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环是一种重要的首饰（或耳饰），但其在中国的产生、引入、使用等问题，鲜见有人进行过认真而深入的探讨。就唐代的耳环而言，虽然有几种论服饰或风俗的论著有所涉及，但多语焉不详，甚至有误。本文不揣简陋，想极疏略地叙述一下唐代耳环的使用情况，希望抛砖而能引出玉来。

一

　　“耳环”一词似出现较晚。用电脑检索《四库全书》，发现最早的用例是在五代。《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少帝纪四》[1]说开运三年（946）九月，张彦泽“破蕃贼于定州界……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资治通鉴》[2]卷二八五同年同条记“蕃贼”为“契丹”，可证此处虽记载了“耳环”，但戴耳环的是契丹男子，属于少数族。
　　那么，此时或此前汉族[3]的耳饰称什么呢？主要被称为“瑱、珥、珰”等。这些名称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环，也并不穿耳。例如《说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4]；《尔雅翼》卷二一曰：“珰，音当，充耳珠也”[5]、《集韵》卷三“珰，充耳也”[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在解释“卷耳”时说：“如妇人耳中珰，今谓之耳珰”[7]。到后来，出现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学的蛮夷[8]，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虽然汉刘熙《释名》释“珰”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书如上引《尔雅翼》、《集韵》等仍释“珰”为“充耳珠”。
　　从理论上推测，唐朝的汉族，不论男女，可能都不应戴耳环。因为“穿耳”与儒家的理念相悖。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9]。wWw.11665.com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国。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颁布全国，被称为《御注孝经》从而流行于世。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权威，相信这一要求或曰规则会约束当时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强调，首先从唐代的思想、礼俗环境考虑，一般的唐人[11]是不戴耳环的。
　　现在我们看实际情况。查唐代文献，有关唐人戴耳环的记载几乎不见。大概到了晚唐五代，才有类似“耳坠金镮”[12]的词语出现。而这与上述五代时“耳环”一词的出现大致同步，不能视为唐朝的一般情况。进一步，我们特别查看了唐代的类书。我们知道，类书虽有种种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为基础。查阅类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事物的流行与否。
　　唐代有三大类书完整存世。我们先看唐初的《艺文类聚》。此书由欧阳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艺文类聚》[13]有“衣冠”“服饰”部，但在“服饰部下”“头饰”门中只列了“步摇”“钗”和“梳枇”三类，没有提耳饰。《初学记》[14]是徐坚等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官修类书，虽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艺文类聚》”[15]，只有“器物”不设“服饰”，因此也没有提到耳饰。《白氏六帖事类集》[16]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类书。书中头饰类列了“梳篦”而以“钗”附。查其“梳篦”类，除“梳、钗”外，还列了“名珰”、“玉珥”二条，记魏太祖和齐威王时事。后来宋代的孔传续此书，作《白孔六帖》[17]，在此“梳篦（钗附）”类中补充了十三条唐事，但均为“钗”，没有耳饰。甚至沿至宋人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虽单立了“珰珥”一类，但所记均为唐以前事[18]。如果唐人戴耳环的话，为何在类书以及其他史料中没有反映呢？可见一般唐人是不戴耳环的。
　　我们再看文物考古资料。从传世的唐画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看，虽然绘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宫侍女、朝廷贵人、平民百姓，但几乎找不到有戴耳环的形象。出土文物中有耳环、耳坠，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属不明。例如1988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坠[19]，但耳坠的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的情况均不明。而且从耳坠装饰中的联珠纹看，很像是一件外来器物。
　　最近，我翻查了《考古》与《文物》杂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公布的唐代墓葬情况，结果如下：
　　《文物》十年来公布了唐代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确记载或可判断为女性（合葬或独葬）的墓19座，未盗或未扰乱的墓20座。所出墓葬地域涵盖河南、北京、陕西、辽宁、山西、甘肃、四川。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辽宁朝阳双塔唐m1号墓主人“头部随葬泥质陶壶1件，玛瑙珠1件，铜钗4枚，头下有蚌饰1件……左手处发现铜戒指2枚，右手3枚”；m2号墓主人“头部随葬银钗1枚，口中发现银琀1件，头部左侧随葬铁剪刀1把，左肘部发现铜环1件”[20]，但没有耳环出土。山西大同南关唐m4号墓“死者为女性，仰身直肢”，头部随葬有铜钗、铜镜、贝器；m9号墓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钗[21]，均无耳环出土。
　　《考古》十年来共公布了唐代墓葬50座，其中含女性的10座，未盗或未扰乱的29座，地域涵盖河南、广西、陕西、江苏、新疆、四川、山东、湖南、安徽、福建、河北、广东，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河南偃师杏园村唐yd1902号墓“骨架一具，比较完整……人骨左手握一玉石猪和一素面抛光小银盒，右手握一金戒指和一长条形玉石器，口中含一枚玻璃珠”；yd5036郑洵墓为夫妻合葬墓，其中“西侧棺内有蛤形鎏金银粉盒，似为女性”[22]，均无耳环出土。湖南郴州竹叶冲唐墓“随葬物多置于头部，其中瓷奁盒内装有滑石盒2件，粉扑子、铜勺、木篦、蚌壳各1件”[23]，没有耳环。河北邢台95qdm1号唐墓是夫妻合葬墓，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镜、钗各1件”；95qdm3亦为夫妻合葬墓，“女性颈部有铜镜、钗各1件”[24]，均无耳环或耳坠随葬。
　　由上可知，文物中有关耳环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的情况是相一致的。这样，我们就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证明了唐代的一般人不戴耳环或耳坠。
　　但是唐代的一些少数族或外国人则戴耳环或耳坠，并且明确是“穿耳”而戴。这种“穿耳”的习俗因不符合唐人习俗，因此被特别记录下来。例如《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婆利国”条记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珰”[25]。“婆利国”人是“昆仑”人之一种，而“昆仑”人大都戴耳环。唐代诗人张籍在其诗作《昆仑儿》中就描画他们是“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26]。又，《通典》[27]卷一八八《边防四南蛮下》记“林邑”国是“男女皆……穿耳贯小镮”；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记“天竺”国“丈夫翦发，穿耳垂珰”。
　　由上可知，唐代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外国人穿耳戴耳环，且不论男女。但是显然，这些“穿耳戴耳环”的习俗没有影响一般唐人。唐人一直将此习俗视为外国习俗，也就同时把耳环视为外国器物、把戴耳环者视为少数族或外国人的显著特征。敦煌文书p.3986v号有题名为“玄宗题梵书”的诗作，诗中将中外僧人相比，有“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的句子[28]，就是将戴耳环者视为外国人特征的一个最好例子。

