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王船山的《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人们有多种看法。但这些看法不是不符合事实就是语焉不详。我们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
　　关键词：《四书笺解》；王船山；吕留良
　　
　　对王船山的《四书笺解》(或题为《四书授义》、《子王子四书授义》)，其八世从孙王之春有这样的评论：“吾宗船山公讲求质学，兼综汉、宋，于四书尝有《稗疏》、《考异》、《读大全说》诸”，既多所发明，然或囊同异，或辨性理。于初学为文模范者未之及焉，居尝诟病俗塾时艺讲章，莫轨正谊。课督之暇，辄取全书随意笺解，务使阅者恍然有悟。快然自得于心。盖意在示家垫法程，非云著述也。叩财于这部为授徒而作的讲义，王船山并无叙跋说明其撰写经过与著作年代。因而后人对此书的著作年代有多种猜测。
　　人们对王船山《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王孝鱼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可能与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初稿同时，至少也应该在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之前。他说：“至于本书的写作年代，船山并无序跋。王之春曾著《船山公年谱》，也未言及，我们无法确知。但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它的思想与《读四书大全说》大体相近。而对于《四书》文字的段落分析和每章的主题认识，又与《四书训义》相同，似乎本书就是《训义》的蓝本，其写作年代或与《大全说》初稿同时，至少当在重订《大全说》之前。”又说：“船山于1651年由桂林返家以后，即作隐遁生涯，闭门教读，从事著述。WwW.11665.Com由1655年写作《周易外传》起，到1665年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止，这10年间，他还写了《尚书引义》、《老子衍》、《黄书》等重要著作。这10年可以说是他精力最为旺盛的时代。本书《下论》卷中《卫灵公篇》‘由知德’章曾提到他父亲，说：‘先子曾以此请教于刘望圭先生’，则本书之作必在其父卒后，可以断言。其父卒于1647年。1647年至1651年。他正奔走国事，起义失败后又身人广西，最后才由桂林回家。这几年，根本没有著书的心情和机会。又本书对于子弟常有教导他们应试不可如此如彼的话。显然是为科举而发。永历一朝仍行科举。似乎本书之作，当在桂王尚未失败之前。如桂王已然被执，人了清朝统一的局面，以船山那样的民族精神，谅不会如此立言。其子王敌是康熙己亥岁贡生。己亥是康熙58年(1719年)，那时去船山之死(1692)已27年了。考桂王于1659年奔缅，1661年被执。桂王奔缅以前。船山颜其所居日续梦庵，表示希望未绝；奔缅以后。改名所居曰败叶庐。表示失败已极。从本书仍希望子弟们出而应试看来，似乎是尚在续梦庵中的心情。1665年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之时，已梦断5年了。因此，我们初步推断，本书的写作。当在1665年之前，更具体一点说，当在1659年之前。或者就是他在家垫讲授《四书》时，一面为子弟们随笔作些笺释，一面自己又作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们怀疑，本书有与《读四书大全说》初稿同时写作的可能。”
　　陈来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年代，应该在《读四书大全说》之后、《四书训义》之前。他说：“据此书的王之春序。此书乃作于《读四书大全说》之后，盖为初学者作法程也。其中所说亦可与《读书说》相参。又，《四书训义》始作于康熙19年，船山61岁，观《四书笺解》所论，当在《四书训义》之前”；陈先生又说：“另需指出，《四书笺解》与《四书训义》似兼为学子应举用，与《读四书大全说》形成、整理自己思想的札记不同。《四书笺解》、《四书训义》对朱子批评甚少，这也可能是个原因。但船山晚年思想越来越趋向道学。应是事实。”
