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述章太炎学术造诣时，曾评价他在小学方面取得了突破前人的成就，“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1](p86)，“是现代音韵学第一人”[2](p275)。而钱穆则在肯定章氏“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并着重提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3](p25)这无疑更精确阐明了章氏学术的核心所在。今天看来，在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中，史学确实占据了最为中心的地位，正如其所谓，“在各种学问中，可喻之为皮板”，“皮之不存，毛将焉傅？”[4](p110)因此无论是他早年强调“国粹以历史为主”[5](p366)，还是晚年一再重申“历史学之重要”，主张“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4](p85)，“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6](p957)，都明显反映了他对史学的高度重视。而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章门弟子纷纷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还从学科体制上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一、“捐除经学之名”与史学的独立
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学科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顾名思义，学科体制的建立首先必须从知识分科开始，这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沙姆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就说：“知识分门分科是由来已久之事。例如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辨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13世纪以前，此文科七艺涵盖了知识的划分，并借着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结构一直持续不变。WWw.11665.cOM”[7](p14)华勒斯坦也提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他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便是历史学[8](p8、16)。由此可见，专门性史学学科的建立，对近代学术转型具有关键的意义。
然而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来看，则向来强调贯通，缺乏分科观念，其中尽管也有所谓经史子集的区别，却主要是作为一种图书分类方法，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而随着西方近代学科观念的不断传入，这种状况也终于发生了改变，从晚清的“分科设学”，直到“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9](p1)，都说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逐渐向近代学科体制转型。在这一学科重建的过程中，史学摆脱经学的羁绊、获得完全的独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汪荣祖即曾指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10](p183)
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修史可谓皆以“载道”与“羽翼经训”相尚。如范祖禹《唐鉴》便因其中贯注了不少理学观点而为程颐所赞赏，以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足以垂世”[11](p443、439)。朱熹更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吕祖谦就因稍稍偏离了这一轨道，而被朱熹斥为舍本逐末，“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2](p2950、2951)。
到了明代，则开始有学者力图通过沟通经史，来凸显史学的地位。如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一即有所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说法；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也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焚书五卷•经史相为表里条》亦云：“《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以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时至清代，章学诚则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对“六经皆史说”加以了系统专门的阐发。
不过，明清学者之推重史学，大多仍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论证。这事实上并未改变经学独尊的局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便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同时，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导致史学被纳入经学的思想轨道，依附于经学，康有为即宣称：“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13](p49)对此，邓实在论述清代学术时就指出：“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14]陈寅恪则更严厉针砭说：“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15](p270)
到了20世纪初，在章太炎等人的倡导下，这种状况终于有了很大的改观，经史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史学的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章太炎声明：“经者古史，史即新经”[4](p196)，“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16](p505)，“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经即最古之历史也”[17]，“《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5](p371)，“吾人所共知之六经，如《尚书》、《春秋》，记事书，即历史也”[18]，由此明确提出“夷六艺于古史”的口号[19](p159)。他还说：“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20](p26)“‘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21](p18-19)。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了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22](p53)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21](p4)，“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之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23](p44)。概言之，在章太炎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在章太炎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经史观的推动之下，章门弟子也奋起打破经学的垄断，提倡史学的独立。沈兼士就对“终清之世，其学不出两部经解”的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他说：“拿经来统制一切学问，……这就是一切学问不能独立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24](p372)。钱玄同也提出：“‘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25](p138)，一切以史学为依归。他并且表示：“说到我个人对于经学的态度，……我只不过是站在历史的立场上，来研究经的本来面目罢了。”[26](p144)
无独有偶，朱希祖在介绍章太炎史学思想时同样也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27]他还表示自己治文字学与经学，亦皆以史学为出发点。由此出发，他还直接揭櫫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并且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28]这明显与章太炎的观点如出一辙。此外，朱希祖还深感当时学界对“文学”的界定过于宽泛，“讲授历史，往往与文学不分，所谓‘文史’往往相提并论”[29](p173)，束缚了史学的独立发展，于是在北大讲授“本国史学名著”一课时特别说明：“吾国史学文学，自古以来，均混而为一；且往往以史学为文学之附属品。观近代史学名家章学诚尚著《文史通义》，其他可知。惟唐刘知几深恶文人作史，[期]史学脱离文学而独立，特著《史通》以表其义。兹故以《史通》20卷为讲演之书；而以《文史通义》为参考之书。”[30](p2-3)言词中充满了对史学独立的孜孜追求。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广泛共识。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31](p243)
