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生产的起绒织物属于贵重织品，其贵重程度仅次于锦和缎，是历代对外输出丝织品中的重要部分。该文阐述了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利用以及起绒织物和起绒技术外传日本的情况；论述了日语“ビロゥド”一词实是源自中国福建省漳、泉地区的“倭缎”一词。

关键词：起绒织物、倭缎、天鹅绒

abstract the brushed fabric produced in ancient china belongs to the expensive fabric, which is a little cheaper than brocade and satin.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production and use of brushed fabric as well as the fabric and its technics spreading to japan in ming dynasty; it also discusses the japanese “ビロゥド”which really originates from the chinese “woduan”named in zhangzhou and quanzhou, fujian, china.

key words brushed fabric, woduan, velet


中国制织这类织物的历史十分悠久，制织出的此类织品也极其细致精美。但由于纺织品在地下长时间埋藏很难保存，这类织物发现的比较少，兼之文献记载不多，而且往往比较隐晦，需另加诠释，故我们对历代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不是很清楚，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明代的起绒织物的生产及外传日本的情况即是其中之一。WWW.11665.COM



1. 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和利用

关于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情况，虽然与前代一样文献记载比较零散，但若稍微汇集一下，仍能看出其大致，即整个明代自始至终都在织作起绒织物。

明代有好几个地方都生产这类产品。除《天工开物》[1]和《福建通志》[2]提到漳、泉二州大量织制外，现知的还有甘肃、陕西和广东。文震亨的《长物志》是讲文玩和珍贵用物的著作，其书卷八有这样的记载： “绒单出陕西、甘肃。”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卷八也有： “绒单又名剪绒单”的记载。按：谓之单，大概系其门幅较宽。文是明晚期的人，曹是明初期的人，都谈到陕甘的绒单，即明谓陕、甘在整个明代都生产这类产品。

明代起绒织物的利用也是相当普遍的，不仅比较富裕的人喜爱服用，甚至一般百姓也有服用的，这在当时的书籍中多有反映。下列举几例：

其一，《水浒传》是明代完成最早的一部章回小说，相传出自明初的施耐庵和罗贯中，其书第76回即有以剪绒裁制战袄之说，所言为：“剪绒战袄蔡舞。”《水浒》虽属小说，所叙故事未必尽属真实，但写入其中的日用品大多为著者当时习见之物，很少捏造。

其二， 《天水冰山录》是明人过录藉没权相严嵩（嘉靖二一年入阁至四一年造黜放，公元1542－1562年）财务的清单，其内起绒织物（不包括未明书的起绒）有： “大红、青绿、沉香各色剪绒段二八正，青素剪绒十六正、天鹅绒头围一个、红剪绒獬豸女披风一件。”

其三，在《野获编》卷十二中有段讲张居正的事，其文句中有这样的话：“江陵时岭南仕宦有媚事之者，制寿幛贺轴俱织成……以天鹅绒为之，当时以为怪，今则寻常甚矣。”

张居正在明代以长于吏治见称，于隆庆元年入相，至万历十年卒于位（公元1567－1582年）。所谓“制寿幛贺轴俱织成……以天鹅绒为之”，即谓广东以起绒之法织制这些物品。

其四，明代利用起绒织物的情况既见于中国史书，也见于外国人著作。17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势力不断东侵，公元1618年，俄国为了窥测中国和俄比大河流域的情况，曾派宜万裴德林使明，此人在其出使中国的记录中，曾谈及他路过中国长城附近看到的情况：“过长城至施罗喀尔喀所有店铺……各种货物皆有，鹅绒花纹缎、绢布绣金缎皆甚多。”[3]文中叙述的鹅绒花纹缎便是起绒织物。

这些关于明代生产和利用起绒织物的材料，都相当具体，说明明代起绒织物的生产和利用是相当普遍的。



2．明代的起绒方法

明代一直不断的生产起绒织物，起绒技术的应用趋于成熟，相应的创造出来的新品种也很多。某些品种还相当精美，尤如《福建通志》所形容：明代天鹅绒“机制云蒸，殆夺天工”。其技术上的成就，具体显现在花色品种上，这可从现知的6种明代起绒织物窥其一斑。

1．素剪绒，即没有花纹的单色绒织物。

2．倭缎，即在缎纹地上起绒或在绒上起经纹花的织物。它与后来所说的漳缎是有差异的。道光十二年《厦门志》卷七，清厦门关税科则中缎织物税则，其内同时收录漳缎和倭缎两项，即是表示两者有所不同，不过究竟有何差异现在还不大清楚。

