条673字：其一，卷2606“台”字韵下“西台”条引“高宗朝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为西台，尚书省为文昌台”等196字；其二，卷2972“人”字韵下“才人”条引“武宗王才人有宠”等429字；卷18209“将”字韵下“军士逐将”条引“武宁节度使康季荣不卹军士”等48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各类书籍，与《文献通考》直接沿引《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相对照，有许多脱句、脱字需要补入。

3、文字错落，需要订正。

上面比较了《永乐大典》卷19637“目”字韵下“医目”条引《唐语林》对《因话录》的删改，下面再比较四库馆臣辑《唐语林》对《永乐大典》引《唐语林》的删改：

《永乐大典》引《唐语林》
 聚珍版《唐语林》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赘肉，欲蔽瞳人，医久无验。闻扬州有穆生善医眼，托淮南判官杨收召之。收书报云：“穆生性麤疎，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遂致以来。既见，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扰，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间又曰：“须用久目睛明，亭午于静室疗之。若其日事，遂无忧矣。”至日开霁。问崔饮多少，“饮虽不多，亦可引满。”谭生大喜。初，崔将谭生唯语大将中喜医者沉大师象，赞之。是日引谭生于宅北楼，唯师象与一小竖在，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崔饮酒，端无思，以刀圭去赘，以绛帛拭血，傅以药。遣报妻子知。后数日，征诏至金陵。及作相，谭生已卒。
 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赘肉，欲蔽瞳人，医久无验。闻扬州有穆生善医眼，托淮南判官杨收召之。收书报云：“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遂致以来。既见，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扰，独断于中，则必效矣。”崔曰：“如约，虽妻子必不使知闻。”又曰：“须用天日晴明，亭午于静室疗之，始无忧矣。”问崔饮多少？曰：“饮虽不多，亦可引满。”谭生大喜。是日，崔引谭生于宅北楼，唯一小竖在，更无人知者。谭生请崔饮酒，以刀圭去赘，以绛帛拭血，傅以药。遣报妻子知。后数日，征诏至金陵。及作相，谭生已卒。
 

文字再次削减，“大将中善医者沈师象”被删除。“须用九日晴明”，一改为“须用久日晴明”再改成了“须用天日晴明”。

4、归类、编排不当，举不胜举，不再赘文。

我们可以这样说：凡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各书，差不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需要我们再作认真的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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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影印《永乐大典》的出版，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该书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近二三十年，围绕《永乐大典》出版了一些工具性的书籍，但尚不足以适应各个方面的需要；对于《永乐大典》的系统研究和系统开发，似乎还谈不上；使用或利用《永乐大典》，还主要限于单本单本的佚书辑录方面。应当集合所有相关的成果，综合开发、利用这一中国文化的宝库，加快《永乐大典》数字化的进程，使其发挥更加广泛的效用。相信随着该书的数字化，必将迎来一个研究、利用《永乐大典》的新气象！

 

 

 

[①] 《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七月丙子。

[②] 《明史》卷147《解缙传》。

[③] 《明太宗实录》卷36，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明史》卷152《陈济传》。

[④] 徐继登《典故纪闻》卷6。

[⑤] 《明太宗实录》卷73，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按：《实录》载“上亲制序”，称“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五年之冬”。《连筠移丛书》载《明成祖文皇帝御制<永乐大典>序》，则称“始于元年之秋，而成于六年之冬”；所载姚广孝《进永乐大典表》，署“永乐六年十二月  日”。

[⑥] 《四库全书总目》卷137《类书类存目一》著录《永乐大典》，以从中“辑成编者”：“凡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共四千九百四十六卷。”最近所见的一份统计，亦稍有不确。据《四库全书总目》中标有“永乐大典本”者统计，实际著录数（包括存目）为：经部79种、史部79种、子部173种、集部185种，共516种。

[⑦] 《明世宗实录》卷512，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

[⑧]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

[⑨] 详见《艺文类聚》卷98。

[⑩] 详见《类林杂说》卷4《仁友》30。

[11] 参见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