更关键的是，章门弟子还在其主持的机构中贯彻了史学独立的思想。1917年，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北京大学以协助国史编纂为名，正式成立了中国史学门。1919年6月，章门弟子康心孚被推选为史学门首任主任。在任内，他废门改系，将史学门改为更具近代学科意义的史学系。同年11月，康心孚病逝，朱希祖接任史学系主任，此后历任该职十余年之久。在他的精心经营下，北大史学系“在国内各大学中首创现代历史学系的课程和规模”[29](p173)，由此“打定了史学独立的基础”[24](p372)。1929年1月，在朱希祖等人发起下，中国史学会正式成立，他以最高票当选首席委员，钱玄同、沈兼士等章门弟子也同时当选。这是中国史学界成立的第一个全国历史学会，从而在学科体制上标志着史学实现了真正的独立。
今天看来，章门弟子对传统经史观的颠覆以及在学科体制上的相关创设，不仅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华衮，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地位，而且还最终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史学的独立。时至1935年，陈寅恪即总结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15](p270)。
二、“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除了实现史学的独立之外，还着重体现在史学的科学化上。而在这一方面，章门弟子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经写道：清代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32](p113)；此后，他还多次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中重申：“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1](p56)，“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2](p28)。客观说来，这种观点深刻揭示了史学科学化的内在根源，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从实际情形来看，中国史学的科学化历程却是在20世纪前后通过章太炎等人的大力提倡和实践才正式发端的，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开始引入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作为晚清国粹派领袖，章太炎虽然反对盲目“欧化”，但并不排斥输入西学，他曾公开宣称：“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瞀矣”[16](p45)，因此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以传播西学为己任，并从中获益不少。梁启超便评价他“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1](p86)，孙宝瑄也赞叹说：“太炎以新理言旧学，精矣！”[33](p566)章太炎自己亦表示：“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4](p1)，并说：“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闲，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时有概述。”[34](p734)另据宋教仁回忆，章太炎刚出狱到东京与他见面，“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之法，询余日本现出之哲学书以何为最”[35](p619)。由此可见，章太炎的西学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具体说来，在历史研究方面，章太炎1893年撰写《膏兰室札记》时，就已经开始旁征博引西学书籍以诠释《管子》、《淮南》。1900年，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更系统提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19](p331)在这里，他从中国历史研究着眼，第一次广泛地论述了西方近代考古学、比较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等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其“于作史尤为要领”，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史学科学化的正式发端。
第二，主张历史研究必须讲求条理系统，使之成为一门社会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社会科学，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除了体现在是否运用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理论与方法之外，还反映在是否具有条理系统性。在中国传统史学中，虽也曾出现过一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鸿篇巨制，但总体来说仍以拘于史料考订的著述居多。这些考史著作固然包含了梁启超所谓的“科学精神”，却往往过于琐碎，“寻其枝叶，略其本根”[36](p14)，缺乏条理系统，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此，章学诚即曾批评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37](p524)凌廷堪也严厉针砭道：“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38](p200)
有鉴于此，章太炎积极主张吸收西方近代科学讲求条理系统的优长，以此来改变传统史学流于琐碎的弊端。他说：“学者第一要懂得大体”[4](p76)，“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4](p229)，“倘若琐碎的去求，就是白首穷经，也无补于事的”[4](p80)。因此，“所贵乎通史者，……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16](p167)，“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熔冶哲理，以逐逐末之陋”[19](p331、329)。他还分辨说：“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6](p828)，并且回顾自己最初“对于学问，总求精奥，后来觉得精奥也无甚用，就讲大体，对于前人所未发者，虽然也曾加以发明，但琐碎的是总不讲了”，“这样去讲求，就能得着系统。得了系统，就可以卸烦”[4](p75)。今天看来，章太炎这种对系统性的强调，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关于这一点，毛子水曾经盛赞说：“我们一大部分的‘国故学’，经过他的手里，才有现代科学的形式。”
更关键的是，正如毛子水同时所指出，“钱沈朱诸君所编的《文字学》和朱逖先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等，皆是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国故的结果”[39]。章太炎还通过言传身教，促使章门弟子在史学的科学化上取得了一致共识。如钱玄同就宣称：“我们如果愿意阐明‘国故’的真相，非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可。”[40](p87)在音韵学研究的过程中，他也积极吸取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是高本汉学说在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采纳者之一。他同时还赞许刘复等人运用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一定是极有价值的”[41](p14)。他甚至对唯物史观派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极为欣赏，并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每于晚间向床榻上看郭氏书，觉其见识实超卓，治甲、金文当以此为正路。我之目的虽与彼不同，彼重历史，我看文字，但治文字亦非具此眼光不可也。”[42](p3886)
此间，甚至连一向被视为“保守”的黄侃也主张输入西方科学方法。他对尝试引入西方近代语法学原理来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马氏文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驭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他还驳斥那些非议《文通》“不师古”的说法是“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一皆得之异域”，并且表示：“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43](p127-128)，充分表达了他对引进西方学理的支持。至于在学术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黄侃也申明：“夫所谓学者，有系统条理，而可以因简驭繁之法也。明其理而得其法，虽字不能遍识，义不能遍晓，亦得谓之学。不得其理与法，虽字书罗胸，亦不得名学。……小学者，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藉以推求其正当明确之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44](p2)
