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考察《易传·系辞》中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形象，发掘出该书作者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并比照《易传·系辞》成书前儒、道两家赋予圣人与君子的人格内涵，揭示《易传·系辞》中圣人、君子与《易传·系辞》成书前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君子的同一性。验证《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关键词：圣人；君子；《易传·系辞》；《=易经》

　　一、儒、道两家圣人与君子
　　
　　圣人、君子是儒、道两家共同关注的人格形象。但两家所赋予的圣人、君子人格内涵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儒家经典《论语》中，孔子没有明确地说出圣人的人格内涵，然而他却较具体地指出圣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六人。我们发现。这六人的人格形象具有这样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有位的王者，他们不仅文治武功非常显赫。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圣人的人格内涵具备王者、仁与智。而孟子从儒家的伦理道德本位出发。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圣人的人格内涵就是“仁且智”。他与孔子不同。不再以王者为圣人人格的基本内涵。而以“仁且智”。值得注意的是。儒家非常尊崇圣人人格形象。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在孔子的视域里。圣人人格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连他自己也不能。孟子则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强调“百世之师”的圣人是人类伦常最完满的体现。
　　与儒家规定的圣人人格内涵“仁且智”截然不同，道家老子则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赋予了圣人“自然”与“无为”的人格内涵。而庄子认为。圣人的人格内涵是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WwW.11665.Com他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说。圣人以天然为主宰、以德性为根本、以大道为门径。能预知万物的变化，但圣人与道是不同于一体的。只能做到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虽然庄子承认圣人以道的本性为己本性，但他是否定圣人的。他说：“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掊击圣人，纵舍盗贼，而天下始治矣。”在这里，庄子明确否定了圣人。同时他指出，圣人之道是一把双刃剑。圣人用它可以便天下太平。但是盗跖用它，却可以为害天下。他认为。若想实现天下大治，人们必须摈弃圣人之道。可见。在总体上。庄子是否定圣人及圣人之道的。
　　与圣人一样。君子也是儒家所推崇的人格形象。在儒家心目中。君子人格的地位仅次于圣人人格。但它比圣人人格有更强的现实性。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孔子认为虽然圣人人格是普通人很难达到的，但君子人格则是常人可及的。孔子所说君子人格的内涵有两层：一是指有道德操守；二是指在位者。在孔子的视野里，君子有道德操守的具体规范是行“仁”心。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在他看来。行“仁”心是君子本分，而“小人”则根本不具备这一点。以孔子学说继承人自居的孟子更加推崇君子的道德操守，君子即使“无恒产”。也有“恒心”。孟子进一步解释到：“君子与人为善，取诸人。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孟子以“与人为善”。亦即行“仁”心为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不再以是否在位为君子人格的内涵，这是对孔子君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而在道家心目中。君子则是秉承自然本性、“无为”的人，他脱离了儒家所尊崇的封建宗法礼制羁绊。老子认为，“善为士(君子)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在老子的眼中。君子是深谙“道”的人。庄子则认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可见，在生活于战国中、后期庄子的理解中。道家的君子已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一些色彩。但从原初意义上看。道家赋予了君子人格承袭自然本性、脱离礼制约束的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易传》是儒家典籍，但近年来陈鼓应先生通过对《易传·系辞》考察，认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所作。”圣人和君子是《易传·系辞》中讨论的两个重要人格形象，通过考察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就会发现陈老这个观点是很难成立的。而我们通过对该书中两者的人格内涵以及作者对他们态度的考察，恰恰验证了《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的历史定论。
