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前呼后拥，牵牵相结，天然而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从此，欧美资本主义摧枯拉朽，高歌猛进，开始了近代化的伟大行程。而在同一时期，古老的中国却像一位离群索居、特立独行的巨人，孤踞世界的东方。它对欧美发生的伟大变迁，或不闻不问，或嗤之以鼻，仍然在小生产的磨盘上旋转，在封建的庄园里昏睡，按照传统的节奏，缓慢而迟滞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步，结果失去了实现近代化的一次次良好的机遇。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也没有使它幡然醒悟。直到经过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它才犹犹豫豫地迈出了近代化的脚步，但这时挑战已经远远大于机遇了。

 这样，历史便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数百年间，中国为什么对西方的变迁不闻不问，茫然无知？中国为什么对传统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中国近代化的脚步为什么启动艰难、踯躅蹒跚？……毫无疑问，原因是多重多种、错综复杂的，但华夷观念在其中所产生的滞阻效应却不可低估。

 

一、华夷观念的产生与畸变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在东亚文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WwW.11665.CoM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华夷”或“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夷夏”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所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1]并以此为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华夷观念与整个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对外指导思想。其具体原则是：

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

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

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

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因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华夷观念及其具体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地理大发现后，当葡萄牙等西方商人在16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时，华夷观念非但没有相应转变，而且还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具体表现是：明清两朝的朝野人士都认为，这些初次踏上天朝土地的“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并把传统的对付草原民族的观念和原则完全用于新的“海上来客”身上。这种畸变主要来自两股力量的推动。

一方面，明清两朝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中最讲究华夷之辨的王朝。这是因为，明政权是驱逐“元虏”，恢复“中华”的产物。而清朝以“东夷”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顺”，在对内统治中非常忌讳自己的夷狄身份，所以在对外关系中便大力提倡华夷之辨，企图借此把汉族视满族为夷狄的看法转移到西洋民族身上，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样，对华夷观念的畸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一方面，早期西洋商人为牟取暴利，卑躬屈膝，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16、17世纪西方势力初来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它们不是工业革命势力的代表，面对明清王朝强盛的国势，尚无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遂一变而为衷诉恳请，使中国政府甘受束缚而不觉，以渐达其目的。1544年以后，凡来中国通商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等，惟孜孜于利，不顾国家之耻辱，为欲得贸易权，故对于中国一切惟命是听。……直言之，当时之欧人，在皇帝权威下而已。1637年，英吉利贸易远征队长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对于广东官吏，曾执跪拜礼”[2]此外，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之公使也都多次行“三拜九叩”之礼。由于“此等使节，既经弃其国威，而中国人之傲慢心，因之益形增长。……以故，中国人之视欧洲人，以为昏射利而忘义者”[3]，更加鄙视为夷狄。

华夷观念产生时，因为华夏文化在东方乃至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还不大。但在华夷观念畸变之时，正是世界发生巨变，且东西文化相激相荡之际，所以它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推进则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华夷观念厚而无形，黑而无色，所形成的文化壁垒将中国封建的君臣吏民统统笼罩在黑屋子之中，闭目塞听，卧枕酣睡，不思进取，空作天朝上国、举世无双的美梦，最后终于酿成了落后挨打的历史悲剧。

 

二  华夷观念障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

 

 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世界观极其狭隘。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天朝上国自诩，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并以自我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为两个同心圆：一个是朝鲜、越南、尼泊尔等朝贡之国；一个是更为荒远难稽、偏处化外的夷狄。可见，中国人对世界地理认识的范围，“大约东至日本、菲律宾，西抵南欧洲和北非东岸，南到印度尼西亚，此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现”[4]这种浅陋的地理知识，强化了“中国中心论”的文化世界观，形成了民族畸形的对外心态。虚幻的“中国中心论”及夜郎自大的心理，限制了中国人的视野，封闭了中国往日接纳外来文化的宽广胸怀。

 16世纪中叶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耶稣会士的东来，“五大洲”、“地圆说”等世界地理知识开始输入中国。1584年，著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根据西方地图，参照来华沿途所见山川大势，绘成世界地图，名曰《山海舆地图》。此后，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外纪》等书也不乏真知灼见。这些输自异域的新作，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世界地理知识，而且向中国人介绍了与华夷秩序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图景。面对这一全新的世界观，保守和开明的士大夫同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以李之藻、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对此表示欢迎。李之藻在《职方外纪》的序言中，对西方之大由衷地赞叹，并初步了解到中国在世界中的实际地位，从而开始了由华夷世界观向近代实证世界观的转变。但更多的士大夫则从“天朝中心论”出发，对新的世界观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明代士大夫魏浚利说：“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光洋渺茫，直欺人以目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5]。在民间，当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万国全图》时，因将中国置于“稍偏”的位置上，遭到人们愤怒的抗议，迫使他把中国重新置于中心的位置，众怒方才平息。

 由于当时传入中国的世界知识只是被少数开明知识分子所接受，而绝大多数士大夫又采取了怀疑、排斥的态度，因此，当李之藻、徐光启等一代输入西学的大师辞世后，世界知识很快就被人忘记。结果，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对世界知识仍处于模糊混沌的状态中，道光皇帝竟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就是林则徐初到广州时，也认为“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近代化的历史，往往是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为先导的。而在鸦片战争前后，华夷观念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中国近代化的车轮自然难以启动。

