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走向世界已是极为平常的事情了。可是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一百多年前,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刚被西方列强敲开的时候,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尤其是政府官员,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且步履是那样蹒跚踉跄。本文试图以清政府官员从19 世纪60 年代至20 世纪初的三次大规模集体出洋为例,比较其出洋的背景、动机、成员、活动及走向世界的效果、影响,进而探讨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轨迹。
蒲安臣使团(1868 —1870)———由洋人带队的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
晚清中国官员初次集体出洋、跨出走向世界和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应是清政府1868 年派赴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尽管在此前二年即1866 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
清政府首次向海外遣使乃形势所迫,同时也颇具戏剧性。19 世纪60 年代以来,西方列强陆续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尚未遣使出洋。清政府已深深感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①尤其是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的
① 《筹办夷务始末》, 同治朝, 卷50 ,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 。WWw.11665.Com
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是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还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①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庆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② ,奕䜣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 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③
于是,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 等共约三十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 年2 月25 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 年10 月18 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十一个国家。④对于蒲安臣使团,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⑤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八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⑥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 。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 年2 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另一方面,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 尺“, 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⑦。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内政的表面上的承诺。
《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同时,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⑧。19 世纪70 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参观美国国会后,赞扬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⑨ ,并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志刚在出访期间也锻
①②③⑤⑥⑧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0 、51 、51 、52 、52 、55 。④⑦关于蒲安臣使团的详情可参见王晓秋指导闵锐武撰写的博士论文:《蒲安臣使团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
⑨ 志刚:《 初使泰西纪》,卷2 ,见《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
炼了外交能力,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初使泰西纪》、孙家谷《使西述略》、张德彝《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海外游历使(1887 —1889)———几乎被历史遗忘的出洋盛举
19 世纪70 —80 年代,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驻外公使和外交官。第一位是1875 年任命、1877 年正式到伦敦上任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以后又派出了驻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公使。1885 年,有一位御史谢祖源上奏,批评以往出使人员大多非科举正途出身,素质较差,对外国调查研究也不够,建议选拔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中央各部官员出国游历,可为国家培养外交和洋务人才。此奏得到皇帝重视,命总理衙门议奏和实施。由此引出了1887 年清政府派遣一批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周游世界之举。①
在蒲安臣使团出洋二十年之后的这批晚清官员集体出洋,又跨出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新的一步,至少打破了好几项历史纪录。
首先,这次出使的全部是中国官员,清政府破天荒地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出国的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举考试,考试由总理衙门主持,在同文馆举行。考试内容不考“四书五经”和八股诗文,而只作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方面的策论。考试于1887 年6 月12 —13 日举行,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监考、阅卷。吏、户、礼、刑、兵、工六部共保送了76 名官员,实际应考者54 人,经笔试初步录取28 人。第一名是兵部郎中傅云龙,其试卷《记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还被刊登在1887 年10 月28 日《申报》的头版头条。初试录取之28名官员又经总理衙门大臣面试“, 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 人为钦定海外游历使。如果对这些人作个数量分析的话,可发现以下特点: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 名、监生3 名;都是中央六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五品郎中、员外郎,六品主事) ,而且基本上都是候补官员;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年龄大多三四十岁。
其次,清政府同时派遣12 名海外游历使,分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三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洲的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
总理衙门把12 名海外游历使及其随员、译员,分成5 个组,分别派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指定重点游历的国家已有美、英、法、日等21 个国家。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报告和游记,他们所到的国家已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举傅云龙一组为例,他们先到日本考察6个月后,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又乘火车横穿美国。
然后到加拿大游历,回到美国,又乘船赴古巴考察。然后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游历。又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游历,然后经西印度群岛回到美国作第三次考察,再乘火车横贯美国东西部到旧金山,乘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又作5 个月考察才坐船回到上海。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自1887 年9 月2 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 年11 月20 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 个月770 天,总行程60422 公里,重点游历6 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4 国。不少地方如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恐怕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经过的。而当年蒲安臣使团只到了欧美11 国,在美洲仅访问了美国。这些海外游历使们在所到各国进行了不少外交礼仪及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不少国家总统、国王和部长,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他们还进行了大量参观访问和调查考察活动,涉及政府机关、军事设施、工厂矿山、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等等。
最后,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分别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文集。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 国的调查报告(称为《游历图经》) 、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 和纪游诗,共达110卷之多。奉命游历欧洲的刘启彤也写了《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等著作。
因此,我把这次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称为19 世纪80 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这批游历使回国后却没有受到重用,更没有在外交岗位上发挥作用。这样一次出洋盛举竟然渐渐被历史所埋没和遗忘,以至过去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材和著作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
