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晋涵是十八世纪中国著名经学家和史学家，“经学、史学并冠一时，久为海内共推”［①ａ］。其经学著作《尔雅正义》开清儒重新注疏儒家经典之先河，在清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他最为当时学者所推崇的却是史学，乾嘉学人“言经学则推戴吉士震，言史学则推君”［②ａ］。由于邵晋涵史学著述流传后世者不多，以致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长期以来鲜为人知。近年来经海内外学者积极表彰，其学始显［③ａ］。本文仅对邵晋涵的历史编纂学理论略事探讨。

 

一、关于著述宗旨问题

 

中国古代修史制度源远流长，史书编纂理论也随之不断完善。《史记》“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优良传统。唐宋以后，史馆集众修史的优势有所发展，而“成一家之言”的优良传统却有所淡化。后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著述缺乏宗旨，徒具史法，史意不明，严重阻碍了史学的发展。

邵晋涵强调史家的著述宗旨。他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申明史学中家学的重要性，从学术传承关系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

司马迁撰《史记》，其学术思想成为后人聚讼纷纭争议的焦点。邵晋涵独具慧眼，批评了前人一面讥谤司马迁违背儒家经训，一面赞誉《史记》为千古独创的悖论。他认为：“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wwW.11665.cOm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迁能申明其义例，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要可见汉人经学各有师承矣。”［④ａ］这样的评论深化了《史记》研究。

范晔著《后汉书》，增设的体例对后世修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邵晋涵认为范晔的编纂成就与家学宗旨密切相关。他指出：“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刊削，盖时风众势日趋于文，而闺门为风教所系，当备书于简策，故有创而不废也。《儒林》考传经源流，能补前书所未备。范氏承其祖宁之绪论，深有慨于汉学之兴衰，关于教化，推言终始，三致意焉。岂独贾逵、郑康成诸传为能阐其微意哉！”［①ｂ］这就揭示出史家学术思想与史书编撰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深刻的理论认识。

隋唐社会统一的现实，要求史家用新的历史观念重新审视南北朝的历史，李大师、李延寿父子自觉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表现出与南北朝史家不同的撰述思想。李大师计划用编年体裁撰写一部南北贯通的史书，可惜他的宏愿尚未来得及实现，便赍志以殁。李延寿继承家学，终于撰写出纪传体南北二史。有人认为李延寿没有秉承乃父的修史遗愿，分作《南史》和《北史》，没有反映出时代要求，甚至说这是不赞成统一的表现。我们看看邵晋涵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他说：“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承父志为南、北二史。……南、北史虽分记南北，实为一书。故延寿于《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即互相贯通之旨也。”［②ｂ］如果不是把握二书的宗旨，明了学术渊源上的师承关系，仅仅从史书的形式上看问题，根本得不到这样深刻的认识。

（二）强调私人修史别识心裁，宗旨明确，而集众修史不利于表现史家思想，影响史学发展。

唐代史馆修史，集众人所长，撰成八史，成绩很大，但同时也开始暴露出修史职责不明，众人共成一书，水平参差不齐，前后矛盾等问题。然而《梁书》和《陈书》实际上是姚思廉独自撰成，所以优点比较突出。邵晋涵评论《梁书》说：“要其排整故事，叙次明晰，议论亦多平允，分卷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③ｂ］他评论《陈书》说：“其书首尾完善，叙次如出一手，信思廉之善承家学也。虽其纪传年月间有抵牾，要不得微疵而掩其全体耳。”［④ｂ］这说明专门家学在修史时可以发挥自得之学的优势，从而显示出别识心裁对史书编纂的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史馆集体修史却不能充分发挥史家的特长，只能服从监修者的意图，遵照固定的体例纂修。这样修成的史书缺乏史意，史学价值大为减色。刘煦等编修的《旧唐书》，虽然去唐不远，容易撰成实录，“然旧书不成于一手，……舛互缺漏之病，好其书者不能为之讳也。……较韦述等所修旧史，截然高下，不可并论矣”。［⑤ｂ］元人所修宋、辽、金三史，尤其是《宋史》，素来受到世人讥议，但人们多从内容芜杂、重复抵牾等方面批评其编纂得失。邵晋涵虽然也指出“其前后之复沓抵牾不一而足”，但更主要的是批评元代史家只知照抄旧史，不明修史宗旨。他说：“当时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国史为稿本，匆遽成编，无暇参考。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记载，史传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仅载周邦彦等寥寥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无一人，岂竟无可考哉，抑亦姑仍东都之旧而不为续纂也。”［⑥ｂ］后人修前代史，无论在史实还是见识方面，都应当超越前人，所修史书才有价值。然而元人修史因循苟且，南宋部分的内容严重匮乏，几乎不成其为史书，史实尚不完备，怎么能表现出撰述宗旨，更遑论其书的思想价值。

