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图志》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一部较完备的官修通志，也是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地方志，全面总结和吸收前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因而成为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总结性成果和终结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然而就是这样一部重要方志的研究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新疆图志》的学术特点的评介和主要作者的考辨，尚缺乏对全书内容和价值的全面分析。本文将在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对《新疆图志》的编纂特点、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进行探讨，以期全面认识《新疆图志》的史学价值和地位。
一、《新疆图志》的编纂方式及编纂特点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6月，清政府颁布了乡土志条例，令全国府、厅、州、县按照例目撰写乡土志和志书。1909年，新疆巡抚袁大化设立新疆通志局，开始招揽人才，聘请名流逸士，参与纂修《新疆图志》。是书由新疆巡抚袁大化领衔任总裁，由王树枏，王学曾任总纂，实修者和出力较多者为当时著名学者王树枏、王学曾、宋伯鲁、钟镛、裴景福、郭鹏等人，其中尤以王树枏出力最多。《新疆图志》始修于宣统元年（1909）三月，成于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全书除卷首外，共116卷，约200余万字，可谓卷帙浩繁，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即修成，速度可为极快。该书出版于宣统三年（1911年），由新疆官书局刊印，民国十二年（1923年）由东方学会重校铅印，1965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据铅印本影印，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宫据东方学会本影印。wwW.11665.cOm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据东方学会铅印本影印。
《新疆图志》采取分门别类的形式编撰，全书共分二十九门，包括建置、国界、天章、藩部、职官、实业、赋税、食货、祀典、学校、民政、礼俗、军制、物候、交涉、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金石、艺文、奏议、名宦、武功、忠节、人物、兵士等门。我们就此可以看出，《新疆图志》的编纂方法，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图志并重。《新疆图志·凡例》开篇即言：“是书图志并重，不敢偏重于志而略于图，非欲故为繁缛，因幅员广漠，延袤四百五十余万里，使无图以总揽大纲，则读者有前得后忘之弊，是用不厌求详，以豁阅者之目。”图志并重，是我国古代史志的一个优良传统，《新疆图志》也继承了这样一个特点。然而，我们今天见到的《新疆图志》并没有地图。其实，该书原来是有地图的，但此书在宣统三年（1911）由新疆官书局印行时，因为限于当时新疆的印刷条件，该书的地图部分则以《新疆全省舆地图》为书名在汉口单独印行，因此发行时图与志便分开了。后来，1923年东方学会将《新疆图志》校订增补后，在天津重新排印，也未将地图和志印在一起，这样就造就了图与志分离的局面，使读者阅读起来颇觉不便。1988年《新疆全省舆地图》由全国图书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有总图4幅，道、厅、州、县图，伊犁将军辖境图，附阿尔泰山图，共58幅。虽然限于当时的条件，客观地造成了图与志分离的局面，然而《新疆图志》的编纂者的原意是“图志并重”的。为恢复该书的编纂原意，以后再版时应该将《新疆全省舆地图》附入书中，以真正体现“图志并重”的思想原意。
第二，列有表格。表格的特点就是简明扼要，能使要说明的问题简单明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该书有《土尔扈特牧界表》1幅、《和硕特牧界表》1幅，《土尔扈特、和硕特爵号世次表》1幅、《和硕特世次表》1幅、《回部爵号世次表》1幅、土尔扈特部所属各旗《札萨克袭爵世系表》9幅、和硕特部所属各旗《札萨克袭爵世系表》4幅、拜城、阿克苏、库车、和阗、吐鲁番各城回部王公《袭爵世次表》5幅、《历代建置官属表》1幅、《历代藩国受封官爵表》1幅、《西域古国自置官属表》1幅、《国朝满营旧官制表》1幅、《国朝绿营旧官制表》1幅、《国朝回部旧官制表》1幅、《国朝蒙部旧官制表》1幅、《准部故国官制表》1幅、《回部故国官制表》1幅、《国朝置省后文职表》1幅、《国朝置省后武职表》1幅、《国朝置省后满营职官表》1幅、《国朝置省后藩部职官表》1幅、《历代职官题名》1幅、《国朝职官题名》2幅、《驿站道里沿革表》2幅、《各府、厅、州、县丞划分自治区域表》4幅、《驿站经费表》2幅、《邮传表》1幅、《电线表》1幅，共计49幅表格，其中主要以世系表、官制表居多。通过这些表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对新疆地区官制的递嬗、各部封爵的世系源流演变、职官、驿站等等有了比较清晰、详细地了解；另一方面，通过这些表格对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官建置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更好认识清政府对新疆地区经营管理和开发的实际状况，而表格中对新疆少数民族官制的记载，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清代的少数民族政策和治理措施。这些记载，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门类创新。《新疆图志》在充分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门类设计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新疆图志》中所设置的国界、实业、物候、土壤、民政、交涉等门，都是志书编纂门类上的创新。特别是“国界”和“交涉”两门记载了清政府在新疆地区与俄、英的外交关系，详细记述了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略和割占我国大片西北边疆领土的史实，并且还记叙了英国不断觊觎我国西北领土，并于1891年吞并了我国的坎巨提（帕米尔一部属）的历史史实。这些记载，体现了该书编纂者们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国界”和“交涉”两门的设置，也说明了清末国人“国家观”、“边疆观”的进一步觉醒和形成，这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二、《新疆图志》的主要内容
《新疆图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全面反映了清代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自然地理、物产风俗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反映了清末新疆地区的特点，是清代新疆的“百科全书”。该书的主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记载了新疆地区的建置沿革、城镇兴废、山川水道、道里四至、土壤、气候等地理情况。《新疆图志》开篇即言：“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视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是故汉取三十六国以断匈奴右臂，唐开安息、北庭，以制诸蕃，元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灭宋金而取天下，此皆明效大验者。” ①说明了新疆的险要地势以及守卫新疆的重要性，这是对昧于边情者“耗中华而事无用，勤远略而忘近攻”等谬论的有力驳斥。记述各地建置沿革是历史地理著作的重要内容，《新疆图志》对新疆各地的建置沿革也予以了详细的记述。如记载伊犁建置沿革曰：“伊犁者，自两汉迄晋皆为乌孙国地，北魏为悦般国，有乐舞，又为高车国地，周围突厥地，隋为西突厥及石国地，唐为西突厥及回鹘地，有数部皆隶北庭都护府，又西境为突厥施乌质勒部，为西突厥及笯赤建国、石国地，大历后，葛罗禄居之。宋为乌孙，逊于辽。元为阿尔穆尔诸王海都行营处，明为卫拉特地。圣清兴，准噶尔建庭于此。