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努尔哈赤率后金军队入居辽沈地区开始，到清军完全占有山海关以外地区，这二十多年时间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辽东统治时期。本文旨在考察这一时期的统治政策、社会经济以及社会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进入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后，从其初始的文明程度较低状态，到逐渐适应，并为其后来入关统一全国，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的过程。
女真是我国境内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明朝时，生活在我国东北境内的女真人主要分三大部，即建州、海西、野人女真。自明初开始，明廷不断加强对女真地区的联系和统治，永乐年间就在女真地区设置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指挥使、千百户、所镇抚，赐予诰印、冠带、袭衣、钞币等信物。永乐十年(1412年)又分设建州左卫，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为卫指挥。到了万历年间，东北境内女真地区基本上都由明廷设置了卫所。政治上的隶属和经济上的交往，使女真和明廷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三部女真中，建州、海西两部女真较早就开始了向汉民族聚居的辽东周边地区迁徙。其中建州女真于明正统年间经明廷允许，迁徙到与辽东汉区紧邻的浑河、苏子河流域，在这里生聚蓄积。这里就是日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兴”发祥之地。
由于建州女真迁徙到紧邻汉民族聚居区，汉民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生产技术迅速在女真地区传播。女真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尽管他们当时处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但他们很快便开展与汉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族地区的铁器等生产工具被交换到女真地区，使女真地区的生产力迅速得到了提高。wWW.11665.COm而女真地区的各种土特产也丰富了汉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这种民族间的相互接近，相互渗透，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既促进民族之间的融合，又带动了女真族的发展。
一
明代女真人在与汉人交往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建州女真在明正统年间定居在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为中心的苏子河、浑河流域）以后，发展的步伐日益加快。
万历年间，建州女真的杰出首领努尔哈赤适应建州女真各部日渐形成的统一趋势，首先是从建州女真本部展开了兼并战争。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前后，历时十年，统一了建州各部。迄止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经过30多年的兼并战争，各部女真基本上都统一在努尔哈赤的部下。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1]，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3]，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4]，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5]。《国榷》作者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6]。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的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却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用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袭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7]。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8]。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9]。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佣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10]。总之，努尔哈赤自青年一直受到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明将、甚至身边文书武卫都用汉人的耳濡目染的汉文化熏陶。他熟悉汉语，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臬。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奴酋习知。”[11]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人居辽东奠定了基础。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努尔哈赤将合并的诸部女真迁至浑河流域，适应当时政治、经济的需要建立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它是从女真氏族社会末期的一种狩猎组织演变来的。当氏族成员出猎时，编有每10人中以1人为首，以10人为单位的组织，称作牛录。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牛录进行了改造，把始创时每牛录10人改为每牛录300人，置1牛录额真(汉译佐领)，各牛录分别以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旗帜为标志。