　　张西堂先生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张先生在其所撰《王船山学谱·著述考》“四书笺解”条说：“案是书虽为时文而作，于先生思想之变迁，亦有可以参证之点。《读书大全说》卷十曰：‘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语甚奇特，非实有得于中而洞然见性。不能作此语也。……盖吾之性本天之理也。而天下之物理亦同此理也。……吾心之神明，虽己所固有，而本变动不居，若不穷理以知性，则变动不居者，不(选)极其神明之用也，固矣。心原是不恒底。有恒性而后有恒心。’此犹取朱子知性而后能尽心之说。故以为穷理知性而心之变动不居者乃能极其神明之用。至《笺解》则云：‘注谓知性而后能尽心，有说尽心而后能知性以实之。此说为长。若谓知性而后能尽心，不特于本文一串说下，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之理不顺。且所谓性即理者，指其实而言之，非可以理字代性字。盖理在事物在心皆谓之理，性即理，但指在心之理而言耳。若穷理则穷事物之理，故注又言格物。性岂可谓之物?又岂可在事物上能知性哉?径从知性上做工夫。如何能知?知性者实于己身未发之中、已发之和上体会。如此侧隐羞恶等心，在本体上具足仁义礼智之天德，若不尽吾心以求知。则不著不察。竟不知何者是吾性矣。此心字是心之神明，所谓心之官则思及《书》所云睿作圣者。尽心则静而体之，动而察之，以学问证之，极其恩之力。而后知吾性之所诚有。故日此说为长。若必要依注。亦只可云能察吾性实有之理则自能尽其心以穷天下之理。必不可以知性为格物也。’则反驳朱子以物格言知性。而不取知性而能尽心之说，与(张子正蒙注)之意见相合。此亦先生之思想，由其推崇朱子者转而推崇张子之明证也。说更详下。”“说更详下”当指其对《张子正蒙注》的考证。于“张子正蒙注”条。说：“案：是书《序》言‘张子育无非《易》’，‘非张子其孰与归?’足见先生之推崇张子及所以著为此书之意。今考是书于程朱颇致讥评，盖著述时间较《读四书大全说》、《礼记章句》为晚，是二书犹有称颂程朱者，而《正蒙注》则绝无一言。此可以推见者一也。先生物质不灭之说，始畅言于是书。与《周易内传》更为接近。《内传》著成时间亦晚，此可以推见者二也。是书言尽心知性与《四书笺解》较合，《笺解》较晚于《读四书大全说》，此可以推见者三也。综此三点，皆足见是书著述时间较晚。”显然，张先生认为，《四书笺解》的著作时间与《张子正蒙注》相近，著述时间较晚。
　　萧楚父先生则将《四书笺解》系于康熙25年(1686年)，是年船山68岁。但他又说：“《四书笺解》十一卷，立论与《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有别。不再拘守朱熹注而多独立发挥。亦当完成于60岁之后。”
　　王孝鱼先生与陈来先生关于《四书笺解》著作年代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张西堂先生与萧楚父先生的看法比较符合实际。可惜，张先生的结论主要是从船山思想变迁角度推测出来的，比较含糊。且欠实证；萧先生的结论相当明确，但是，无论是其独撰的《王夫之年表》，还是与人合撰的《王夫之评传》，都没有提供其得出该结论的详细证据。
　　我们也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是《四书笺解》里面的几条材料。兹略加考证如下：
　　《四书笺解》卷二《中庸》部分末尾有这样一段文字：“所解通一部《中庸》合为一章。每章合为一句。虽未知有当于子思本旨与否，而不敢如讲章时文之割裂牵合。以致文理不通而大义愈晦。知此。则知古人文字无前后不相应而相背之理，抑知自我作文字。须一意到底，不可凑合求成一片段而已。存乎普通者。不枉老人病中劳苦也。对于这段文字，点校者作校记云：“本段一百零九字，湖北藩署本无之。湖南图书馆藏钞本、罗正钧钞本及《船山学报》本均有此段而有个别无关紧要之异文。兹据《学报》本增人。”从其中“虽未知有当于子恩本旨与否，而不敢如讲章时文之割裂牵合。以致文理不通而大义愈晦”句的语气看，这是船山之夫子自道。而非其后人或弟子所敢说、所当说。而其中“不枉老人病中劳苦”的说法，与船山晚年疾病不断、然仍著述不辍的事实吻合，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四书笺解》属于船山晚年著作。
　　在对《孟子·离娄》“曾子居武城”章的笺解中，船山还引证过蒙之鸿的说法：“蒙甘来日：鸿案：禹、稷、颜子所同之道。是以仁言。进而救民，仁；退而修己，亦仁也。故《注》曰：‘其心一而已。’曾子、子思所同之道，是以义言。君臣师弟皆以义合。或远害。或死难，自有所为制事之宜，故《注》曰：‘惟其是而已。’”蒙之鸿，字甘来，船山朋友蒙正发之子。船山弟子。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4卷“蒙之鸿”条谓：“蒙之鸿，衡山岁贡。父正发，崇阳人，寓衡阳南乡之斗岭。没后子孙归崇阳，惟之鸿以长子留守墓。从王夫之学。所造颇深。著有《遣心集诗稿》。教授乡塾，与夫之子敢唱酬甚多。”又加案语曰：“《董斋诗分体稿》甲子年有《五日同刘、蒙两生小饮》五律一首，所称蒙生当即之鸿。蒙圣功没于己未，《广哀诗》述其孤尚幼。甲子上距己未六年，《通志·流寓传》述之鸿为长子，则其时已游门下矣。”“己未”乃康熙18年(1679年)。“甲子”为康熙23年(1684年)。蒙之鸿何时开始从船山学，不详。可以肯定的是。蒙之鸿并不是船山早年弟子(船山《广哀诗·蒙谏议正发》有“萧条斗岭山，遗孤未成童”句。蒙正发逝世时。船山61岁)，而所引文字亦非蒙之鸿从学船山之初所作。蒙之鸿的说法为船山所引。而所引证之言中有“鸿案”字样。似非师徒交谈语。当属蒙之鸿著作中文字。若能找到相关著作并加以查证，对考证《四书笺解》成书的确切时间是有帮助的。虽然我们没能据此而知《四书笺解》成书的确切时间。但是这至少可作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的一个证据。