乾隆中，准部平，始于伊犁河北分建九城。同治初，回乱，九城不守，俄人以数百兵袭据之，擅其利者十有三年。光绪初，王师讨平南北各城，独伊犁不下。是时督师左宗棠驻哈密，欲分兵五路为进取计，而廷议难之。其后，卒以金钜万收还。而天山南北边要之地蹙损至数千里，亦可谓得不偿失矣。”②这段文字阐述了自汉迄清末伊犁的历史沿革，加深了读者对伊犁地区历史兴衰的认识。接下来《新疆图志》对伊犁地区的疆域四至、道路里程及城池设置都有详细的记载，“（伊犁）今界东一百八十里至哈什河，接额鲁特营牧地；西九十里至霍尔果斯河，接俄罗斯；北二百余里至赛木淖尔北岸，接察哈尔营牧地；南一百九十里至南山口札孚斯台，接满营屯地及额鲁特营，锡伯营牧地……东西二百七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其地表里河山，物产丰饶，多富商大贾，西陲一大都会也。有城九，曰绥定、曰宁远、曰惠远、曰广仁、曰瞻德、曰拱宸、曰塔勒奇、曰惠宁、曰熙春，此皆属也。”③而且在注文中对伊犁的晷度及其所属各城建城时间亦有详细记载，伊犁“北极高四十四度十分，偏京西三十五度四十分。夏至昼长六十一刻一分，夜长三十四刻十四分。冬至昼长三十四刻十四分，夜长六十一刻零一分。午正曰影，夏至长三尺七寸三分，冬至长二丈四尺零四分，春秋分长九尺六寸四分。”而伊犁所属之惠远城“乾隆二十九年筑。五十九年就城东偏展筑一百二十丈，复为河水所浸，渐就颓圯。光绪八年移筑于故城北十五里，即今惠远新城也。”④寥寥数语，记述了惠远城的兴衰变迁。
新疆地区山脉河流众多，这是新疆地区的重要地理特点。《新疆图志》对新疆地区的山川河道方位走向和变迁也有精详的记述。在《新疆图志》中有《山脉志》6卷、《水道志》6卷、《沟渠志》6卷，计有18卷，约占全书的六分之一的篇幅。该书将新疆地区的山脉分为天山、南山、北山三大山系来记载，是书云：“世知河源出于昆仑，昆仑出于葱岭者，皆自我高宗纯皇帝始。自葱岭而东分两大干，《汉书》谓之南、北山。其南山由今喀什噶尔之乌孜别里山分支，经叶尔羌、和阗南境绵亘而东，抵于青海，此唐一行之所谓北戒也。其天山一支由喀什噶尔之喀拉租库山迤逦东北，绕乌什、阿克苏、库车之背，至于伊犁，乃折而东，又经迪化之南、辟展之北，直指镇西、哈密，东至于塔勒纳沁山，总明天山，一曰白山，一曰雪山，一曰灵山，一曰祁连山。其间随地异名者以百数，实居北戒之北，东西悬亘，西域境内，乃一行所未及推论者。自天山之额布图岭折北而西，由哈喇古颜山蜿蜒西下，复折而东出博罗塔拉，历塔尔巴哈台循额尔齐斯河南至于阿尔泰山，是为北干，此漠北诸山之祖，尤一行所未及推论者也。盖西域诸山出于葱岭，故言西域山脉者以天山为之中，而尤以中土之北戒诸山、漠北之阿尔泰诸山为南北两山支干之首尾焉。”[i]继之，该书详细的叙述了天山、南山、北山三大山系的走向及其支干山脉。在叙述过程中旁征博引，广泛引征历代史籍记载，考释支干山脉的位置、走向、别名等等情况，并详细考订了前人记载的讹误。如对天山的一支松山塔什山的记载和考订，“《西域图志》：在额尔齐斯哈喇塔克西南四十里，北当孔道，因山名地，亦称松塔什。谨案：松塔什亦称松木塔什，在其稀布勒孔盖河南，其卡东北距二百五十里。”[ii]
《新疆图志》对新疆境内诸多主要河流的发源、流向都有详细地记载，而且记载中仿照《水经注》体例，有经文和注文，经文简约，注文繁复。如阿克苏河的经文云：“阿克苏河源于乌鲁山，东流入乌什境，为其希布勒孔盖河，又东有水自北来注之，又东玉簪水自北来注之，又东别叠水自北来注之，又东雅璊素水自东北来注之，又东迳毕底尔卡伦为毕底尔河。又东沙图水南流迳胡什山为胡什奇河自北来注之，又东毕底尔河经乌什城南纳柳树泉水东流，其分支北流，迳乌什北为托什罕河。托什干河经乌什北又分数支，俱东北流。”这段经文近146字，而它的注文则长达2000余字[iii]。注文是对经文的解释和补充，如经文“又东玉簪水自北来注之”其下的注文云：“玉簪河有二源，一出阿哈奇里西山，一出戈什山东麓，汇而东流迳哈什哈什托海之西为玉簪河。《新疆图说》：‘玉簪水在乌什城西二百二十里，其源出奇里克布鲁特戈什山南，流二百里与毕底尔河会。’”[iv]这段注文对经文中的玉簪水的发源、位置、走向都予以了补充说明。
《新疆图志》还分县简要记载了全省境内的沟渠的名称、方位。这些沟渠虽然是较小的河流,然而对灌溉当地的农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迪化县的安宁渠,“在城西七十里，导源西头屯河东之头道登龙口，长七十五里，广六尺四寸，今溉田二千八百九十亩。”[v]再如宁远县的哈什旧皇渠溉田更广，此渠“在城东一百四十里，导源哈什河，长二百余里，广二丈，今溉田二十八万八千余亩。”[vi]可见对当地农业生产作用之大。
对土壤和物候条件的记载，也是《新疆图志》的重要内容，有《土壤志》和《物候志》各二卷。《土壤志》按土宜、熟地、生地、泽薮、山川等六类来叙述新疆的土壤条件，记叙了何地宜于耕种何种农田、果类，以及诸地熟地、生地、泽薮、山川的面积多寡。这些记述是了解清末新疆地区农业发展状况的有用材料，是重要的农业经济史材料。当然，这对指导当时的农业生产也非常有用。如迪化县的土地，“厥土惟骍刚厥，田宜稻、麦、菽、高粱、青稞、胡麻，其果蓏宜西瓜、甜瓜、倭瓜，其木宜松、榆、杨。”迪化县熟地数量：“原额四十七万八千七百九十三亩四分。光绪三十一年册报升科一十七万三千六百三十八亩五分，三十一年以后新垦三百九十六亩。”而迪化县生地（荒地）数量则为“二十九万九千七百五十八亩九分。”其地有山川“二万六千七百余方里”，有泽薮“八段湖、马厂湖纵横约八万四千四百五十余方里。”[vii]这样我们对迪化县的农业地理条件就有了比较明晰的了解。该书在阐析新疆土壤条件后，指出新疆土地开发缺乏人力的现实，提出了移民实边的主张。“今考世界地理诸书，新疆面积四百四十九万一千一百方里，以五百四十亩为一方里计之，现垦之田仅二百二十万分之一耳。此其故不在于无土，实在于无人。无人则虽有土与无土等耳。财出与土，而土出于人。新疆地广民稀，劳来生聚实边之策，盖莫有先于此者。”[viii]《物候志》二卷，按二十四节气记载了新疆地区的气候状况。因为新疆地域辽阔，天山南北两路“诸物迟早不同”，因此，《新疆图志》编纂者决定，“今志物候以乌鲁木齐为率，其南北特著者并记之。”[ix]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记载了新疆地区的二十四节气状况。这可能是新疆地区有史以来最全面的物候记录，因而价值颇高。这对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防灾减灾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
第二，记载了自汉代迄清末新疆地区的官制、兵制的演变，以及清代几次西北用兵的始末原委。该书设有《军制志》三卷，概括叙述了新疆地区兵制的沿革演变。曰：“昔在两汉盛时事，征西夷，广威德，西域群胡交臂受事，于是乎设都护，置长史以镇抚之。夷考其制，所将不过屯田之卒、弛刑之士数百人、千余人耳。其所资威胡者，亦惟取诸各国。所谓某国胜兵数百人，某国胜兵数千人，咸受都护、长史节制征调而已。……唐初，建十六蕃州而皆统于都护府。其事可谓盛矣。然而析圭不出酋长之间，守捉每在千里之外。名曰统御，实则羁縻而已。……元世祖平西域、玉门、阳关以西，设三元帅府，控制周匝，规模广远，再传而旧制荡然。……惟我高宗应天顺人，克翦方命，奄有西土，乃定换防之制，设将领之官，列戍开屯，粲然明备，煌煌乎驾前代而上之。及我德宗收复全疆，开行省，设郡县，立标营，罢屯防，一变国初之旧，迩复参用西法，汰标兵，练新军，为固圉绥边之计，自乾隆至光绪之末新疆兵制凡三变”[x]继而，是书详细介绍了历代驻疆军队官员名称、职掌、设立时间、兵额数量，尤其对清朝军队情况的记载十分详细。而且该书还专设《兵事志》三卷，记载了清军出兵西北，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平定张格尔叛乱以及镇压清末回民起义等三次大型西北用兵的始末经过。这些记载，无疑都着重要的政治史和军事史价值。
《职官志》六卷，全面记述了自汉代以来新疆地区的设官置吏情况。该志有《历代建置官属表》、《历代藩国受封官爵表》、《西域古国自置官属表》，清朝满营、绿营、回部、蒙古《旧官制表》，准部、回部《故国官制表》，新疆建省后文职、武职、满营、藩部《职官表》、《历代职官题名》、《国朝职官题名》等表格多幅，以表格形式揭示了新疆地区自古迄今职官制度的演变。表格中详细的列出了官员的建置时间、名称、数量、职掌、姓名，一目了然，颇具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价值。是书指出：“自汉开西域二千年以来，世变多矣，而建官立制未尝不因时而为之变通。汉之时，三十六国请吏纳质併领于都护，所为官制简略而已。至隋立军府，而制始一变。元起漠北，设行省以监治其地，其后改宣慰司为都元帅府，分封亲藩，使镇抚之，而制复再变。……我朝绥服新疆建军府于伊犁，百余年间相循未改。……承平日久，文荒武嬉，复犬羊其民而虐用之……昔军府之制已如冬葛夏裘之不可复御，于是同光再定代以郡县。联边腹为一体，袭戎索以华风。盖自汉唐以还，官制之变至斯而极，长治之基未有善于此者。”最后指出：“夫易变者，时；因时而恒变者，制也。”[xi]是书在此总结了历代官制变革后，提出的地方行政制度因时而变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第三，全面阐述了清代新疆地区的中俄关系。书中尤其详实全面地记录了沙俄侵吞我国西北边疆大片领土的历史事实，以及清政府为捍卫我国领土和主权与沙俄展开的一系列交涉活动，揭露了沙俄的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厚颜无耻的侵略本性。该书首先对比了新疆地区古今异势的周边形势，“自汉唐元代以迄我朝开国之初，沿西域边徼外擁土建号者大小十余国，若布鲁特、安集延、浩罕、坎巨堤、阿鲁汗、克什米尔……列邦小侯，星罗棋布，屹然屏蔽，以环卫我边圉，使欧洲强国不能越此戎索。”而今则“俄罗斯尽略取东西锡伯利亚及中央亚细亚诸回部，压我边界而居。英吉利亦占领印度全土，取阿富汗为保护国，新疆缘边七千余里壤地毗连藩篱尽撤，繇是订约，设领事，通商，传教，暨交界人民争讼一切交涉条件乃棘起丛生，至于不可究诘，斯又汉唐历代圣君贤相开拓疆土以来所万万意料不到此者已。”[xii]指出今天新疆地区形势严峻的周边形势，沙俄虎视眈眈，不断蚕食和鲸吞我新疆领土，英国亦不断觊觎我西北领土。于是，书中进而指出：“夫以新疆大势论之，交涉之危，艰难而钜者诚不在英，而在俄”[xiii]，从而指出了沙俄的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厚颜无耻的凶残侵略本性。