　　
　　二、《易传·系辞》中的圣人
　　
　　《易传·系辞》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而解释和发挥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该书作者的价值旨趣。作者的价值旨趣即使是不经意的也会暴露出自身的学术立场。因此。我们在考察该书中圣人的人格形象，发掘圣人的人格内涵时，也必然会发现作者的价值旨趣和学术立场。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该书中圣人人格形象。
　　第一，《易传·系辞》中的圣人是一个用“智”来行“仁”的仁者，《易传·系辞》作者说，“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于圣人。”从这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里，圣人是一位“以为天下利”的仁者。他们认为，圣人作为仁者是用“智”来行“仁”的：而且圣人行“仁”的过程中，与《易经》是互动的，《易传·系辞》中说：包栖氏(伏羲氏)在“王天下”时，他一心为天下人谋福利，他对天、地、万物仔细观察，然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创作了八卦；他并从《离》卦得到启示，教授人们结绳作网，来捕捉鸟、鱼；神农氏从《益》卦得到启发，教授人们制作耒、耜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依据《噬嗑》卦，制定交易规则，使人们有章可寻地交换各自物品，大大地方便了日常生活；黄帝、尧、舜受《乾》、《坤》两卦的启迪，为人们制作了衣服，使天下得到了大治；后来的圣人，更是不离《易经》，并且常常依据《易经》为天下人做好事；为了人们避风雨，圣人教会人民建筑了“官室”；为了人们更好地搞好丧葬，圣人制作了棺椁；为了让人们知道文理、记录历史，百官能更好地治理政事，圣人又创造了文字。这些伟大的创举，都是圣人所为。从这我们看出。在《易传·系辞》的作者心目中。圣人是一个依据《易经》为人民谋福利的仁者。
　　第二，在《易传·系辞》中，圣人不仅是一个仁者，更是一个行“仁”心的智者。圣人作为一个智者，首先体现在他创作了《易经》以及《易经》中的《大象》、《小象》和《系辞》上。《易传，系辞》作者讲“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出图，洛出书”，根据传说，伏羲氏见龙马负图出于黄河。它的身上有纹如八卦。他依此画出八卦；大禹见神龟出洛水，背上有文字，他依此作《尚书·洪范》。这两则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可以肯定一点，远古的中国智者们对天地之道是非常关注的。而正是这种关注。他们在苦思冥想中不断地受到外界事物的启发，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
　　而《易传·系辞》作者则神化了《易经》的创作。在他们看来。是智慧过人的圣人创作出了八卦；并参照天地运行的规律，进而创作出了《易经》。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调，由于天、地、人三才是合一的，因而《易经》也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易传·系辞》作者进一步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在他们看来，圣人为了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的活动，而创作了《大象》、《小象》。可见，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笔下，圣人是一位大智者，圣人不仅“通古今之变”，还在于“究天人之际”。同样，《易经》的系辞也是圣人所作。他们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很明显，《易传·系辞》作者认为，《易经》的系辞是圣人根据卦象的阳刚阴柔而推演出来的，圣人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的活动。
　　其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笔下。圣人作为一个大智者，体现在他创作的《易经》包含了全部的天地之道以及使《易经》的简便易行上。《易传·系辞》作者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说“说夫《易经》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他们认为，圣人制作的《易经》对天地之道无不涵括。《易传·系辞》作者继续说：“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易传·系辞》作者认为。圣人制作的《易经》不但统涵了全部天地之道。而且又简便易行。圣人为使《易经》在现实生活中简便易行，对《易经》中最重要的乾、坤两卦加以重点诠释。经过圣人的悉心诠释，乾、坤两卦达到了“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的效果。

　　再次，《易传·系辞》的作者以为。作为大智者的圣人所制作的《易经》，从功用方面体现出作为智者的圣人四个特性。他们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占筮者尚其占。”他们认为，《易经》从语言、行动、制作器物和占卜四个方面体现了圣人之道。 《易经》本质上讲是没有思维功能的、寂静的、甚至没有作为的。但通过与人交感，它能神奇地达到通晓天下事变。圣人是真正理解《易经》的，但仍然必须“极深而研之”。也正因为如此。易经才体现出圣人之道，亦显示出圣人在《易经》功用层面上的智能。
