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不原则"
据新出版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一书介绍，《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 ，迄今将近100年，其创始人为当今闻人英若诚先生的父亲英敛之先生。所谓"大公"，乃"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之意，即无所不包，采纳群论，毫无偏心。在24年的惨淡经营之后，由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以新记公司名义接手。他们将"大公"的涵义更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张季鸾对此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正是这"四不原则"，是上个世纪初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舆论理想，既铸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也导致了《大公报》的尴尬。
二、"大骂小帮忙"
吴鼎昌执掌《大公报》时期，除了以"四不原则"为社训外，还宣布《大公报》以文章报国 ，以"文人论政"为特征，但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赢利，代民众讲话。抗战期间，《大公报》辗展于津、沪、汉、桂、渝、港，六易其馆，颠沛流离，历尽艰危，坚持不在日本人统治下出版一天。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要求在租界里出版的《大公报》仍要送检。wWw.11665.cOM《大公报》拒绝送检，于限期前一天断然停刊。在停刊号上，王芸生撰写《不投降论》的社评："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 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正因如此气节，1941年，美国著名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将其最优异贡献奖授予《大公报》，后来联合国又推选《大公报》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
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陷落香港，情况危急。王芸生出面，陈布雷答应让胡乘机抵渝。王芸生去机场接人，直到最后一班飞机也未见胡的踪影，只见大批箱笼、几条洋狗和老妈子从飞机上下来，由身穿洋装戴墨镜的孔二小姐接去。王芸生愤怒已极，发表了一篇措词严厉的社评，曝光了"飞机洋狗事件"，并揭露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利用公款购置私宅的丑行。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影响，蒋介石当即撤掉了郭泰祺的职务。但这仍未能平民愤，在遵义的浙大和昆明联大的学生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甚至喊出了打倒国民党的口号。此后，《大公报》还针对河南旱灾饿死几百万人的景象，连续发表了《豫灾实录》的长篇通讯及《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社评说："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谨死亡的地狱……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豪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文章发表的当晚，国民党军委停刊三日的命令就送来了，结果销路大涨。1944年底，王芸生还发表过《最近的战局观》的时评，要求蒋介石亲自督战；针对国民党政治黑暗、仕途污浊、官场腐败，以至妨碍抗战的事实，王芸生还发表 了《为国家求饶》的社评，猛烈抨击官僚和国难商人，强烈要求罢免孔祥熙和何应钦，三呼 "请你们饶了国家吧!"当然，抗检和被停刊的事也多次发生，有力的驳斥了个别人污蔑《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的谬论。在一党独裁的天下，一份微弱的民间报纸能到 此已创造了奇迹，一点不妥协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甚至认为，《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大骂小帮忙"。