 二

 　　关于这一点或还有一个旁证。
　　以上我们说从墓室壁画中不见唐人戴耳环的形象，但是在寺院壁画或塑像中，有的菩萨、天王、力士像等却戴耳环。这种佛教造像戴耳环与否的现象，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研究。目前我们只提出天王造像来略作探讨。
　　关于天王造像，研究论著甚多，最近的成果是李凇的系列研究如《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像及其西方来源》、《龙门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等[29]。但这些研究均未涉及天王戴耳环问题。不过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宗教特别是佛教艺术、中外文化艺术比较交流、民族民俗、考古文物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以下所述只能是最简单的线索或想法而已。
　　大致说来，唐代的天王像可分为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和四大天王像两个系列[30]。前者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墓室守护者或门神相互影响[31]，带有比较浓厚的中国味道，因此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基本上不戴耳环。例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6窟西壁龛北侧天王像[32]，不戴头盔，亦不戴耳环；盛唐第194窟西壁龛内南侧天王像，不戴头盔，北侧天王像戴头盔，均不戴耳环（图一、图二）[33]。四川广元千佛崖盛唐第22窟左右二天王，均不戴耳环[34]；巴中永宁寺盛唐第2号龛左右二天王，一戴盔一不戴，均不戴耳环[35]等等[36]。

