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研究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古都研究中必须的手段。在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西周的都城体系中有三个都城：岐周、宗周、成周。岐周是西周的圣都，宗周是西周的主都，成周是西周的陪都。作为周的“圣都”，岐周是国家重要的祭祀中心，它不仅是周族发迹的地方，而且承担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拥有大规模的宗庙建筑，这些远非“俗都”宗周可比。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都城地位也在变化，岐周在西周中晚期逐渐丧失了圣都的政治地位。西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各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西周都城； 都城体系； 圣都； 俗都
abstract: the capital system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included three capitals, that is, the zhou of qi, the zhou of zong, and the zhou of cheng. the zhou of qi was the holy capital, the zhou of zong the folk capital and the zhou of cheng the secondary capital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as the holy capital, the zhou of qi was the principal center of sacrifice. it was not only the place where the zhou family rose to power and the highest rank of sacrifice was carried out. it boasted of large quantities of largescale family temples, which was far superior to the zhou of zong as the folk capital.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ituations, the zhou of qi gradually lost its political place as the holy capital in the midandlate zhou dynasty.
key words: capital of the west zhou dynasty; the capital system; the holy capital; the folk capital
对于先秦时期的都城来说，由于都城数量并非单一，其政治地位随着政治形势、统治疆域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都城体系的角度来研究都城政治地位的变化是必须的。wWw.11665.coM在都城体系中，有圣都与俗都、主都与陪都等都城关系。
圣都问题是董作宾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商丘的“商”是殷商先王宗庙所在，是商代亘古不变的“圣都”［1］。后来，张光直先生光大其说，总结性地论述道：
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2］
总结二位先生对于圣都的描述，“圣都”应该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的发迹之地，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三代时期，圣都承担着国家的主要祭祀功能，圣都的“祭仪上的崇高地位”，是其在国家都城体系中能够占据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圣都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圣都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而这个“宗教意义”可能是祭天、祭神之地，也可能是由先王陵墓、宗庙等组成，不管怎样，从考古发掘上我们可以找到较高规格、较大规模的礼制建筑；二、圣都是先王发迹之地，是对一个政权或王朝有较大意义的发迹之所，虽然不是最早的都城，但必须对政权或王朝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圣都是特殊的都城。
圣都与俗都具有复杂的主都和陪都的关系。如果一个都城在开始的时候是主要的政治中心，具有主都的地位，有宗庙等祭祀设施，又是一个政权迅速强大时期的都城，随着政权实力的增加以及疆域的扩大或者对外策略的变化，政治中心向其他地区转移，这时政权内部就会出现至少两个都城。较早的都城是具有宗教意义的陪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则成为一个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在大部分情况下，较早的都城由于是政权发迹之地、是宗庙祭祀场所，在都城体系当中成为陪都，也是圣都；而较晚出现的都城，是都城体系当中的主都，也是俗都。但也有例外，如果俗都建都时间比较短、俗都迁移比较频繁、俗都职能较为简单（例如只有军事职能），则圣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权的主都。
