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白寿彝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我国的史学界不可能对历史本身进行唯物史观的分析，也缺乏明显的、系统的唯心史观的理论体系。但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的各种历史观点，是存在的。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的唯物主义因素，也是存在的。”[1](p603)白寿彝的思想，对我们发掘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理论遗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章学诚不仅继承、发展和总结了18世纪以前中国史学理论的成就，而且揭示出历代学术变迁、社会演变和史籍历史发展的法则，形成了鲜明的朴素辩证历史观。过去研究乾嘉史学，探讨章学诚史学理论的文章相当丰富，然而他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成就，仍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一、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几个主要阶段，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潮。章学诚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道家和佛教，自然不重视释老之学。他以六朝隋唐的辞章文学代替玄学和佛学，全面考察历代学术的发展及其利弊得失，形成了关于学术思潮循环盛衰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认为，历代学术思潮的演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学术思潮的质文递变中，可以看出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演变法则，“历观古今学术，循环盛衰，互为其端。以一时风尚言之，有所近者必有所偏，亦其势也。学者祈向囿于时之所趋，莫不殚精竭智，攻索不遗余力，自以所得远过前人，圣人复生，不可易矣。Www.11665.CoM及其风衰习变，后人又以时之所尚追议前人，未尝不如前人之视古昔。汉、唐、宋、明以讫昭代，作者递相祖述，亦递相訾议，终身遁于其中，而不自知其守器而忘道，岂有当哉!”[2](《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这说明，不同时期学术风气的变化，影响着学术思潮的循环。所谓“循环盛衰，互为其端”，揭示出后代学术既是继承和发展前代学术精华而来，也是矫正和弥补前代学术失误而起，在发展演变中存在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章学诚认为，学术风气对思潮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学术风气不断改变，导致学术思想的利弊两方面失去制衡，物极必反，互为循环。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学术思潮的演变，触及到了这一法则。宋代以后，学者治学逐渐形成一股不顾具体历史事实而空发褒贬议论的不良学风，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的作用。尽管宋儒具有良好愿望，至元明两代，理学渐渐演变为空疏无用的学问，丢弃了汉唐学术注重征实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逐渐扭转空谈“义理”之弊，开创出质朴求实的学风。但是，朴学纠正宋学空疏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宋儒之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则于学问文章、经济事功之外，别见有所谓道耳。以道名学，而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然风气之盛，则村荒学究，皆可抵掌而升讲席；风气之衰，虽朱程大贤，犹见议于末学矣。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2](《家书五》)在章学诚看来，扭转宋学空疏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矫枉过正。乾嘉学者徇于世风，训诂章句，考订异同，补苴罅漏，有功实学。然而朴学流弊是把“求是”作为治学终极目的，不重“义理”，完全忽视了宋学注重思辨的合理内核，又从正确走向错误。
第二，学术风气左右着学者的见识，使他们以特定时代观念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评论前人学术的得失利弊。章学诚说：“三代以还，官师政教不能合而为一，学业不得不随一时盛衰而为风气。当其盛也，盖世豪杰竭才而不能测其有余；及其衰也，中下之资抵掌而可以议其不足。大约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纷。君子观之，此皆道中之一事耳。未窥道之全量，而各趋一节以相主奴，是大道不可见，而学士所矜为见者，特其风气之著于循环者也。”[2](《答沈枫墀论学》)这是因为，处在特定风气影响下的人们限于时代的局限，只能看到学术某一方面的利弊，无法洞察全局。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研究的学问最有价值，并以此为准绳评价前人学术的得失。他们的思想认识必然打上这种学风的烙印，逐渐形成具有某种共同价值取向的学术思潮。章学诚说：“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风气所在，毁誉随之。辞章之习既盛，辄诋马、郑为章句；性理之焰方张，则嗤韩、欧为文人。循环无穷，莫知所止，导致学术上的偏颇之见，无法看清前人学术的真实面目。章学诚主张考察清楚历代学术思潮盛衰递变的过程，更好地理清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然后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正确评价其是非和利弊。
