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运用现代产业经济学理论中的scp研究框架，从商帮这一商业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和探究组织的建立在晋商垄断地位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晋商；市场垄断；scp范式分析
      
　　一、明清时期晋商的发展与崛起
　　山西位于华北平原以西，长城内侧，太行山以西。它四面都是屏障，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可是它却是一个资源大省，盐、铁、煤等自古以来一直很有名。山西的河东盐区的盐业收入一度曾居全国之首。铁的资源十分丰富，在清朝道光年间，产铁量13万吨/年。至于煤炭，到现在山西也被称作“煤都”。
　　明清时期社会的发展和战乱促使山西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土稀民稠”不得不迫使一些山西人出走他乡。而后在不知不觉中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业集团——晋商。
　　晋商是明清时期实力最雄厚、经营最为多元化的地域性商人团体，与江南的徽商齐名。它能数百年称雄于商界，长时期在对俄的茶叶贸易﹑对日贸易中的垄断地位是和他们重商轻儒的乡风分不开的，更与其特有的商帮组织紧密相连。当脚下的黄土地不再能承载晋人的生存时，只能选择“走西口”。他们到边陲运粮中盐，远涉塞外进行易货贸易，但就在这凄凉的“走西口”曲调中一个与江南徽商齐名、名垂千古的地域性大商帮组织诞生了。商帮这一商业的组织对于山西商人能够长时期地拥有垄断地位起到不可低估和替代的作用，同时晋人也赋予了商帮新的含义。WWW.11665.cOM
　　明初，明朝政府实施了新盐法，晋商充分把握了这一机遇，利用地理优势，兼粮商和盐商，大获其利。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晋商没有因循守旧，经营方式出现了重大变化，成为中国了历史上第一个经营多元化、集团化的商帮。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帐局业和票号业表现得尤为突出。晋商的经营项目涉及到了经济的各个方面，盐、米、布、瓷、药材等。“挟资走四方”，晋商的商业资本在全国各地无声无息地流动着、积累着、壮大着。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1.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的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2．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3.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已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二、清代晋商垄断地位形成的scp范式分析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在异地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清代商帮有了很大发展，有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之称。那么在诸多商帮中山西的商帮为何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壮大，并具有市场支配力，对我国的商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以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运用scp研究框架进行分析，来探究其中深层的原因。
　　（一）山西商帮产生的市场环境分析
　　中国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并且卓有成效，而且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后并非新建了一个市场体系，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这时期市场体系已经具有了市场经济的共性的特点，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风险也增大了。清中后期，经济发达地区专业化生产区域及全国各地经济社区的形成，孕育出了各生产经营者、各行业组织与经济型乡族组织之间发生横向依赖与联系的初级的市场经济环境。它是由各组织自发地相互适应和依赖而形成，并逐渐发育出它们的市场关系及专门联络和媒介各组织的机构。其组织活动完全由市场联系所导引，有依赖性和风险性，靠自发调节维持平衡，由于自发调节能力的限制，往往会造成部分失调。这种市场环境为商帮的产生创造了生存的客观环境，但同时市场的不完全性，脆弱性又赋予这一商业组织不可替代的垄断地位。晋商利用商帮组织进行商业经营也是当时客观的市场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二）山西商帮中的商人构成
　　清代按经营方式，商人有三种类型：从事纯商业活动亦即经商的商人，其中又包括从事转运贸易的行商和在市镇之中具有固定营业地点、列肆贸易的坐商；兼营手工业生产、把原料直接分给手工业者、付与一定报酬收回生产产品、再以之为商品出售的“包买商”（又称“包买主”）、“帐房”；商人大地主及经营高利贷者。按经营性质，商人也有三种类型：一般商人；官商（皇商），主要是盐商；洋商，又称行商等。在各个市场体系中，不同层次的商人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的运销系统，共同完成整体的商业行为。