西周时期的都城主要有岐周、宗周、成周，目前少有研究三者之间关系及政治地位变化的论述，笔者不揣浅陋，拟从都城体系的角度论述岐周的都城地位及其与宗周的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岐周的都城地位变化有三个阶段：单一为都阶段，这一时期，岐周是周政权惟一的都城；圣都时期，从文王作丰开始到西周中期；圣都地位明显下降时期，从西周中期到西周灭亡。
一、 岐周单一为都时期的地位
岐周是周人作为一方诸侯时期的政治中心，是周族发迹的都城，在文献上有几个不同的名称，有“岐下”、“岐阳”、“岐邑”、“周”（西周铜器铭文）等，因其北倚岐山，后人多以岐周称之[注: 岐周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文王生于岐周。”]。文献中相关的记载很多，如：《诗•颂》：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
《大雅•绵》：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孟子•梁惠王下》：太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无君，我将去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
《孟子•梁惠王下》：昔者太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史记•周本纪》：（古公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这些文献，很明显地记载了早周时期（相当于晚商时期）周族的首领古公父（即后世所称的太王）在岐周设置政治中心、大置宫室、设立属官的史实。
岐周是周人立国及其走向强盛的都城。
从政治方面来说，《国语》中有“周之兴也，鸣于岐山”。自古公父在岐周筑城到文王徙丰，岐周作为周都凡历三世，约百年。其间周人建筑都邑宫室，规划开垦农地，整顿部落组织，设置官僚吏属，正式建立了国家，称“周”，逐渐强盛发展起来。周人迁入周原后即大筑宫室，正式建立了都城。《史记》所谓“营筑城郭室屋”。《诗•大雅•绵》描述了都城的建设情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扌求之，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咎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其中“皋门”为宫门，“应门”乃朝门，“冢土”乃大社。可知岐周城初建时已经有了朝寝、宗庙、社稷之类大型建筑，都城规制是非常完备的。古公父又“作五官有司”，建立了政治机构，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国家制度。其政治影响发展很快，到其子季历时代开始向西北方的戎狄发动武装进攻，古本《竹书纪年》谓：“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征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文）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文王立，“是为西伯”，苦心经营数十年，对西北与西南各部族恩威兼施，不断开拓疆土，形成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战略格局。
从经济方面来说，周人迁居周原后，发扬以农立国的传统［3］，在肥沃的周原上大力发展农业。《诗•大雅•绵》谓其“乃疆乃理，乃宣（通作畎）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就是自西向东大规模地开发农地，修起田界、治理农田，开筑田沟和垄亩。周人对天时变化、节气更易、水源利用等都特别注重，促进了农地的开发和收成的提高。
根据《史记》所记，文王迁丰之前，在岐周的有太王（即古公父）、王季、文王三代。
在文王去世的前一年，才徙都于丰，而“西伯盖即位五十年”，以太王、王季在位各30年计算，岐周在迁丰之前，单一为都的时间大约在100年左右。
二、 岐周的圣都地位
以往学界论述周的政治中心从岐周向丰镐的过渡，大部分是从都城迁移的角度来谈的。笔者认为，从都城迁移的角度看待周政治中心的转移似乎有些偏颇，岐周与宗周、成周的正确关系应是三都并存的关系，即周人在丰镐建立都城之后，并未放弃岐周旧都，丰、镐成为周人灭商的前线都城，岐周作为周人的根据地逐渐确立了其圣都地位。武王伐纣使周人成为天下共主，基于“择中立都”的原则和统治东方的需要，成王时期营建了成周洛邑，成周继宗周之后成为前线都城。成周建成之后，周人仍然继续建设岐周。岐周、宗周、成周依次向东，三都分别成为圣都、主都、新都（也是陪都），宗周居三都之中，向东依赖成周洛邑统治商人的原势力范围并对东夷、南夷进行征战；向西则有岐周这个周人发迹之地和手工业中心，岐周的宫室、宗庙和手工作坊不仅是周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宗周的经济支柱。从时间段上来说，岐周的圣都地位，是从它与宗周并存的时期开始的。
（一） 岐周是先王发迹的地方
不管是岐周单一为都时期，还是岐周与宗周并存时期，岐周都是使周人一步步走向强盛的根据地。
周原是周人发展强盛的舞台，岐周是周人建国后的第一个都城。古公父建都岐周在周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故《诗•鲁颂•泮宫》有言：“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即古公父）。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岐周被称为周族发迹的地方并不为过。
