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 一般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是一种资本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必须经过权威体系的认定，制度化后才成为文化资本。

　　在传统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特权等，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而获得的许多特权，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为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或许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攫取，比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等等特权与收益，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也将会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冲击。但如果仅从文化资源的层面讲，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前，从17世纪初期西方耶酥会士来华传教开始，已经出现与传统文化资源相异己的新思想资源的暗流，这暗流主要体现在天文与舆地之学上，其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已经有许多论著述及 [3]。然而，17世纪初期以后，西来思想资源的传入虽然明显出现了空白的局面，但并没有完全中绝 [4]。Www.11665.cOm同时，在中国内部，大约从16世纪初起，正统的意识形态内部也分化出了自己的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到了明末清初，士大夫痛于国变与国难，大讲经世之学，尤其是顾黄王颜四大儒，“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 [5]励志经世 [6]，清初以后，文字狱繁密，形成章太炎所谓“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的局面 [7]，再加上一个长时段里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的作用，这就有——对宋学的反动——所谓乾嘉汉学的兴盛 [8]，18世纪末期，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危机已经出现和加剧，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改弦易辙已经开始，长期占据学界主流话语地位的汉学的分化和衰落——所谓“嘉道之际，朝政之纲纽渐衰，而海内之祸乱已起。有志之士，知考证不足以经世也，于是群起而抨议之” [9]，今文经学异军渐起、汉宋调和说也应运而生，诸子学、佛学已经开始复兴，由传统天算之学导引而来的西学也正日益受帝国学人的青睐和推崇，而且中西交流的传统就是在清政府禁关时间也未曾中断，而其中汉学者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和宋学家、今文经学家对汉学的“兄弟阋墙”尤为剧烈，但这些变化更多应该受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支配而非外来的干涉和冲击 [10]，而且也“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思想世界，除了少数敏感的精英之外，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仿佛依然故我”、“中国思想世界还是处在自我完足的‘天下’中” [11]。同样，这个现象的发生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很可能一个人与其同代人在其有限的生命内都很难感觉到这种变化，在知识世界没有发生大变化之前，在没有足够多的思想资源出现的情况下，先前已广被人们所接受的规范和解释并不会完全崩溃和失效，普遍的“不确定性”以及终极关怀的失落也不会立即出现。[12]所以，我们可以说，既有文化资源的合法性虽然遭到了持续有力的挑战，但传统的科举制度却依然顽固地规定着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文化资源范围，国家权威的不承认使得这种冲击只能局限于帝国学术界的小圈子，而未能染指文化资本领域。而且即便是对这种士人思想上的变动，也不能做过高估计，因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是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不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的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13]因此，只有在国家权威的认定下，在新文化资源（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西学）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想文化资本的转化，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降低时，这种“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传统文化资本才在实践层面真正走向衰落。而这种意义上的陨落须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算起。

　　一

　　19世纪中叶开始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可以说肇端于龚自珍1820年代所倡导的“自改革”和张穆、何秋涛、魏源的经世思想，这最初的实践是由陶澍、林则徐等人完成的，当然他们所主张的“自改革”无非是传统“通经致用”思想的反映和延续，其所依赖的思想资源依然是传统的东西，其向往也往往是上古三代之治，但努力结果最后一样是无疾而终，诚如后来尚比较守旧的劳乃宣所说：“今日全球交通，西学东渐，笃守旧闻不足以应当世之务” [14]，时代已经需要新思想资源的出现和应用。在这种没有足够多的新思想资源刺激的情况下，仅靠清帝国内部的“自改革”和“反求诸己”的举动，显然不足以“走出中世纪”，这就为直接在第一线参与对外交往的一些统治者中的开明人士提供了利用新思想资源的视野，而他们所处的地位又使他们有可能把这种对新思想资源的认知应用于实践中，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人才吸纳与培养方面。

　　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里，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可以说中体西用就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其最终目的是“制胜克敌”、“驾出西人之上” [15]。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16]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17]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18]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是士大夫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主要通道，且系于帝国遴选人才的根本大计，所谓“国家以制科取士，所以觇士子所学，而士子所学，关乎世道人心” [19]，直接关系帝国统治集团的利益，故此，科举考试的某些内容完全是可以因应形势随皇帝意旨做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1699）‘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尽管有变化但是科举考试的八股形式从明初以来几乎是一成不变，所以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代不乏人，遭逢乱世尤其如此。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20]科举的腐朽性进一步暴露，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口是心非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21]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22]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23]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24]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这背后的驱动力既包含对陶澍、林则徐经世之学的继承和当时经世学派的努力 [25]，更主要的是对西力的恐惧和急切的“退虏”心态。 [26]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不能致用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二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办理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27]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1861）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28]）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29]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 [30]。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 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31]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32]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说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便偃旗息鼓了 [33]。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34]由此，虽然洋务派取得的胜利有限，但同文馆里对西学课程的正式接纳却有重大意义——在当时正规的官方学堂里中学地位却遭动摇，这自然意味着传统文化资本地位的下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 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35]

