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苏共则指中共为“教条主义”，双方起初密函对责，继而公开论战，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指著对方领袖点名道姓地互骂，两党、两国关系遂急剧恶化，终致爆发1969年的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中国从此把苏联视为主要敌人，为了钳制苏联而于1972年与美国复好。“中苏大论战”的遗恨延续了30年，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两党的关系才算回归到正常化。事虽不远，如今竟无几人能说得清两党当年究竟有何深仇大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初专用于指责苏联和苏共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等词汇已基本上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消失，这段本来就深藏种种隐情的历史被掩埋得不露痕迹，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甚至可能一无所知。

　　然而，回顾这段历史绝不是单纯的史家之好，了解这场纠葛的由来始末其实仍有现实意义。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中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也牵动了整个国际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动向；更重要的是，在“中苏大论战”的年代里，那些批判苏共和苏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符号在国内也占据支配地位，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煽动性；毛泽东及其同事们不仅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赌注与苏联进行了一场国际政治“豪赌”，而且运用这些意识形态话语把中国引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这一巨大灾难之中，中国的发展因而迟滞多年。尤其令人感怀不已的是，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竟比当年苏共那些被指为“修正主义”的政策观点走得更远；或许正因为如此，那场震动国内及世界的反苏反修运动究竟是耶非耶，当下竟无人再议。WWW.11665.COm

　　反苏反修运动先锋诸将中最晚辞世的几位刚离开人世不久，国内于1999年出版了两本与本文话题直接相关、值得注意的书，一本是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另一本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吴冷西的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谈中苏论战前的两党关系，下卷谈中苏论战过程，全书共17章、50万字。本文主要评论前一本书[1]，并引用后一本书的部份内容略作补充。

　　90年代初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将大量有关中苏关系的文档解密，但是中国的相关档案文件并未开放，研究中苏关系史的学者目前还无法用双方的史料作对比研究。在这种背景下，这两本书的出版对这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了。吴冷西的官方地位十分显赫：1949年后曾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80年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主席及第二届至第四届理事会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日报编辑部就是中共中央[2]；而中苏大论战前后吴冷西正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共唯一喉舌的主管。此外吴还有一个不公开的头衔——“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于1963年2月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并直属常委会领导），当时此头衔甚至比《人民日报》总编辑更显要，他因这一特殊地位而掌握了许多一般学者无法接触到的有关“中苏大论战”经过和背景的资料。吴在该书后记中说，“本书基本上是本著述而不作的初衷，披露笔者十年间亲身见闻所及”，写作此书“前后十年之久，才得定稿”。尽管此书作者是一位虔诚的马列主义者，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他的特殊身份、经历、所掌握资料的独特性及这本书的记述特点，使读者有理由把该书视为迄今为止最具官史色彩的中苏论战问题的重要参考材料，从他引用的一些绝密文件和毛泽东未发表的诗亦可看出作者提供的这些材料的权威性。

　　一、中苏两党论战的由来及关于“修正主义”之争论

　　1.中共对苏共不满的开端：反对批判斯大林主义

　　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大逆转的这场论战始于1956年苏共“20大”之后。吴冷西认为，“那次代表大会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因为在那次会议上，苏共领导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且提出所谓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错误”。（641－642）把苏共“20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贴上修正主义标签，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他是这场大论战的发起人、总导演和总指挥，而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乃至中共中央基本上都随著毛的旋律起舞。

　　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共特使刘少奇、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刘、邓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毛谈到苏共“20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除了斯大林这把刀子之外，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赫鲁晓夫在“20大”报告上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基本上就丢掉了。1956年11月15日毛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赫鲁晓夫认为议会道路可以取得政权，说明他把列宁主义丢得差不多了。根据毛的这一判断，中共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1956年3月17日到4月3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了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接著又委托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然后产生了这篇文章。该文虽然为了表面上顺应当时国际共运的主流而对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作了一些批评，但正如吴冷西所说，“明眼人一望而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分歧。”（30）