3．天鹅绒，即绒毛比较长且密的绒织物，后来漳州生产的漳绒即属此类。《福建通志》说：漳州有天鹅绒，即谓漳绒为天鹅绒之一种。陈作霖《金陵物产》卷十五风土志曾描述清代南京织造的这类绒织物特点：“其绒纹深理者曰天鹅绒”。“绒纹深理”就是说其绒毛长。在道光《厦门志》关税科则中绒类税，同时收有平绒（天鹅绒）和漳绒两项。两者分列，大概就是根据其上绒毛长短而定。

4．雕花绒，即先织成坯布，在坯布上画花，再用刃具根据花纹要求开绒的绒织物。

5．金彩绒，即在加织金银线的地上起绒花的绒织物，也是《元史·舆服志》所说：天子质孙冬服怯绵里之类的绒[1]。过去有些学者认为金彩绒是明末或清代兴起的，其实不然，金彩绒至迟在元代即已出现，但至明代又有较大的发展。

6．交织绒，即丝棉交织的绒织物。《天工开物》中所说“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顷刻集尘衣领之间，移日损坏”的就是这种绒（《天工开物》认为这种绒即倭缎，甚误，倭缎是高级丝织物，据其在厦门税则中被视为与漳缎同样贵重，可以推定。因为经纬均为纯丝，不会集存灰尘，如有灰尘弹之即去，只有交织绒才有这种现象）。

中国古代织制的起绒织物都是经起绒织物，起绒的方法和工艺均以使用起绒杆为主，这是自汉代即已确定的。《天工开物》所说的倭缎织法：“斫铁线[2]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究其实质，也就是这种织法，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这种起绒方法的操作过程基本上分为两步：

一是织绒坯，将经线分为地经和绒经两种，分张于织机之上，地经织地，绒经专门起绒，先织数梭地经，然后起动绒经，于其下插入起绒杆，再拉筘打紧，即可构成特定的绒圈，依是反复，便可织出满布绒圈的坯布。《天工开物》所说的“斫线夹藏经面”，指的就是这一步骤。

二是开绒，在织成十几厘米的坯布之后，用割绒手刀在织机上把蒙于起绒杆上的绒圈割断（雕花绒除外，须下机开割），使绒毛挺立。《天工开物》所说“织过数尺，即刮成黑光”，指的就是这一步骤。

这一起绒方法的特点是：可以根据不同需要随时改变绒毛高度，便于与提花技术结合织制绒花织地或绒地织花的品种。

大家较熟悉的、存世的明代起绒织物有：

1．苏州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静冠之冠面，现存苏州博物馆。

2．明末织制的金彩花绒炕圈，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3．万历时织制的佛经经面，现存福州鼓山佛寺。

4 ．明神宗殉葬品绢里绒袍，现存定陵博物馆。

这四件织品的织作技术都非常精湛，反映了当时织作起绒织物的水平。

苏州的绒冠面是黑素剪绒。王锡爵即万历朝首辅之一，卒于万历三八年（公元1610年），其绒的织地为平纹组织，绒经和地经按1：1排列，绒根为三纬固结，绒毛高约1.5毫米，挺拔整齐，疏密有致，结构也比较坚实。

鼓山佛经经面是绛色暗花的雕花绒，花型丰满，色调韵律。

故宫炕围的织地是加织金线变化组织的金彩绒，图案为朱红的缠枝莲花牡丹，以割绒为纹样衬托。花纹简练豪放，色彩尤其浓郁富丽。金彩绒是元以来最名贵的绒织物，这件绒很可能是明代这类织物的代表作。

定陵绒袍与一般的绒织物不同，它正反面均有高约6.5－7.0mm的绒毛，大概是当时生产的天鹅绒的一种（它是在万历四八年，即公元1620年入葬的）。其织地为平纹组织，经密为每厘米68根，纬密为每厘米27根，经线较细，纬线较粗。绒经与地经按2：2排列，纬根为三纬固结。织作时其正反两种绒经和地经可能分于三根经轴，地经张力较大，正面绒经次之，反面绒经又次之，全部使用起绒杆起绒（大概是用较粗的金属杆）。正反两面的插法和起绒方法稍有不同，正面的须起动正面绒经插于其下，形成绒坯，背面的须同时起动地经和正面绒经，插于其下，借助地经的努力和金属杆自重，迫使背面绒经下沉，形成背面绒坯。割绒时，正面的可能在机上割，背面的则须下机后进行。