《新疆图志》全面记述了沙俄侵略者蚕食鲸吞我国西北领土的历史史实。《新疆图志》记载指出，“道光二十六年（1864），俄人于伊犁河建阔拔勒（即科帕尔）城。”开始侵入我国西北边疆，在我国神圣领土上建立军事堡垒。“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狡启戎心，故咸丰九年因四国構和议及疆事，遂约常驻卡伦为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里，而朝廷不知也。”[xiv]遂于咸丰八年（1858）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之后，在所谓“勘定”中俄两国边界的借口下，沙俄迫使清政府多次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去我国大片的领土。“洎乎同治三年（1864）执京城约（《中俄北京条约》）旨立塔成之约（《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而西界一变。同治十年（1871）全疆沦陷，俄人据我伊犁。至光绪七年（1881）立中俄改订之约，而西界再变。光绪八年、十年立喀城之约（《中俄喀什噶尔界约》与《中俄续喀什噶尔界约》），而西界三变。因塔城之约而有同治八、九年勘界之约；因改订之约而有光绪八、九年各段分立界碑之约；因喀城之约而有光绪十八九年勘帕界（沙俄越界占我帕米尔领土）之事。统计前后立约十余次，而要以三约为原起。三约之中，又以塔城为提纲，改订约为枢纽，喀约为结束，此其大较也。”[xv]寥寥数语，即将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西北大片领土的史实叙述得十分清楚，沙俄侵略者卑鄙的侵略手段和丑恶的嘴脸跃然纸上。《新疆图志》对这些条约的订约时间、具体内容，以及中俄就条约和边界进行的历次交涉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所以，这些都是重要的外交史资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素材，值得珍视。
第四，对新疆地区农、林、牧、渔、蚕、矿、商业经济发展状况的记载，展示了自清初迄清末新疆经济开发的成就。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地区后，在新疆广泛实行了屯田，“益扩张屯垦之政，以赡军食。中兴以来，改设郡县，变屯田旧法，垦地至一千万余亩”[xvi]整个有清一代，新疆土地的开垦取得了巨大成就，促进了当地经济的逐步繁荣。“迪化为全疆一大都会。五方之民辐辏，时时仰榖地邑，惟蔬菜品汇特繁，……园圃之利，富于农十倍。至于棉，则吐鲁蕃岁产三百万觔，柔濡洁白异常种，客民之执棉者咸聚焉。”[xvii]光绪元年左宗棠督师收复伊犁，全疆底定。左宗棠“以为山南城郭之国也，其民被服完好，尚勤俭，与山北竁幕毡裘不同俗，又土沃泉甘，环庐树桑有邠原之风，宜兴蚕事，乃精选员吏设蚕桑局，于疏勒城招致吴越蚕工、织工四十余人，授民以浴种、饲养、分薄、入簇、煮茧、缫丝、轧花、染采诸艺……自是以来，蚕事渐兴，缠民习其业者日众，而英俄商颇有运我茧丝出口者，则成效亦稍稍著矣。”光绪三十三年，“布政使王树枏始考察南疆，谋所以兴复其利者，而戍员赵贵华奉檄往，遍历南八城，既至则以墟集期会之日，陈列蚕具，纵民聚观，为之讲解方法，论说利弊……贵华鉴于往事，思矫其失，务奔走操作，与民相亲狎，信惠渐厚，成效可致。乃条陈八事，曰设局、曰度地、曰考工、曰栽桑、曰择种、曰制器、曰选丝、曰程功，所言颇亲，切中事理。宣统元年，檄南疆官吏。一切张施皆如贵华法，自是蚕业骎骎日有进益。……统计南疆茧丝旧额三十余万觔，今乃增为七十万觔云。”[xviii]农业和牧业，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因地制宜，利用各族驻军，广设牧厂，孳生马、牛、羊、骆驼等牲畜，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充官厩，备驿邮”[xix]。新疆的马，远近闻名，至今伊犁马、焉耆（喀喇沙尔）马、巴里坤马仍是重要品种。书中专门记载了这三种不同品种的马的外貌与品质之差异，“伊犁马高七尺，龙颅怒睛，长颈修尾。巴里坤马细腰耸耳，短小精悍，而性黠不受衔动，往往张脉偾兴，有奔踶乏驾之虞。喀喇沙尔马驯良过于伊犁，而神骏不逮。故策马之品格，巴里坤不如喀喇沙尔、喀喇沙尔不如伊犁。”[xx]新疆地区矿藏丰富。《新疆图志》对新疆境内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如玉石、煤和石油等）矿石的地区分布、开采情况以及清代官办金、铜、铁厂和司金局都有记载，这对后人开发矿产资源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密尔岱山等地的玉、喀喇沙尔的铜、独山的石油、头屯河等地的煤炭、吐鲁番的金、库木什的银、察罕通古的锡等等，此时皆已有大量开发[xxi]。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当东西方交通孔道，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即横贯全境。《新疆图志》记载了清代新疆地区商业发展状况。清代的新疆境内已经形成了几个内外贸易中心。如惠远城，在伊犁九城中最大，是清代前、中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广衢容五轨，地极边，诸夷会焉。每岁布鲁特人驱牛羊十万及哈喇明镜等物入城互市，易砖茶、绘布以归，西方行贾者以所有易所鲜，恒多奇羡，民用繁富。”同治以降，古城（今奇台）成为新疆地区商务活动的中枢，“南北商货悉自此转输，廛市之盛，为边塞第一。”[xxii]而伊犁、塔城、阿克苏、和阗等城是同俄国、中亚、阿富汗、印度等地的边境贸易中心。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居于全疆之中部，是清季建省后的政治文化中心，“鬻财之客，连袂接轸；四方之物，并至而会。”[xxiii]新疆商业贸易曾盛极一时。
然而，《新疆图志》也同时指出，光绪七年（1881）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允许俄商“在伊犁等处及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税”，俟商务畅旺再订税则。然而终清之世，俄商在新疆的贸易一直免税，他们“视新疆为无税口岸，奔走偕来，如水赴壑，进口货值由二十余万骤增至百二三十万”，[xxiv]大量倾销其工业产品，进入新疆攫取暴利人数迅速增加。英商亦援行此约，同样免税。而中国商人却困于沿途关卡林立，税厘加增，内地货物贩至新疆，路途遥远，艰辛倍尝，成本高昂，根本无法与外国无税之货相竞争，商务大衰，是故俄、英商人大攫其利。这个记载真实的反映了新疆地区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商业贸易由盛而衰的现实，这也是提醒国人要时刻警惕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作者的义愤之情和爱国思想在字里行间都得到了真实的流露。
第五，记载了新疆地区赋税制度、货币制度的演变，以及盐业和茶叶贸易的兴衰过程。
根据《新疆图志》记载，清朝在新疆征收的赋税主要有两大项，即田赋和榷税。