其后，由于“归附日众”，牛录增多，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旧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八旗制度。规定：5牛录为一甲喇，由甲喇额真(汉译为参领)统辖；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由固山额真(汉译为都统)统辖。每一固山又另设梅勒额真，为固山额真的副手。并在原有的黄、白、红、蓝4旗之外，又添设了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合称八旗。每旗兵力约7500人。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八旗士兵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为兵。八旗制度把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所有户口都混合编人八旗中。这样，每一个旗内都是几个不同族别、不同地区的聚合，都按同一政令进行管辖，并且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八旗制度密切了不同族别人们之间的关系。八旗制度在生产和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女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
自明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尔哈赤率领后金军队人居辽沈开始，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崇德八年)十月，清军完全占有山海关以外地区，前后统治辽东22年。这22年中，由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推行一系列政策，极力强化其在辽东的统治。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族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急需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编人八旗的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规定1男种5垧粮田，种1垧棉田，一起编组成屯庄，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3男种1垧贡赋田，20男当中1人当兵。同时，20男中1人应公差，以解决军饷、兵源等方面问题。同时，又源源不断地迁人大批女真人，部分屯居开原、铁岭、辽阳、沈阳。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女真人吃住等问题，努尔哈赤下令，辽东汉人的房屋与女真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这种强制汉人与女真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不但要令汉人民户供奉女真人的吃住，还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食如实报告；报告后，按女真的人口计算，每人每月给粮4升。这样，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结果必然激起汉族人民强烈的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努尔哈赤将大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其中一部分被迁移到女真人的“发祥之地”。大量女真人随军人居辽东。也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要求已经人居辽东的女真人，将其原有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汉人，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之人。另外一些汉人被迁徙到女真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后金天命六年七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根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到内地，迁金州居民于复州。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往辽阳一带。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大量汉人迁来辽阳，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后金先是大规模屠杀，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有大量女真人的海城和鞍山，接着，又将这一带的部分女真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七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44村129户的汉人迁往女真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廓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作席、桶的5村11户属于有特殊技艺的民户外，这44村129户，不是富户，就是有功于女真人、得到女真人信任的汉人。移民对迁的办法有利于后金统治者的统治。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明天启5年)，努尔哈赤用暴力手段杀了大批汉人，所剩汉人或降为奴仆，或编人田庄。田庄部分属于后金汗、旗主贝勒，部分赐予牛录首领以上的各级官员。每田庄由壮丁13人，牛7头广耕地100垧组成。每庄设庄头一名，负责管理田庄生产。180垧地平均分给庄丁，由庄丁自己耕种收获，维持生活。其余20垧由庄丁共同耕种，收获所得作为正赋上纳，庄丁不得私自迁移，不准开垦荒地。这种田庄参照了后金原有的拖克索制度。庄田上的庄丁实际是农奴，其地位比一般民户低下，他们承受沉重的剥削。但他们毕竟有自己的一份耕地，有独立的经济。田庄遍布辽东各地，几乎所有辽民，皆被编为庄丁，成为后金汗和贝勒的奴仆。尽管对于辽东汉民来说，这是一次生产方式上的倒退，但对于后金统治者来说，是从原来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大量原封建制度下的辽东汉民下降为后金统治者的奴仆，这是汉民所不能忍受的，因而引起大批辽东汉民逃亡。
