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汪荣祖 

 

内地知识界结识台湾的汪荣祖教授，始于他写的《史家陈寅恪传》。此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是第一部陈寅恪先生的传记。当时，事在草创，文献难征，写作之艰，可想而知。十多年后，海内兴起“陈寅恪热”。人们回过头来，重新捧读 汪先生已经增订过的旧著，感慨之余，不禁由衷钦佩作者超拔的目光与学识。这期间， 汪先生是以“陈寅恪研究专家”的名衔而为内地学人称道的。 

其后，人们又读到 汪先生的其它著作，如《康章合论》、《史传通说》、《康有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学林漫步》、《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等等。这些著作大都已在内地出版。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还专门策划推出一套“汪荣祖作品系列”。透过这些著作，人们进一步了解到， 汪先生不仅是一位专家，更是通人。他的治学领域，虽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为核心，却旁涉中外，极为广博。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 汪先生与李敖合著的那部《蒋介石评传》。这部书让我们认识到另一个面 向的汪先生。李敖曾说，“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对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而“两者兼备者，荣祖要列前茅”。《蒋介石评传》就是一部具有“伟大正义感”的著作。它让我们知道，在 汪先生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风度背后，跳动着一颗与李敖一样狂傲的心。难怪，他称自己是“真隐士”。 

眼前这部《史学九章》，则展示了一位史学思想 家的汪先生，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又进一层。wwW.11665.COM书分九章，可别为三类。第一类论西方之士，含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四人。第二类论中国学人，有章太炎、钱穆、钱锺书三位。第三类为综论，含导言、余论及第五、六两章，恰好为全书的过渡。这样，整部书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所论内容，乃围绕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展开。采用的方法，是中西连类，相互映照。基本特点，是将理论思考与对学术史的研辨结合起来。这种特点，显然来自孔夫子所谓“著于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反映了作者力图将实证功夫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思想自觉，透示出作者的治学旨趣与胸襟怀抱。熟悉钱锺书著作的读者大概会联想到，这正是钱 先生的治学特点。 

 

汪荣祖眼中的历史真实 

 

但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却非常明确。那就是，相信历史真实，维护历史真实。整部书，虽串联古今，横贯中西，并打通宏观与微观，却时时凸现出历史真实的主题。 

作者反复强调，史学的根本在于尽量重建既往的真相，作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史学一旦离弃这一根本，无异于自毁武功，难得再活。因为有此坚定而自信的学科信念，所以作者对似乎专门与历史真实原则作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不愠不怒、具体分析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既客观，又开明。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过，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科学，而历史表述是文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历史表述的文学形式上，因而几乎没有去触及历史的研究过程。借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史家、荷兰人安克施密特的话说，就算后现代主义带来了历史学的秋天，它也不过是吹落了历史学这棵大树上的一些叶子，作为大树主干的“科学的历史编纂”，还是岿然屹立的。如果说历史学的叶子无法离开美、也不应该拒斥美的话，那么，本书中，我们看到， 汪先生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不但没有排斥它的合理主张，而且还积极地主张着史学的著述之美。他说：“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第200页）。对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汪先生既醉心于其“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更反复称赞它文笔恣肆，善于叙事。这些，不是与后现代主义可相视一笑吗？ 

本书导言及论述钱锺书的部分大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既维护了史学的本体地位，又没有深闭固拒，流于极端，不禁让人去与村学腐儒的冥顽固陋相对照。 

汪先生是从“真与美结合”的角度使用“史蕴诗心”命题的。这一命题的虚无主义指向，即历史著作无法摆脱艺术性的叙述方式，因而必然无法完全再现历史真实的意涵， 汪先生不予认同。史蕴诗心，诗含史笔，二者有交叉。但是，诗所含之史笔，主要不在事实（fact），而在真实(reality)层面。反之，史所蕴之诗心，却往往在事实层面，不在真实层面。对此， 汪先生认为，只要遵守钱锺书所说的“史必征实”原则，即使史家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拟作“历史现场”，也决非杜撰，“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实”（第213页）。我以为， 汪先生这一观点，足以破解所谓“史学无法离开文学，因而不真实”的指责。 

说到后现代史学，不能不提到海登·怀特的名著“metahistory”。这个词的流行译法是“元史学”或“元史”。 汪先生则译作“后设历史学”（第205页）。我认为 汪先生的译法更贴切。因为， “元”是开始、居首的意思，而怀特的立意，乃是“设”于“文本背后”的史学。这种史学，怀特归纳为几个诗学模式。其中一个，叫做contextualism，一般译作情境论或语境论，而 汪先生译作“上下文的”（第207页），让人有脱掉西服、换上便装的亲切感。