邵晋涵关于著述宗旨的理论，在其史学实践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两方面相得益彰。

改撰《宋史》是邵晋涵久有的志愿。他利用宋人碑版、文集考证《宋史》舛误，收获较大。今存《南江札记》中的４０余条考辨材料，补偏纠谬，颇见功力。鉴于邵晋涵治《宋史》的声望，当时学者认为改编《宋史》非他莫属。段玉裁致书邵晋涵说：“先生邃于史学，闻实斋先生云，有《宋史》之举，但此事非先生莫能为。”［①ｃ］这种看法非出于一人，反映了当时学人的普遍期望。从现有材料来看，邵晋涵仍然想用纪传体撰修新史书，这与章学诚试图用创新体裁改编《宋史》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章学诚在给邵晋涵的信中说：“足下《宋史》之愿，大车尘冥，恐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之，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仆亦无从过而问矣。……仆思自以义例撰述一书，以明所著之非虚语。因择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赵宋一代之书。而体例既于班马殊科，则于足下所欲为者，不嫌同工异曲。”［②ｃ］钱大昕《十驾斋养新余录》中保存了邵晋涵著述中的《儒林》、《文艺》、《隐逸》三传目录，可为纪传体之证明。利用旧史体改编旧史书，倘若没有别识心裁，只在史料方面作些修补，肯定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王惟俭《宋史记》、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陈黄中《宋史稿》无不如此。邵晋涵吸取了前人的教训，明确提出改编旧史贵在有自己的撰述宗旨。章学诚曾与邵晋涵讨论此事，“因请君立言宗旨，君曰：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耶？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出处进退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钟之择，本心即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③ｃ］邵晋涵是想通过重新编撰《宋史》，褒扬宋代士大夫气节，惩诫空谈心性的学风，从而起到经世的作用。他首先编撰《南都事略》，使南宋的史实内容与北宋大体相当，然后编成前后贯通的赵宋一代全史。新书拟标名《宋志》，以显示与《宋史》不同的编纂志趣。尽管邵晋涵没有完成改撰《宋史》的大业，但他做出的理论建树功不可没。

为毕沅修订《续资治通鉴》，是邵晋涵一次重要的修史实践活动，同样贯彻了他的撰述宗旨。毕沅因不满意王宗沐、薛应旗二家《宋元资治通鉴》和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嘱幕僚文人重新编纂宋元二代史书，接续司马光《资治通鉴》。此书初稿仅就徐乾学《后编》略加删润而成，然而《后编》和《宋史》一样，存在着详北宋而略南宋的缺点，全书宋史部分的内容１５２卷，北宋占１０４卷，南宋仅占４８卷。毕沅因初编本不够理想，便延聘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等学者为之复审，而邵晋涵出力最多。当时邵晋涵任职翰林院，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的前人未见的宋元史书，加之他在宋史研究方面久负盛名，是理想的编订人选。于是毕沅“招君载书来，著作于官司。编年仿司马，当废薛应旗”。［④ｃ］邵晋涵协助校补，使初稿面貌大为改观。《续资治通鉴》宋代部分的内容１８２卷，其中北宋９７卷，南宋８５卷，比例大体相当，编次更为合理。由于邵晋涵对此书贡献最大，以至于毕沅把他赞誉为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刘恕与刘攽。这是邵晋涵明确著述宗旨，运用别识心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他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与贡献。

 

二、关于直书见意问题

 

撰修史书，必须具备事实、褒贬与词采三项基本要求，而最重要的则是史实，离开史实就不成其为历史著作。中国史学历来有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也允许史家对所述史实进行合乎其义的评价。然而宋明以来，文人对史事的褒贬误入歧途。究其原因，一是史家刻意追求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书法，史书文词枯简奥隐，历史事实反而晦暗不明。二是朝廷以论史作为科举考试科目，刺激文人为追求功名而标新立异，对前人古事轻事褒贬。这些做法背离了史学宗旨，形成极为恶劣的学风。明清之际学者起纠其弊，到乾嘉时期，史家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反对随意褒贬，倡导直书见意的学风，给史学增加了理性主义因素。