在上述几件绒织物中，最为精致的当系定陵绒袍。这件绒袍的设计思想是相当周密的，由于两面均有长绒，而背面又有绢衬，不仅具有绒毛丛立的外观，厚度较大和手感柔软的效果，而且具有与绵衣（絮绵）相似的良好保暖特性，非常精巧，也非常实用，在现知古代各国的同类织品中似乎还没有发现过，即使将其置于现代绒类织物同列中，也略无逊色，实为难得的产品，无愧于“机制云蒸，殆夺天工”之美誉。



3．明代起绒织物对日本的输出

中国古代生产的起绒织物属于贵重织品，其贵重程度仅次于锦和缎，是历代对外输出丝织品中的重要部分。

明代是对外输出这类产品比较多的时期。明代的外贸对象，最重要的是南洋地区及其以西的一些国家和岛屿，其次便是日本。明代虽然一直采取对日禁运的政策，但是并不能阻止商人私自往来贩运两国的货物。中外文献对这一史实亦多有反映。

日本的萨摩是当时中日两国海上交通的要津，据日本《异国日记》载，庆长14年（万历37年，公元1609年）七月有中国商船十艘抵达其地与萨摩的岛津氏联系交易，其中三艘的船主名叫陈振宇和陈德，所载之货内有：“缎、绫、紬、素、帽科六零三匹及天鹅绒若干。”另外这些船所载之货还有“土人仔”一项。按“土人仔”即泥娃娃，系漳州特有的土语，现仍沿用。由此推之，这十艘船大概均系中国漳州之商船。”

另据《罗山文集》卷十二说：自庆长十五年起（公元1610年，万历二十年），中国南京、福建商船航贩长崎者逐年增多[4]。明代福建的商船多系经漳州的海澄出海。漳州是明代起绒织物的主要产地，从此地出海的商船必定经常携带这类物品，亦是可想而知的。

明末的郑芝龙是当时海上渠魁李旭的义子，曾经居日多年，娶日本武士家庭出身的田川氏为妻，以在中日和南洋之间的海上武装走私为生。启祯之交海寇蜂起时，“洋舶非郑氏令不行。上自吴凇下至闽广，富民报水如故，岁入例金千万。”[5]受抚后，亦兵亦寇，仍垄断明朝东南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他曾在崇祯十年（公元1641年）七月，派遣六艘商船绕经台湾航抵日本长崎，载运缎子二千七百匹，天鹅绒五百匹。

日本元禄八年（康熙三四年，公元1695年）刊印的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是专门记载与日本通商国家的物产和航运情况的著作，虽刊刻时间较晚，但所反映之内容均为明末清初之实际情况。在此书介绍各地的土产名录中，广东和福建两省均有起绒织品。说明这两地所产起绒织品已输出到日本和其它国家，故引起他的注意，将其列入书中。

明代向日本输出这类产品，主要是供统治阶层享用，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可能很喜爱这类织品，所以销往其地的比较多，特别是明代后半期就更为频繁了。上面征引的文献，内容都比较具体，很能说明问题。明了这些情况，对我们研究中日两国起绒技术的发展，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4．明代起绒技术外传日本

根据现有材料看，中国古代起绒技术的对外传播，可能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大约发生于12世纪前后，传向西方国家。大概先传到中东，后来又传至欧洲。过去有人考证过欧洲起绒技术的来源，认为是十字军东征时，因在中东得到这类织物而移植过去的。这个论断所说的欧洲开始织作这类织物的时间，可能是对的。十字军起于公元1096止于1291年，其时中国起绒织品正大量的行销阿拉伯国家，十字军在中东得到的起绒织物可能即中国向西运送的这类产品的一部分（那时中东地区还很少生产这类织品）。但其所得似乎不仅限于织品，还应包括一些织造技术。11至13 世纪，中国旅寓中东的人比较多，其中有一些纺织工匠在当地织制纺织品和传授技术。十字军在中东活动时，大概还直接或间接的了解了中国工匠织作这类织物的具体方法，因而欧洲人才掌握了有关的技术和工艺。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即由蒙古军队带过去的。因为此时正是蒙古势力西渐直抵欧洲之时，在到过西方的蒙古军队中也有一些中国纺织工匠，这些工匠将起绒技术传授给了欧洲人。