关于新疆田赋的征收。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后，开始在新疆地区鼓励农业生产，实行屯田制度，积极的经营和开发新疆。“移瓜州踏实小湾三堡旧居土尔番回人归土尔番，所遗地亩始招佃承种，户三十亩，官给籽种、牛具，秋成后，扣籽种以什之四输官，行之四载，定额升科，编入民赋，此为哈密以东田赋之始。”而哈密以西“则自塔尔沁拨黄墩营兵、哈密卡伦兵各二百试垦著效，遂为屯田开端。”[xxv]这样不出十年，兵屯、旗屯、遣屯、回屯、户屯遍及南北疆各地“此时田尽属屯，有粮而无赋。户部定功过则例，收获论分数，以亩收一石为十分，少不下七分，多或二十八分不等。”[xxvi]通过实行屯田，新疆地区得到了有效的开发。乾隆四十年，“考核大数，兵一万三千九百余名，遣则大约每年二千五百人之数，于南北各疆共屯田二十八万八千一百余亩，而回屯、旗屯，尚不在此列。户屯时已垦地七十余万亩，视兵、遣二项数已倍之。”至咸丰二年，仅镇迪道所辖即已垦田“共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九百九十余亩。定则升科拨归甘肃藩库收报，岁征本色京斗粮九万六千四百余石。科则约分三等，有按亩征收京斗粮九升合三勺者，有减半征四升八合一勺者，宜禾、奇台等处则粮草并征，按亩征粮四升一合八勺七秒六，撮草则折粮三升”，[xxvii]而其它各地与镇迪道大致相同。及至清末，田赋各色名目愈多，积弊愈深，“不肖官吏相率浮征，变本加厉，甚有加至数倍者”，一方面百姓负担不断加重，另一方面新疆土地却得到继续开发。宣统三年，“清丈地亩确数，其熟地一千五十五万四千七百亩五分五厘，岁征京斗粮三十万二千四百七石五斗六升，草二千八百二十七万二千三十九觔。粮草折色库平银九万四百九十余两，此近年田赋确数并加征耗羡，明定羡馀情形也。”[xxviii]
根据《新疆图志》记载，新疆的榷税包括房税、牲畜税、牙行税、园税、煤窑税、木税、百货税、茶税等项。光绪十一年，“户部以新疆既建行省所有盐法、茶务、关税、钱法、库储均宜次第讲求，以图经久”。于是，新疆巡抚刘锦堂设立了哈密税局和古城税局，分别征收南、北入疆货物之税，这是新疆创办税局之始。以后，光绪二十八年，在省城设立总局，于哈密、古城、绥来、阿克苏、吐鲁番、玛喇巴城设立分局。光绪二十九年添设喀什噶尔回城局、莎车府局、伊犁塔城局。书中也记载新疆全省每年税收的数额，“光绪二十八年总、分局共收税银九万八百七十六两。（光绪）三十三年，共收取税银七万七千三百一十四两五钱，其他年份虽不相同，而大数亦不相远。”[xxix]
《新疆图志》也对清代新疆流通的各种货币作了详细的介绍。该书在《钱法》开篇即指出：“西儒有言曰：人类之交通日繁，钱币之进化益精，故币制精纯之国必称富强于世界。”[xxx]从而指出了货币在国家富强和世界各国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书中详细阐述新疆货币的演进过程。清廷统一回疆前，回地所用钱文名回普尔。“普尔者，以红铜铸之，每五十文为一腾格，其式小于制钱，厚而无孔，用帕尔酉字铸叶尔羌字样；一面用托特字，铸策妄阿喇布坦吉及噶尔丹策零字样，皆昔时厄鲁特汉之名也。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xxxi]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回疆，经定远将军兆惠奏请，“于叶尔羌设局销毁原钱，改铸制钱形式，重二钱，仍名普尔。一面汉字铸乾隆通宝，一面字兼回字铸叶尔羌字样。每制钱一文换旧普尔钱二文，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三城通用。续经参赞大臣舒赫德奏请，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赛里木、拜城等七城所用钱文就近在阿克苏鼓铸。”[xxxii]嘉庆三年，“部颁乾隆通宝祖钱一个，嘉庆通宝祖钱一个，其幕铸清字、回字、阿克苏字样。”自嘉庆五年起，“每年铸乾隆通宝钱二成，嘉庆通宝钱八成，分运南路各城。”道光十八年，“改铸当十字样钱，每文重一钱至一钱二三分不等。”降至光绪初，“缠回商贾只照制钱一文使用，市廛交易，每银一两换红钱五百文。”[xxxiii]光绪六年，陕甘总督奏请改铸银钱，设局试办，“因工多费巨，旋复停止。北路市肆遂通用天罡，南路仍天罡、红线并用。”[xxxiv]为了解决新疆流通制钱缺乏的问题，光绪十一年，新疆巡抚刘锦棠在省城迪化创办官钱局，并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局，“共发成本银二万五千七百两。十六年至二十三年两次制造印票一万三千张，每张红钱四百文。”光绪二十九年，“制造印票三十万张，除换回旧票并缴存司库外，由局发行市面之票，每年约多至五六万张。”[xxxv]继迪化局之后，伊犁、阿克苏、喀什噶尔先后设立了官钱局，发行纸币。纸币在新疆的发行，缓解了新疆货币流通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商业贸易的发展。《新疆图志》还指出了流通纸币的八利：“一曰造之便捷；二曰行之广远；三曰赍之也清；四曰藏之也简；五曰无成色之好醜；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月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xxxvi]新疆境内亦有少量的银币和金币流通。光绪六年四月，钦差大臣左宗棠饬令改铸银钱。“每一枚重一钱，两面仍铸回字。一面曰阿布丹喀木须，回语所谓好银子也。一面曰热斯伯尔木斯哈立，回语所谓十足一钱也。”[xxxvii]此钱一经铸出，颇受回民、商贾欢迎，皆称便利。光绪三十三年，新疆布政史王树枏委任巡检蔡世长等四人在省城铸造金币，以“辅饷糈之不济”。金币共分一钱、二钱两种，“重一钱者抵纹银三两，重二钱者抵纹银六两。阳面铸饷金一钱、二钱字样，阴面铸龙纹，边加缠文饷金几钱字样。开局四月，共铸金五千零一两三钱三分，每金一两，申色五分，由银圆局带铸，并未开支局用。”以上就是《新疆图志》所记载的新疆流通的几种货币，其中铜币流通最广。[xxxviii]
《新疆图志》还记载了新疆地区盐业和茶叶贸易的发展状况。新疆地区盐储量丰富。该书记载云：“新疆亦盐国也。北路如塔城之盐、精河之盐、迪化之盐皆其表表著者，南路如焉耆、如吐鲁番、如婼羗、如鄯善、如伽师，几于无处非盐。新疆固产盐之奇区也。有盐滩焉、有盐山焉、有盐地焉、有盐池焉。举大地产盐之地几备，所缺者井与海耳。”新疆盐产量如此丰富，然而盐政自清初以来一直未兴，直至光绪三十四年才开通盐务，其中官督商办者有三，“如精河，岁包定额，征银万四千四百两；迪化岁包定额，征湘平银五千一百两；……鄯善岁包定额，征银二千数百两，此包有定额者也。”然而“巴里坤运入哈密之盐、疏附抽税作汉语学堂经费之盐岁销多寡，曾未经商包办，此其无定额者也。”[xxxix]光绪二十八年，省城总税局“以各属产盐甚多，利弃于地，殊为可惜，通饬开办，每盐一石定征税银一两三钱五分，一税之外听其运售他处，无再征。嗣经阿克苏分局禀准，每百觔改征税银一钱二分，每觔准售红钱四分。于二十九年设卡试办”[xl]。然而当地百姓皆因税重价昂，煮食卤泥，罕有卖盐者，是故关卡收数不敷开支，遂停办收税。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兴起于乾隆二十九年。这一年，将军明瑞“奏明每年由陕甘额调茶叶一十一万一千五百觔，存库收贮。每年将军、大臣、官兵分买，例价每觔合银一铁六分三厘二毫”，是为新疆收茶搭饷之始。此后，晋商由蒙古草原贩运各色杂茶入疆，有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砖茶等名目。清廷在伊犁设局抽税，“商民运茶到局时，报明觔重数目，即抽茶作税，每茶十分由局抽取一分五厘。”次年，清廷规定，内地贩往伊犁茶觔，“赴局报税，不论粗细，每百觔概征税银一两”[xli]，这是新疆茶务额定课厘之始。此后，清代新疆茶务的几经迭变和兴衰，《新疆图志》对此均有详细的记载。
第六，丰富的记载了新疆地区的古迹遗存和历代金石碑刻。
《新疆图志》钩沉历代典籍关于新疆古迹和金石碑刻的记载，纂有《古迹志》和《金石志》，记载了新疆的古迹和金石遗存。新疆气候干燥，保存的故城、古建筑遗址以及其中的器物，甚至绢绸、纸张较他省为多。《新疆图志》分州县记载各地的古迹遗存。如库车州有汉楷轮回经和石面履迹，书中对此有简要记载，其记载云：“汉楷轮回经：城西北九十里托和鼐达坂之西南有千佛洞，人呼丁谷山。山之上下前后凿洞四五百，皆五彩金彩绘西番佛像，惜多剥落，最高一栋三楹，壁凿白衣大士及汉楷轮回经一部，余皆番字。”“石面履迹：《唐西域记》云：屈支国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佛像装饰殆越人工。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余，每遇斋日，照烛光明。案石今复见。”[xlii]再如轮台县有轮台古城遗址，“在县治东南六十余里。《西域水道记》所云故大城也。城中有古台，高三丈许，周二百余步。城外一台较小，略低。居民不时掘得古玩器物。《西域图志》云：‘轮台自李广利屠之后，其国并于龟兹，而旧城尚存。故汉屯田之始于斯托处’。”[xliii]如此之类的古迹遗存，书中对此一一记载。可遗憾的是，书中所记交河、高昌古城及库车、拜城、吐鲁番等千佛洞均失之简略。