邵晋涵是乾嘉史学巨擘，“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源，实事求是”。［①ｄ］他与当时著名史家钱大昕、王鸣盛共同倡导风气，扭转学术积弊。邵晋涵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史书应当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家不必轻下结论，后人根据史事反省，便能起到隐恶扬善的劝勉作用。

范晔《后汉书》继承前人成就，因义起例，创置《独行》、《党锢》、《逸民》诸传，按类区别人物，寓有褒贬之意。邵晋涵不赞成这种以类传名目寓含褒贬的修史方法。他说：“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慝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论史者，不量其事之虚实，而轻言褒贬，又不顾其传文之美刺，而争此一二字之名目为升降，展转相遁，出入无凭，执简互争，腐毫莫断，胥范氏阶之厉也。”［②ｄ］在今天看来，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范晔的历史编纂学思想，不妨仁智互见。然而邵晋涵提出的问题，已经超出就事论事的局限，具有普遍理论意义，其价值应当认真总结。

对于萧子显撰《南齐书》，邵晋涵虽然对作者滥述道藏，阐扬佛理颇多微辞，但却表彰“其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迥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③ｄ］唐初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以《隋书》成就最高。邵晋涵认为原因在于“唐臣纪隋事，见闻亲切，故叙次详赡，于越王侗之逊位，尧君素之受命，能以婉辞存直道，尤见秉笔之公，固当称为六代之佳史矣。”［④ｄ］可见不论是据事直书，还是婉辞见意，只要不失是非之公，邵晋涵都予以肯定，承认其价值。

欧阳修撰《新唐书》与《新五代史》，历代学者或誉其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或讥其文省事增为失误。邵晋涵指出，这些批评都没有抓住要点，后人修史，假如不知剪裁省文，篇幅将冗滥庞大；假如不比前史增加史实，就没必要重修，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评价史书优劣的标准。他认为两书缺点在于过分强调褒贬，导致事实隐晦不明。《新唐书》对唐代某些典章制度、重要事实遗漏失载。《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致使上承隋唐、下启两宋的五代典制湮没无闻。邵晋涵批评说：“《新书》之失，在增所不当增，省所不当省尔。……使修、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史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①ｅ］这些批评正切中要害。在今天看来，欧阳修以文人修史，不具备史家专长，而叙述典章制度，考稽历史事实，非良史不能胜任。因此，他只有以词采为文，褒贬为识，不可能写出一部名山之作。

（二）主张据事直书，善恶自见，但并不排斥对历史作客观公正的评论，二者可以并行不悖，更好地起到垂鉴后世作用。

邵晋涵并非对史家褒贬史事不加区别地一概加以反对，对那些修史时议论公正的史家，仍然取称道态度，关键看其评论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元人所修三史中，邵晋涵认为《金史》最好，特别是“传赞亦多平允，张中孚之事仇，崔立之反复，明著其辞为炯戒。岂非明向背之义，识兴废之原者欤！”［②ｅ］即使对他抨击最为激烈的《宋史》，仍然肯定其“惟诸论尚无甚偏驳”。［③ｅ］在邵晋涵的理论中，直书见意与公正评论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其实，他本人论史就是“语见渊源，深识玄解”。［④ｅ］他为《四库全书》作史部书籍提要，议论风发，史意突出，表现出继承浙东史学传统，又能够融合汉宋学术的风格。正因为与乾嘉汉学家论史宗旨不合，所作诸史提要在收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议论之语多被删除，只保存了辨误、版本、篇目介绍等内容，学术宗旨被阉割了。把邵晋涵《南江文钞》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史籍提要加以比照，确如黄云眉先生所说：“大抵《文钞》所载多议论语，而彼则多辨证语。”［⑤ｅ］邵晋涵所反对的是那些完全不顾史实甚至歪曲史实，没有事实根据的轻易褒贬，这种撰史和论史学风只会损害史学的严肃性与客观性，遗患无穷。

邵晋涵这种理论性认识，集中表现在对魏收修撰《魏书》的评论中。魏收修史，因触犯当权的汉族和鲜卑贵族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纷纷诬蔑魏收修史不实，意在曲笔。此后罪名逐渐升级，至刘知几《史通》，把《魏书》定谳为“秽史”［⑥ｅ］。后人剿袭其说，谬种流传。乾嘉学人本着实事求是态度，重新予以客观评价。王鸣盛首先提出质疑：“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⑦ｅ］邵晋涵则进一步深入分析，辨证时人对魏收的种种指责大多名不副实，予以澄清。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澹等之书俱亡，而收书终列于正史。然则著作之业，固不系于一时之好恶哉。”［⑧ｅ］在邵晋涵看来，只有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其著述才有价值。尽管一时可能被人误解，但终究会得到公正评价；而那些没有事实依据，全凭主观好恶强加于史事的议论褒贬，不过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这正是他反对随意褒贬，主张直书见意理论的内核。