第二次，大约发生在13－15世纪之间，传向东南亚地区的暹罗等国。暹罗又作暹罗斛，系由暹和罗斛两国合并而成，就是现在的泰国。暹罗自12世纪起即与中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贸易关系，其国的上水即中国商船和商品经常贩运的地区（上水有路北上可达中国的云南），华侨旅居其地的也相当多，甚至在其地出仕作官。15世纪以前，暹罗的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华侨和中国商品抵达其地对于发展暹罗的经济和生产，都起过较大的作用。暹罗的起绒织品，在中国的著作里最早见于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卷中：“其贡物（有）……剪绒。”此著作成书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暹罗织制剪绒的技术大概是在此之前由华侨介绍过去的。

第三次，发生在17世纪中期（其时刚刚入清，系明代的技术当无疑问），亦即本文所要探讨的外传日本的情况。

据日本的《本朝世事谈绮》说：日本的起绒技术始于正保庆安之间（公元1644－1651年）[6]，其起因是在输入日本的起绒织品上发现未割除的起绒杆而引起的。

《谈绮》说到的那件织物，很有研究价值。虽然书中没有交待其来历，但有学者认为是荷兰人运至日本的，相信即荷兰产品。此看法恐怕不大对，大概是过分相信历史上欧洲学术对于日本的作用，认为日本近几百年间产生的科学技术多半来自欧洲的结果。17世纪前后，荷兰织制的这类织物与中国的不同，均采用毛纤维，绝对不用丝纤维，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对这一点就有所反映，西川在介绍荷兰的这类织物时，即明确的写为毛ビロゥド，以示与丝织品有别（大概当时日本把用丝织成的起绒织物只叫ビロゥド，而把用毛织成的，前面另加毛字），《谈绮》没有在那件织物前加书毛字，可见不是毛织的，实属丝织的。既然是丝织产品，无疑是中国产品，与荷兰无关。

《谈绮》提到的那件织物是怎么运到日本的，现已很难考证。根据当时中国对日贸易情况估计，极有可能是中国商人直接启运的，既或不是这样，其根源实亦来自于中国。17世纪时，日本购买中国货物同中国购买日本货物一样，都是比较麻烦的，明政府对日禁运政策，对当时中日两国的商贸发展都有不良影响，日本为了冲破明政府设置的这种人为障碍，在进口中国货物时曾经作过许多尝试，除了设法拉拢中国的私商，还采取过这样两种措施：

一是经南洋转口。经常利用日本商船把中国输送到南洋各地的货物向日本转运。明代同南洋各国的贸易始终没有间断过，16、17世纪时，南洋的爪哇下港、吕宋马尼拉和马来西亚大泥等地的商业都比较发达，当时的华侨在这些城市差不多都开辟有唐人街和商业区，每年向这些城市提供的中国货物相当可观。据荷兰人侯孟德的航海日记所载，在当地的市场上有：漆器、陶器、镜、梳、人参、伞和各色纸张，也有各色生丝、各种丝布、繻子、缎子和天鹅绒等丝织物[7]。正是由于日本非常重视从南洋这条渠道购买中国的商品，所以徐光启在其所著《海防迂说》中才有所谓的：中国禁绝贩日“倭所欲得于我者，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之说[8]。

二是由欧洲国家商船提供。日本在17世纪时期确实曾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个国家通商，但这几个国家贩日之物，并非尽为其国之所自产，而多半杂有中国的产品。当时这几个国家在亚洲都有一些殖民地，葡萄牙的势力侵入印度沿岸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澳门，西班牙的势力侵入以吕宋为主的菲律宾群岛，荷兰的势力侵入南洋爪哇一带，并占领中国的台湾。台湾为福建剪绒之大批销货地，爪哇、吕宋和马来半岛都是明代外贸商品的集散地。台湾、澳门自古即中国的土地，清初时以经销福建、广东的剪绒和各种丝织品著称。明末当亦如是。为了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欧洲人向日贩运的商品，往往即取自聚居南洋各地的华侨和台湾、澳门两地。特别是荷兰，一直奉行以华货易日银，再以日银易华货的原则，不仅不断地在中国沿海地区或海上购买或劫夺中国商品作为换取日银货源，而且还同日本签订了每年向日本供应74万盾台湾商品的合同，按时按量地向日本输出。

过去研究中日通商的著作，大多着重阐述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来往，而很少考虑这两种情况，其实这两种情况是不容忽视的。《谈绮》所说的那件导致日本产生起绒技术的织品，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是用什么方法运往日本之前，当然不能排除是用这两种方式运往日本的，而在不排除这两种方式之前，便认为一定是欧洲的产品肯定是不恰当的。不过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似乎都同中国密不可分。