① 参见王晓秋、杨纪国:《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沈阳,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呢? 分析起来原因很多。第一,清政府1887 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制定的《游历章程》,仅仅着眼于海外调查考察,要求游历使“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①,并没有指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更远大的动机和目标,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真正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锻炼、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然是回到六部或是派遣地方任职,而不是考虑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交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12 名游历使中竟没有一个出任外交官,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任北洋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的会办。
第二,受到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打击压制。早在选拔考试和派遣出洋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笑这些官员是因为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和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诬告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御史何福堃甚至专门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以致他们回国后,总理衙门不敢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第三,与海外游历使本身的地位及素质也有关系。
这次选拔和派遣的海外游历使级别和地位太低,只是五六品候补官员,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难以产生更大影响,甚至连所到游历国家也常加以轻视怠慢。游历使们周游世界辛辛苦苦写下的调研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大多被束之高阁,有的书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刷出版的。另外,他们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旧学人才,西学和外国知识很少,更缺乏外交经验而且不通外语,因此在国外调查与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
第四,受到经费的制约并与驻外使馆发生矛盾。
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拨给游历使出洋的经费不足,而且这笔4 万两银子经费还是从各驻外使馆人员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每人节省20 %薪俸) ,因此造成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间的矛盾,有的使馆不仅不提供方便反加种种刁难。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887 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的盛举,尽管又跨出了走向世界的一大步,甚至南美洲偏僻之地都出现了中国官员的身影。可是此举最终对中国政治、外交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大,致使这批风尘仆仆、历尽千辛万苦周游世界的海外游历使多数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渐渐被世人遗忘。这次走向世界的盛举也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鲜为人知了。
五大臣出洋(1905 —1906)———王公大臣走出国门考察政治推动立宪
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早在1895 年,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建议“, 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因为“风气自上开之,视为下者事半功倍”。② 1898 年,戊戌维新期间,康有为特地代御史杨深秀起草了《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书请光绪皇帝奉慈禧太后东游日本“, 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结果被顽固派大臣斥为“用心不轨”。
20 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 年1 月,镇压过戊戌维新的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③ 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 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④ 1902 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 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 —1906 年的五大臣出洋。
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①《清季外交史料》,卷71。
②《张謇全集》,第39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光绪朝东华录》,第475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1905 年9 月24 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
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帝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赫之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①。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 人。② 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 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不少人级别已超过当年海外游历使。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1905年7 月16 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③。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④,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 年12 月11 日出京,1906 年1 月16 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 月12 日回到上海。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 年12 月7 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 月23 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 日回到上海。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则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 纲举目张”。⑤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 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
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⑥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 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 种146册,并将其中30 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 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 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
①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第3、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②载泽:《 考察政治日记》,第571 页,见“走向世界丛书”,第1 辑,第9册,长沙,岳麓书社,1986。
④《时报》,1905209217。
⑤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第333 页,见“走向世界丛书”,第1 辑,第9 册。⑥五大臣出洋的详情可参见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 次,召见端方3 次,尚其亨1 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① ,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此“, 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②1906 年8 月25 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8 月29 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 决定预备立宪。三天之后, 即1906 年9 月1 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可见,五大臣出洋在清政府确定实行预备立宪国策的过程中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 年后它又倒行逆施———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通过以上三个实例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官员走向世界的发展轨迹:从在洋人带领下走出国门,到中国人独立周游世界;从选拔中下级官员海外游历,到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从泛泛调查异国风情,到重点考察外国政治;从回国后默默无闻几乎被历史遗忘,到推动立宪国策发挥重要作用??反映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前进,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登上世界外交舞台。但同时也暴露了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终究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①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第175 页。
② 《端忠敏公奏议》,卷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