(二)章学诚强调区分学术主流和末流的重要性，对古今学术源流的认识表现出朴素的辩证思想。他指出：“汉儒治经，唐世崇尚诗赋，则服、郑数君不为习蔽，而余子概无闻焉。唐人业诗，宋儒崇尚策论，则李、杜诸家不为习蔽，而余人无所述焉。”[2](《与钱献之书》)后人纠正前人学术之偏颇，只有开创新学风的学者懂得补偏救弊的道理，而附庸风气之人看到开风气者对前人的批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于是变本加厉攻击古人，以为前人学术一无是处，导致了学术发展失衡的弊端。不同学术思潮之间或同一学术思潮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之争，除开学术宗旨和价值观念存在差别以外，往往还掺杂着意气之争。这种门户之见已经超出学术争论本身，变成不顾事实的蓄意报复，结果促使学术发展更加偏离正确轨道。章学诚认为，学者只有分清学术发展的源流，才能对各种学术思潮作出正确评价。他论述宋明以来的学术发展说：“夫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然通经服古，由博反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而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系。”[2](《又与朱少白书》)章学诚认识到学者应该区分学术发展的主流和末流，继承和发扬前人学术思潮主流中积极正确的一面，抛弃前代学术思潮末流中偏颇失误的一面，保证学术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他注意到学术思潮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人们受学术思潮的影响，所作所为反过来又作用于社会，良好的学术思潮能够促进社会历史发展，文化繁荣昌盛；不良的学术思潮会使人们误入歧途，阻碍社会历史发展。他特别强调说：“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2](《原学下》)学者的责任是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对社会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而不应该徇思潮流俗，加重学术偏颇倾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术乃至社会的正常发展。他的这种认识，是通过考察学术思潮循环盛衰而形成的朴素辩证历史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宋学流弊是言必三代、空谈性理而无益于社会，朴学流弊是烦琐考证、博学佞古而不关心现实。章学诚从理论上清算了这两种错误思潮，全面考察古今历史发展的进程，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区别和联系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一)章学诚明确主张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反对主观割裂历史和现实的相互联系，强调只有正确认识古今关系，才能看清历史发展脉络。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强调古今相因之义，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前后联系。章学诚认为后人之所以重视古代历史，正是由于借古鉴今的需要。他明确地认识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2](《知难》)这说明他是把历史看做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认识到人们学习历史，就是要通过研究过往时代的历程，认清未来社会的趋向。章学诚深刻地阐述了正确认识古今关系的重要性：“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2](《史释》)历史与现实是相互联系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处，后人之所以要重视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把它们与现实社会联系起来，更好地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果惟古是好，不应用到现实社会，即使古代知识再渊博，就如同考证清楚西陵氏嫘祖发明养蚕而不能御寒，神农氏发明稼穑而不能充饥一样，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学者不能正确认识这种辩证关系，就达不到对古今社会的性质或历史发展法则的正确理解。章学诚指出，倘若“好古”而不知所务，就会导致“蔑古”。他抨击貌似尊崇古人实则歪曲前人学术的错误说：“宋人推尊孔、孟，多不近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知，好古敏以求之，诚恐人以生知天纵之言，矫诬失实，不惮言之谆谆。宋人视古，视述，视好，视求，皆蔑如也。”[2](《淮南子洪保辨》)宋代理学家这样做，名为“好古”，实际上把古人学术搞得面目全非，割断了历史的前后赓续。在今天看来，宋儒扬弃汉儒“即器而忘道”的错误方法，强调探究儒学“义理”的重要性，完全正确。宋学末流的错误是“舍器而言道”，在抨击汉儒烦琐考证的同时，也抛弃了前人学术中注重征实的合理内核，讳言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借鉴，标榜直接继承先秦儒家学术而来，不仅人为地隔断了历史发展的联系，而且也割裂了学术之间的承袭，结果走向事物发展的反面。
第二，既要看到古今历史的相互联系，同时又要注意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陷入相对论之中。章学诚指出：“好古之士，于残金泐石，攻鞫款识，不遗余力；而齐物家言，则三代法物，不难等于过眼云烟。二者极相拂也，而其实交相为用。盖器用玩好，皆外物也，物传于古而珍之，古犹今也。以其古人所尝寓意焉，即其物可以想见其人。好古之士，所谓珍而重之是也。徒徇古物可珍，而不知其所以珍，齐物之家所以欲人略迹而论心，亦是也。”[2](《冯孟亭先生奉砚图记》)后人在认识历史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古今时代的差异，不能混淆它们的区别。章学诚非常注意考察古今历史的关系，反对用齐物论方法看待历史：“《关睢》说周衰盛，则美刺旨殊；《子衿》言学兴亡，则贞淫义异。贵耳而未尝贱目，以目淆耳则愚；爱古而未尝薄今，以古律今斯舛。”[2](《湖北通志检存稿四·文征丁集哀录近人诗文论》)这就需要摆正古今关系，切忌因“好古”而“贱今”，用古代的政治强求现实社会。章学诚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论认识：“事有不师于古而因乎理势之自然，有其举而莫之废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执古以概今也。”[2](《家谱杂议》)当代社会的某些制度是根据现实形势发展形成的，不一定要从古代寻找理论根据，必须符合古代的制度。倘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混淆古今时代差异，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法则。