其二，强化八旗组织。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化其八旗组织。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纳入了八旗之中。至于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文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编人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的原则，除了俘虏仍作女真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都被编为民户。这些汉人民户和那些移来的女真自由民一起，逐渐都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我们还应注意到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民户中的“有粮的人”(即富人)是首先被编人八旗的，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即使开始被纳入八旗，后来也被逐出或杀掉。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令去盖州、威令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的5牛录额真全面调查5牛录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那些穷苦的归降汉人被逐出了八旗的牛录。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的没有粮的汉人，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也都作了女真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包衣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女真族社会的最低层。
那些编人八旗的汉人民户，尽管其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人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被编人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该城管辖下的地方民人，一切听从新任命的官员，兵丁仅服从该营的额真。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这时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民户，则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兵丁与民户逐渐相分离的趋势似已出现。此外，努尔哈赤时期，为强化其权力，八旗旗主均由其子侄八和硕贝勒分掌。他们以努尔哈赤代理人的身份统治八旗，最后一统于努尔哈赤。其晚年又明确规定，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他的继承人亦由八和硕贝勒中挑选。八和硕贝勒就成为八旗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在各个旗内，分置官属，统辖兵民。旗主和旗民之间，有着严格的隶属关系。
努尔哈赤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反映了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努尔哈赤力图将其旧有的八旗制度推行于早已高度封建化的辽东汉区，又用落后民族聚居不定、反复迁徙的习俗，来处置安土重迁的辽东汉民，其结果必然对辽东汉区的封建经济起到摧残和破坏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却巩固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并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刚刚形成的满族共同体。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承继汗位。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用武力统一女真，征服辽东，用强权压服汉族人民的反抗，初步奠定了后金政权的统治基础，满族共同体也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但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也并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着的危机，各种萌发中的矛盾，都亟须一个个去排除解决。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的各种矛盾等等，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四次人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成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他曾形象地比喻满、汉、蒙三者关系譬诸五味，仅用酪则过酸，仅用盐则过咸，惟调和得当，才为美餐。基于这种认识，皇太极特别注重消弭与缓和民族间的矛盾。
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汉人，规定凡国中汉宫、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抢劫汉人牛、羊、鸡、豚者，加以惩办；明确规定除了每备御只给八个壮丁、二牛，供其使令外，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特别重要的是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谕臣下，对于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且规定“管辖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皇太极“恩养”汉民及其他一系列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争取辽东汉人民心的作用。