　　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取仕方式。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36]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37]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38]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39]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对学生有优厚的待遇，并给予一定的科名奖励制度。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40]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 、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41]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42]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43]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44]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与正途出身无异”。[45]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荐举制度古已有之，但对洋务派来说却别有意味。许多杰出的人才都是通过洋务大员的荐举而出人头地的，如郭嵩焘就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46]。除对这种有名声的人才举荐外，洋务派荐举人才更大量的是对自己幕府里的人才的发现。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47]相比于曾幕，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48]其他幕中人物，如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朱其昂、唐廷枢、盛宣怀等，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这些人都对近代中国的洋务事业做出了大贡献。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整个晚清政局举足轻重。这种取材实践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三

　　如上所述，洋务派在新标准下进行了育才、取才的艰苦努力。从总体上看，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范围。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对象。最初只是使幼童习“夷语”，后扩至举贡、生员（见上述罗应旒折），后竟把目标对准了翰林院，“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49]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50]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51]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

　　可以说，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52]稍后，更有靠略知洋务而得科举功名者，如汪康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照惯例应该不能被录取，但却因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而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竟打算以首名录取 [53]，所以有人感叹时人“宦途中遂以洋务为荣施，士林中遂以洋务为捷径。少年子弟就沪学习者有之，本省学堂中学习者有之，名曰中西并进，其实有西而无中，圣贤之微言大义，万无一解。稍知外洋语言文字，遂趾高气扬，谓天下道在是矣；孔孟视为腐儒也，四书五经视为赘瘤也，修齐平治视为迂谈也。”[54]此言虽发在1898年，但针对的是洋务30年的现象来立论，由此也反映出社会上新的取材观的逐渐形成，不可谓非洋务派之力。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其时，社会上的权势转移早已经潜滋暗长，中国思想史上的转型年代已经开始 [55]，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旧的主导言说的位移和新的崇拜的兴起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注释：
[1] 参见bourdieu,pierre,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1994。
[3] 如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页39-92；又如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183-221等。
[4] 参看朱维铮《走出中世纪》，页153-182 。
[5] 参看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李妙根校点《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页64-176。
[6] 参看朱维铮校点《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相关章节，又可参看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一书。
[7] 章太炎《清儒》，见朱维铮校点《訄书·初刻本·重订本》，三联书店1998，页158。
[8] 参看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自序》，又可参看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页171-196。
[9] 荀鹤《新学篇》，见《中和月刊》第一卷（1940）第一期，页6。
[10] 当然这里这样说并不意味排除了清代高压政策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但相比于外国的冲击，它仍是内部的因素。
[11] 参看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页544。
[12] 参看王汎森《“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一文，已收入王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页50-151。
[13]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译，商务印书馆2000，页7。
[14] 见劳乃宣《桐乡劳先生遗稿》（第一册）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第357种，页139。
[15] 郑观应《西学》，见《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202。
[16]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印本，页39。
[17]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页556。
[18] 王韬《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页30；《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页323。
[19] 雍正谕旨，见《大清会典事例》，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卷332，《礼部·贡举·试艺·体裁》雍正十一年下。
[20] 张仲礼《中国绅士》，页177—179。
[21]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页53。
[22]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74。
[23]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页326。
[24] 左宗棠《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湖南社会科学院等编，岳麓书社1987，页9。
[25] 参看黎仁凯《试论洋务纲领》，《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26] 参看罗志田《权势转移》，页54-58。
[27]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7。
[28]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
[29]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10—11。
[30] 参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301-349。
[31]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22—23。
[32]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30。
[33] 参看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324-333。
[34]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21。
[35]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亲王奕譞等奏》，《洋务运动》第2册，页210。
[36] 《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53。
[37]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奏》，《洋务运动》第1册，页22—223。
[38]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74—175。
[39] 《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南道监察御使陈琇莹奏》，《洋务运动》第2册，页208。
[40] 《同文馆章程》，《洋务运动》第2册，页83。
[41] 《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142。
[42] 据《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168页统计。
[43]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洋务运动》第1册，页89—90。
[44]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页174—175。
[45] 周盛传《周武庄公遗书》，《洋务运动》第1册，页376。
[46]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洋务运动》第2册，页22。
[47] 王尔敏《淮军志》，页331。
[48] 王尔敏《淮军志》，页314。
[49]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页25。
[50] 《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两广总督瑞麟等奏》，《洋务运动》第2册，页112。
[51] 张之洞《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洋务运动》第1册，页323。
[52] 王韬《洋务》上，《洋务运动》第1册，页484。
[53] 见汪诒年辑《汪穰卿先生传记》，转见罗志田《权势转移》页171。
[54]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页63。
[55] 参看张灏《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页109-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