第三，“好古”应当学习古人的精神，但却不能处处模仿古人；认识古代历史是要从历史上汲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炫耀自己“博古”。章学诚极为反感盲目崇拜古代的做法，主张立足现实，古为今用。他认为三代实行井田制度，所以乡闾相望，聚族同居；后世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不能再模仿古人同居。他说：“时势殊异，封建、井田必不可行。人事不齐，同居亦有不可终合之势。与其慕虚名而处实患，则莫如师其意而不袭其迹矣。……夫师古而得其意，固胜乎泥古而被其毒也。”[2](《同居》)这种主张是着眼于历史发展，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古代，不知变通。章学诚认为，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时”的人，实际上是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凡学古而得其貌同心异，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处境者也。”[2](《与邵二云论文》)章学诚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古今关系具有朴素的辩证认识，表现出既尊重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朴素辩证思想。在今天看来，后代社会是承袭前代社会而来，必然有一个学习和继承前人文明的过程。然而这种继承不可以直接拿来利用，而应该学习和继承前人创造文明的方法与智慧，创造出适应当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二)章学诚认为后代社会是继承前代社会而来，了解古代社会目的是要重视当代社会。他的“礼，时为大”的主张，是关于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的又一辩证认识。
章学诚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特征。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应该着重关注当代的典章制度。人们认识历史，就是要认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从而找到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他认为“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2](《博约下》)。既然古今历史发展不同，那么，古今社会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章学诚强调“古今时异，周、孔复生，亦必不尽强今以服古也”[2](《述学驳文》)。后世必然胜过前代，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章学诚主张根据客观形势制定政策，反对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后世社会，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于时代不同，也不能简单地照搬。他对此解释说：“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史释》)现实的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古代政治制度，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者考求古代典章制度，必须立足现实的需要：“制度之经，时王之法，一道同风，不必皆以经名。而礼，时为大，既为当代臣民，固当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艺》，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经解中》)这说明研究古代历史，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当代典制。章学诚认为，学古的终极归宿是要更好地了解和遵循当代典制，而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①ｓｈｕì@②ｃｈī@③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①ｓｈｕì@②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2](《史释》)遵时王之制，主要目的就是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注重当代典章制度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学者治学应当“师古而不戾于今，协时而不徇于俗”[2](《墓铭辨例》)。如果不通当代典制，就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章学诚特别突出方志、家谱和墓志遵循当代典制名称的重要性：“夫官名地名，必遵当代制度，不可滥用古号，以混今称。”[2](《书郎通议墓志后》)他指出，某些修志者沿用旧志名称，不通清代官制，强调“生今之时，宜达今之体制”[2](《地志统部》)。地方志乃是一方之史，倘若不用当代典制名称，后人就无法考察其时代，方志也就失去存在价值。章学诚批评某些史家不通古今，不揆时势，混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特别强调史家必须重视和通晓当代各项社会制度，然后才能考察清楚历史的发展脉络。这足以证明，章学诚关于“礼，时为大”的认识，贯穿着厚今但不薄古的辩证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朴素辩证历史观。
三、关于史籍演变“奇”“腐”互化的辩证历史发展观
章学诚考察了中国古代史籍文化的演进，揭示出各种体裁史书的内部体例结构和外部体裁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扬弃和互补的关系，形成了史籍发展“神奇”和“臭腐”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观念。
(一)章学诚考察中国古代史籍的演变，并非静态地评价各种史书体裁义例的优劣，而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辩证地揭示出它们的衍化轨迹，历史地看待其学术价值。他在评骘史籍的实践中认识到：“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所谓“神奇”和“臭腐”，就是“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2](《说林》)，亦即史籍能否通过继承和扬弃而发展。这是章学诚关于史籍发展辩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和唐代史家刘知几评论史籍的不同特点和旨趣。
中国古代编纂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册府元龟》等类书，仅仅是分类辑入各种书籍，对史籍发展一般来说没有促进作用。这些类书在世人看来自然属于“臭腐”之列，然而其中却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今人可以借此征求逸书，窥见前人的学术风貌，作为当代发展学术的基础和借鉴。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2](《说林》)中国古代辑逸学很发达，成就相当大，其“神奇”价值就在于此。