据《百年沧桑》一书介绍，《大公报》对国民党的帮忙只有两次：一次是"飞机洋狗事件"后，在阵布雷的再三请求下，王芸生发表了《青年与政治》的社论，劝学生不要闹事。另一次则是，在抗战的最艰难阶段的1943年春，《大公报》发起了著名的"爱悔恨"运动。《大公报》认为，耶稣济世是由于爱，马克思倡社会革命是由于恨，佛陀普渡众生由于悔。在题为《我们还需要加点劲!》的社评中，《大公报》呼吁："我们要爱，爱国，爱族，爱人，爱事，爱理；凡我所爱，生死以之，爱护到底!我们要恨，恨敌人，恨汉奸，恨一切口是心非，损人利己，对人无情，对国无热爱，贪赃枉法，以及做事不尽职的人!我们要悔，要忏悔自己，上自各位领袖，下至庶民，人人都要低首于自己的良心面前，忏悔三天!省察自己的言行，检查自己的内心，痛切忏悔自己的大小一切过失!"这是一场狂飙运动，一洗人们胸中的萎靡和麻木，仿佛一把火种，"使人们的心灵深处冒起浓烟"。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大为不满，吴稚晖出面讲话："《大公报》宣传爱恨悔，有些形迹可疑。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学说只讲仁爱，从不讲恨。恨是马克思的理论，大公报恐怕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当即命令停止"爱恨悔"的宣传。
《大公报》最得意的宣传是，重庆大轰炸后期，国民党束手无策，张季鸾希望报纸用空言安慰国人打击敌人，指使王芸生发表社评，"当敌机空袭我们时，《我们在割稻子》"。这一象征性用语，正如唐振常先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不苟的气节。"
三、"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大凡政治人物，对于舆论，虽刻意要求一致，但不等于他不重视舆论，甚至说重视过了头。蒋介石一再企图拉拢《大公报》，阴谋未能得逞，就千方百计加以钳制。《大公报》对国民党的批评，使他如芒刺在背，几次伺机除之，但碍于日寇当前和社会的力量未能成功。无论如何，读《大公报》却是他的必修课，据说，蒋的办公室、餐厅和卧室各放一份《大公报》。而毛泽东对《大公报》的重视就更不必说了。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抵延安，毛不仅隆重宴请大公报记者，还发表了重要讲话，盛赞"只有大公报不称共产党为'匪'"。张季鸾死于重庆的防空洞，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都发来了唁电和褒扬令，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也都发来了唁电，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评价之高和悼念活动的隆重都创了"记录"，甚至连流氓大亨杜月笙都抚棺痛哭，连呼"张四哥，四哥"，悲痛至极。
真正将《大公报》导入辉煌历程的报人，除了张季鸾，就是王芸生。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生活清贪、孜孜以求，用高尚的人格和过硬的业务水平为中国新闻界树立了榜样。据其子王芝琛先生回忆：1938年，国民政府聘请王先生担任"军委会参议"。由于他有过多次拒绝当官的"前科"，送来聘书的同时，陈布雷还亲自打了电话："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好在只是个空头衔。"到了月底，军委会竟送来了高额薪水。王芸生非常生气，将聘书和钱如数退还。陈诚将军当面对他说："芸生先生，你不要太清高了!"王先生解释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
另两则故事，更能体现王芸生的个性：
其一，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宣部每周都要举行例行招待会。正当长沙弃守时，例行的记者招待会由一位陆军少校主持，他对战局推测守口如瓶，答记者问，总是说："军事秘密!"当时局势严重，记者更纳闷，鼓噪唏嘘，由在座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出面解围，风波始平。突然，坐在前排的王芸生站了起来："这是什么话?成什么体统?抗什么战?究竟机什么密呀?简直气死人。不听招待会了，走，大家都走，各位同仁跟我走。"会场气氛紧张，不欢而散，有人小声说："王先生发脾气了，好家伙，除了他谁敢?有种有种!"
