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WWW.11665.cOm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声称为载道之书者”。[2](p11)“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2](p15)在章氏看来，古代没有什么经史之别，后世所谓经，在古代都是史，是先王之政典，记载那些有关政教行事的典章法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学问。

从《六经》是史出发，章学诚指出，研究《六经》应从《六经》的具体事实记载中去领会其精神本质，《六经》不是空言，要从《六经》中学习其“切于人伦日用”的史学精神，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2](p1)“但切入于人伦之所日用，即圣人之道也”。[2](p2)又说：“故无志于学则已，君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2](p41)章学诚认为，孔子删订《六经》，目的在于“明道”、“训世”，让后人从先王政典中得知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所示人”。[2](p11)由此，章学诚指出，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六经是一致的。他说：“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2]（p29）失却了这一宗旨，也就失却了史学的精神。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阐发治经治史宗旨一致的史学思想，是有学术背景的。作为浙东史学的殿军，章学诚继承了自黄宗羲以来治学打破门户的思想，对宋学的空谈和汉学的繁琐都进行了批评。在经史关系上，他同样打破畛域，贯通经史，从精神本质上找寻二者的一致之处，所谓“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门户之见也”。[2](p315)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从古代学术的源头说起，指出《六经》皆古代经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时事，记载时事，用于时事的史，其中所蕴含的“切合人事”的“明道”、“经世”精神，正是史学的精神。可以说，在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是他在精神本质上融通经史，冲破长期以来经与史、事与道相互隔离的学术局面而做的全新尝试，其命题的用意，与前人的“六经皆史”说有很大的差异。

 

二

 

在探索史学发展出路时，有两项内容是章学诚极为重视的，一是他重视“史义”，二是他重视“变通”。而这两点，前者来源于《春秋》，后者来源于《周易》，都是发源于经书的。对此，以前研究章氏史学，注意的很少。而实际上，这一点在章氏史学思想中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章氏探索史学出路的重要一环。

“史义”即历史理论和观点，是贯穿章学诚史学思想始终的问题，在章学诚看来，史家作史“贵知其意”，“史义”是关系到“史氏之宗旨”的重要问题。他特别推崇孔子作《春秋》以“义”贯通之笔法，说：“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2](p37)还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2](p40)很显然，章学诚重视史义，是从孔子修《春秋》而来。在他看来，史事和文采是反映一定历史思想的途径和形式，是存义的材料和工具，“史义”是史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代表史家的思想体系。对此，他有一个极为详尽的说明：“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而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2](p38)章学诚本孔子修《春秋》之“义”，加以发挥，指出“史义”的内涵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力主通变、重视独创。在他看来，“史义”的消失，导致了史学的“放绝”。“史义”不能统领“史事”和“史文”，致使史学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失去了早期那种创造性的活力，各种弊端暴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纪传体史书的编纂上，他说：“纪传之行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薄书，繁不可删。”[2](p4)后世史书缺乏思想，没有一以贯之之“史义”，以所谓纪、表、志、传各种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视作为例不纯，失去了思想上的生命力。可以说，章学诚敏锐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史学问题的关键。这样的史学状况如果不加变革，传统史学便没有任何出路。

“史义”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中心，而《周易》的变通思想，则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

章学诚在易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过很多富有创见性的易学见解，不仅如此，章学诚的易学思想对其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他以他的《易》学认识，论说了对于史学的独到见解。[4]在改变史学僵化局面这一点上，章学诚就首先论说《周易》之精义在变易，然后提出“变通”史学的见解。他说：“孔仲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与治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也。”[2](p1)章学诚认定“变”与“改”是《周易》的精髓，是他变通史学的根据，“《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2](p4)可见，章学诚吸纳了《周易》的变通思想，并以此作为变革史学的理论依据，“思所以变通之道”。

章学诚除了论述《春秋》之“义”，《周易》之“变”之外，对《周礼》、《尚书》等经典中所蕴涵的史学价值也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周礼》表现最突出的是政教礼治的观念，从史例角度讲，它属于记注，按一定的格式，汇集、排比资料，所谓“《官礼》制密，而后记注有成法，记注有成法，而后撰述可以无定名”，“至《官礼》废，而记注不足备其全。”[2](p2)《尚书》中蕴含的最突出的史学思想则是总结历史盛衰的意识，[5]从史书体例上讲，它“因事命篇，本无成法”，有“体圆用神”，灵活多变的特点。所谓“《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2](p4)“六经”不仅在史学上各有侧重，它们还不断相互推移融合，向后世史学发展。对此，章学诚也从不同的侧面进行过论述，他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后《春秋》作，”又说：“《六艺》并立，《乐》亡而入于《诗》、《礼》，《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2](p2)还说：“《尚书》、《春秋》皆圣人之典也。《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书》之支裔，折入《春秋》，而《书》无嗣音。”[2](p4)等等。这种推移融合，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先后吸纳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纪传，班固承迁有作，而《禹贡》取冠《地理》，《洪范》特志《五行》”。[2](p2)二者都融《尚书》、《春秋》于一体，进行了新的创造。“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2](p4)总之，后世史学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从“六经”中承受了很多东西。从编纂形式上讲，有的体例灵活，体现了《尚书》“圆而神”的特点，如司马迁的《史记》。有的体例规整，体现了《周官》“方以智”的特点，如班固的《汉书》等。