《新疆图志》对新疆金石碑刻的著录是十分丰富的。《新疆图志》记载了这些碑刻的名称、碑身高度、碑身宽度、出土时间和地点、立碑时间和地点，并且对某些重要的碑文予以全文著录。同时，钩稽相关史籍记载对金石碑刻进行考订。首先，《新疆图志》著录了大量的历史碑刻，该书所著录的历史碑刻的数量比清代任何一部西北边疆史地著作都丰富和详细。这些碑刻自汉迄元，其中汉代碑刻有《汉张博望侯残碑》、《李陵题字碑》、《裴岑纪功碑》、《沙南侯获石刻》、《刘平国作关城颂碑》；北魏时期碑刻有《金刚经残碑》、《凉王大且渠安周造象记》、《北魏折冲将军新兴令造寺碑》、《宁朔将军造寺铭》；唐代碑刻有《唐姜行本碑》、《唐张怀寂墓志铭》、《果毅□□基等造象记》、《两截碑》、《沙门题名碑》、《龙堂石刻》、《龙兴石刻》、《瀚海军碑》、《轮台碑》、《金满县残碑》；元代碑刻有《元敕赐西宁王忻公神道碑》、《元造像碣》。其次，《新疆图志》还著录了一些清代的碑刻，这些碑刻都是清朝平定新疆过程中的军事纪功碑，碑文记录了清军平定新疆的重要军事战争取得胜利的经过，目的是炫耀清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但具有重要的军事史价值。这些碑刻有《皇朝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皇朝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碑》、《皇朝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皇朝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此外，书中尚著录有汉代的《喀什噶尔山洞石壁古画》，以及《回铜器文》、《回玉圭文》等彝文，还有新疆出土的古钱、玛瑙镂字、石璞番字呪、沙雅废城铜砖、铜印等一些古器物[xliv]。《新疆图志》所著录的这些金石碑刻无论是对考订历史，还是对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都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某些石碑今已无存，如瀚海军碑、轮台碑和金满县残碑，书中对这些碑刻的著录无疑更具历史和考古价值。考地存文，也是本书的重要价值之一。
第七，记载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源流及其多姿多彩的风物人情。
新疆地区是个多民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很多少数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新疆图志》特设了《藩部志》和《礼俗志》，来记述这些少数民族的民族源流和风物人情。其中《藩部志》六卷，记载了布鲁特部（今柯尔克孜族）、哈萨克部、回部（维吾尔族）、旧土尔扈特和硕特部（蒙古族）四个主要藩部的民族源流、户口多少、归附受封等情况。如“布鲁特分东西部。东部在天山北，汉时为乌孙西鄙，故所谓塞王种也。汉后为悦般国，随时属突厥，唐贞观中分国为十部，左五咄陆，右五努失毕，号十姓，以碎叶为宗会，即今特穆图泊之地也。暨贺鲁平置昆陵二都督府后并归噶逻禄。西部在天山南，汉时为捐毒、休循二国地，唐为大小勃伦。……五季均入回鹘，元隶别失八里元帅府。入我朝，东部役属准噶尔，畏迫西徙，寓安集延。乾隆二十三年，兆惠搜捕伊犁余孽至其地，其酋长图鲁起拜等遮道自陈言‘向为厄鲁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荡平，所部人众皆愿内属，迄遣大头目赴关输款。’使至，高宗纯皇帝优加赏赉。”[xlv]这里详细的记述了布鲁特部自汉迄清的民族源流演变，以及内附清廷的经过。值得一提的是，《藩部志》还绘有《土尔扈特牧界表》、《和硕特牧界表》、《土尔扈特和硕特爵号世次表》、《和硕特世次表》、《回部爵号世次表》等表格多幅，这些表格清楚地列出了和硕特部牧界迁徙情况，伊基和硕特部、回部的爵秩递嬗情况，这是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官制变迁等的重要资料。还应提及的是，《藩部志》还收录了《特穆图泊考》、《珠勒都斯考》、《博罗塔拉考》、《俄罗斯源流考》、《新疆南北边隘形势考》等5篇考证性文章，增强了该书的学术性。
《礼俗志》则记述了新疆各民族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宗教信仰习俗。如对蒙古族风俗的记述，“额鲁特、察哈尔、土尔扈特和硕特，蒙古种人也。游牧伊犁天山南北及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山诸境，逐水草迁徙，靡定所，冬窝曰玉木种，夏窝曰锡林，氈房曰色格勒，即今谚所云蒙古包也。房式如覆釜，大周十余丈，小或三四丈。……马牛羊杂棲一室。……凡食以茶乳为大宗，酥油奶酒均以乳酿之，酿余之乳为饼，名曰奶饼。酿酒值客至，必延坐尽饮而后已。……男女冬夏单袴出门，或冠以羊皮之裈。女子布袍无缘，绸缪杂配发辫纷繁，耳环、腕钏、指约多以金银、珊瑚、珠宝为之，矜尚华丽，夫人冠金纯氈帽，顶结红绒或红丝长穗，小帻长袍瘦袂接下长帔，外罩长袖，两当直衿，钩边周以编绪，此夫人礼服，有事必服人。”[xlvi]再如书中对布鲁特部的婚丧习俗和独特的“刁羊之会”习俗的生动记述，“（布鲁特部）婚姻之礼，纳彩亲迎皆同缠俗。女入门，男女对座，以盐水湛饼而食，犹合卺也。次日见翁姑，家人长幼以次相识，均交手鞠躬曰塞拉玛理坤，犹问安也。一夫众妻，无嫡庶，妇多从一而终者。夫妻反目则延阿浑颂经以调之。……其俗向不讲宗法，曾祖以上无闻焉。……其父母及夫死无三年丧，葬毕，除素服，著青衣，有墓祭，期年开筵享客，戚友群以牛羊相问，遗为设‘刁羊之会’，或植高竿为的，炮射角胜负。”[xlvii]《新疆图志》对维吾尔族(回部)的宗教信仰也有精彩的记述,“其教专祀天,尊穆罕默德为赔昂伯尔,译言天使也。七日礼拜,入寺诵经,谓之朱玛。每日五次诵经,谓之纳玛兹。岁法以三百六十日为一年，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芦燃膏悬之树，阿浑诵经，众人罗拜，夜阑灯尽，蹴葫芦于地，争蹋碎之，以消灾疠，谓之巴把提。又十五日斋戒，昼禁饮食，谓之若兹，言斋期也。弥月开斋度岁，鲜衣华服，喧填鼓歌，男女往来相称贺，如是者七日，谓之若兹爱依提。又十七日刲羊祭教，祖先世，谓之古尔巴爱依提，即一岁之终也。”[xlviii]这里介绍了维吾尔族（回部）信奉穆罕默德教即伊斯兰教，还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的节日古尔邦节的盛况。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记载，不但具有广见闻的作用，而且能增加文章记载的生动性，使读者在生动有趣的记载中，认识少数民族，并了解和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
第八，记述了清代新疆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状况。
乾隆年间，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开始在新疆兴办学校，推进文化教育。《新疆图志》设《学校志》二卷，简述了新疆文教事业的发展。《学校志》主要记述的是官学，尤详于清季开设的府、州、县学。乾隆三十四年以后，“迪化、昌吉、绥来、奇台各县，以次兴建学宫，设训导，设廪增，附缺额。每县设训导一员，廪增缺各二，岁试取文武生各四，科试取文生四。镇西府设教授、廪增缺各五，岁试取文武生各六，科试取文生六。”[xlix]此是新疆创办学校之始。同治三年，“全疆糜烂，城池学宫荡然无存。”光绪初，钦差大臣左宗棠“奏改设郡县，设学塾，训缠童，为潜移默化之计。”光绪十一年，“升迪化州学为府学，设教授一管理。”[l]府、州、县学逐次兴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廷下令改新学制，设新疆提学使，创设二等小学、省立中学及简易师范班，稍后逐步开设了陆军小学、法政学堂、汉语学堂、中俄学堂、巡警学堂、将弁学堂等[li]，效仿西学，学习近代的科学文化，新疆的教育也开始走向了近代化。《新疆图志》还设有《艺文志》一卷，列出了历代有关新疆的文献78种。其中清代以前的23种，清代的55种，每种文献均列出书名、作者、年代，并作简单的提要介绍。《艺文志》的设立，对保存新疆文献是有益的，也为后世研究新疆历史提供了书目索引。《学校志》和《艺文志》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文教事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资料。
此外，尚有《新疆图志》尚有《奏议志》十六卷、《民政志》八卷。《奏议志》、《民政志》都为《新疆图志》所首创。《奏议志》集中了历代关于新疆问题的名臣奏议189篇，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对新疆统治的行政措施和思路，同时这也起到保存了保存文献档案的作用。《民政志》分巡警、户口、地方自治三类，叙述了清季对新疆的行政管理方式，并且统计了清季新疆各县居民户口的多少，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史史料价值。
三、《新疆图志》的学术特点
综观《新疆图志》一书，它具有以下几个学术特点：
第一，体例谨严，内容丰富，有时代感。《新疆图志》是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地方志，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地创立了一些新的志书门类，以反映时代的变迁，如国界、交涉、实业、民政诸志均为首创，而民政志中的警察类，尤能反映时代的变迁，反映出近代警察制度的出现，因而该书在内容和体例上都富于新的时代气息。