其二，早在1940年夏，四川粮价暴涨，百姓叫苦不迭，王芸生发表了题为《天时人事之雨》的社评，呼吁用曹操借人头的办法，杀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以平抑粮价。第二年，针对国民党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主张"收缩钞券"、"收缩信用"、"收缩事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坐不住了，一天，他专门邀请王芸生喝茶，并有六位部长陪同。入座之后，孔发言，就大公报的社论引用数字不确，表示抗议。场内气氛紧张，王芸生气定神闲，当即表示，若报上某点有差错，孔副院长或有关部门可致函大公报辩论或要求"更正"。
建国前夕，天津《大公报》被改组为《进步日报》，虽号称"解放区第一家民间报纸"，却有了党支部，并于6月17日发表了《新生宣言》；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1951年12月12日，重庆大公报公私合营，后改名为《重庆日报》；1953年初，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并宣布为公私合营；1957年，中共中央正式发文，称《大公报》为分管财经报道的"党报"；1966年，红卫兵查封《大公报》。
值得庆幸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王芸生幸免于难。其后，他继续担任《大公报》社长，但不必管《大公报》的业务，专心修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后奉毛主席的指示，与曹谷冰合写《1926-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亲自忏悔《大公报》的历史。文革中，《大公报》被彻底砸烂，这次王芸生在劫难逃。据王芝琛回忆，王芸生蹲"牛棚"时， 偶尔可以回家。但回家时仍念念不忘"早请示"、"晚汇报"，若不是家人劝阻"您目前还 是专政"对象的话，他还执意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一群家庭妇女跳"忠字舞"。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由王芸生编著的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资料阅读。会见时，毛两次提到这本书，并突然对在场的周总理讲，应该让作者王芸生也参加接待活动。其时，王芸生正在北京车公座一隅的"斗私批修"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突如其来的"特赦令"让他莫名其妙。不久，他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次年，又以政协常委身份参加了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随即被任命为中日友协副会长，并恢复一切代遇。此后，一直频繁参加各种外交活动。王芸生后来曾幽默地说："我这么一个一辈子干报纸的人，一下子成了'外交家'啦。"
王芸生的另两句名言则更令人难忘，一句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曾警告蒋介石说："一打黄河为界，再打长江为界，三打共产党统一中国。"另一句则是他的临终遗言："一部书使我多活了好几年。"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
四、"第三个还是御用"
无论如何，"大公"这张报纸已成为历史，而且在我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无法抹去。正动也罢，反动也罢，只能由后人去评说。此外，还有几位名人与大公的关系亦不能不提。
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就是在上海《大公报》连载的，曾风靡一时。《三毛流浪记》的连环画册由王芸生作序。
范长江同志被誉为"我国新闻史上最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殊不知，当时年仅24岁的范长江的西北征程就是大公报支持的，其特约通讯也是在大公报上连载的，从而才轰动全国。抗战 爆发后，范长江又作为战地记者，奔赴前线采访并发表了一系"红色"报道，再一次轰动全国。范长江在和大公报合作6年后，突然离开大公报，离开原因非常有趣，《百年沧桑》一书作了详细披露。
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镛)于1947年10月考入《大公报》上海馆担任翻译工作，次年香港刊复刊，派金庸前往，从此查先生才与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用"武侠小说"震动海内外。金庸同"百堂剑主"陈凡和梁羽生三人都是从《大公报》起家，俗称"大公报三剑侠"。
另一个与大公报有忿怨的人，就是郭沫若。起初郭对大公报还是"兴赏倍加"，后由于张季鸾成了他的"情敌"后，再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郭沫若的夫人叫于立群，于立群的大姐叫于立忱，于立忱不仅美貌绝伦，而且才华横溢，张、郭二人纷纷为之倾倒。张为人儒雅大方、风流倜傥、文采出众，于立忱亦为之倾倒。郭老在其《洪波曲》中披露，张曾经多次给于写情书，"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情"。1937年，于从日本治病回国后，自缢身亡，个中原因，至今仍是个谜。一次，张季鸾和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半开玩笑地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语意双关，令郭"满脸通红"，非常窘迫。1938年，国民政府在武汉成立军委政治部，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陈诚约请王芸生担任第三厅宣传部长，被王拒绝。王的拒绝是一贯的，郭却误以为是"不愿在他手下工作"，从此埋下了郭王二人的忿怨。