　　此后不久，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提出要反斯大林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各国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82）铁托的这次讲话使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进一步强硬起来。从1956“11月25日开始，毛主席查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25、27、28、29、62），提出要写一篇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文章；11月25日、27日至29日的4次常委会开始酝酿如何写这篇文章；在11月3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说了文章的最初要点；12月2日他建议将文章改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教训”；12月13日毛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初稿；12月19日、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修改了初稿；12月22日常委会继续讨论；12月23日、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27日下午，毛主席召集常委会，讨论修改过的稿子。……我们开完会就在中南海吃晚饭，饭后就在中南海修改。毛主席说他等著看。我们修改一段，他看一段，……毛主席也看一部份改一部份……”（80－82）；毛看完后决定当天晚上（28日晚）将这篇最后定名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广播，29日在《人民日报》见报。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国际影响超过了4月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82）。3天后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差不多全文转载。

　　在讨论这篇文章的内容时，毛泽东再次指出：苏共“20大”提出的一些观点助长了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69）吴冷西认为，这篇文章“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根据吴的回忆，毛泽东为这篇文章的问世几近废寝忘食，从此时起，中共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个中心工作便是在毛的导演下开展与国际共运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思潮的论战。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重大调整，赫鲁晓夫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中共称之为“三和论”）以及“争取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共称之为“三无世界”，简称“三无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的这些观点造成了整个国际共运的思想混乱。于是，中共的秀才班子奉毛泽东的命令，在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于1960年4月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沿著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全面批判苏共及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势、列宁主义是否过时、马列的革命学说、战争与和平、和平与帝国主义、革命斗争与议会斗争等命题。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第3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苏共代表团向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提交了一封信，信中系统地驳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观点。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就此开场。

　　据吴冷西回忆，从1960年的“列宁主义万岁”这3篇文章开始，中共高层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这个小组从62年11月开始正式工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由康生任组长，吴冷西担任副组长，整个工作由邓小平主持（560），小组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以及“秀才”写作班子成员——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这个班子直到“文革”时才解散。

　　论战初起，毛泽东及中共基本上以苏共“20大”否定斯大林为批判的目标，同时在党内高层将赫鲁晓夫称为“半修正主义”；但由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前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还需要彼此利用，毛不愿意公开翻脸，所以对赫鲁晓夫立场的定性还算温和。1959年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形成的基本结论是：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231）

　　2.对苏共的批评进一步升级：反对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及与西方和平共处

　　虽然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未导致双方翻脸，但对苏共所主张的对内缓和阶级斗争、对外缓和国际关系，毛和中共一直感到芒刺在背。在1956年12月23日、24日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就讲过：“现在修正主义思潮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这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当时中共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陆定一也认为，不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462） 1960年在美苏两国公开关系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发生了美国u2型间谍飞机入侵苏联腹地、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现在该市改名为叶卡杰琳堡）上空被击落的事件。此次事件后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的看法。邓说：毛主席认为，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但不能说他在所有问题上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彻底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272）；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系统化和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642、659）

　　当时赫鲁晓夫为了改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提出了比较务实的“三和”、“三无”理论。苏共“22大”纲领据此确定了新的内外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提倡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三无世界；在国内强调全民党、全民国家。赫鲁晓夫在1960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81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作了进一步解释：现在的时代不能只说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不能只说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改变，这不符合当代实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搞分工合作，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成功的，单干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发动的局部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可能发生，但不能就此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裁军是防止战争的根本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过渡具备可能性，有可能使资本主义议会变成人民的议会；要注意防止国际共运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警惕极端革命性、“左”倾冒险主义等。（378－380）

　　但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这套理论是地道的修正主义。毛把赫鲁晓夫与中共的分歧归结为：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290）刘少奇也指出，“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及全民党、全民国家）”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概括，至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已经形成。（466）苏共“22大”之后，邓小平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摆在我们党面前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的一个十分严肃的任务，就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思潮。（482）

　　3.不畏孤立、“敲山震虎”

　　由于毛泽东及中共以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的正宗自居，高调抨击苏共的“修正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和好斗姿态导致中共与社会主义阵营其它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空前紧张。从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亚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分别在各自的党代表大会上批评中共，中共因此成为被“兄弟党”“围剿”的对象，在国际共运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但当时在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心中普遍存在著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傲慢心态，对论敌非常轻蔑。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吴冷西的书中仍然残留著这种轻蔑傲慢心态的余痕。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首先反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而确定的一种“敲山震虎”式论战策略。尽管赫鲁晓夫1962年12月12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和1963年1月16日在东德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以及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的一些文章已开始指名批评中共，但毛泽东认为，暂时不要点苏共和赫鲁晓夫的名字，以便留有馀地。（514）