　　要考定《四书笺解》的较为确切的成书时间，我们得依靠书中船山提及吕用晦的两条材料。
　　(1)、对《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四书笺解》笺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此节只为三‘斯’字。俗解因之悖谬，将‘斯’字作见成说，言有道则三者自咸善，却不说如何是道，岂是临终告诫，尚作半吞半吐语而不为人说破乎?且只一道。便是三者之效自速至，则所贵者一而已，何以云三?若说有此三效，则道之为效。又岂此三者之至?‘笾豆’亦有道。自然整齐，俗解不通。近来吕用晦亦主此说。皆讲章之痞，自心与《注》相背。《注》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工夫。‘斯’字下得急，言就要如此操存。此三者常常参前倚衡。而临发见时，有急急提醒省察，以防其不然，是修身切紧工夫。一念不可放下，一动一言之顷，迟刻即成过矣。君子所重之道在此。不在文物也。”
　　(2)、对《论语·尧日第二十》“尧日咨尔舜”章，《四书笺解》笺曰：“此章俗讲及时文拈一‘中’字作血脉，甚是无谓。近日吕用晦辨之。是也。”
　　船山在这两个地方所所说到的吕用晦。就是吕留良。吕留良，字庄生，号东庄；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嘉兴府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崇德县名为石门县)人。明崇祯二年己巳(1629年)生，清康熙22年癸亥(1683年)卒。根据现有的资料，船山与晚村并无交往，因此，船山对晚村有关《四书》看法的了解似乎不是通过私交的方式得到的，而可能是通过阅读晚村的有关著作获得的。

　　而吕留良关于《四书》的看法是通过点评时文来表达的。他在这个方面的著作的著作很多。但是，我们翻查了我们所能见到的、晚村点评的《钱吉士先生全稿》(1681年)、《杨维节先生稿》、《艾千子先生全稿》、《章大力先生全稿》(这三种属“江西五家稿”本，1682年)等书。发现均无与船山所评论相吻合的内容，只有《天盖楼偶评》(1672年)有两段评语与船山所评论内容有所关联：“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这两段评语亦非与船山所评论完全吻合，而且船山评论所涉及的其他内容又完全阙如。相反。我们在后人汇集晚村八股文评语而成的三种关于《四书》的著作中。发现都有与船山所评论相吻合的内容。《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其中论及晚村，一则曰“近来”，再则曰“近日”，所依据的当非以前梓行的晚村所点评的著作；另外。考虑到晚村著作的内容与船山评论的吻合程度，我们认为，船山书中对晚村的评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后人编辑的著作。这种可能性最大。这三种关于《四书》的著作都是在吕留良逝世以后才编辑、刊行的，它们是：“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46卷(康熙23年金陵大业堂刊本)；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43卷(康熙25年映旭斋刻本)；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42卷、附严鸿逵记《亲炙录》89条，《吕子评语馀编》8卷附《亲炙录》6条(康熙55年晚闻轩刻本。三种中陈镟所编较周在延本为善。而车鼎丰所辑更为完备。并附所评原文之语句，尤便参考)。”车鼎丰所编本在船山逝世之后刊行。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可以不论。如果船山对晚村的评论所依据的就是这些后人汇集其八股文评语而成的关于《四书》的著作，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与《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种是船山曾经得以寓目的。