1945年，毛泽东的早年诗作《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晚报》发表，王芸生撰写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作为评论。文章说："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意思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武，为唐宗宋祖；失 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定高踞皇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这正应了于右任先生的一句名言"江山代有英雄出，各苦民生数十年。"对此，郭沫若的反响非常激烈，严厉斥责王的文章有"政治任务"，是《摩登的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尤其是将王文结尾："翻身吧，中华民族!必兢兢于今，勿恋恋于古；小百姓们起来，向民主进步!"一段，理解为"……多么响亮呀!然而这儿所响亮着的正是铿锵的戡乱之声!"无论是郭还是王，当时谁也无法预料抗战的胜败，更不可能预见到我党的上台和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足见郭对领袖的热爱绝不是始于建国后。这场笔墨官司后，郭"发誓不读《大公报》"。
《大公报》驻英记者萧乾回国后，对国内的情况不甚了解。当时，毛主席有话：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郭沫若对文化界作了分类排队，撰写了《斥反动文艺》一文，文章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 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只有外国的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着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读了这段文字，邵燕祥先生说："看了此文，就知道大批判并不自'文革'始，也不自'反右派'始。"
五、群星陨落
除了上述名人以外，《大公报》的"顶尖级"记者不下十多位。在女记者中，论成就，杨刚不算最突出，但由于她是地下党员，一手促成了《大公报》和王芸生留在大陆，荣升得非常快。先后担任了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改组后的《进步日报》党委书记，后又主持上海大公报。杨刚是有名的"刚烈之徒"，带着一团革命火焰投身事业，"有男人而不做男人的妻子，有孩子而不能做孩子的母亲"。丈夫与她离异后牺牲于日机轰炸，幼小的独生女儿被送往延安，自己长期过着寡居的生活。据杨刚自己承认："我所要做的就是一只号筒，一只挂着红绸子对着太阳高唱的号筒……"。杨刚继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职务后，一洗萧乾的"绅士风度"，让副刊"环上甲胃，披上战袍"，连续发表延安作家的作品。据王芝琛回忆，一次他将当时的副刊给一位朋友看，该朋友竟误以为是延安的机关报呢。在杨刚执掌上海大公报期间，曾无数次咬牙跺脚地向王芸生表示，发誓要把其改造成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报。多年后，王芸生回忆说，"当年杨刚何须于这么大的力气，其实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
改造完大公报后，杨刚先后出任外交部政研委主任秘书，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杨刚已由一名记者跨入政治家的行列，并仍独身一人，不分昼夜忘我地工作。1955年秋，她在一次车祸后造成脑震荡，后又偶然丢失一个重要的笔记本，神情"紧张"。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反右社论《这是为什么》，次日，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发表了诗作《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 吧》，挥戈上阵。可是，在10月7日，杨刚突然自杀身亡，再一次留下一个谜团。自杀前一天，她还参加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大会。
在《大公报》的"左派"记者中，首推杨刚和范长江。在延安，范长江与毛主席彻夜长谈， 使他彻底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建国后，他历任新华社总编、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要职，文革中他受冲击，于1970年12月23日在河南确山干校自杀身亡。、
《大公报》还有范长江的一位密友孟秋江。孟与范同时离开《大公报》，并于1941年入党。后任上海《大公报》副社长，香港《文汇报》社长。文革爆发，孟被迅速召回北京，不到一个月后自杀身亡。
《大公报》还有一位骨干叫刘克林，亦系地下党，但文采斐然。抗美援朝时是主笔，建国后在中宣部工作，曾是《九评》写作班子的主笔，当时广播中那铿镪有力的言论，大多出于刘克林之手。正当他平步青云之际，"文革"爆发，他也突然神秘坠楼自杀。
《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地下党员彭子冈，文革中也被打成"右派"；《大公报》著名记者朱启平，曾参加过日本受降仪式，其著名通讯《落日》传诵一时，被公认为"状元之作"，还被列为大学新闻教材。1946年，朱任驻美特派员兼联合国记者，1950年 赴朝鲜战地采访，通讯享誉海内外。文革时也被打成"右派"，九死一生；蒋荫恩，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曾先后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兼主任 、北大新闻教授，人大新闻系主任、教授，文革时亦未幸免于难，自缢身亡……
综上所述，辉煌一时的《大公报》早已衰败，只有香港《大公报》硕果仅存。其同仁，无论左中右派，无论地下党员或普通群众，而今差不多百花凋零、众星陨落，宛如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
值此大公报百年诞辰之际(不能称为"冥诞")，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