第二，旁征博引，资料性强。《新疆图志》广泛吸收了历代各家关于新疆的研究成果，真正是旁征博引，资料扎实。《新疆图志》仅在卷首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多达50种，包括官修正史、地方志、游记、文集、档案等。其中《皇朝藩属舆地丛钞》一书包括了张穆《蒙古游牧记》、祁韵士《新疆要略》、徐景澄《帕米尔图说》等，实际卷首列出的数目是52种。而全书所引用的书目据笔者初步统计至少达150种之多。仅《山脉志》除了卷首所列的参考书目之外，还征引了清末所修《新疆乡土志》23种[lii]，尚有《魏书》、《隋西域图志》、《大唐西域记》、《西陲纪略》、《新疆识略》、《莎车行记》、《西域水道记》、《水经注》、《淮南子》、《穆天子传》、杜环《经行记》、《使准噶尔行程记》、《勘界日记》、《中俄分界图约》、《勘界公牍》、《高昌行记》、辨机《西域记》、《水桥道里记》、《帕米尔山水道里记》、《乌鲁木齐杂记》、《张匡邺行程记》、《还读斋杂述》、《英人杂记》、《滦阳消夏录》、《洛阳伽蓝记》、《英吉沙尔厅图说》、《西使记》、《回疆通志》、《回疆风土记》等约50种以上的著述[liii]。由此可见，该书征引之广博。
《新疆图志》还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因而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国界志》、《交涉志》中录有《中俄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全文；《天章志》有乾隆帝亲笔撰写的《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文》、《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土尔扈特部纪略》，以及乾隆帝的几十篇作品和诗词；《奏议志》中录有189篇历代奏议原文；《金石志》中有《唐姜行本碑》、《唐张怀寂墓志铭》等多篇历代碑文；《民政志》中的《巡警规条》、《违警律章程》等法律原文，等等。《新疆图志》收录这些原始文献，既丰富了志书的内容，又保存了原始文献资料。
第三，详今略古，重点突出。《新疆图志》在纂修中贯彻了“详今略古”的编纂原则，重点突出了清末时期的新疆。以《奏议志》所录历代奏议为例，据今人戴良佐统计，历代奏议总数是189篇，“汉唐选入22篇，而清代当朝却有167篇。其中左宗棠、刘锦棠同治至光绪年间奏议达115篇，占清代奏议总数的三分之二。主要以陕甘总督左宗棠出兵平定阿古柏侵略军，新疆建省前后的政治、军事、外事、经济为重点，为当时的现实服务。”而“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奏稿》共64卷，其中卷45至卷57属新疆部分的奏稿共288篇，收入《新疆图志》的有62篇，占总篇数的21.53％。又新疆巡抚陶模的《陶勒肃公奏议遗稿》共12卷，其中卷124属新疆省，共51篇，收入本书卷103有11篇，约占五分之一强”[liv]。所以说，凡清末关于新疆的重要奏稿，均已收入《新疆图志》。
第四，考疑订误，力求准确。《新疆图志》对新疆历史地理也进行了广泛的考订，质疑辨误，力求记载的准确。该书考证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其一，考证地理遗址所在。如对金沙岭、莹沙岭的考证，“按《唐书》：‘西州交河县北行，经柳谷度金沙岭，至北庭都护府。’又按《杜甫诗注》：‘自交河北行八十里至龙泉馆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莹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统府。’今乌鲁木齐为唐北庭都护故治，吐鲁番为西州故治，以相距道里考之，此达坂（海子山）即所谓金沙岭也。今岭畔有陡坡，沙子细碎滑马足，金沙、莹沙当谓此。”[lv]其二，辨析地名异同。例如：“库嘎尔山，《洪图》作阔嘎尔特，一作库噶尔塔，一作库嘎尔特，一作廓厦尔特，皆喀克善之异文地。”又如：“喀克善山，《俄图》作科克沙尔；《洪图》作廓克沙勒，或作廓克沙里，谓即贡古鲁克，两山合而为一。其实贡古鲁克在东，相距六七百里，非一山也。《新疆旧图》列喀克沙勒于库伦杜之上，而又别出喀克善山，尤误之甚者也。”[lvi]又如对察罕托罗海山的不同名称的考证，“《西域图志》：‘察罕托罗海，犹云白峰也。’……谨案：哈密西北七箇井头水诸驿之山，即《汉书·武帝纪》之天山；《后汉·明帝纪》称白山，《章怀注》作折罗汉，《窦固传注》讹作祁县罗漫山。折罗汉即托罗海之变音。《隋突厥传》称时罗漫；《唐地理志》曰折罗漫山，《薛仁贵传》：‘征铁勒，发三矢，杀三人，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宋史·外国传》称雪山。此曰白峰，盖亦白山之义，盛夏有雪，故名。时罗漫、析罗漫，又折罗漫之讹字也。”[lvii]其三，辨析官私西北史地著作记载的讹误。如《新疆图志》对《西域图志》、《三州辑略》、魏源《北干考》中对天山记载疑误的辨析云：“《三州辑略》云：天山行至巴里坤之东名盐池山，截然而止，伏于地中千余里，至嘉峪关外沙州之东突兀起顶，东行为祁连山。案：祁连山实自南山一支分脉，伏地再起之说不敢信为必然。《西域图志》谓天山自巴里坤分脉北行，而西北至阿尔台山，有龙象回顾之势。考巴里坤西北山势断续起伏，沙碛之中实不能结此大山。魏源《北干考》谓阿尔台山之脉由伊犁博罗塔河之西遶额尔齐斯河、宰桑泊之东北而起阿尔台山。其说近是，但就里数长短以阿尔台山为天山正干，哈密、巴里坤为分支，则一家之私说也。”[lviii]再如辨《西域图志》记载河流流向的错误：“《西域水道记》云：额敏河源出塔城东二百七十余里之额尔和楚克山。额尔和楚克今人呼为额依宾山，盖二而一者也。《西域图志》不言额敏河之所自出，而载鄂尔和楚克所出之水曰布隆郭勒，发源北麓达木郭勒，烘郭尔布拉克发源南麓，皆与今水异名。案达木当即纳木河，然其水实东南流入艾拉克淖尔，与《图志》河流方向不合，盖水名变淆久矣。”[lix]又如《新疆图志》借讨论河源而辨胡渭《禹贡锥指》及徐松《西域水道记》之误。《新疆图志》对此辨析云：“《水经注》：南北二河同流注泽，惟于南河系以牢蘭海，北河下系以蒲昌海，遂启后人之疑。胡渭《禹贡锥指》直以为二海，固属谬误。徐松《水道记》不考古时南北河分行旧迹，而谓一川渠并振古如兹，遽疑郦氏为未审。李光庭非之，又不能确指南北河分趋故道而定以今名，皆非确解。细绎《水经》所叙，河源分南北两大支，源出葱岭山者谓之北河，自姑墨以西兼喀什噶尔、叶尔羌两河言，姑墨以东则指塔里木河言，非若后人专以喀什噶尔为北河，叶尔羌为南河也。源出于阗南山者为之南河。和阗河东北流之水即今额尔勾河也。”[lx]《新疆图志》如此之类的辨析考证还有很多，兹不赘举。当然，由于该书编纂时间较短，且部秩较大，缺乏实地考察，考订中难免有一些谬误和不足，这需要读者加以注意和辨别。
四、《新疆图志》的进步思想价值
《新疆图志》的编纂内容也体现出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第一，具有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体现了该书编纂者国家意识、主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新疆图志》中特设的《国界志》、《交涉志》不但是编纂门类的创新，而且这两志的内容更从思想深层上体现了编纂者国家意识、领土主权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新疆图志》设立《国界志》、《交涉志》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考证我国国界的历史沿革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其对沙俄侵略、逼迫立约、割占领土的记述，有以史为鉴、警醒国人的重要作用，“俾留心边事者得观览焉。”[lxi]抵御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全书。《新疆图志》痛心地指出：“承平之世，边境敉平，故当日于界务视之漠然”，清廷认为“新疆去俄尚远，边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沙俄侵略者开始“于伊犁河建阔拔勒城，治哈部，中国官吏无过问者。咸丰以来，海内多故，俄人乘隙诱我藩属，进寸谋尺，狡起戎心，故咸丰九年因四年構和议及疆事，遂以常驻卡伦为界，于是卡伦以外之地沦失至数千百里。”[lxii]继此，沙俄吞食鲸吞我国领土，并且逼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中国塔尔巴哈台条约》、《中俄伊犁改订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攫取了通商、传教、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并割占了我国新疆地区大约44万余平方公里的领土。《新疆图志》严正指出：“俄人所占诸地，当日皆在我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乘人之乱巧取豪夺，以肆鲸吞，此不仁不义之尤者。西人谓俄人之举动，必俟可乘之机，有如矢无虚发，洵挽强命中之技也。”[lxiii]沙俄正是趁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自顾不暇之机，趁火打劫，加紧侵略我国西北边疆，鲸吞了我国西北大片的领土。光绪十七年，沙俄侵入我国新疆帕米尔地区，英军亦陈兵坎巨堤，虎视眈眈帕米尔地区。光绪二十一年，俄英置中国于不顾，“合谋立约私分帕界”。《新疆图志》针对此事愤慨地指出：“夫据咸丰十年《北京条约》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之语，则帕米尔固我之旧鄙也。俄不能预，更何与于风马牛不相及之英，乃狼狈为奸，逞贪恃暴，攘我局中之地，竟摈我为局外之人。不但北京之约置之不顾也，即《新玛尔格兰约》所谓自乌仔别里俄国界转而为西南，中国界转而为正南者，至是红线迤东之地横被侵欺，反求如沙大臣所议而不可得。迄于今而中俄之界尚无成说，此可为痛哭太息者也。尤可异者，英人代印度以索我之坎巨堤，以中国之地壤与中国要挟，欺侮至此，极矣！”[lxiv]《新疆图志》对俄英侵略者的凶暴无理深感愤慨，对中国神圣领土的痛失而痛心疾首。爱国之心，护土之情，跃然纸上。《新疆图志》对此的阐述，就是要唤起清统治者和国人的爱国热忱，奋起抵抗侵略，保卫我国神圣的领土和主权。