至于岐周之后的另一个都城宗周，学者认为“最初应该是东进的指挥中心”［4］，许倬云也认为“最初也许是经营东方的指挥中心，渐渐变为行政中心”［5］90，在伐商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迫切要求下，西周建立宗周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势力向东的扩张，因此，至少在宗周建立初期，其军事意义较为浓厚。旧都岐邑则是周人政治、经济、宗教的根据地、大本营。岐周有着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发展了百数年的手工业生产，其产品不但能够满足平时自用，而且还可以保证戍卒出征之时的需要。农业和包括青铜冶炼等在内的手工业的重要性加强了岐周的重要地位。
（二） 岐周是西周时期重要的祭祀中心
周人成为天下共主之后，岐周成为重要的祭祀中心，其圣都地位更加重要。由于丰镐最初为前线都城，故周人的祭祀设施仍沿用岐周的宗庙，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丰镐为都时间的增长，丰镐的祭祀设施逐渐增多，但由于岐周是旧都之地，又是周人发迹之地，因此，岐周的祭祀设施也在不断增加，其祭祀地位仍然保持。
首先，岐周是文王、武王、周公等重要政治人物的埋葬之地。
西周初年的几位政治家并未埋葬在宗周附近，而是归葬周人的根据地岐周，使岐周成为祭祀“先王”、“先祖”的重要地点。
《逸周书•作雒解》：“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由此可知，文王、武王、周公均葬于毕。《史记•周本纪》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可见，“毕”是周人重要的祭祀地点之一。作为西周的重要政治人物文、武、周公的埋葬之地，毕当然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而且，终西周一世，保持着较高的祭祀规格。关于“毕”的地望，《逸周书•作雒解》有明确记载：“武王既归，成岁十二月崩镐，于岐周”。则“毕”应在岐周之地当属无疑。
1976年在周原遗址范围内岐山凤雏村一座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内，发现大批西周甲骨残片。其中，h11：17有：“祠，自蒿（镐）于周”。［6］这片卜辞的内容被认为是武王时期，周武王自镐京向“周”，即岐周举行春祭活动。
成王时“有岐阳之”，以成功祭告祖庙[注: 《左传•昭公四年》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康有丰宫之朝”。]。高卣铭文有：“隹十有二月，王初旁，唯还，在周，辰才庚申，王饮西宫。”据唐兰先生解释，这是指康王在岐周之西宫举行饮酒礼，是一种重要祭祀活动［7］。据金文记载，岐周都邑内设有周宫、周庙、成宫、康宫、康庙、康寝、大庙及康宫中的诸王宫庙等，多是历代周天子的祖庙。这些铭文记录集中体现了“周”作为周人圣都，以祭祀为主要功能的宗教地位。
以上记载说明，在西周时期，岐周的政治地位很高，周王不断到岐周举行各种高规格的祭祀活动。
其次，岐周有高规格的宗庙建筑。
对于岐周的宗庙建筑，文献资料几乎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借助考古发掘来探讨。上世纪70年代，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一组建筑基址遗存，其中，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坐落在东西宽32.5米、南北长43.5米、高1.3米的夯土台基上，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建筑物的形制以门道、前堂和后室为中轴，东西两边配置门房、厢房，左右对称，并以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的封闭性院落。门前4米处有一影壁，盖有护顶。前堂为该建筑群的主体建筑，比周围高出0.3米，东西长17.2米，有7排柱基，间距3米；南北宽6.1米，有４排柱基，间距２米。由这些排列整齐的柱洞可知，前堂面阔6间，进深3间。堂前为中院（中廷），北侧有三条斜坡状的阶道，可以升登前堂。由前堂经过廊道往后室，后室在基址北部，东西一排，共五间，东西总长23米，南北进深3.1米［8］。基址两侧有对称的厢房，东西各八间。这组建筑的墙体均为夯土筑成，墙壁上和室内地面均涂三合土（由细沙、白灰和黄土搅拌而成）。在屋内堆积物中发现有瓦片，推测屋顶是用瓦覆盖着的［9］。房基周围有陶水管道，构成完备的排水设施，是一座结构严谨的大型建筑。［10］凤雏甲组宫室建筑于西周早期，沿用到中晚期。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正是在岐周范围之内。
当然，关于岐山凤雏西周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凤雏建筑群基址应是青铜器窖藏主人的宅院［11］，有学者认为凤雏建筑群基址有很大可能是属于周天子的［12］，周原地区东自下樊、召陈，西至董家、凤雏乃是西周都城岐邑的宫室宗庙分布区［13］。笔者认为凤雏建筑基址应该属于西周的宗庙建筑。《尔雅•释宫》有“室有东西厢曰庙”，而凤雏基址正是有东西厢的，因此，我们可以确认这组建筑是“庙”，即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宗庙。
正是由于周族兴盛于岐周，又是在岐周的支持下灭商，因此它对当时人们的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贵族阶层的意识，他们把这块宫室所在的兴盛故地看做圣地倍加敬仰。而且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也要求王室贵族前往岐周宫室、宗庙祭祀祖先，寻求神灵保佑。因此，周族在政治及其他活动中自然就不曾忽略岐周，凤雏甲组宫室从西周早期一直沿用到中晚期的原因应该也在于此。
第三，岐周是西周时期众多贵族的居住之地。