邵晋涵在修史实践中体现了上述理论认识。毕沅《续资治通鉴》成书后，在书名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寄书钱大昕征求意见，其中提到“邵与桐校订颇勤，然商定书名，则请姑标《宋元事鉴》，言《说文》史训记事，又《孟子》赵注，亦以天子之事，为天子之史，见古人即事即史之意”。［①ｆ］虽然毕沅没有采纳邵晋涵的意见，但他却作《宋元事鉴考异》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王昶曾经寄书毕沅，建议修史突出褒贬议论，起到教化劝诫作用。他说：“窃谓史书之作，在收采之宏富，而尤在持论之方严，盖将明古今之治乱。而治乱所以肇始，本乎贤奸忠佞之分。……不然黑白之不甚明，贤奸忠佞之不甚别，今既无以为励，而后无以为戒。”［②ｆ］然而毕沅并没有接受王昶的建议，也没有效法《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后编》借“臣光曰”和“臣乾学曰”褒贬人物、史事的成例，而是“鄙则以为据事直书，善恶自见。史文评论，苟无卓见特识，发前人所未发，开后学所未闻，而漫为颂尧非桀，老生常谈，或有意骋奇，转入迂僻。前人谓如释氏说法，语尽而继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韵之以铭，斯为赘也。”［③ｆ］《续资治通鉴》对史事不作评论，固然是因为毕沅的史识毕竟比不上司马光，但也和邵晋涵的编纂思想有极大关系，至少也应当说二人对此具有共识，包含着邵晋涵的理论认识。

 

三、关于书法义例问题

 

史家修史，必须能够反映客观历史事实，这就要求史家必须讲究书法义例，提高编纂质量。中国古代史家都极为重视史书的发凡起例，为史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刘知几继承前人成果，进一步作了理论总结。他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④ｆ］这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例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认识高度。

邵晋涵发扬这一优良传统，自觉地从书法义例方面考察史家史识，并以此为标准评论史书的优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论史家或史书，必须考察其书法义例高下优劣，若不绳之以史法，就得不出正确结论。

邵晋涵评价李延寿改造南朝四史的得失时，就是从书法义例角度予以批评。他说：“合累朝之史为通史，自成一书，起例发凡，宜归画一。”［⑤ｆ］他用这一理论标准作参照，指出了《南史》的不足。

沈约修撰《宋书》，于晋宋鼎革之际史事的处理颇具史识。邵晋涵评价说：“《徐爰传》述当时修史之议，为桓玄等立传。约则谓桓玄、卢循等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等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刘毅、何无忌等志在兴复，情非造宋。并为刊除，归之晋籍。其严于断代为史，申明义例如此。至其诸志之追述前代，亦犹班固《汉书》增载《地理》，上叙九州；创设《五行》，演明洪范，用以补《史记》之缺，史家之义应尔也。”［⑥ｆ］他认为人物宜以朝代为断限，典制以通叙为优，肯定了《汉书》、《宋书》的修史义例，表现出卓越的史识。

姚思廉撰《陈书》，为其父姚察立传。邵晋涵认为不合史家法度：“察以陈亡入隋，为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与同时江总、袁宪诸人，并由陈入隋，跻显秩，而仍列于《陈书》，揆以史例，未免失于限断矣。”［①ｇ］当然，邵晋涵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到姚思廉的用意是要叙述家学渊源，然而史家叙述家学，大都在史书末尾作序传，《史记》、《汉书》既有成例，历代史家也相沿不废。所以，《陈书》不合义例，难辞断限不明之咎。

（二）评论书法义例，应当辩证灵活地看问题，既要考虑到史书体裁，更要看它如何更好地反映客观历史。

应当指出，邵晋涵论书法义例不同于刘知几。刘知几由于过分强调史法，难免陷入以史徇例的误区，有时脱离客观历史，机械批评。邵晋涵则立足史实批评史法，结论比较客观。

唐初所修《晋书》，存在不少缺点，王应麟主要讥其人物立传不合义例，失于断限等等。邵晋涵则从更深层次上批评其义例不善，如晋武帝信任冯＠③，疏远张华，关乎晋朝治乱得失，二传不载原委，失借鉴之义；马敦立功孤城，不为立传，又不附于与此事相关的周处等人传下，失劝惩之义；郭琦不附赵王伦叛乱，高风亮节，不为记载，失教化之义。这些内容在干宝《晋纪》、臧荣绪、王隐《晋书》中分别有详细记载，唐修《晋书》削而不录，是因为“修《晋书》者多浮华之士，好引杂事以资谈柄，而不明于史家义例”［②ｇ］，所以不能全面反映历史。