第二，重视民族问题，提倡因俗而治。新疆地区民族众多，是多民族的聚居地。如何有效地统治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是清代统治者和关心边务的有识之士共同思考和关心的问题。因为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历来是抵御外敌入侵，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是故，《新疆图志》探讨了布鲁特部、哈萨克部、回部、旧土尔扈特和硕特部的世系源流、户口多寡、牧地、封爵等情况；又设立《礼俗志》探讨了新疆少数民族的饮食起居、服饰语言、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并且在其他各卷对少数民族的情况亦多有记载。《新疆图志》在其《礼俗志序》中即指出：“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lxv]这里明确指出各地人民民族习俗不同，应该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策略，才能“安其俗，和其民”。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即对新疆少数民族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治理方针，并大力倡导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思想。乾隆二十七年，清廷在新疆设立伊犁将军，总统南北疆事务，将新疆置于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统治之下。同时在南疆维吾尔聚居区继续选授各级阿奇木伯克管理，“使守其土而治其人”[lxvi]，因俗而制。同时，清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信仰回教（伊斯兰教）亦有正确认识，不予干涉，尊重他们的民族宗教信仰。《新疆图志》言：“天山南北自侨居之汉人及奉喇嘛教之蒙古人外，其地若准、若緾、若哈萨克、若布鲁特诸部种族异派，服物异宜。无人不崇信摩罕默德为至尊无上之教主，其信之至笃，其护持之亦甚坚，深闭固拒，恪守宗风。苟有畔者即为罪人，其谴罚亦至严至酷。……故治所属地因其俗不易其教。”[lxvii]清廷对少数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是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
《新疆图志》也记载了具有重要民族团结意义的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事件。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不堪沙俄的压迫，在其首领渥巴锡的领导下，冲破沙俄的层层封锁，跋涉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费时半年之久，自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受到清政府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新疆图志》对此事的过程给予了详细记载，而且还载录了乾隆帝御撰的《土尔扈特部纪略》[lxviii]，以及乾隆帝即兴而作的一些关于土尔扈特部回归的诗篇，如《万树园赐宴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等即景成诗》云：“汗仍其旧号新绥，余各优封五爵施。契苾讵徒四百帐，招摇那藉九夷旗。宁餬珍膳饱以德，马湩蚁醪醉不辞。千古为稀今厚幸，天恩祖烈奉惟寅。”再如《宴土尔扈特特使臣》云：“乌孙别种限罗叉，假道崎岖岁月赊。天阙不辞钦献賮，雪山何碍许熬茶。覆帱谁可殊圆盖，中外由来本一家。彼以诚输此诚惠，无心蜀望更勤遐。”[lxix]这两首诗叙述了土尔扈特部回归后，乾隆帝接见土尔扈特部首领和使臣并设宴款待的场景，真可谓是一幅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画面。《新疆图志》在记叙此事的同时，倡导了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思想，值得肯定。
第三，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新疆图志》创设了《民政志》、《实业志》，这两志记载的内容都是和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内容，而且该书中还有《物候志》、《土壤志》、《赋税志》、《食货志》、《沟渠志》，也都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此六志一共21卷，占有总卷数的六分之一。此六志的设立，特别是《民政志》、《实业志》的创立，体现出该书编纂者强烈的“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新疆图志·民政一》开篇即言：“自古保邦之本，熙绩之原，莫不基于内治。内治者何？所谓民政也。”[lxx]而《民政四·户口一》又言：“《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户口之稠稀，国脉之盛衰系焉，顾不重且大哉！然昔之清理户籍者不过曰明贡赋而已，责征役而已，禁奸匪而已。而在今日列强雄峙之秋，户口之整顿，其关系更有深焉。……国籍因以分，国势因以张，主权亦因以振焉。岂弟贡赋、征役之便利、巨奸游匪之潜移云尔哉？”[lxxi]这里明确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并把人民户口的多寡视为国势兴衰，主权强弱的重要原因，张扬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新疆图志》对其前历代新疆志书缺乏国计民生的内容给予了批评，其云：“田土、气候、水草、五谷、果菜之属，《汉书·西域传》记之尤详。自兹而降，历代经营西域铺张远略，无与民事，其于全疆地域广轮之数，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地之物，生十有二壤所宜之种，率阙而不书。论者谓‘中国有君史而无民史’，此其类也。”[lxxii]这里提出了史志的写作要为民众服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思想。是故，《新疆图志》设立了土壤、物产、赋税、食货、沟渠、民政、实政诸志，以有利于民生。以民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确实在《新疆图志》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总的说来，《新疆图志》作为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全省性通志，内容翔实广博，体例完备，取得了卓著的学术成就，因而被梁启超誉为清代方志中“由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而“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lxxiii]《新疆图志》在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①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建置一》。
②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
③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
④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建置二》。
[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9，《山脉一·天山一》。
[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9，《山脉一·天山一》。