早在1976年， 汪先生就发表文章专门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由此而成为第一位用中文介绍这一世界著名史学流派的作者。但是，他始终不赞成将此派称作“年鉴学派”，坚持音译为“安娜学派”。因为，“年鉴”只是该派学报的简称，而“年鉴”式的史学撰述，正是此派“不屑一顾”的。惟有“安娜学派”之“雅名”，才能“充实其实质内涵”（第66页）。此外，颇为时髦的hermeneutic， 汪先生主张采用钱锺书所使用的“阐释”，不用“诠释”（第186页）。这些，都值得学界重视。

不过，笔者以为，安娜学派的贡献，主要在研究对象的改变与范围的拓展上。具体说，就是改“由上向下看的史学”而为“从下向上看的史学”，将史学对象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下移到经济、社会、文化；将对角色的关注，转移到舞台及背景。但在方法论与认识论上，建树不多。该派史家的特长，也多以功力见长，而短于思想。所以，有人指责他们构建的是“没有人的历史”，是专注于“结构的强制性”的“决定论”（第72页）。反之，西方固守实证主义原则的史学家，往往利用安娜学派来对抗后现代主义。 汪先生指出了该派史家忽视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不足，似还可作进一步的剖析。  

 

中国学人评议 

 

对汤因比和钱穆，作者评价不高。特别是对钱穆，多有批评。众所周知，有两部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作，一部出自梁启超，一部出自钱穆。直到今天，我国学者论清初以来的学术流变，尚难脱离二书的架构。不过，在 汪先生看来，钱书的优点，亦不过与梁启超大同小异，而缺点，则远在梁氏之上。这里，我们隐然可以感受到 汪先生与钱穆弟子余英时在学术向路上的对峙。 

对清代史学思想家章学诚， 汪先生也大唱反调，认为章氏是一位忠实的儒者，并未摆脱传统儒家史观的藩篱。章氏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也绝无抑经、代经、抗经之意。许多现代学者一味推重章学诚的创辟与进步，甚至超越时代，却忽略了章氏诚强烈的卫道色彩。其实，章学诚的经世思想，在当时并不特殊，在清代学术思想上，也很一般（第220页）。笔者认为， 汪先生的这些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就综合素养而言， 汪先生最推崇的，是钱锺书。或许正是受了钱锺书的影响，书中对陈寅恪的“以史证史”方法，有所批评（第200页）。这对一位陈寅恪研究专家来说，大概不会感到轻松吧！不过， 汪先生对“隐秀”的阐释，我觉得还有商讨的余地。 汪先生的阐释，集中在表述手法、文笔技巧上。我觉得，这个词主要是指主旨与形式的关系。“隐”是主旨，不能直言说透；“秀”是形式，要有美感和个性。所以刘勰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说：“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可见隐秀的意思，是说内容与形式、主题与表现应该有机统一，恰好好处。而刘知几所说的“显晦”，则主要是指表现手法，没有涉及文本的主旨与内容。这一点， 汪先生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辨析（第170页）。 

从近代史学史的角度看， 汪先生最推崇章太炎。他说，不应仅仅把太炎当作当旧学的殿军，更应看作新学的开山，如此才能看清章氏的价值（第123页）。为此， 汪先生给章太炎做了与梁启超并驾齐驱的“中国现代史学先驱”的定位。但是， 汪先生论述太炎与现代史学关系的三个连接点（历史发展、现代信史以及民族主义史学观点），我感觉既非现代史学所独有，也非章氏所能独占。而且，结论部分说章氏仍是传统式的通儒、现代史学史应有他的一席之地云云，也与“开山”、“先驱”的定位有所抵牾。其实，无论从史学著作的数量，还是史学思想的阐发，以及在史学史上发挥的作用来看，章都无法与梁启超相比。当然，他在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是毫无疑义的。 

汪先生对传统史学充满感情，毫不客气批评西方学者的误读、曲解，很有说服力。不过，个别论断，似还可进一步明晰。例如他说，儒家与极权专制并不协调，主宰不了帝制，更主宰不了史学（第89页），但又说，中国传统史观“大致以儒家价值为本，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服务”（第110页）。两者的关系，还可申论。 

“九章”一词，在中文中有特定涵义。我想，汪先生采此书名，虽源自章节安排，大概也不无隐含吧！《史学九章》，研几探微，穷理析义，堪称华好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