皇太极对于归降后金政权的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采取笼络手段，甚至不惜高官重金。在攻下大凌河以后，皇太极对降清的明将，仍旧原衔，分别授职，赐之世袭敕书，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八贝勒轮流宴请、款待，以安其心。天聪七年(1633年)，明军将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投清，皇太极亲自以女真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给以丰厚的赏赉，当日即授其都招讨印。清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之役，掳明将洪承畴，皇太极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引为心腹。汉人谋士范文程，原系辽东土著大地主，归降后深得皇太极的尊宠，委以大学士重任，后来范为清军人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自崇德六年定三院，至顺治二年(1645年)，此十年中，任大学士者为刚林，范文程、希福、鲍承先、洪承畴、祁充格、宁完我七人、其中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洪承畴等均系当时汉人名儒。天聪三年(1629年)八月，皇太极下令开科，结果录取了200个本来为奴的汉人生员。在用汉宫和汉人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反映了满汉统治者的进一步勾结。
此外，为了扩大兵力和进一步利用汉族地主阶级，皇太极分编汉军八旗作为八旗组织的一部分。天聪七年，皇太极令八旗属下女真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抽一，并以辽人、原明指挥使之子孙，以及投降后金军和后金军所掳掠的汉人，别隶为汉军，以旧汉人额真统率，另编成汉军一旗，与满八旗编制相同。然后又陆续编旗，至崇德七年最后编成汉军八旗，每旗设固山额真1人，梅勒章京2人，甲喇章京4人，牛录额真18人。皇太极是汉军八旗的最高统帅，可以随时对之调遣指挥。这样既加强了对汉人的控制，扩大了兵力，又发挥了汉族地主阶级的作用。
自天聪八年始，皇太极属下蒙古人及归降的蒙古人，另编蒙古八旗。
皇太极还采取改族号、改国号、模仿汉人制度、学习汉文化等手段，极力冲淡和弭除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的原名”[12]，不准再称其为珠申(诸甲)即女真。翌年，皇太极又宣告改国号曰“大清”，废金国之称。
改女真为满洲，改金为清，其主观意图就是要隐讳女真和金朝，因为女真和金在历史上曾经侵扰过中原，容易触及汉族人民的隐痛而诱发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此外，中央的统治机构亦是以汉族的制度为蓝本进行改置的。设置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各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若干人和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各部内除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外，还设满汉蒙古承政、参政、启心郎及办军笔帖式等。并设掌监察的都察院、专管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皇太极认为“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他“乐观古来典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所以命儒臣“翻译汉字书籍”[13]，学习汉文化。
皇太极即位后，逐渐改变八和硕贝勒分掌大权的局面，先后幽禁了二贝勒阿敏，处罚了三贝勒莽古尔泰。皇太极自己独掌了三旗(正黄、镶黄、正蓝)。此外，还确立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格格、额驸等的等级名号。并于大臣中定功臣袭职及免功臣徭役等条例。这些措施巩固了皇太极的独尊地位，强化了其统治地位。
但是，综观皇太极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就会发现，他在极力降低汉人民族意识的同时，却极力强化满人的民族意识，以使其与汉人自我区别。因为皇太极时期，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辽西广大地区日渐被纳入其统治范围，四次人关掳掠上百万人畜，统治地区的扩大和人口的剧增，形成了先进的汉族文化以锐不可当之势冲击整个满族社会。这一切引起了皇太极的高度警觉。因此，皇太极首先从昔日的辽、金、元不居其国，人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的历史经验中，本能地意识到，在辽东众多汉人的包围中，如果不采取措施，满族要重蹈辽、金、元的覆辙，所以他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首先，在语言方面，针对民族同居、满入学习汉语的情况，指出：“若弃本国言语，未见能兴隆者也。”强调汉宫、汉民必须学习满语。当时，不会满语，就会受歧视。不少汉宫，“只因未谙满语，常被讪笑，或致凌辱，致伤心落泪者有之”[14]。其次，还规定官名及有关城邑名俱改为满语。本来，努尔哈赤时期，曾于天命五年仿明官制，序列武爵，分总兵官品级为三等，其副将、参将、游击亦如之。众牛录额真俱为备御官，每牛录下设千总4员。皇太极则规定，以前按照汉人称呼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备御，今后再不许用，另称固山额真、牛录额真等满语官名。还将一些汉语城邑名称改为满语，沈阳城改称曰天眷盛京；赫图阿拉城曰天眷兴京。此外，在服饰方面，皇太极时期规定，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戴大领大袖和绒帽，务要束腰；女人不许梳头、缠脚。皇太极还一再告诫满族子弟要保持骑射之俗，以期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来强化满族的民族意识。