元人所修《辽史》，纪志表传具全，体例完备，似乎在这方面无可挑剔。邵晋涵看问题极为深刻，指出元人修史失于考索，史料贫乏，为敷衍体例，凑足篇卷，不顾记事重复，内容单薄，而国号、年号变更诸大事却失载。邵晋涵指出其原因在于“当日史臣闻见既隘，又迫限时日，无暇旁搜，而局于三史并行之义，敷衍成文，取盈卷帙。观诸志序例，惟取其门类相配，而不顾其事迹之有无，其张皇补苴之心亦良苦矣。”［③ｇ］这是典型的注重史书形式而不重视内容的不良修史方法。邵晋涵这样考察史书义例，远远超出汉学家那种一人一事地孤立考证与评论，而是从历史编纂学方法论的高度认识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思想和理论。

邵晋涵把关于书法义例的理论应用到史学实践中，在编辑薛居正《旧五代史》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他在四库馆任职期间，着手辑佚此书，力求恢复其本来面目，在编订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宋元文献，本着求实求真精神，发挥自己在历史编纂学理论方面的特长，制订１５条《编定旧五代史凡例》。他严格按照原著梁、唐、晋、汉、周断代为书的体例辑补，虽知其不善，亦不予变更，充分显示出尊重前人学术的严谨态度。邵晋涵在对五代史事严格考订补苴的基础上，撰写成《旧五代史考异》一书。经过他的辛勤劳动，《旧五代史》大体上恢复了原貌。清代学者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为“《永乐大典》散篇辑成之书，以此为最。”［④ｇ］如果没有丰富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修养，仅靠历史考证学的功力，是不会取得这么大成就的。

 

注释：

①ａ阮元：《研经室二集》卷７《南江邵氏遗书序》。

②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４３《邵君墓志铭》。

③ａ仓修良：《邵晋涵史学概述》，《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３期；杨绪敏：《邵晋涵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及研究》，《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２期；杜维运：《邵晋涵之史学》，《清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④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３《史记提要》。

①ｂ《南江文钞》卷３《后汉书提要》。

②ｂ《南江文钞》卷３《北史提要》。

③ｂ《南江文钞》卷３《梁书提要》。

④ｂ《南江文钞》卷３《陈书提要》。

⑤ｂ《南江文钞》卷３《旧唐书提要》。

⑥ｂ《南江文钞》卷３《宋史提要》。

①ｃ李慈铭：《荀学斋日记·己集》。

②ｃ章学诚：《章氏遗书》卷９《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

③ｃ《章氏遗书》卷１８《邵与桐别传》。

④ｃ毕沅辑《吴会英才集》孙渊如《中州送邵二云阁校入都》。

①ｄ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９《邵学士家传》。

②ｄ《南江文钞》卷３《后汉书提要》。

③ｄ《南江文钞》卷３《南齐书提要》。

④ｄ《南江文钞》卷３《隋书提要》。

①ｅ《南江文钞》卷３《新唐书提要》。

②ｅ《南江文钞》卷３《金史提要》。

③ｅ《南江文钞》卷３《宋史提要》。

④ｅ谭献：《复堂日记》。

⑤ｅ黄云眉：《邵二云先生年谱》。

⑥ｅ参阅瞿林东师：《说〈魏书〉非“秽史”》，《江汉论坛》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⑦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６５。

⑧ｅ《南江文钞》卷３《魏书提要》。

①ｆ《章氏遗书》卷９《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②ｆ王昶：《春融堂集》卷３２《与毕秋帆制军论〈续通鉴〉书》。

③ｆ《章氏遗书》卷９《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

④ｆ刘知几：《史通》卷４《序例》。

⑤ｆ《南江文钞》卷３《南史提要》。

⑥ｆ《南江文钞》卷３《宋书提要》。

①ｇ《南江文钞》卷３《陈书提要》。

②ｇ《南江文钞》卷３《晋书提要》。

③ｇ《南江文钞》卷３《辽史提要》。

④ｇ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卷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