　　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批评（中共则认为属于“攻击”）中共的政党很多，为什么中共偏偏挑选陶里亚蒂作为第一个公开打击的对象呢？陶里亚蒂长期主张“结构改革论”，这一理论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过渡论”更早、更系统。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陶里亚蒂也公开批评了中共。当时中共认为，陶里亚蒂的讲话“稍有理论色彩”（517），他的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一思潮的典型理论。批判陶里亚蒂的文章“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发表于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这篇社论传给在杭州的毛泽东阅后，毛夸奖说：“写得很好”。（517）吴冷西在书中提到：“我们评论捷共和意共领导或现代修正主义的论点，其实也就是苏共领导人的观点（518）。”换言之，论战中期阶段采用的是“指桑骂槐”手法。

　　4.与苏共公开翻脸

　　1963年春中共公开发表苏共3月30日的来信，使两党的内部争端完全公开化，并以1963年6月17日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覆信”对苏共强硬反击，使两党之间的论战进入了新的高潮，从此双方不再保留任何馀地，“撕破脸皮”，公开点名相互批判，“在全世界引起轰动”（591）。

　　为发动这一批判高潮，中共作了大量准备，组织对苏共的全面批判几乎成了中共中央的“头等大事”。196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4月3日，毛泽东带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发动对苏共的全面批判，与苏共翻脸。因此，4月4日的《人民日报》奉命将苏共这封两党之间内部往来的信件发表出来，从此两党之间的争端就在全国和全世界公开化了。毛指令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一个写作班子起草一篇公开反击的文稿，同时要求陈伯达在杭州单独组织另一篇文稿，两地平行作业。据吴冷西回忆：为了搞好这个文件并为后来写文章作准备，曾经收集和整理了大约400万字的资料。（591） 4月底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两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邓小平主持下进一步讨论了这两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会议再次专门讨论了这两篇稿子的修改问题。从5月17日起，邓小平组织“反修文章起草小组”的“秀才”们在钓鱼台宾馆修改文稿，邓小平、彭真均搬进钓鱼台居住，直接参与讨论修改，一周后拿出了初稿。

　　当时，中共在国际共运中非常孤立，只与少数亚洲国家的共产党还有往来。为了争取其中一些党的积极表态，中共还“徵求”了一向由其扶持的缅甸、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意见”；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访华，毛泽东也于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见”；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鲜的意见；此外，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聘用的一些外国共产党顾问也参与了一些意见。吴冷西在书中披露的一个情节尤其令人震惊：毛泽东及中共当时曾不惜血本拉拢越共，派邓小平带著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亿人民币经济援助的承诺赶赴越南，用巨额经济援助换取越共支持中共的立场。（667）这200亿人民币相当于当年（1963年）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的60％。时值大跃进重创国力、几千万人饿死不久，全国老少面黄饥瘦、营养不良，毛竟置6亿国民的生计于不顾，倾国库欲“收买”越共，以壮大其与苏共“决战”之势。

　　该文修改稿先经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再经6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最后由毛定稿，然后派专人送到莫斯科，由驻苏联大使潘自力约见苏共负责人递交了此信。中共在信中提出了与苏共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及其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转达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581）中共认为，苏共的“三和原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在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及阶级分析方面有5种错误观点；同时就“社会主义阵营问题”、“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亚非拉国家及反帝问题”、“与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和平过渡论”、“禁止核武器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全民党问题”、“领袖、政党、群众、阶级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兄弟党之间的准则”等全面批判了苏共。

　　苏共收到中共的这一信件后，于7月14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将中共的这封信公开见报。吴冷西书中的说法反映出当时中国国内对两党争端公开化的官方解释：苏共7月14日的这封“公开信”开始对中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性恶毒攻击”，“苏共的行动表明，赫鲁晓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华真面目，进行公开论战”。（611）但实际上，早在4月4日中共率先公布3月30日苏共中央信件时，双方的论战就事实上已曝光。从此两党之间“撕破脸皮”的公开论争就正式“开战”。在此后的1年内中共接连发表了批判苏共的9篇“重头文章”（即当时著名的“九评”）：

　　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二评：“斯大林主义问题”（1963年9月13日）； 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13日）； 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 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 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 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 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 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