三
后金(清)进入辽沈地区后，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方面。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之后，就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建州女真已经较为广泛地使用铁制农具和耕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由于满汉人民在较大范围内错居杂处，汉族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在后金社会中广泛得以推广。特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一系列政策，更直接影响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
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就模仿明代辽东的屯田制度，在女真社会中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地方垦荒种地，收获的粮食储于官用粮库，以备食用。牛录屯田的主要劳动者是诸申，而八旗的各级额真实际上成为大、小封建主，诸申也随之转化为农奴。具备农奴身份的诸申，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战时仍旧要披甲上阵。那些没有被牛录派出屯田的诸申，则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努尔哈赤要这些诸申不仅垦荒种粮，还要种植棉花以便纺纱织布，以解决女真的穿衣问题。
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民千余户。努尔哈赤按照明朝制度，设置官属，并给予田庐、牛马，令其从事农业生产，即维持原来辽东地区的封建制生产关系。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的30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复、海、盖4卫交出的无主田万日，按照丁口授与满汉人户。当时规定：每1丁男，种粮田5日，种棉田1日，并且每3个丁男种官田1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1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公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地所收，则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计丁授田”制度表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基本上采取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这一时期，为了增加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下令除小贩、工匠及乐人外，其他一切闲杂人，均去各自的田庄种地，没有田庄的人，亦要去垦荒耕种。这样就使后金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丁男13人、牛7头，编成1庄。种地百日，其中二十日交纳官粮，八十日为丁壮的衣食来源。这些编庄分派给女真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首领，一备御给予一个编庄。在这些编庄上从事生产的壮丁实际上就是女真各级官员的农奴。
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满汉人民固定在土地上，为后金政权提供大量的劳役地租。因此，努尔哈赤统治的辽沈地区。曾一度出现“谷物丰足，粮库充裕”的局面，从而为后金对明王朝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这对原来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来说，把他们降到“农奴”的身份和地位，当然是一次灾难，对辽东的封建生产关系也是一次大破坏。但是，对于后金社会发展来说，则促进了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是历史的进步。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即位之后，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实行了“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的政策，规定每备御只给壮丁8名、牛2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可信任的汉族官员进行统治。这样，相当一部分汉族壮丁摆脱了农奴的身份和地位，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此外，还制定了“离主条例”，大量地解放奴隶，推行新的剥削方式，提高了奴隶的地位。
皇太极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农业是根本，所以一再强调要“勤治农桑”，以重本务。他极力制止各种滥用民力的徭役，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大凡“工筑之兴，有妨农务”[15]的，一律下令停止。对于滥役民夫，致妨农务的牛录章京、小拨什库等官员俱要治罪。皇太极一再下令，不准误违农时。他认为：“如失时不耕，粮从何出耶?”[16]早在天聪四年(1630年)春天，皇太极下令出示榜文，不准烦劳耕种的汉人，“令民安心农业”[17]，保证了春播的正常进行。
皇太极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下令禁止践踏禾苗，不准屠杀耕牛和马匹。对践踏田禾的人“重则射之，轻则鞭之”[18]；对于猪、牛等牲畜踏践田禾，主人将受到罚银钱的处罚。耕牛和马匹是当时主要生产工具，明令不准宰杀，违禁宰杀耕牛、马匹等大牲畜，不仅要处以应得之罪，还要罚银钱，即使是大臣及达官显宦亦莫例外。皇太极劝谕臣民要善加孳牧，以致繁盛。
此外，皇太极时期比较注重耕作技术的改进，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提倡“各因地利”，即种庄稼应该因地制宜，主张低洼潮湿的土地应种植水稻高梁，地势高而缺水的田地应种植杂粮。