北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彰世族，然而该表只列宰相，有的宰相出身微贱，无门阀可表；有些世家大族虽然门第显赫，却又没出宰相。特别是邓州韩氏，既无宰相，又不是世族，只因欧阳修心仪韩愈，便把他载入《世系表》，实为自乱其例。从史籍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体例驳杂、内容芜滥的史表远远够不上“神奇”之作；但是，后人考证唐代历史，或者借助《世系表》印证传世的金石碑版，不仅不嫌其载人驳杂冗滥，反而惟恐收人物不多。又如北宋陈彭年等人依据《切韵》纂修《广韵》，只有《姓氏》门中名物制度注释精详，其余门类非常简略。这种修书义例当然很不可取，以致其书缺乏“神奇”效果。但因其注释中所引之书大多失传，后世考证前代姓氏，反而从中获益匪浅。所以章学诚说：“古人著述，有于义例未善，而流传后世转得其用者。”[2](《丙辰札记》)以上两书堪称“臭腐”，后世却发挥了“神奇”效用，颇多裨益。
《史记》、《汉书》等纪传体裁史籍中包举记言、记事，叙事中夹杂着大量的诏议、奏疏，“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3](《载言》)，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麻烦。唐代刘知几主张把纪、传中的诏令、奏议抽出，按类区分，单独创立一种体例，称之为《制册章表书》。这种设想虽好，但因不便割裂史籍中记言和记事的有机结合，后代正史并未采纳。宋代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和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则采用了这种撰史义例。前者把后晋石敬瑭降契丹表，后者把金朝封楚王张邦昌、齐王刘豫的册文以及南北往来盟书，别自编录成篇，不入正文叙事之中。章学诚认为，这两书史料价值并不高，制册章表单独成篇，也不过是作者随手编录，未必具有自觉的史学意识，并不能视同创造。但是，他们的做法恰好实践了刘知几的主张，弥补了正史体例之不足。章学诚指出：“诸家杂纂，不局于纪传成规，而因事立例，时有得于法外之意，可以补马、班义例之不及者。”[2](《乙卯札记》)这些本属“臭腐”之书，没有固定体例束缚，根据实际情况发凡起例，反而收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
(二)章学诚从史籍发展历史的角度总结了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种主要史书体裁继承与创新的相互关系，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发展变更变的内在法则，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他说：“《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谓夭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马、班。盖自刘知几以还，莫不以谓《书》教中绝，史官不得衍其绪矣。又自《隋·经籍志》著录，以纪传为正史，编年为古史，历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纪传而乙编年。则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悦、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为旁庶矣。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2](《书教下》)尽管章学诚不恰当地拔高了《尚书》的地位，贬低了袁枢的成就[4]；而且只把史书体裁之间的发展与创新表述为形式上的回归和循环运动，限制了其理论的价值，但他提出的“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见解，初步揭示出中国古代史籍文化发展史上的某些法则。诚如瞿林东所说：这个法则“触及到了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些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5](p106-107)章学诚的认识，给我们进一步总结中国古代史籍发展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今天看来，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每一次创新，都能使历史记载更好地反映出社会历史面貌，解决史学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史籍文化的发展。史籍文化的演变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是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规律。
四、结束语
从以上三方面论述可以看出，1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对历史发展进程、历代学术盛衰和史籍文化演变之法则做了比较深刻的总结，形成了朴素辩证历史观，其历史理论成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章学诚历史理论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章学诚的历史认识中包含着明确的“今昔互视”意识，承认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任何人都无法割断这一历史的联系。生活在当代社会中的学者评价前人的功过是非，必须要考虑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能一味攻苛前人，这样就会导致思想偏激，同样给后人留下批评自己的口实。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只有力戒褊急偏颇，不去互争门户，才能促进学术思想正常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这表明，章学诚的史观中闪烁着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的光辉。第二，章学诚考察中国历代学术文化的演变，形成了事物两方面相互转化的思想。他看到历代学术思潮总是在空疏与征实之间循环，呈现出盛衰递变的法则。汉代经学注重章句而忽视思辨，产生了注疏冗滥之弊；宋代理学起而救弊，强调阐明“义理”，又产生了空疏虚玄之弊；清代朴学再起而救弊，力倡“实事求是”，又导致了烦琐考据之弊。同样，历代史籍发展也是由适应时代需要变为落后时代需要，经过变通以后创造出适应新形势的史籍，后来又逐渐落后而必须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种认识尽管不免带有循环论的痕迹，但却表现出鲜明的朴素辩证思想。章学诚在揭示社会发展进程和学术历史发展法则的基础上形成丰富的历史理论，同时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完备的史学理论，二者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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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般下革
@②原字左巾右兑
@③原字左纟右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