              三  华夷观念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民族的思想、信仰、生存、地位等受到威胁时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纵观东方落后民族的近代历史，危机意识的唤起，往往是民族自卫自强，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条件，而我族中心、愚昧虚骄、夜郎自大则是步入近代化的无形敌人。

 如前所述，在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中国在东亚长期居于领先地位，遂使封建士大夫累世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地大物博，国力强盛，无与伦比。在这种华夷观念为基础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意识统治下，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产生危机意识，即使萌生一点忧虑感，也被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或剿杀。

 早在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侵略势力已在亚洲各地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明人张燮在其《东西洋考》中叙述“佛郎机”人初来，“贡舟”一达广州，便施放“铳声如雷”的礼炮，接着“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对于这些不知礼仪、兵械精良的西洋狄夷，封建统治者虽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感，但并未上升到危机意识的高度，因为在其主观意识里，中国是拥有赫赫天威的上国，西方这群“外化生番”不足深惧。

 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入居澳门，从此，这里便成了西方殖民侵略的据点。其对中国的威胁自不待言。但明政府却认为：澳夷“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怀异志，我即制其死命。”[6]清政府也认为：“澳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7]。明清封建统治者，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夷狄，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英国加紧了侵华步伐，唤起了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其中，何大庚、钟进、包士臣等人都已认识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8]，敲响了“夷患”的警钟。但这种危机感仅产生于少数人中间，非但没有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心理意识，反而被浓厚的华夷观念所化解。如嘉庆皇帝与大臣孙玉庭在嘉庆二十一年的一段对话，便充分反映了这一问题。嘉庆问：“英国是否富强？”孙道：“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于富，富则由于中国。彼国贸易至广东，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转卖于附近西洋小国，故富，因而能强。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能强？”[9]本来已经知道人家的强大，但又非把人家强大的原因归于自己，在这种华尊夷卑的虚骄心态下，危机意识只能处于冥冥中而不能萌发。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惨败后，一些正统封建士大夫曾义愤填膺，对议和条约攻击尤力。他们惊呼：鸦片之役使大清帝国“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10]从表面上看，这些慷慨激越的言辞似不乏忧患之意，但仔细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些“忧患”之语多偏重国威、国脉等天朝面子方面，并未深明西势东进的整个国际形势，中国朝野人士并没有从华夷观念的梦魇中真正摆脱出来，

 没有危机意识就不会有奋起拼搏之行动。华夷观念一次又一次地淡化和剿杀了危机意识，使中国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实现近代化的机遇，致使中国的近代化迟迟不能起步。

四  华夷观念压抑了中国人的对外贸易活动

自从地理大发现，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以往孤立分散的世界逐渐联为一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攻破一个个封建的国门，对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疯狂的商品倾销。此时，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发展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差距，而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时代差距”。在巨大的历史落差面前，东方民族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断然摒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实现近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既进行兵战，又进行商战。

但在华夷观念体系中，对外贸易是无足轻重的。外贸的目的不是追求政治、经济和军事价值，而仅仅是为了抚恤外人，怀柔夷狄，满足一种毫无实在价值的虚荣心。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上自皇帝，下至臣民，普遍都否认中国对外通商的必要性。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第一，出于“天朝自大”心理，认为中国之所以允许与外国互市，并不是互通有无，而完全是出于“天朝”对“远夷”的恩赐。乾隆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锦为西洋各国必要之物，是以恩加体恤”[11]。至于中外贸易中海关所征商税六七十万两，则“实属无关毫末”。第二，出于对夷狄的鄙视心理，笼统地视洋货为奇技淫巧，主张力禁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管同在《禁用洋货议》中说：“凡洋货之至于中国者，皆所谓奇巧而无用者也，……是洋人作奇技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夫欲谋人之国，必先取无用之物，以匮其有用之财。”[12]鸦片战争时期，顺天府尹曾望颜在著名的封关闭海奏折中极力主张限制出口，他说：“愚以为今日要策首在封关。无论何国的夷船，概不准其互市，彼百数十船载来之货久不能售，其情必急，而禁绝大黄、茶叶，不令商民与之交易，更有以制其命。”[13]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尚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观念。而对外贸易观念淡薄或空缺，恰是中国近代化延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华夷观念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以上三个方面，但仅以上三个方面就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滞阻效应。结果，直到19世纪60年代，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以曾、左、李、张为代表的洋务派才开始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天下已非“华夷隔绝之天下”，而是“华夷联属之天下”，从而缓缓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帷幕。但从地理大发现到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化已经丧失了近300年的宝贵时光，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中华书局，1979年。

[2][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下册，第51、52页。

[4] 卢志良《中国地图史》，第176—177页。

[5] 包遵彭《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一册，第229页。

[6] 萧致治《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第75页。

[7]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第141页。

[8] 魏源《海国图志》，第21页。

[9] 《孙玉庭自订年谱》，第54页。

[10]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二册，第23页。

[11]梁廷楠《粤海关志》卷32，第8页。

[12]管同《因寄轩文集》卷2，第7页。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9册，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