总之，进入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一系列农业政策，从总体上看，是促进了女真社会农业经济发展的。特别是皇太极时期的重视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较为明显的成效，基本上保证了满汉军民的粮食供应。甚至天聪六年(1632年)农业歉收，辽沈地区亦“未致于饥馁”[19]。农业的发展为后金对明朝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其次是畜牧业。女真社会素有饲养家畜、家禽的传统。进入辽沈之际，后金社会中家畜、家禽饲养十分广泛，大部分农产都饲养马、牛、猪、鸡、鸭、鹅、羊等。特别是马、牛，是后金社会中主要生产和交通工具，也是战争的主要装备。皇太极竭力鼓励满、汉、蒙各族人民蓄养马匹和耕牛。他认为马匹和耕牛是专供人们骑乘和耕种用的，用途广泛，所以应当大量蓄养和繁殖。其后几年时间，辽沈的马匹和耕牛基本足用，特别是马匹，皇太极曾用大量马匹来奖励有军功将士和赏赐归顺的明朝降将。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来降，皇太极拨出2000多匹马赏赐给孔、耿的部下。崇德四年(1639年)七月，皇太极一次拿出1000匹马奖给有功将士。动用这样大量的马匹作为赏赐和奖励，说明后金(清)的畜牧业是相当繁盛的。
再次是手工业。进入辽沈地区，后金的矿冶、煮盐、车船、纺织、制瓷等手工业都有所发展。努尔哈赤时期，后金社会已不仅能采矿、冶铁，亦能淘金、炼银，并掌握了初步的焊接和炼制黄色火药技术[20]。皇太极时期矿冶技术提高，规模更大，已能开办大型冶炼场。最能说明后金冶炼水平提高的，是天聪五年(1631年)已在吸收明朝造炮技术的基础上，独立地制造出了大炮，以及炮子和火药等。崇德四年(1639年)对明战争中，汉军需要炮子1万，火药5斤，都是后金自己制造的。造船也有发展，特别是为了完成对明军的决战，在辽东海口修造了不少船只，已能制造乘坐几十人的船只。纺织技术在汉族先进的纺织技术的影响下，有了较大的发展。努尔哈赤时期要女真与汉族军民植桑种棉，进行缫丝织布，军士皆有雨衣，弓矢皆有备雨之具。后期，还能织造蟒缎。皇太极时期，常以大量蟒缎、素缎、布匹赏赐归附的索伦等各部以及明朝降将。显然，纺织业是有很大发展。清制瓷技术发展较慢，在占领辽阳以后，在汉人制瓷工匠的帮助下，能够烧制碗、盆等器皿。煮盐是在进入辽沈以后方有长足进步的。过去女真人长期缺盐，特别是明廷关闭关市贸易大门时，女真人食盐成为一大难题。占领辽沈之后，努尔哈赤马上派人到海州、复州一带沿海煮盐，并且明令允许沿海灶户(明代沿海专门从事煮盐的民户称灶户)不充公差，专事煮盐，以供食用。盖州沿海灶户一次就贡纳赋盐l万斤。煮盐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后金的食盐问题，而且也是后金国家一项重要的赋税收入。
随着农业、畜牧业以及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迅速发展起来。女真人过去的商品交换主要形式是以物易物。天命元年，努尔哈赤下令“铸天命通宝钱”[21]。这是一种用红铜铸造的钱币，一面无字，另一面铸满文“天命汗钱”等字样。尽管这种铸币后来并未大量铸造和流通，但反映后金建立初期，商品交换已有所发展。占领辽沈以后，努尔哈赤采取宽待商人的政策，允许原有商人继续开店经营。攻占抚顺后，令佟养性查出抚顺、清河原有商人“家住在旧城的，可以开店，卖黄酒、馒头、肉等食物，也可以在新建的城盖房、开店做生意”[22]，对关内河北、山东、山西各省以及江南、苏杭一带在辽沈的行商亦予以赦免。并且设置专门管理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官员，商品的物价和税收基本依照明朝的惯例。皇太极时期商品交换有了更大的发展。国家把控制商品交换作为稳定人心，繁荣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对商品交换采取扶持的政策。朝廷下令满汉军民除“家口足用”外，可将多余的粮食及其农副产品拿到市场进行交易，派出官员进行管理，控制物价；并且还降低商业税，将努尔哈赤时期的“什一”税，降为3％的税率。为了使得市场物价平抑，不致有“谷贵之虞”，皇太极令“八家”(即八旗旗主)各出粮100石，交市粜卖，以充民食，并且一直明令，八旗官员“不许压买”。后金故乡的特产如黑狐、玄狐、红狐、貂鼠、猞狸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毛，以及人参、明珠、蜂蜜、蘑菇、木耳、松子、榛子等物，均是辽沈市场和对蒙古、明朝及朝鲜进行贸易的主要物资。通过市场上进行的商品交换，调节满汉军民之间的有无；通过关市贸易，从明朝、蒙古以及朝鲜换回所需金、银、绫、缎和布匹等大量物资，以满足贵族的需要。同时，将所积压大批土特产品人参等物也找到了销路，使经济得到流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后金(清)统治辽沈地区20余年，后金(清)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地发展起来，为最后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四
努尔哈赤、皇太极在辽东地区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必然激起广大汉族人民和满洲(女真)族下层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
努尔哈赤军队进入辽东以后，许多汉族人民在城陷地失之后，纷纷离开祖居之地，扶老携幼，逃往他乡，甚至成村、成地区地逃亡。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后金军队攻陷抚顺，汉人纷纷逃亡。天命四年(1619年)六月攻取开原时，城堡村屯四五万居民弃家南逃。又如连山关一带汉人，在后金军队攻来时，男40人、女20人，驱赶马18匹、牛5头和驴2头，集体外逃[23]。再如，夹山河村20户居民，男女共80人，因无法忍受后金政权的统治，集体密议外逃，结果因有人密告未成。当时逃亡的汉人，或从陆路逃人关内，或由海路进入山东，或遁人海岛，亦有不少逃入朝鲜境内。当时金州卫、复州卫等辽东半岛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在后金军队攻来时，仅逃亡朝鲜的就有2万多人。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沙安峪等四村汉人3000余人逃往明境，结果被驻守的后金军队发现，尽杀其男，以子女作为俘获。对于汉人的逃亡，努尔哈赤处治极严，不仅逃亡人定为“逃罪”，即使容留逃亡之人，亦定为“盗贼”之罪，一并作为俘获，籍没为奴隶(阿哈)。即便如此，．逃亡斗争仍连绵不断。据明兵部尚书王在晋题奏，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广宁失守后，辽东汉民逃人关内者多达280多万人[24]。