明代起绒技术对日本的这次传播，是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进行的，完全摆脱了技术操作者的直接授受。因为利用起绒杆织制织物，一般是不会发生漏割起绒杆的现象的。而且无论古今，凡是准备出售的商品，都不会不考虑质量，如果漏割，一定会在织物幅面上形成一条难看而又不易弯曲的横路，会严重影响其外观。《谈绮》所说那件织品，实是一个例外，大概是由于织作者在织作过程中急于求成，马虎其事，而出售之前又未认真检查而造成的。此差错无形中竟为中国向日本传播这项技术创造了条件，这自然是人们预先料想不到的。



5．“倭缎”一词与日语ビロゥド的关系

倭缎这个词在中日两国起绒技术交流史上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意味这个词中的“倭”同日本有什么关系[9]，而是说这个词在明代的时候外传，并且对日本有所影响。说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本文所探讨的一些问题的理解。

在日本的著作里，历来都是把起绒织物写作天鹅绒（不似中国天鹅绒仅表示起绒织物之一种）。这种写法，当然是借用中国的词汇，但在读法上则有两种，一种是用中国的读音，例如日本织制的唐天和绢天的“天”（唐天和绢天系日本明治时生产的两种丝织起绒织物，“天”为天鹅绒的简称），均读为てん；一种是读作ビロゥド，读音与前者迥别，但对于日本来说也是外来语。前者“天”的读音非常明显，勿须多论；后者，也可以说这个词汇的读音是怎么产生的，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日本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认为日本ビロゥド这个词汇是从葡萄牙语veludo和西班牙语velludo转变的，特别是同葡萄牙语的关系尤为密切，而veludo和velludo二词则似乎是来自拉丁语vellus（带毛的碎羊皮）[10]。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对。ビロゥド大概确实是出自葡语或西语，可是若谓拉丁语vellus是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do的本源，也就是说日本的这个词汇同拉丁语有关系，是日语ビロゥド最原始的本源，却不免有些牵强。拉丁语vellus 与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s的前半发音相似，但不具备do的音，将两词如此联系，显然不大恰当。根据veludo或vellus和ビロゥド的发音以及中国和欧洲织制起绒织物的历史看，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s应该是另有来源的。这两词似乎都同中国的语音分不开，是直接或间接的出自中国的“倭缎”一词。

倭缎这个词（指读此音）原本起于福建的漳、泉一带。两地由于滨海的缘故，与广东一样，自唐宋以来出海谋生的人一直都很多。明代的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澄（漳州海隆县，明代漳州商业贸易的中心地）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皆海供，酬酢之皆夷产”[11]。这句话非常正确，也非常形象，说明明代漳、泉商人的足迹几乎遍布于当时的南洋各国和日本一些地区。这些商人自然会同所到那些地区的居民有广泛的接触，同时也会同当时东侵的欧洲人有所接触。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是欧洲早期东侵的先锋，16世纪以来先后在亚洲拥有一些殖民地。他们势力侵入的地区有：中国的台湾、澳门，印度沿岸以及南洋爪哇、马来西亚、菲律宾群岛。这些地区基本都是漳、泉商人经常到达或是漳、泉移民聚集的地方，其中最为集中的是马来西亚半岛，即印度支那和苏门答拉一带。《东西洋考》卷三：

“大泥即古阇泥也，初漳人（至其地者甚多）有张某为哪督，哪督者大酋之号也。……后（明廷）

官其子为酋。”

同书卷五：

“文莱即婆罗国……俗传今国王为闽人，随郑和征此，留镇其地，故王府之旁有中国碑。”

按既有闽藉军人为驻其地，漳泉商人当然亦会往赴其地贸易。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五：

“（嘉靖十二年）时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木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

《西洋番国志》：

“旧港国即三佛齐国也，……国多广东福建漳泉人。”

其次是菲律宾爪哇和婆罗州。 《西洋番国志》：

“爪哇，国古名阇婆国也……而其国人有三等，一等西番回回人，……一等唐人，皆中国广东福建

漳泉下海者逃避与此……一等土人。”

何乔远《名山藏》：

“吕宋……其地迩闽，漳人多往焉，率居其地曰涧内（即中国人聚居之地亦名唐人街）其久贾者以

数万。”