西周的许多贵族在岐周拥有封邑，居于岐周的各贵族之家，也要祭祀他们的祖先。根据周原出土的窖藏青铜器铭文记载及青铜器的纹饰图样，我们判断周原主要的贵族有：函皇父家族、梁其家族、中氏家族、散伯车家族、裘卫家族、微氏家族等十几个家族。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突出的特征，在于它的应用：青铜器几乎很少使用于农业生产或灌溉；相反，主要铸造成各种造型的礼器和兵器，即与维护王权的政治、军事和宗教活动等关系密切。”［14］那么，在周原出土的各种造型的青铜礼器及由此显示出来的多个贵族家族，也表明岐周在西周时期显赫的宗教祭祀地位。
三、 岐周圣都地位下降时期
都城地位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15］。西周初期岐周是周人的圣都，它不仅支持周人在宗周成为天下共主，还在周人东进成周时成为周人的根据地，因此，岐周的政治地位相对较高。到西周中晚期，随着国内外政治势力的消长，岐周的圣都地位开始明显地下降。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时“王道微缺”，穆王时“王道衰微”，懿王时“王室遂衰”，明显地表示出“王道”衰落的三个阶段。因此，《汉书•匈奴列传》记载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犭严狁之故”。正是由于西周国力衰微，西北的游牧民族才开始入侵。到后来“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16］卷5《秦本纪》犬丘即今甘肃礼县东北，秦人与西戎的惨烈斗争持续几代，互有胜负，可见岐周之地（今陕西西部）已经几乎成为与西戎交战的前线。从全国范围来看，岐周、宗周位于偏西北的地区，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周幽王举烽火以博妃子一笑，虽然很戏剧化，但也反映了战火烽烟时常直抵都下的紧张局势。
王室衰弱还伴随着诸侯势力强大。《史记•周本纪》载：“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西周确立的继承方式是父死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懿王崩后，先是懿王的叔叔即位，继而又传回懿王之子，传承顺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是有缘故的。这里出现了“诸侯复立”的记载，这是因有势力强大的诸侯（小宗）开始操纵王室（大宗）。《礼记•郊特牲》有：“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郑玄注：“时微弱，不敢自尊于诸侯也。” 夷王时期的“微弱”应该是指国势衰微，王室不能自专，周王由诸侯拥立，这样，当然“不敢自尊于诸侯”。“大宗”与“小宗”开始混乱，与宗法相关的宗庙、祭祀之事也开始薄弱，以高规格祭祀为主要内容的圣都地位亦随之下降。
与此同时，西周中晚期东都成周的重要性愈益增强。西北一带戎狄交侵，岐周、宗周几成前线，而由成周主导的对东南夷的战争却节节胜利，如穆王时期的刻卣铭文有：“隹白父以成即东，命伐南夷”。厉王时期的虢仲记载：“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才成周。”同为厉王时器的晋侯稣编钟也有周王到成周指挥作战的记载。夷王时器的簋也记载了王在成周命令对南淮夷作战。这就说明周王可能多次亲征东南夷，一些高级臣僚也长期在成周指挥作战。许倬云先生认为：“自从昭穆之世，周人对于东方南方，显然增加了不少活动。昭王南征不复，为开拓南方的事业牺牲了生命，穆王以后，制服淮夷，当是周公东征以后的另一件大事。西周末年，开辟南国，加强对淮夷的控制，在东南持进取政策。东都成周，遂成为许多活动的中心。”［5］29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及军事活动的胜利导致明显的经济收益，驹父盖（西周晚期器）就说明了周王室对南夷和东夷的贡纳征收。［17］而这些贡纳应该都囤积在成周洛邑。
一方面，王室衰弱、戎狄入侵、诸侯强大等因素导致在西方的岐周与宗周政治地位逐渐下降；另一方面，成周在西周中晚期军事、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迅速增加。这就导致西周的都城体系随之发生很大变化，岐周、宗周、成周三都的政治地位自然就出现了相应的调整。西周中晚期，随着周人对东方、南方各地方政权征战的胜利，周人在东方站稳了脚跟，陪都成周的地位逐渐重要起来，再加上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周的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主都宗周随着建都时间的增长，已成为周人东进的根据地，加之宗周、成周祭祀设施不断的建设和完备，已不需要再到岐周去祭祀先王先祖。
岐周圣都地位下降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如前所述，从考古发掘来看，岐周的宗庙建筑只沿用到西周中晚期，而没有完全延续到西周灭亡，这说明西周中晚期后，岐周的祭祀地位大大下降了。其次，在西周中后期，岐周已不是贵族聚居地。目前周原出土的诸多青铜窖藏就证明这一点。这些铜器一般埋藏在居住遗址的近旁，是同一家族不同时期的器物，而且埋藏时没有完整的体系，因此，学者们认为这是岐周贵族在国势“微弱”之后，为了临时避难而将无法带走的贵重铜器仓促埋藏，并且这些贵族再未归来重新使用这些铜器。［18］这就说明这些贵族再没回到岐周，不同家族的多起窖藏表明岐周已不再是贵族聚居的地方。没有了政治地位较高的贵族，岐周的地位当然会下降。圣都应该是保持较高宗教意义的都城，又是先王发迹之地。随着祭祀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衰落，尽管岐周仍是几百年前的先王发迹之地，其圣都地位也会逐渐下降。
四、 结论