除了逃亡之外，其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更是从未停止过。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军队攻打辽阳，遭到广大汉民的激烈反抗，史载：“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25]。天命七年(1622年)，广宁附近山区居民3万余人据守山寨，拒不降金。其中规模最大的反抗斗争发生在辽南的复州城。天命八年(1623年)六月，复州城汉人实在无法忍受后金统治者的杀戮和剥削，一万多人高举义旗，起来进行抗暴斗争。努尔哈赤派其子代善、德格类等率兵2万人前往镇压，扑灭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此外，当时在长山岛也发生反抗斗争，莽古尔泰亲率2000精兵前往镇压；在岫岩、镇江(均在今丹东市境内)也爆发了激烈反抗斗争，失败被俘的汉人近2万，可见反抗斗争的规模已经很大。至于辽河以西的汉人反抗斗争更为激烈，难民逃亡人关者达百余万，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一带汉民不断暴动。其中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他们拒绝“剃发”降顺，聚数以万计的群众据守十三山以自保，努尔哈赤派兵围困十三山，李永芳亲率军队攻取，皆不能攻克。十三山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誓不降后金，最后趁夜黑，七百余人潜下山突围，为了防止婴儿啼哭而暴露目标，宁肯扼杀婴儿。
暴力反抗斗争之外，投毒谋杀后金官兵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斗争形式。努尔哈赤军队占领辽阳后，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水井中投毒。以后又陆续发现向盐中投毒，用毒药养猪出售。为此，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禁止吃当地宰杀的猪肉，饮水和食盐要仔细察看，以防中毒；甚至对于买来的瓜果蔬菜，以及鸡、鸭、鹅等也要严加检查。鉴于中毒事件屡屡发生，努尔哈赤下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姓名刻于石、木之上，立于店前。购置食物的八旗官兵，要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发生中毒时追查，并禁止摊贩沿街流动出售。努尔哈赤巡视海州时，在衙门举行宴会，也发生8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谋害努尔哈赤的事件。
皇太极时期，尽管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汉人反抗斗争仍旧十分激烈。天聪九年(1635年)七月，三等梅勒章京高鸿中等11名官员下属汉民，逃亡者占25％一50％，多的逃亡300多人，合计共逃亡2211名[26]。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驻守海州、盖州等八城官员伊勤慎等，查获逃亡人数1329人[27]。除逃亡斗争而外，暴力反抗斗争亦连绵不断，“盗贼蜂起，乘马杀人行盗”者有之，“盗马牛，杀人为乱”[28]者亦有之。这些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统治者的残酷统治。
除了汉人的反抗斗争外，满族(女真)的下层劳动人民亦不甘于满族贵族的统治，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仅天聪五年(1631年)皮岛驻军的满族士兵逃亡就达数百人。崇德元年被关押的满人330丁、1756口，逃亡吉林，以求生路。
对于满汉人民的反抗斗争，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采取了残酷的屠戮政策和严刑峻法加以镇压，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愈演愈烈，最后迫使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也正是满汉人民的这种反抗斗争，才推动了满族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程令铭：《筹辽硕画》卷首《努尔哈赤考》。
[2]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第七册卷二一。
[3] 彭孙贻：《山中见闻录》卷一。
[4]《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二。
[5] 同上书，卷五八。
[6] 谈迁：《国榷》卷八三。
[7] 《朝鲜李朝宣宗实录》卷七。
[8] 同上书，卷七一。
[9] 李肯翊：《燃藜室记述》第七册卷二一。
[10] 昭裢：《啸亭杂录续录》卷三。
[11]《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七。
[12]《清太宗实录》卷一六七。
[13]《清太宗实录》卷四二。
[14]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十年。
[15]《清太宗实录》卷一。
[16]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元年十月。
[17]《清太宗实录》卷一六。
[18] 王先谦：《东华录》崇德七年六月。
[19]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七年六月。
[20] 参见《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五、五。、五三。
[21]《清文献通考》卷一三。
[22]《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八。
[23]《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24]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
[25] 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第四册《补遗》。
[26]《清太宗实录》卷二四。
[27]《清太宗实录》卷二八。
[28]《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