总之，六经在史学变革上的意义是多方面的，章学诚以崇经的心态探索史学的出路，以经为标准论述史学的发展状况，在复古的旗帜下创新，富有特色。

 

三

 

在具体的史学变革上，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也即效法《尚书》体圆用神、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来变革史体。章学诚对《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学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2](p4)又说《尚书》“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2](p2)由于内容不受形式限制，体例较为灵活，所以《尚书》可以比较自如地表达见解，比如《尚书》中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就是通过这种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典、谟、训、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2](p2)随着历史的发展，《尚书》这种撰述形式虽然被融合到其它史体中了，但它“体圆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却一直对后世史学产生巨大影响。史学史上有创见性的史学著作，都吸纳了这一点。《尚书》“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司马迁将上古史著融会贯通，首创纪传体通史《史记》，“体圆用神，犹有《尚书》之遗”。其后，“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作了变通。接着“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又作了变通。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同样是吸取了《尚书》的精神，“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2](p4)由此，章学诚提出了变革史学的一个总的原则，那就是：“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2](p4)对于纪传体史书，当“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质之中，则师《尚书》之意，而以迁史义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也”。[2](p4)恢复古代史学以“史义”为中心，以“圆神”为准则的创作精神，是章学诚变革史学的目标。

章学诚认为，如果以《尚书》之义改造史体，就没有必要象《史记》那样强分列传、世家和书志。实际上，列传是传，世家和书志也同样是传，“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2](p4)由此他提出“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本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2](p81)这样处理史书编纂，其优点是“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日先后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除此之外，书中还应有表与图，“人名事类，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2](p4)他之所以重视新史体中要有图表，是因为在他看来，“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阙一而不可者也”。[6](p635)章学诚以《周易》变通思想为依据，本着《尚书》“圆而神”的原则，试图将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糅合在一起，带有探索新综合体的特点。他曾自负地讲，“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2](p4)点明了自己探索新体裁是与《六经》有密切关系的。对于章学诚在史书编纂上的这些有价值的探索，章氏好友邵晋涵曾评价说：“纪传史裁，参仿袁枢，是貌同心异。以之上接《尚书》家言，是貌异心同。是篇（即《书教下》）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于后学为蚕丛开山。”[2](p4)也指出章学诚是从“六经”引发出史体的创新。

 

四

 

章学诚以“六经皆史”论为理论基础来探讨史学出路，其变革创新意识颇引人注意。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章学诚的这种史学变革理论实际上又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章学诚看到传统史学的不足，要为史学开新风，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的。在他看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行渐著，不得已而出之”。[6]（p119）他认为所有的制度都是随时而创，即随着时势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制作”，“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6]（p120）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上》中多次提到“时会”，认为一切变革，都是“时会”使然，圣人也是随“时会”而“创制”，从而达到“穷变通久”的境界。章学诚认为圣人之道，当随时势的变化而加以损益，这样才能解决所出现的新问题以应变于无穷。他的这一思想见解，就使得他一再强调，研究学问要遵循“礼，时为大”的原则，要“贵时王之制度”，反对“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6]（p231）故而他在论述史学问题时，彰扬“史义”，注重探索僵化的传统史学在新的“时会”下的创新，其“六经皆史”的理论正是“随时而变”思想的产物。

另一方面，章学诚所说的“随时而创制”，又是以儒家六经为准则的。他在《文史通义•原道中》中虽然也认为孔子所述六经之理，不能不随“时会”、“事变”而加以补充，但其历代相传的儒家的“所守先王之道”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易的。“时会”不同，“事变”出现，也只有沿袭历代儒家的正统学术的基本原则去加以变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6]（p139）“随时撰述”的前提是“贵约六经之旨”。章学诚下面的一段话更能体现他在创新与因袭之间的矛盾，他说：“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6]（p232）从这段话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章学诚主张随时制艺，但不可越出《诗》、《书》六艺所垂于后世的义理之外。古今损益，道有可通，“知时”而能“通古”，尊经而又有所变通，是章学诚的一贯思想。这样，章学诚的史学创新也是以“六经”为依据的，其“六经皆史”既体现了他试图创新的意图，又陷于“六经”而不能自拔，使得他的理论价值大打折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断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与他的史学变革论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以《周易》的通变的思想为理论依据，探讨了《尚书》、《春秋》、《周礼》“圆神”、“方智”的状况，分析了它们相互融汇推移的过程，最后以《尚书》“体圆用神”的撰述精神为准则，重新构想新的史书编纂形式。但同时，他也在这一点上陷入矛盾，使自己的史学变革处于两难之境，他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史学“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的局面，但又无法找到新的理论依据。章学诚通过对“六经”的理解，阐发史学通变的思想，别具一格，自有蹊径，虽无法走出传统史学的藩篱，但却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史学求新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参见周予同、汤志钧《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于《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仓修良《也谈章学诚六经皆史》，载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余英时《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年版。

[2]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4]吴怀祺.章学诚的易学和史学[j].史学史研究1997（1）.

[5]王记录.《尚书》史学价值再认识[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1）.

[6]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