当时南洋有些地区的经济甚至日常生活仰赖于漳商的贸易。据记载，公元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发动反华事件屠杀吕宋之华侨二万五千人（大部分籍属漳泉），事后他们非常恐慌，因为当地的日用衣服饮食，大部分靠华商的运售，今因惨案而交通告断，贸易停顿，他们虽出高价，以求生活上日用品，亦不可得。这种情形，若不改变，势必致无衣可穿，无鞋可着，无物可食也。为此西班牙的吕宋当局在惨案之后不久，不得不派遣专员前往澳门作漳州商贩的工作，请他们劝告经营海外贸易的同乡，继续前往吕宋。专员较好地完成了请求重新通商的使命，回到吕宋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12]。如此仰赖中国物质，亦说明漳商对南洋的贸易是非常频繁的。

倭缎是明代生产量最多的起绒织物之一，不仅流行于国内，也输出于国外。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民，长期保有、习惯使用的交换思想和意识的工具，往往可以随其迁移而迁移。当明代漳、泉地区的商人向国外贩运这类织物的过程中，肯定也会把倭缎这个词汇的发音传播出去。葡语veludo，西语velludo，日语ビロゥド，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最先是被葡、西两国派赴东方的人所接受，并且逐渐地融合于这两个国家的语言之内。倭缎二字在漳、泉方言里读为wo duan（文语）和ou dou （白语），葡语veludo、西语velludo的velu和vellu，即漳、泉语的wo或ou，do即漳、泉语中的duan或dou。日语假名中没有ve音，在直译欧洲语言时往往把发ve的音译为ビ，所谓ビロゥド，实即为veludo的对音。

葡语veludo和西语velludo开始出现时间不见记载，大概是在16世纪的前半期（葡人稍早于西人，是在15世纪末到达东方的。正德12年，也就是公元1517年，有葡人至漳州要求通商互市，即与中国直接通商了，这之前可能已与漳、泉商人有过接触）。日语ビロゥド的开始出现时间，亦不见记载，估计不会晚于16世纪的90年代。日本同葡萄牙通商是从公元1550年葡萄牙商船第一次航抵日本开始，日本人吸收葡语veludo或西语velludo自亦在此之后。据日本记载说：当公元1609年中国商人陈振宇、陈德将包括起绒织物在内的大批货物运抵日本时（即前文谈到的庆长十四年的事）， 萨摩的岛津氏曾将货物清单转报日本的骏府。因为全部是用中文书写，骏府感到不易理解，重又责令金地院的崇传等人加注日本假名，其中有关天鹅绒之一项，即以ビロゥド这一假名标注[13]，说明这个词在那时日本的一部分人中业已传开。此后日渐推广，并成为日本纺织交易和生产语言中的一个正式名词。但已无人能知道其发生和演变的根由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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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丝绣笔记》引《元史·舆服志》：“天子质孙（颜色）冬之服十有一等，服纳石失、怯绵里……。”下注：“纳石失，金锦也；怯绵里，剪绒也。”

[2] 现行刊本《天工开物》中“线”字均作“绵”，日本太田英藏认为当作“线”（《天工开物的机织技术》，见《天工开物论文集》， 章熊、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61，132页），甚是。而“斫线”二字语意欠明晰，中国过去制织起绒织物均使用杆织法，以铁线或竹线起绒，据乾隆《福建通志》说：明代漳州制织这类织物皆用铁线，似其时这一地区以使用铁线为主，故据此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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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宋应星. 天工开物·乃服·倭缎. 广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

[2] 乾隆二年《福建通志·风土志·物产》

[3] [俄]宜万裴德林. 俄国第一次出使中国记. 张星烺译. 地学杂志. 1928，2.

[4] [日]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 胡锡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26页.

[5] 道光《厦门志》卷十六.

[6] [日]太田英藏. 《天工开物》中的机织技术. 见薮内清《天工开物论文集》. 章熊、吴杰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105-184.

[7] [日] 岩生成一. 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考. 月港研究论文集. 福建: 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等编印. 1983. 267-279.

[8] [明] 徐光启. 徐光启集. 卷二. 王重民辑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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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中原虎男. 织物杂考. 日本纺织杂志社出版. 1934年. 274.

[11] [明]张燮. 东西洋考.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15.

[12] [美]菲律乔治. 西班牙与漳州之初期通商. 月港研究论文集. 福建: 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等编印. 1983. 280-294.

[13] [日]木宫泰彦. 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 胡锡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