　　最后，在《易传·系辞》的作者的眼中，圣人作为一个大智者，在现实生活中是离不开《易经》的。他们认为。凭借《易经》，“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圣人是具有特殊智能之人，只有他才能正确运用《易经》治国天下，并达到恰到好处的效果。《易传·系辞》作者借孔子之口，表达了对《易经》的看法：“《易》开物成务，冒天之道”；“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他们重申，《易经》揭示了世界的规律，在政治生活中，对圣人而言，作用是无可比拟的。只有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易经》，圣人才能有效地治理社会。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认为。也只有圣人能正确和全面地认识、理解《易经》。
　　通过对该书中圣人人格形象的考察，我们发现圣人人格的基本内涵是“仁且智”，这与孟子将圣人的人格内涵规定为“仁且智”是一致的。而《易传·系辞》作者则进一步发挥了孟子的圣人思想。将圣人人格的内涵“仁”且“智”描述的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易传·系辞》作者所描述的圣人是不仅是“仁且智”者。而且是当权者。这里表现出浓厚的儒家志趣。这是符合儒家所推崇的圣人。而道家庄子否定圣人、圣人之道与《易传，系辞》中肯定圣人、圣人之道是对立的。由此可断定，《易传·系辞》为儒家典籍，《易传·系辞》不是道家系统的作品。
　　
　　三、《易传·系辞》中的君子
　　
　　如果说通过对《易传·系辞》中圣人考察，其分量不足于完全推翻陈老的上述观点的话。那么我们继续考察一下该书中的君子。
　　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里，圣人制作了《易经》，并按照《易经》大旨行事，他是一位“仁且智”者。是“王天下”的人物；君子则是圣人实现“王天下”大业的辅助者。君子在《易传·系辞》中人格形象也比较突出，下面我们也考察一下。通过此，我们就会发现君子人格的内涵。
　　首先，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中。君子服从命运的安排，乐于行君子之道。“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他们所谓的君子之道。实际上就是君子服从命运的安排，主动辅助圣人，通过此实现自己建功立业。而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孔子认为，君子之道最重要的一条是服从命运。君子必须认识到自己只是君子。《易传·系辞》作者对君子之道的理解。显然是对孔子的君子之道的继承。如果说，圣人是儒家所称颂的圣人，而决不是道家非宗法伦理的道家圣人；同样，君子是遵从封建伦理的君子，决非秉承自然本性、脱离礼制约束的道家君子。但有必要指出地是，在《易传，系辞》作者的视域中，君子与圣人相对应，是民。但君子又不是一般的“民”，如《易传·系辞》作者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从这我们可见，君子是了解“天地之道”的，而一般百姓则是“日用而不知”。可见，君子虽不及圣人高明。但他又是民所不及的。
　　其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眼中。君子是在位者。君子的“位”是凭自身的德行和才干获得的，而且君子的“位”与其德行和才干相符。君子作为在位者，通过修身不断完善自己的德行。修身的具体内容是“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的优良的德行体现为在日常生活中积“善”与行“仁”心：与人交往中不卑不亢。再者，君子作为在位者，有出色的才干，“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做事是先做好准备。然后因时而动。君子在位时。身安而“不忘危”。不沉溺享受；正因为君子能居安思危。所以国家才能平安。
　　再次，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中，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必须了解“天地之道”的抽象物——《易经》，同时必须依“天地之道”来参验人事。只有这样。君子才能达到圆满的结局。《易传·系辞》作者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白天佑之，吉，无不利’。”《易传·系辞》中大量借用孔子的话，说明君子必须依《易经》行事，君子行动要慎重，语言要缜密；只有这样，君子才能成就事业。该书作者认为。真正的君子行动。必须“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只有这样，《易经》才会作出响应。《易传·系辞》作者认为，君子行事一定要重视圣人制作的《易经》，并且要依《易经》行动，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天地之道，更好地辅佐圣人，做好事情。君子自己行事才会有好的结局。
　　最后，在《易传·系辞》作者的眼中，君子与圣人不同，圣人是“仁且智”者，是无与伦比的。而君子则凭德行和能力才能守位。他通过辅助圣人治化天下百姓，才会完成自己的理想。在该书作者眼里，圣人是“生而知之”者，而君子则是“学而知之”者。圣人是《易经》的创造者和运用者。君子仅是《易经》的学习者和运用者。《易传·系辞》作者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孔、孟君子观。
　　综合以上，我们可看出，《易传·系辞》中君子的人格形象体现出的君子人格基本内涵是有道德操守和在位者、行“仁”心。与儒家所赋予君子的人格内涵非常一致；而道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是脱离礼制约束、承袭自然本性。从这我们可得出，《易传·系辞》是儒家的典籍。
　　通过以上对《易传·系辞》中圣人和君子这两个重要人格形象的考察，寻觅出圣人与君子人格的内涵，我们可以断定《易传·系辞》是儒家典籍，尽管它的内容可能掺入了其它学派的一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