　　但是四大天王像不同，似乎其中的少数族或外国即“胡味”更浓一些。由于毗沙门天王的资料较多，我们就以他作为四大天王的代表[37]来谈。按毗沙门天王像在印度佛教艺术中是否戴耳环，不是很清楚，但在经由中亚传入我国的途中，就戴有耳环了。前面说过，唐代史籍中记载“穿耳垂环”的主要是南方的外国人，其实中亚人很多也“穿耳垂环”。我们看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七世纪的供养人像，男女均戴耳环[38]。于阗人也戴耳环。敦煌莫高窟五代98窟东壁南侧于阗国王供养像[39]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毗沙门天王的故乡据说就在于阗[40]，因此当地人让毗沙门天王戴上耳环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起码在西北地区，例如我们在敦煌壁画中看到的毗沙门天王像，均戴耳环。比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西侧天王像，有题记为“毗沙门天王”，像戴耳环（图三）[41]；晚唐12窟前室西壁北侧托塔天王像戴耳环（图四）[42]；五代100窟窟顶西北多闻天（即毗沙门天王的意译）像，也戴耳环（图五）[43]。特别是后者，除多闻天王外，其他三个天王都戴耳环。四大天王戴耳环，一直持续到后代。现在我们在寺院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基本都是“胡形”，而且都戴耳环了。
　　这一事例告诉我们，唐人确乎将“耳环”视为外国器物，将戴耳环者视为“胡人”。中国味道浓的神一般不戴耳环，而像四大天王那样戴着耳环的，一定是威力更奇异、“胡味”更重的神了[44]。这样看来，天王戴耳环与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在第一节中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
[3]此处所谓“汉族”指唐代史料所称“华夷”中的华人，下同。
[4]《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
[5]宋罗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下同。
[6]宋丁度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吴陆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刘熙《释名》卷四云：“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参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
[9]《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1999年版。
[10]北宋吕希哲在《吕氏杂记》卷上说：“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穿耳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即使在妇人戴耳环较多的宋代，有些儒者也反对穿耳。但同样尊儒，为何宋代戴耳环的较多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或许与辽、西夏人戴耳环（且男女都戴）习俗的影响有关？
[11]此处所谓“一般唐人”主要指唐代的汉族。下同。
[12]后蜀欧阳炯《南乡子》，参《全唐五代词》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2年新1版。
[14]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15]《四库全书总目》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
[16]《唐代四大类书》本，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
[18]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七一八。而且所引《释名》，特意将“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删掉，值得注意。
[19]《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封二。
[2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双塔区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关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2期。
[23]雷子干：《湖南郴州市竹叶冲唐墓》，《考古》2000年第5期。
[24]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2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26]《张司业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3年。
[27]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
[2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29]均收入其论文集《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30]李凇说：“戎装四天王与二天王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两种最主要的天王形式”，参其论文集127页。
[31]李凇书127页。
[32]《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图149。
[33]《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图42、47。
[34]《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八《四川、重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会，重庆出版社，2000年8月，图37。
[35]同上，图56、57。
[36]有一例外是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的托塔天王像，戴有耳坠（《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龙门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图128）。但因此天王“托塔”，可能和下面要提到的毗沙门天王有关，即受到了毗沙门天王造像的影响，因此与一般的二尊一组的天王像稍有区别。但这尚需继续探讨。
[37]关于毗纱门天王像的研究，可参看北进一《毗沙門天像の變遷》，载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小学馆，1999年3月。
[38]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图223。
[39]《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图13。
[40]《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中华书局，1985年版。
[41]《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99。
[42]《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162。
[43]《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图27。
[44]四大天王的面部刻画似乎“胡味”更浓一些。甚至这时“耳环”可能也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