　　山西的商人多从事运输贸易，并且均是长途贩运，所经受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自然要比其他的商人大的多，比如晋商中的在对日贸易中用中国的商品换取日本的铜，他们每年夏至从苏州装船出海到日本长崎，9月中旬装载铜斤返航，小雪后再放洋，次年4月回国，一年两运，借季风，冒着风浪拍打，触礁沉没的危险，远渡重洋。还有对俄贸易的长距离运输也都是非常的艰险，这使得活跃在各层次市场及各条商路上的山西商人，为了避免市场风险结成了商帮。可见山西商人所从事的经营业务使得成立商帮成为必要。
　　（三）山西商帮的组织结构
　　商帮的组织体现着纵向依赖的层次构成。最基层是各个商号。晋帮商号中的管理系统有代理人、副手、掌计、店伙四层。代理人是东家的代理，类似经理。副手是代理人的助手，设数人，各负责一个方面，有的负责管理下层掌计——“上佐诸父，下督掌计”；有的负责掌握市场信息——“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使其“征贵贱运，睹若观火”，有的负责联络官府等。掌计是各店铺的管理人员，店伙是伙计、佣工。其他各商帮乃至散商，也都有各自的经营机构或组织。商号之上，是地域性的商帮组织区域会馆或行业性的商帮组织同业会馆。（注：清末一些大的商帮组织中出现了“总号”，“总号”统率各地“分号”，成为“联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清代全国各主要城市都有商帮的会馆。所谓“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同业会馆如北京前门外芦草园的颜料会馆，便有合盛号、全泰局等作为“纠首”的15家晋商颜料商号和西裕成、永裕号等作为成员的89家晋商颜料商号。区域会馆如汉口的山陕会馆即包括：太原帮、汾州帮、红荣帮、合荣帮、卷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西药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匹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等。从上可知山西的商帮其组织的严密，分工的明确，职能的全面，使得其具有了一般商帮所不具有的对市场灵敏性，能够适应市场。
　　（四）山西商帮的社会基础
        山西商帮的社会构成基础是纵向依赖的宗族系列与乡族系列，尤其是对官府的依赖。如晋商清初被封为皇商的即是著名的“八大家”——王、范、靳、王、梁、黄、田、翟。康熙年间，北京正阳门左右列肆而居、经营银号的浙江商人共建银号会馆正乙祠，翰林院检讨浙人诸起新为撰《正乙祠碑记》中有这样的词句：“吾越之在版图中，犹太仓一粟，沧海一苇也”，“吾乡之人，去其族里而居于是者有岁时，有伏腊。少者、壮者、老者，怅怅然失所依附”，“而苟得一地焉，酾酒敬神，敦桑榆之好，而因以追溯其宗党里族，曰，某山某水，某之所居与游也，某甲某里，某之所生与长也。因而屈指其人，孰在孰亡，孰得孰失，岂不肫肫乎上故旧之思而动其怀土恋本之情也”（注：《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1页）。
　　这些词句，生动反映了商人在横向依赖与联系的无层次中，要求纵向依赖与联系的心态。同是康熙年间，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张德桂为广东商人在北京正阳门外黄皮胡同所建仙城会馆撰写的碑记，更直接地道明了建立商人会馆的缘由：“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利？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以是为由利也”，“乡人同为利，而至利不相闻，利不相谋，利不相一，则何义？故会之。会之，则一其利。以讲义也，以是为由义也”，“夫以父母之赀，远逐万里，而能一其利以操利，是善谋利也。以为利，子知之，吾取焉。抑以乡里之俦，相逐万里，而能一其利以同利，是善笃义……然而利与义尝相反，而义与利尝相倚者也。人知利之为利，而不知义之为利，人知利其利，而不知利自有义，而义未尝不利……惟有斯馆，则先一其利而利同，利同则义恰，义恰然后市人之抑塞吾利者去，牙侩之侵剥吾利者除，以是为利而利得，以是为义而义得也。”（注：《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16页。）
　　为得利而求助于义。在横向依赖与联系的无层次中，为抵御市场不成熟难以调节带来的风险，而要求纵向的依赖与联系。应该说这种要求，在当时的市场体系下，是自然而又深刻的。这也使得这些社会基础成为所有商帮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对于晋商也不例外，并且表现得更为强烈。清代山西商帮中从学徒到经理基本上都是山西人，而且一般还具有宗族与乡族联系。
　　这种要求也就同时表现在对官府纵向依赖。晋商中最大的商人绝大多数是官方特许的皇商、官商。他们或者以巨资捐输、买官，或者与高官攀亲、联姻，或者代官投资入股、“合伙”经营，与清廷建有或千方百计建有特殊关系。如清廷较大的军事行动大多得到晋商的支持。康雍乾平定准噶尔时，晋商范毓曾输送大量军粮，“省国费以亿万计”； 乾隆时大小金川之役仅晋商捐助饷银即达110万两。（注：参见《中国十大商帮》第20页。）纵向依赖获取的封建特权成了晋商积累巨额资本的有利武器。官商合一，使清中后期商业经营的传统色彩更为浓厚。
　　这些山西商帮所具有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
        三、结语
　　正是山西商人所特有的商帮组织，使晋商在清代以来长时期中保持着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这种垄断主要是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对我国市场的培育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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