　　我们知道，钱陆灿为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撰写的、置于该书卷首的序文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岁在甲子六月朔旦”，那么《天盖楼四书语录》是1684年后半年刊刻完成、流通的。而陈镟《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识语》对所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成书过程则有这样的叙述：“……镟自甲寅岁受业于先生之门。于先生之书，寻绎盖亦有年。而未有以得其要领。自先生之亡，尝欲掇其大要。编为一书，俾夫穷乡晚进有志之士，便于观览而未之敢也。近睹坊间有《四书语录》之刻，谬戾殊甚。其中有非先生语而混入者，有妄意增删遂至文气不相联贯者，有议论紧要而妄削之者，其所载无党述评十居其四，甚有以述评语为先生语者。种种谬戾，不可悉数。镟窃惧夫后之学者，昧其源流，而以为先生之书如此，其为惑误不小也。用是不揣固陋。编为《讲义》一书。间与同学蔡大章云就、严鸿逵庚臣、董采载臣及先生嗣子葆中无党。更互商酌。自春徂夏，凡六阅月而后成。读者诚由是书以求朱子之书，则孔孟之道可得而复明矣。门人陈镟谨识。时康熙丙寅立冬后四日。”据此，则《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是1686年年底才刊刻完成、发行的。
　　如果船山读到的是周在延所编的《天盖楼四书语录》，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四书笺解》是1684年或以后完成的；如果船山读到的是陈镟所编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四书笺解》是1686年或以后完成的。要确定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天盖楼四书语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里面的相关段落与船山的评论进行对照。看哪一种与船山评论的内容更吻合。
　　吕留良对于《泰伯第八》“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章的看法，《天盖楼四书语录》辑作：“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岁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o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如此说方与曾子平生本领切合。o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o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辞气之道，则鄙倍自远。虽易近鄙处倍处。都不鄙不倍，也不是所以出处无根本工夫。也不必于出字补出根本工夫。斯字当下自然入而充足。o若论成德之效验，则存养之意居多；若论学者之修治。则省察之功为切。然其间又自有互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谓不可偏废也。o“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o‘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o对定执政大夫讲。非取门面阔绰也。上文君子所贵，下文则有司存，正为孟敬子箴规，移向他人不得。”《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则辑为：“三者修身之要，为为政之本。‘动’、‘正’、‘出’正有工夫。‘斯远’、‘斯近’乃得其所止耳。未动、正、出之前，有居敬涵养；临动、正、出之际，有慎独省察。此乃修身之本于诚正也。o‘斯’字合下便须如此。所以可贵。其根本全在存养精熟乃能得此。o朱子曰：‘斯字来得甚紧’。斯远暴慢。犹云便远暴慢。又云：‘道之所以可贵，惟是动容貌，自然便远暴慢；正颜色，自然便会近于信；出辞气，自然便会远鄙倍。所以贵乎道者，此也。’盖所以能一动正出而自然便会者。皆操存省察、无造次颠沛之违所致也。曾子举个现成样子，谓君子必须如此，‘所贵’二字即勉敬子以此三者操存省察。o“斯”“矣”二字正见可贵，须知有半部《大学》格致诚正修平日用力工夫在。o辞气之气，即指言语之声音神韵。若云辞本于气，此气字则养气之气，有大小本末之不同。况此两字并联。亦不得横生出侧重气字之说。”
　　吕留良对于《尧曰第二十》“尧日咨尔舜”章的看法。《天盖楼四书语录》辑作：“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迁陋者遵之以行文。后遂著为不刊之典。”《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则辑为：“此章原无以‘中’字统贯之义，自不通讲章造之。后遂著为不刊之典。故讲章之毒为最烈。”