依据目前的资料，笔者可初步勾勒出岐周作为周族圣都的政治地位。在西周初期甚至到中期，岐周是“宗庙、辟雍，为周人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中心”［5］90，是周人的发迹之地，又是西周时期的主要祭祀场所和政治活动中心。简言之，岐周是周人的圣都。相对而言，宗周和成周是西周的俗都。到西周中晚期，随着西周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岐周的圣都地位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岐周是陪都。由于周王长居宗周处理政务，宗周具有行政上的主要权力，是主要都城。另外，虽然岐周居住有众多贵族，但在宗法制度盛行的西周时期，异姓贵族的地位远不如姬姓贵族，尤其是居住在岐周的异姓贵族大部分是殷人，所以与宗周相比，岐周实际的政治地位要低一些，从这个角度来说，岐周是陪都，而宗周是主都。
周的都城体系和圣都制度对后世政权的都城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圣都作为发迹之地和宗教圣地，往往成为政权所依赖的根据地，而俗都则成为政权向外扩张的军事中心和行政中心。后世许多政权都把发迹之地和宗教圣地建为圣都，而将行政中心和军事中心建为俗都，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都城体系。如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体系中曲沃与绛就是圣都与俗都的关系。曲沃武公及其先祖以曲沃为根据地经过三代67年的艰苦经营，终于列为晋侯，因此，曲沃是曲沃武公及以后晋君的发迹之地，也是晋君的宗庙所在，晋献公时就因为这个原因派太子申生驻守“下都”曲沃，甚至大部分晋君即位时都要到曲沃告祭武宫（如晋文公［19］339、晋成公［19］541等）、薨后葬于曲沃（文献上明确记载的有曲沃武公 《左传》、《史记》等文献均记载曲沃有武宫，是武公之庙，这是晋国重要的祭祀之地。、晋文公［19］403等）。而绛则成为晋国的行政中心。曲沃和绛两个都城一圣一俗，终于成就了春秋时期晋国的霸业。战国后期的秦国也采取圣都制度，圣都雍城是秦政权始终依赖的后方根据地；俗都咸阳是一座有效控制全国并能够迅速向外扩张的前线都城［20］。
可以说，圣都与俗都完全符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要求，圣都的主要功能是宗教祭祀之“祀”，俗都的主要功能是军国大事之“戎”，圣都与俗都的有效配合，便于对内统治以及向外扩张。另外，圣都和俗都组成的都城体系能够使一个政权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其中，圣都作为一个政权的旧都和根据地，可以支持前线都城全力外向，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
［ 参 考 文 献 ］
［1］ 董作宾．卜辞中的亳与商［m］∥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2册：先秦史研究论集（下）．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28．
［2］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110．
［3］ 王社教．论历史乡村地理研究［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4）：71-78．
［4］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ｍ］．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21．
［5］ 许倬云．西周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6］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ｍ］．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27．
［7］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ｍ］．北京：中华书局，1986：133．
［8］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ｊ］．文物，1979（10）：27-34．
［9］ 傅熹年．陕西凤雏建筑基址初探［ｊ］．文物，1981（1）：65-74．［10］ 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存的初步考察［ｊ］．文物，1981（3）：23-33．
［11］ 丁乙．周原的建筑群遗存和铜器窖藏［ｊ］．考古，1984（4）：51-56．
［12］ 王恩田．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群基址的有关问题［ｊ］．文物，1981（1）：75-78．
［13］ 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ｊ］．文物，1979（10）：44-50．
［14］ 张光直．宗教祭祀与王权［ｊ］．华夏考古，1996（3）：103-108．
［15］ 许正文．中国历代政区划分与管理沿革［ｍ］．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9．
［16］ 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 黄盛璋．驹父盖铭文研究［ｊ］．考古与文物，1983（4）：52-55．
［18］ 杨宽．西周史［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847-848．
［19］ 春秋左传集解［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0］ 潘明娟．秦咸阳的俗都地位［ｊ］．唐都学刊，2005（5）：146-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