这一时期，沈兼士也积极提倡借鉴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他明确号召：“现时欲研究古学，必得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等，作为参考，始有真确之可言。”[45]对语言文字研究，他更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向来只是孤立的研究，现在须利用与之有直接关系之发音学、言语学、文字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以为建设新研究的基础”[24](p49)，“更当推广范围，于中国旧日小学现代方言之外，进而涉及东方语言及西方比较语言学，多面综合，以完成语言文字学之理论的研究，此我辈今日所当取之途径也”[24](p332)。他并且身体力行地引用了德国文化史家蓝浦瑞喜提（lamprecht）关于人类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来说明“中国造字原则发达之次第”[24](p9)，认为这是“一切文化发达的一般形式”[24](p5)。
与此同时，沈兼士还尤其强调语言文字研究必须要注重理论系统，“大凡一种学问欲得美满的效果，必基于系统的充分研究”[24](p362)，“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在科学的研究之基础上，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缺一不可的”[24](p384)，“其理论的研究愈精密，则其应用之效力益广大，……声音训诂之学亦然。语言之声音，文字之形态，千变万易，学者贵能归纳之为简易之定律，以阐明其不易之定理”[24](p330)。他并且表示：“向来只是片断的考证，现在须用有系统的方法实行历史的研究和比较的研究”[24](p48-49)，“从前讲六书论形体的，都是就一字说一字，所以总免不了汗漫支离的毛病，我想用一个法子通盘筹算，从根本上解决这重公案”[24](p1)。他著名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即是一次成功的理论探索。而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他更是一方面运用考古学方法来探寻文字的原始本义，另一方面又系统阐明了文字包含的时代意义，可谓颇得章太炎真传，杨树达当时就指出沈兼士此文“申其师说也”[46](p114)。
如果说钱玄同、黄侃、沈兼士等人以上对科学化的论述主要侧重于小学研究，那么吴承仕则是直接将科学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中。他通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46](p80)，终于认识到“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经济、政治、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47](p243-244)，因此“在今日的社会上研究文学、史学，文学、史学便都是社会科学的一方面”[47](p237-238)。缘是，他实现了“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48]。而究其根源，吴承仕这一思想转变也与章太炎的熏陶有关，杨树达即曾指出：“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46](p80)
至于长期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则更终其一生都以史学的科学化为职志。他深感“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49](p5)，于是倡导“以欧美新史学，改造中国旧史学”[50]，尝试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来重构传统史学，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史学系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上。
首先，在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方面，朱希祖曾提出：“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49](p1)，“于普通史之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由此出发，他大幅调整了史学系课程，规定一二年级应着重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社会科学基础科目，并辅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社会心理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对此，他曾经解释说：“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使学生一改其研究史学之心理，不致专以多识史事为史学”[50]；而且，“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研究史学”[30](p1-2)。显而易见，朱希祖这种“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的主张[51]，其目的就在于“将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50]。
与此同时，朱希祖还专门聘请了许多学者讲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藉此灌输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意识。何炳松在讲授“新史学”一课时，便一再呼吁应尽可能援引一切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与“史学要论”，也主张史学研究必须吸收其它社会科学，并指出史学“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知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这实是史学界的曙光”[52](p210、201、208)。何炳松、李大钊等这些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课程均被朱希祖列为“本系最重要之学科”[30](p1-2)，规定为必修科目，由是造成了“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53](p86)的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热潮。
在此期间，朱希祖还运用西方史学的分期方法，将中国断代史课程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4期，并且解释说：“盖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54]这就基本扬弃了中国传统史学以朝代为断代标准的分期方法，使之更加科学。
其次，在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朱希祖更是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并由此获得了章太炎“逖先博览，能知条理”[55](p317)的赞赏，其弟子傅振伦也评价：“先师研究史学，最重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者，即治学有条理系统，而迹象能求其真，进而明其因果关系也。先师于此，实力行之。”[56]
具体说来，朱希祖继承了章太炎提出的“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的史学思想，他并且进一步号召：“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始基；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主体大用也”[27]，“博学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蔚为史学正宗”[50]，这无疑将历史学的任务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国史学概论》讲义中，他还分别从史学的起源与派别两方面检讨中国传统史学的得失，认为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在记述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哲学指导，所以在“推理主义”方面的进展一直未能有所突破，因此必须加强史学研究的系统性，使它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努力探索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
总之，无论是在引入西方近代科学还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方面，朱希祖都继承了章太炎史学思想中的有关论述，进一步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通过他的一系列课程改革，北大史学系终于摆脱了过去“文史不分”的窘境，跻身于社会科学学科的行列，“和经济、政治、法律三系的联系最为密切。在北大十八系中，史学是和这三种学科并列为一组的”[29](p173)。而这一举措在中国史学界也造成了重大影响，“此种制度实施以后，国内公私大学史科，纷纷仿效。于是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列，始渐有以史学名于世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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