　　吴冷西在回忆中提到，“我们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修改”（639）；毛泽东对“二评”提出的修改意见最多，还亲自作了多处重大修改，文章完稿后还夸赞此文“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659）；“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明确，有些提法过份了”（651）；“七评”“前后修改了18遍，比我们过去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663）；“九评”“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784），“是重头文章”，“挖了赫鲁晓夫的老底”（795）。据中共统计，在双方论战中苏联前后发表了2,000多篇文章，而中国发表文章的总数目前尚无人统计。

　　从吴冷西的书中可以看出，在长达10年的“中苏大论战”过程里中共上层的意见是相当一致的，并无任何不同的声音。笔者以为，正因为高层领导人全体参与了这场论战，无法把政治责任推到少数“替罪羊”头上，为了维护领导层的集体权威，就只能事后对这一论战长期采取集体沉默的态度，希望让时间把这段历史悄然一笔带过。如此就自然不能指望官方会对这场论战有所反思了。而当事人如吴冷西则至今仍以“当然正确”自居，在书中处处为毛泽东及中共辩护；说到激动处，当年那种激昂好斗的毛式情绪就跃然纸上。

　　“中苏大论战”里中共“秀才班子”贬低赫鲁晓夫及其论点时大量使用了辱骂式语词，如“嬉皮笑脸、泼妇骂街”（389）、“信口雌黄、大肆谩骂”（281）、“大肆咆哮”（618）、“耍赖”（621）、“狡辩”（622）、“歪曲事实、捏造事实、颠倒事实”（741）、“陈词滥调”（612）。这样的文风通过当时全国强行实施的“政治学习”而侵淫社会，一改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此后“文革”时期红卫兵的“大批判文风”，乃至以后几代人在书面文体中时而流露的“语言暴力”，均承袭于此。

　　二、中国为何与苏联翻脸？

　　1949年以后，中共曾经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国际关系定位，为此还严厉迫害过国内许多批评苏联的人。但为什么中苏很快又会彻底翻脸呢？杨奎松认为它与毛泽东的个性有关[3]，而吴冷西的书则似乎反映出截然不同的原因。

　　1.为什么对斯大林深怀不满的毛泽东要捍卫斯大林？

　　毛泽东向来对斯大林深怀怨恨，因为他不甘心居于斯大林的领导指挥之下，也不肯让中共的利益服从苏联的通盘考虑；但毛又强烈地反对国际共运批判斯大林，因为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会动摇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正是毛泽东和中共掌握政权的“本钱”和基本手段。

　　苏共“20大”之后，趁著国际共运中批判斯大林浪潮的兴起，毛终于有机会发泄对斯大林个人的不满了。在1956年3月24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历数斯大林4次压制中共的记录：土地革命时期，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中共的力量在白区损失了100％，在苏区损失90％；抗战初期斯大林又支持王明路线，让中共听蒋介石的；抗战后期斯大林又不许中共打内战；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期间毛泽东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但自觉未受充份敬重[4]，于是说自己在莫斯科浪费了时间，只是每天“吃饭”、“拉屎”、“睡觉”。1956年底毛又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说老实话，3篇文章都是我不愿意写的；一次是向斯大林祝寿，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其它2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65） 1957年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及苏共其他主要领导人有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100）这可能是毛首次当面向苏共领导人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也表示了类似看法。他在1960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讲话中提到：斯大林晚年时期，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苏共长期养成了一种习气，一切以它为中心，一切以它为转移、以它为首的大国主义、大党思想，这种习惯越来越严重，要求世界各国党都服从它的对外政策。（320）周还引述了毛泽东的话：“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合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851）

　　但是，一旦斯大林死了，国际共运开始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却反而捍卫起斯大林来。当时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其一是肃反扩大化，其二是大国沙文主义。中共政治局1956年12月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内容时，与会者不但不批评斯大林，相反却处处为斯大林摆好；甚至认为肃反扩大化也“有它正确的一面，杀人杀多了但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杀对了，问题是扩大化，此外，即使认为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但还是认为他在多数情况下，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73－74）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并未改变，此时站出来捍卫斯大林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主义。毛在1956年11月下旬的几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曾明确提出：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基本上也是正确的。……斯大林是好人犯了错误，铁托的观点要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