[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0，《水道四》“阿克苏河”条。
[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0，《水道四》“阿克苏河”条。
[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3，《沟渠一》“迪化县”条。
[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5，《沟渠三》“宁远县”条。
[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
[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
[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2，《物候一》。
[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9，《军制一》。
[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3，《职官一》。
[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交涉一》。
[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交涉一》。
[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农》。
[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农》。
[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蚕》。
[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
[x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一·牧》。
[x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8，《实业二·矿》。
[x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二·商》。
[x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二·商》。
[x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5，《交涉三》。
[x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0，《赋税一》。
[x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1，《赋税二·榷税》。
[xx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
[xx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4，《食货三·钱法·铜币二》。
[xx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纸币一》。
[xx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纸币一》。
[xx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银币二》。
[xx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5，《食货四·金币》。
[xx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2，《食货一·盐法》。
[xl]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2，《食货一·盐法》。
[xl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3，《食货二·茶法》。
[xl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87，《古迹》。
[xl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87，《古迹》。
[xliv] 请详见（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88《金石一》及卷89《金石二》。
[xl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6，《藩部一·东西布鲁特部》。
[xl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xl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xl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xl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
[l]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
[l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39，《学校二·学堂》。
[lii] 今人戴良佐在《王树枏与〈新疆图志〉》（《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统计是18种，误，实为23种。同时戴氏认为全书征引书目为120种之多，据笔者统计就已达150种。
[liii] 今人戴良佐在《王树枏与〈新疆图志〉》（《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中所言约有36种，误，实际上要超过50种以上。
[liv] 戴良佐：《王树枏与〈新疆图志〉》，载《中国地方志》2002年第3期。
[l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1，《山脉三》。
[l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9，《山脉一》。
[l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1，《山脉三》。
[l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1，《山脉三》。
[l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4，《山脉六》。
[l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70，《水道四》“塔里木河”条。
[l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3，《水道四》，《交涉一》。
[l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lx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国界一》。
[lxi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9，《国界五》。
[lxv]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8，《礼俗》。
[lxv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24，《职官三》。
[lxv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56，《交涉四》。
[lxvi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0，《天章一》。
[lxi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14，《天章五》。
[lxx]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0，《民政一》。
[lxx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43，《民政四·户口一》。
[lxxii]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65，《土壤一》。
[lxxiii]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第364页、第1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