　　对照说踢。这两种版本的相关文字，其内容与船山的评论基本上都是吻合的。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与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相关文字，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并无本质区别。正如莫伯骥先生所说，晚村“教人大要以格物穷理、辨别是非为先。以为姚江之说不息。紫阳之道不著。其议论壹发之于《四书》时文之评语。门人周在延、陈镟各以已意编次，虽不无互异，均之发明《章句》、《集注》之奥”。钱穆先生引述陈镟对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的批评之后亦说，周编《四书语录》“大体与陈编《讲义》无甚悬殊，疑当时以晚村书风行甚广。故不免为抑彼扬己以争行也。”
　　虽然周在延所编《天益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与陈镟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的相关文字，在内容方面，大体上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异文亦复不少，例如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所有的“非生安之质之所谓自然也”，“平时以此涵养，临事以此持守。亦非以生安之不易畿者责俗吏也。只将‘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一句重看，即得其旨矣”，“鄙是鄙，倍是倍，不可蒙混；得出辞气之道，则鄙倍自远。虽易近鄙处倍处，都不郧不倍，也不是所以出处无根本工夫。也不必于出字补出根本工夫。斯字当下自然入而充足”。“若论成德之效验，则存养之意居多；若论学者之修治。则省察之功为切。然其间又自有互根交致之理，此朱子之所谓不可偏废也”，“对定执政大夫讲，非取门面阔绰也。上文君子所贵，下文则有司存，正为孟敬子箴规，移向他人不得”以及“迂陋者遵之以行文”等文字，陈镟所编的《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都没有。相反，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的这些“异文”，其中的大部分，我们都可以在以谨严完备见称的、由车鼎丰所编的《吕子评语》见到。比较而言。周在延所编《天盖楼四书语录》相关文字的内容与船山所评论的更加吻合，这说明船山读过《天盖楼四书语录》的可能性更大，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四书笺解》是1684年以后完成的。
　　此外，船山《搔首问》亦谓：“近有崇德人吕留良字用晦。极诋陆王之学，以卫朱子之教，是已。乃其称道三苏不绝。苏氏岂敢望陆王之肩背者!子静律己之严，伯安匡济之猷，使不浸淫浮屠，自是泰山乔岳。……朱子与子静争辨。子静足以当朱子之辨者。……”又谓：“俗学之遵朱子，适以亵侮朱子为大慝耳。朱子之注圣经，初非为经生求名计。况倚以选刊时文、教人趋捷径而自牟利乎!若吕生者，读陆子静白鹿《喻义章》讲说，不知尚有耻心存焉否也?奉朱子之绪论。遂敢目空古今。其无岂惮也，不但辨陆王而止。且讥康斋之欲人内阁、白沙之应召拜官。君子出处之节，岂雌黄时文、教人作倚门桩以射书贾之利者所能识邪!甘泉、念菴并遭非毁，薛文清、罗文毅犹不在其意中。鬻虚名，牟厚利，是姨门限门外人。不知量，不思咎，喋喋烦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况锥刀为小人之已细者乎!”《搔首问》作于1685年前后。船山在1685年前后完成的著作中谓“近有……”，其对晚村的批评所依据的亦可能是周在延所编的《天盖楼四书语录》。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考定船山《四书笺解》著作时间的一个旁证。
　　1684年是《四书笺解》著作时间的上限。《四书笺解》完成时间的下限应该不会晚于康熙27年戊辰(1688年)。我们的理由是，根据王之春撰《船山公年谱》，康熙26年丁卯(1687年)，船山之子王敌“筑蕉畦于草堂之侧，授生童经业”。以推测，这时船山已经将教导子弟、生徒应举方面的事情交由王敌负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船山在这一年所写的《又与幼重侄书》看出。船山说：“无日不在病中，血气俱尽，但灵明在耳。三侄孙文字亦有线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笔太重则近粗俗。已嘱敌令教之以清秀。为人亦和顺沉潜，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穷，闲住一二年，或可习为萧散。”“已嘱敌令教之以清秀”说明他自己已经不再做这方面的工作。而《四书笺解》主要是一部授生徒的讲义，为时文、应举之作，显然，《四书笺解》应该是船山自己尚在教授生徒时完成的。因此，我们认为《四书笺解》的完成时间不会晚于康熙27年戊辰(1688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四书笺解》为船山晚年著作，而且很有可能是在康熙23～27年(1684～1688年)、也就是船山66～70岁之间完成的。